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
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51年，在我们老家土改时，有这样一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标语口号：“土地就是铁饭碗，有了土地就有饭;土地就是刮金板，有了土地好生产”。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所致的两极分化，朝庭腐败、苛捐杂税迫使农民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希望造反后能实现均田地、均贫富的平等愿望。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有此意。现在的国企、矿产、商业、交通运输等其所以不断深化被卖而基本私有化后，就官商勾结逼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的农民卖地。可见有史以来，土地不仅是农民、国家生存发展之本，更是当今官商最后大捞一把暴富的绝招。不少城市附近地区将农民的地卖完后，将盖得整整齐齐的村民楼房硬拆掉逼其住上高层，再将庄基地官商勾结，发最后一次横财。有的地卖掉后多少年荒芜，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城乡一体化——实质是让农民变成与“裸官”正好相反真正的裸民。因为“裸官”是将不义之财和亲属都弄到外国，他自己还在中国盘剥，一旦有对其不得的风吹草动，他就偷跑了。然而刘庄、华西、南街、兴十四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成千上万共富村、社，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一分地都不能卖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综合发展成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城乡一体化的榜样，而且还是可持续发展典范。
对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1987年以布伦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做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100多种，但被广泛接受影响最大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施者是仍然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富村、社，并给全国做出了榜样，也引起世界的关注。包产到户和卖国企的发展，只能是两极分化民遭殃、三代同下岗、祖孙都流浪的裸工、裸农的倒退——地下资源被浩劫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家财富三大资产阶级垄断(0.4%者占70%社会财富)，人民身上新三座大山(5%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群体差234倍以上)。
共富村、社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他们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理直气壮地按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综合发展，顶住来自左右的干扰，特别是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干扰。长工村里长工后代史来贺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在报上点受攻击、批判，也要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让美国女记者两次来刘庄，在社员家住一个多月后，非常感慨而激动地向世人说出了：“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抗日英雄十七烈士惨案唯一幸存者雷金河，宁三次进京找抗战时结交的中央领导，死也不怕地不包产到户，终于捍卫住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研究中国人民公社的活教材;王宏斌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后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连宝岛台湾省的电视台也专门采访报道南街村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些村一分地都不能卖给外商和开发商，即使引进资金和外商，也是在村集体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下。就象马克思教导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些村已经或初步建成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民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的基层组织。社员们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餋，病的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因为这儿无老板和老板党员，社员都是集体三大产业的主人，在公有制三大产业平等上班，蛋糕越做越大，分蛋糕的刀柄在自己手里，分配当然公平。
共富村、社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他们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现已建成人与人、人自然和谐相处，空气新鲜，环境优美，生态相对平衡的美好环境。因为社员都是三大产业的主人，不存在承包期限，将眼前和将来统筹安排，规划长远。如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人拉犁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然而，李克强总理宣扬的安徽安徽凤阳却榜上无名。
共富村、社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各自都有数个到数十个现代化的一、二、三产业，产值在数亿、数十亿，华西则更多而成为天下第一村。在此不再赘述，请网友参看笔者相关文章。
这些村、社的干部和社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鼓，充分发挥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威力，正如毛主席1955年农业合作化初期，对《对多余的劳动力找出了出路》一文的按语所赞扬的那样：“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些村、社已经初步或基本发展成“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
但包产到户、国企被卖的各行各业，那一个能和这些共富村相比。就连李总理从“两会”到《求是》的文章“谈做蛋糕与分蛋糕”仅两个月就几次念念不忘安徽凤阳，也没有举出一个村建成了城乡一体化，更不能与这些村、社相比而自我赞扬改旗易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农民在全国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贫困和饥饿所迫。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体制一改就大变样，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然而，这些共富村、社“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解决温饱不在话下地为城乡一体化做出了榜样。这些村被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种媒(连祖国未统一的台湾媒体)炒得火热，难道我们的总理还不知道吗!?
总而言之，国企是社会主义工业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之本;土地不仅是农村生存发展之本，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城乡一体化之本;二者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之本。卖国企、包产到-卖地将大多数工农群众必然搞成裸工、裸农。这就是“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给公有制社会主义中国带来的灾害难——首先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宣扬他们自己失去民心的信仰，把人的思想搞乱——信仰危机;再搞包产到户、卖国企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四五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名符其实的裸工;让两三亿农民工为谋生妻离子散到处流浪，让农村成了老人和近两亿妇女、留守儿童的99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因而，中国要让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必须正本清源。首先狠批、彻底清算三不一少，且越早越好。这样才能像共富村、社—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共富村、社，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方中国大放光芒，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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