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今天报道周家庄，有啥意味？

　　第一次看到关于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河北晋州市周家庄的报道，是在网络上、网友转发的帖子上——其中一种版本题为《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 无一人外出打工》。那会儿，真是几多欣喜、几多惊叹、几多泪奔。

　　欣喜，在于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公社还没有绝种，还有“最后的人民公社”;惊叹，周家庄的人民公社制度，一点生于红色经典岁月的星星之火，是如何在一片五颜六色的特色海洋中存活至今的?泪奔，纠结人民公社，这一人类历史走到上世纪中叶而产生的一面空前光辉绚烂的红旗，到如今咋就只剩下残破一隅了呢???

　　今天清晨，翻开《新华每日电讯》，出乎意料地在第5版(新华社新媒体专线)发现一篇题为《“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的文章。眼前一亮自不待言，但我马上开始思考的问题是：新华社今天报道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人民公社的周家庄，是不是有啥意味啊?

　　都说主流媒体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买办势力操纵控制，大都不说人话，或者看上去说人话，事实上说的是鬼话。设此不假，则单就现象观之，近来新华社的表现是不是可以说明这种由貌似崇尚正面而实质是反动派操纵控制主流媒体的情况正在继续发生变化?

　　我个人爱好阅读，但真正可以进入个人爱好的阅读对象却从来不多。就纸质报刊而言，《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是我唯一钟情的两个对象。然而不客气地讲，之前相对于大多数特色河蟹地方刊物言不及义、不疼不痒的文字垃圾，即便是像《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这样的党报党刊里面，真正触及灵魂的文章也是不多见的。不过像类似《民主生活会上那些似曾相识的批评高频词》(新华每日电讯)、《请“转”到群众频道上》(人民日报)这样敢于真正说真话、道实在话的文章，却不仅值得一看，而且似乎它们的刊登别有意味。

　　话题回到周家庄。这次新华社篇幅不多但浓墨重彩、旗帜鲜明地报道周家庄，开篇导语写道，“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任何人无需任何提示都可以注意到，“改天换地”是打上了引号的。

　　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意识领域，组织化的集体力量通常总是远远大过分散的个体力量之和。本文无意讲解、重复虽然远去但并不很远的历史，更无意对越来越清楚的逻辑和事实作多余的评论。毛主席说，反面教员是最好的教员。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小打小闹、一盘散沙的旧社会小生产方式及其附属或派生的小恩小惠来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组织化的效益和福利当然就是最尖锐的反面教员。

　　新华社《“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这篇文章的中间说，“历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文章倒数第二段则借周家庄人的视界写道，“在刘国运眼中,目前周家庄的这种水平就是中国梦所意味的好日子。”最后是文章结尾：“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

　　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是什么抉择?还是参照前例，大家用脚投票，拒绝抉择?周家庄“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这“另一种答案”，又是什么答案呢?报道似乎在留下悬念的同时，表明了难得的立场和态度。

　　(2014年6月23日)

新华网：“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

　　【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新华社北京新媒体专电(记者梁赛玉　郭鑫　曹国厂　白林)70岁的张锁印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农民。60多年来他的工作一直由生产队长分配,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乡里统一年终分红……仿佛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周家庄自1951年将土地从一家一户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但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伴随着大片的金黄麦田涌入眼帘,车已经驶入了周家庄乡。乡里的马路笔直平坦,干净整洁的独门独户随处可见,乡政府大喇叭有时候还会播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

　　张锁印干了一辈子农活,从不操心地里该种些什么,因为这都是集体统一安排。现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园,打扫卫生,年底能分红1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享受着乡里发放的养老津贴等11项福利。

　　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除了集体耕作,从1982年开始,周家庄乡还统一为社员们盖楼。张锁印说,“没有条件的乡里资助,盖房子集体盖。”如今,他还打算搬进即将竣工的高楼,水、电、供暖、燃气一应俱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张锁印觉得这都是“集体的功劳”:“咱集体把决策一定下来,就干。这是很大的优越性。”他说,集体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乡里有建筑队,俺们全乡的公路、街道、小巷子这两年全部硬化了。”

　　1982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全国农村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周家庄是个例外,依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周家庄也曾组织社员投票表决,但多数人表示不同意,乡里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张锁印回忆道:“当时国家也说,不搞一刀切,农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况决定。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到现在了。”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乡顾问刘国运说,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加上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这些都是“大集体”得以延续的原因。

　　历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兜里有钱花,手中有粮食”——谈到周家庄乡人对“幸福”的定义,刘国运说了这样四句朴实的话,这似乎也代表着这个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农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刘国运眼中,目前周家庄的这种水平就是中国梦所意味的好日子。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

新华网特稿报道周家庄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梁赛玉　郭鑫　曹国厂　白林)70岁的张锁印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农民。60多年来他的工作一直由生产队长分配，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乡里统一年终分红……彷佛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周家庄自1951年将土地从一家一户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但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从晋州市区出发约5分钟车程，伴随着大片的金黄麦田涌入眼帘，车已经驶入了周家庄乡。乡里的马路笔直平坦，干净整洁的独门独户随处可见，乡政府大喇叭有时候还会播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

　　张锁印干了一辈子农活，从不操心地里该种些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集体统一来安排。现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园，打扫卫生，年底能分红1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享受着乡里发放的养老津贴等11项福利。

　　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自从有了集体，粮食产量上去了，分钱也多了，这几年，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张锁印说。

　　除了集体耕作，从1982年开始，周家庄乡还统一为社员们盖楼。张锁印说，“没有条件的乡里资助，盖房子集体盖。”其后的12年间，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盖了三套婚房。如今，他还打算搬进即将竣工的高楼，水、电、供暖、燃气一应俱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张锁印觉得这都是“集体的功劳”：“咱集体把决策一定下来，就干。这是很大的优越性。”他说，集体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乡里有建筑队，俺们全乡的公路、街道、小巷子这两年全部硬化了。”

　　周家庄乡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虽然提起人民公社，有些人会联想到“大跃进”“大锅饭”等名词，不过，周家庄乡人不以为然。

　　1978年安徽小岗村带头改革。到1982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全国农村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周家庄是个例外，依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周家庄也曾组织社员投票表决，但多数人表示不同意，乡里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张锁印回忆道：“当时国家也说，不搞一刀切，农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况决定。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到现在了。”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乡顾问刘国运说，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加上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这些都是“大集体”得以延续的原因。

　　历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周家庄并非孤立于岸边。在国家提倡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当下，雷宗奎——当年领头人雷金河的孙子，带领这个大集体走上“外部接市场，内部搞规划”的路子。

　　周家庄由于具有土地规模化经营优势，红地球葡萄、鸭梨、高档苗木、小麦和有机蔬菜，千亩成方，百亩一色。“挑选效益最高的农作物根据订单生产，在10个生产队中分配，防止重复投入。”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兜里有钱花，手中有粮食”——谈到周家庄乡人对“幸福”的定义，刘国运说了这样四句朴实的话，这似乎也代表着这个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农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刘国运眼中，目前周家庄的这种水平就是中国梦所意味的好日子。“如果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达到这个样子，2020年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农村城镇化也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观察人士指出，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作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周家庄乡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都有借鉴意义。

　　“农民都进城了，种地怎么办?吃饭怎么办?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土地，把环境搞好。”雷宗奎说，周家庄有自己的仓库，农民上楼了，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农具还可以统一摆放。

　　刘国运认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下，除了提倡机械化，农民应该有一种精神，有点“劳动精神”，周家庄乡60多年不分家，农民在集体中接受熏陶、培养和教育，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不太一样。

　　张锁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主要任务是农活和果园里的活儿，收入并不如第九生产队，但却并不眼红。“每个队都搞旅游，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不如集中搞一个。”他说。

　　现在，张锁印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集体干活，三个孙儿也开始陆续长大成人，大孙子在外读大学。“那是国家的人，不会回来的。”张锁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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