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三最”的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这些留下的粮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时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毫不犹豫，且铁腕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这个彻底否定产生的恶劣影响，随着时光的冲洗，正越来越清晰的显影!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
一、农村实行改革的核心就是私有化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清楚地表明：彻底改变私有制性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独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崭新的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为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懈的追求;在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也是波澜壮阔和艰难困苦的伟大实践。而农村改革竟然“一刀切”的私有化了，对这种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集体所有制进行全面彻底的否定，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做到了，而若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100年后都是个梦!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中央高层产生严重对立。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中央高层产生严重对立!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尤其是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 “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4、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万里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并消灭了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赵紫阳当总理后，面对强烈的反对，获得总设计师支持，通过高压政治“不换思想，就换人”，要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到底。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不愿意分田到户，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严令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在农村全部实行土地私有化，“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农村集体所有制全部摧毁，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就是这场变革的核心!这场否认集体经济的改革，比当年搞“土改”还彻底，以致到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5、“要吃米，找万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1975-1979年也是如此。“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有的网友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执行走样了，用老百姓的话讲：经是好经，被和尚念歪了!可通过这些年的实践看，有的经就不是什么好经。至少赵紫阳执政时期，他身边的精英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坑害百姓的坏主意，在顶层也没设计出一部好经!除了推行私有化，就是自由化，要不就全盘西化，否定人民公社更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以致酿成震惊天下的“六四风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结局，只剩一步之遥!
二、农村私有化造成十大灾难性影响
中国的农村情况差别很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不相同，各地集体经济实力各不相同，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律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这种“一刀切”的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猖獗，也至少造成十大负面影响。
1、集体财产一夜被分光。随着农村公有制解体，长期积累的集体财产一夜被分光，绝大部分被中饱了私囊。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都愤怒的发声：农村中“特权阶层如此尽情地侵吞财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交易的规模之广、对普通社员利益的损害之深，真让人难以想象”。
2、农村水利设施严重破坏。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先后建成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还基本消灭了大面积干旱现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现在农村没有了集体经济，不仅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停滞，原有的农村基本水利设施也遭到破坏。韩丁：农业私有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农村的基础设施：“无论怎么看，农田道路，特别是用于灌溉和防洪的水库、水坝、堤防和梯田都是惊人的成就。但在后毛泽东时代，现存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被忽视，最终遭到破坏”。2012年8月10日，舟山市沈家坑水库坍塌;2013年2月2日，离乌鲁木齐城区10公里的联丰水库溃坝;2013年2月15日洪洞县曲亭中型水库垮塌。就连林州红旗渠任村段都突发决口，部分村庄被淹!近年，罕见的大旱袭击降水丰沛的中国西南，整个普洱市213座小二型水库，有177是病险水库。 遵义市数万座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人均水资源逐渐下降，现在大约是2100方，被列入全世界13个最贫水国家!
3、两极分化问题十分严重。韩丁：在“一部分人必须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是靠与官员的关系并受到优待才致富的。确实，许多官员能够把肥沃的土地转包给这些少数的幸运儿，重现“1949年以前农村经济中出现的剥削性的转租协议”。另一方面，农村中还有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的穷苦劳动力——他们的确没有任何“官方关系”。
农村两极分化突出表现在，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韩丁：“取消了曾经由公社和大队提供的吃、穿、住、医、葬等‘五保’费用”;农村教育和医疗设施不断恶化，农民集体意识丧失。随着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落意识逐渐瓦解，农村道德则出现大面积塌陷，就出现一个突出的矛盾：乡村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人来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乡镇一级政府只好选择村里的富人治村，他们有经济能力，在村里有经济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开展，这就形成了整个农村都呈现“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在农村两级分化加剧的前提下，富人在经济和权力上都占有压倒性优势，普通农民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少。
4、社会身份基本丧失。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身份就是人的地位。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农民丧失了公社社员，就丧失了社会身份，丧失了社会地位，也就丧失了社会尊严，甚至丧失了人的基本尊严(世界各国的小农都处于最没尊严的境况)。作为个体的农户，耕种几亩地外，剩余的劳动力没有集体组织，就只能离井背乡去四处奔波打工，得到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农民工;得到一个轻蔑的称呼—打工仔。给资本家打工怎么可能有平等?怎么能保证人性的尊严?丧失社会身份，那部分社会能来保护你?即使如此，一年到头下来讨不到工钱，还经常被黑心老板们打死打伤。
5、毒化农产品充斥市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利润，而一个农民不耕种150亩以上的规模，只能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比较效益。那么，为了获取利润，只能想歪门邪道，生产产量高的有毒农产品，包括畜牧产品。而且就是行政管制，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推行标准化，中国的农畜产品中，几乎什么毒花生、毒生姜、毒猕猴桃、毒豆角、毒韭菜、毒节瓜、毒西红柿、毒大米、毒牛奶、毒油料、毒猪肉等等，已到了“无毒不有”!毒化农畜产品充斥市场?现在要想吃无毒的农畜产品，那绝对是奢望!在沈阳想吃无毒的菠菜，那几根就是十元钱，或者说，无毒农畜产品已成最为奢侈的商品。而不扭住农村私有化的闸门，一家一户的经营加市场经济，有毒农蓄产品就会洪流滚滚!
联合早报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报道惊呼：《中国人要集体自杀吗?》。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吃饭，可吃的馒头有毒，面粉掺了过量石粉;吃的猪肉注水;吃的蔬菜是用各种各样的农药培植出来的，如，西红柿用催熟剂催，不发芽的大蒜用避孕药泡、毒蘑菇，民间流传“要想死得快，就吃寿光菜”;婴儿喝了某种毒奶粉，不小心就变成了不健康孩子等等。
6、农业劳动力素质全面下降。战时，因青壮男女参战和支前，只有老人和幼儿留守农村。现在中国许多农村十室九空，基本见不到50岁以下男女。田里劳作的是清一色老人，田埂地头还放着一两个幼子。像怀安大山深处，曾有百十号人的一个山村，现只剩6个孤寡老男人。别说修塘，现在谁家死人，都很难找人抬出去。今年8月，美国萨克斯教授一行来宁夏扶贫调研。令他特别震憾：一些农村出现只在战争年代才发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联。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扶贫顾问，他在宁夏报告了“惊人发现”。
一家一户种地，怎么吸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只有农业生产的规模大了，才能有条件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才能吸收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广阔天地，以新知识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可以吸收多少人才啊!”而现在农村除了老弱病残，青壮劳力都很少，年轻的姑娘更极为少见。农业劳动力素质全面下降到这种不堪的程度，中国农业的前途在哪?毛泽东时代致力于大批知识青年建设农村，改开让农村连个青壮劳力都没有了。没有年轻人，还建设什么新农村?
7、农村污染严重。很多生猪、鸡鸭养殖村，村内到处堆积粪便，常年臭气熏天，污水横流，顶风能臭几里地，农民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仅以湖南省为例，全年直接排放的畜禽粪便就达数以亿吨，这还不包括生活垃圾，不包括农药对环境的污染。18亿亩的耕地，四分之一受到严重的重金属的污染。而那黄浦江上一下就飘起几万头死猪，简直是一种恐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仅随意造成环境污染，更无力，也无责去治理环境。
8、种养处于盲从。自主生产完全受市场调节，难以计划控制，物价经常大起大落。我国农副产品价格“过山车”式大幅波动不断上演：昨天“姜你军”、“蒜你狠”、“逗你玩”，涨价涨的没边，明天又彻底进入熊市。这农产品过山车的价格波动，不是市场经济盲目性，给小农经济带来必然产生的灾难?对于到底该种什么，种多少，很多专业人士都没有明确答案，更别说没有什么消息来源的农民。这不仅关系农民的收入，更直接关系整个国家经济波动。
而“粮食饭碗”不能端在自己手里，这更是危险中的危险。粮食自给率必须要达到110%，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全。批判“以粮为纲”后，农民随意种养，可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只能达到80%，每年要大量进口粮食。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有钱也是不能从国际买到粮食的!
9、社会组织出现巨大真空。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基层单位。将人民公社简单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了，它造成了社会组织巨大的真空。随着青壮年劳力离乡进城务工，乡村的“空心化”早已不再是新鲜话题。而没有了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几亿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谁来管?
农村入室强奸中老年妇女已成普遍现象。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农村广大青壮年劳动力逐步外出打工，农村留守的都是妇女、儿童、老人，农村自治的治安力量不断弱化。2011年，安徽临泉县一名农民戴庆成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留守妇女116人，多数还实施抢劫。2012年，广西全州一男子陆某，一年来在农村入室盗窃、抢劫、强奸等案件106起，从2011年春到今年3月，49岁的王军先后40多次，潜入寡居的10余名老年妇女家中强奸施暴，其中年纪最长者95岁，最小的73岁。年事已高的留守老人频频被伤害，农村的夜晚似乎正成为罪恶肆虐的“法外之地”，这不是消灭人民公社出现的体制性悲剧!
留守儿童遭性侵更是农村的伤痛。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13岁的留守女童小雨(化名)，长达两年里遭村里众10多个中年人性侵，在小雨所经历的噩梦中，唯一不为所动的是个“傻子”，可见这个村庄很多村民的道准水准，还不如一个智力有缺陷的人。农村的一些小学校，更成了性侵留守儿童的地狱。留守儿童除性保护缺乏，因长期得不到父母直接关怀，教育和生命安全等都出现极大问题。
还有，“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城市农民工出现“临时夫妻”，仅柞水县杨四庙村媳妇与他人私奔的就有38人，接近全村成年男性人数的四成等等，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女孩，又有多少当了“小姐”?并由此引发了多少恶性重大杀人案件。而造成中国亿万农民工家庭肢解、破碎的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化解散了人民公社!
至于那些催人泪下的农村极端贫困家庭的悲惨，又有什么社会组织在管?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评选“最美爱心少年”，哪一个被初选的农村少年，不都是孤立无援的在苦难中苦苦挣扎。在这无数悲剧背后，显现出国家的发展速度和制度跟进的严重不协调，缺少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恶果越来越凸显。那农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拯救“沦陷的乡村”?
10、农业100年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农民”人均拥有2亩耕地，美国农场主平均拥有3000亩耕地，要在未来实现中国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持续有效发展，必须集中土地搞农业机械化。韩丁：“这个新的土地分配实际上排除了农业机械化。”因农村土地的私有化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土地不能集中使用，而没有土地集中使用就没有机械化，就没有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5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没看到雏形。现在作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重要内容，又和农民签订了50年不变的合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还要再搞50年一家一户经营，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至少100年不能实现!而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短条将制约整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改开35年，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三最”的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三、社会主义的方向决定农村必须实行集体经济
如果说包产到户作为过渡政策，或许有存在的必要，他在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决定，农村搞集体经济是必然趋势。
1、粮食连年丰收的三个要素。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粮食亩产(正常时最高产量)为600斤左右，粮食总产和单产稳定增长，到七十年代末基本上解决吃饭问题。而分田到户前后，亩产陡增到1200斤左右?对此，有人说：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带来了粮食增产和连年丰收。可这并非是私有化的功劳，而与三个因素密不可分：
一是杂交水稻技术研制成功。袁隆平在1973年(毛泽东时代)开启杂交水稻研究(杂交玉米、小麦良种培育)，1974年研制成功后，1978年全国基本普及，使粮食产量提高了%以上，这是粮食产量翻番的根本原因。随着普及面积逐年扩大，中国粮食总产量几乎年年大幅增长。
二是化肥广、农药的广泛应用。化肥是粮食的粮食，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先后从美、日等国引进化肥生产线，几乎县县都有化肥厂，至1978年化肥生产基本满足农业生产。1978年化学除草、农药大规模应用到农业生产，对稳定、提高农业粮食产量是个重要因素，并可节省约80倍的劳力，彻底将农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中解放出来。
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国家废止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仅此项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年近20%的持续增长，到2012年中央财政年初预算安排用于“三农”支出12286.6亿元;另外，国家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缩小“剪刀差”。
而这三个因素人民公社不仅没有，还要大量付出!分田到户初期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但一段时间后，种田成本太高，加上小农经济生产的局限性，导致农民大量抛荒。近三十年来亩产一直都维持在1200斤左右，总体亩产从没因分田到户有丝毫增加。
2、不能苛责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攻击和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口实，就是人民公社的效益不理想。可这样的苛责不是恶意，就是无知，也不符合实际。抛开人民公社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讲，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无论怎样“集约”都“不赚钱”。因按季节生产的东西，那是不能同按“分秒”生产的产品相比。美国农场主平均耕种3000亩地，依然无力“规模经营”“致富”，还得靠国家补贴生存。眼下每头“美牛”每天获2.2美元补贴，合人民币每年5500元。美国政府还补贴“休耕”，农民不种地照样得到种地的纯收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如此。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则要向国家交近万亿的资金，她用干瘪的奶在奶大我们的共和国。
3、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趋势出现。不都讲实践检验真理吗?分田单干以后，很多农民看到分田单干的严重危害，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河南南街村返回集体化制度后，从事方便面和锅巴的食品加工，1995年产值就超过12亿人民币;所有企业和农田都由集体所有和管理，农业生产也实现了机械化。1993年以来，南街村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带空调设备的三居室公寓，免费配备电视、冰箱和洗衣机。在中国数亿农民眼里，南街村的农民生活在乌托邦之中。
很多农民在逐步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来说，私有化是一场灾难。只有通过集体行动，他们才能实现繁荣和社会保障。陕西、河南、上海、山东、浙江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但都没有一种成熟的类似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
4、寻找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说明江泽民时期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农村私有化不是发展方向，但囿于当时社会政治力量的制约，即意识到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又不想触动人民公社的敏感神经，因而提出了寻找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但实事求是的讲，这个表述还不够明晰，还是羞羞答答的表达，也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在实践中明显得到贯彻和体现。
我们的总设计师在推行农村改革时都明确讲到两条：一是权宜之计;二是农村改革可以由公到私，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由私到公!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理直气壮的讲:“人民公社好!”那人民公社至少也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韩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生前长期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韩丁妹妹寒春长期定居中国，是第一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从1978年到2004年去世，韩丁每年(除一年外)都在中国居住5到6个月。从1980年到1985年，韩丁担任内蒙古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还在长弓村帮助农民实施农业机械化。但中国推行的私有化既同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冲突，也与长弓村项目相冲突，在花费400万美元和进行大量艰苦工作后，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被迫取消，长弓村综合机械化项目停止。韩丁位公认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国的私有化》一书，韩丁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新的分析，文中所引均出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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