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什么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学术取向和政策立场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理性如何坚实、缜密，他们的阶级背景或其他社会因素将决定他们思考的方式和结果。例如，马克思(1973:122)写道：“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它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们权重，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然而，真正的学者很少会有意识地为其阶级、集团利益辩护，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甚至与其所隶属的阶层往往相差很大。例如，苏格拉底就是一个石匠的儿子，但他的政治观念却是精英式的，他的学生也大都是贵族子弟。再如，李嘉图倡导的政策常常与其个人利益相悖：他是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之一，却反对该银行过多地盈利;当他不再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时，仍然维护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他是英国最富的人之一，却倡导对资本征税用以清偿国家债务;他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选择的议员席位，却支持议会改革以剥夺哲学和席位。更为明显的，我们可以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两人的出身和政策主张加以比较：李嘉图致富后买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一个大乡绅地主，马尔萨斯却一直是一个清教徒和教师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但是，李嘉图却极力主张非常当时有利于传统地主阶级的谷物法而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而马尔萨斯却极力维护谷物法而最多是一个冷淡的自由贸易者。然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却因在谷物法上的不同观点而被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为分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地主阶级的利益。
进一步地，通过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发现，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都具有社会特权背景(是贵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跳出当时教会或贵族精英的圈子，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而不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现状;而且，为了实现自己对人类社会的理念，他们的活动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小到被罚款、丧失经济保障，大到被流放、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死刑。相反，很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学者却往往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歇尔、罗斯巴德、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这些移民到纽约后在一个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16岁前完成高中并凭奖学金入读拉特格斯大学，读书的同时还在当地的饭店当服务员以及在一个百货公司做销售员，1932年又凭借奖学金而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33年在伯恩斯的帮助下获得哥伦比亚的奖学金。但是弗里德曼却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同时，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物质生产资料，并把这种经济权力上升为政治权力后，就逐渐控制了媒体、学术机构等精神生产资料，从而进一步生产出反映其意志的社会思想;正因如此，特别是当学术规范化、知识生产学院化以后，学术与政治就开始联结在一起，思想就开始受到压制了。马克思(1960: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问题是，正如埃尔斯特(2008:447)指出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确信在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至少最低限度地附符合了其自身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呢?问题不在于一个阶级如何选择其意识形态，而在于被选择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凭借这个阶级的阶级权力获得精神霸权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何以应该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呢?”
其实，就统治阶级对现世学术和思想的影响和控制的现状而言，马克思的论述固然不差，但从思想的起源看，统治阶级与思想演化之间的关系却往往相反。一般来说，首先漫长的人类互动萌生出了新思想，而随着新思想的传播，产生并壮大了与此相应的社会阶层;然后，当这种思想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以后，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新阶层也就适应时事所需而转化成了统治阶级;最后，作为统治阶级，它又会进一步宣传和抬高这种思想的地位，此时“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马克思，1960:3)。
也即，思想首先诞生于知识阶层，开始是具有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的开风气之先的先驱者，他发现了传统社会和学术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开始了孤声的呐喊;尽管经历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困苦和煎熬，但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而最终获得了少数聪慧而有远见之士的追随和继承，并在这些追随者的积极传播和完善之下而终于使得这些思想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与此思想相适应的阶层也开始从社会边缘上升为统治阶层，这也是为什么与统治阶级世界观相应的思想往往会在知识分子中赢得特别多支持的重要原因。
可见，社会阶层的产生和壮大，从终极原因上讲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但从直接原因上讲则是新思想的推动。当然，新思想在新的环境中又会逐渐变成传统智慧，不仅用于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且也会使人们的思维带上新的偏见。譬如，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虐穷”行为远比“仇富”心理更为严重，但很多经济学人却往往置“虐穷”行为于不顾，而热衷于大肆宣扬和抨击中国社会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这些经济学人可以地要维护某些特定的既得利益，而是深受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所支配，它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教条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从而将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机制下财富分配都视为公正合理的，并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凯恩斯(1999:397)就指出，“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扩大了……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同时，这些经济学人之所以信奉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很大程度上又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从而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哈耶克强调，仅仅知道经济学知识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任何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到其他众多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社会科学的知识也绝不仅仅“敢想，独立思考”就能取得的，而是要充分梳理和比较前人积累的思想。可见，就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他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主要不是取决于其出身阶层，而更主要取决于知识结构和所接受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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