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荣：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论核战略》写作手记

 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论核战略》写作手记[1]

李显荣

2011年7月，《论核战略》一书完稿时，我在最初起草的《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我看来，核战略问题固然重要，但只是军事战略中的一个点，可谓“小学”。真正的“大学之道”，古人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于人自身的解放，从而最终解放全人类。真正之为学者，无论其功夫深浅、成就大小，若不具此等宏大的人文关怀，其学问终不免堕于末流。我之所以花费如许心力于核战略这一“小学”之上，与其说是出于理论上十余年不舍的兴趣与坚持，倒不如说是有意借此淬炼自己的思想之剑。在我个人选择的学术生涯中，核战略问题只能算作一个起点。一切思想、理论研究工作的最崇高目的乃是追寻一种哲学——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的哲学。由是，我期冀这把思想之剑，能最终聚焦到我心目中的“大学之道”——探究人类如何通达理想社会的彼岸。

这段话更多的是对我在写作过程中生出的诸多思想感悟的浓缩。从2007年年底开始动笔，到2011年7月完成初稿，再到此后反复不断地删补修改，《论核战略》一书的写作前后历时超过六载。其间，我留下了数万字的“写作手记”。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写作中思想律动的轨迹，它们往往超出核战略问题的范畴，但又并非与之毫无关联。在书稿临出版之际，我将这些手记作了归纳总结，名之为《关于时代、哲学与战略》。

一、关于时代

不消说，时代问题[2]，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时代问题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前提，横亘在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起始点上。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对所有其他问题认识的广度、深度和敏锐度。

从大时代的角度，我倾向于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本质特点，从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起，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依然是资本向全球蔓延、扩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横行无忌、主宰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进程实际上大大加速了。除了少数几个被西方大国强制性地排斥于正常国际体制之外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自愿地或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场资本的狂欢，加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大合唱。目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地位。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与以往不同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垄断金融资本对一国的全面统治演变成对全球的全面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融合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今天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模糊性。究其原因，其一，我们今天的确缺乏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那样能够洞悉和揭示时代本质，引领和推动时代进步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其二，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借助现代的传媒技术手段，能够更有效地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希特勒的那套宣传战的策略，在当今时代已被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发扬光大得无以复加，这在近20年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其三，不得不说的是，资本家集团有意识地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培植、扶持起的一大批“第五纵队”，对于促进近20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迅猛扩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欺骗和谎言不可能长久。始发于2011年9月17日、历时两个月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民众自发的觉醒。“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虽然只是一次和平性质的政治宣示运动，且在纽约警方的暴力镇压下已黯然落幕，但其意义决不容低估。这一运动发生在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矛头直指华尔街——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经济的“心脏”，参与的主体是普普通通的美国民众，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我们是99%的普罗大众，再也不能忍受1%的人的贪婪和控制”。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是由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与腐败引发的；但从本质上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才是导致这场运动爆发的根源。“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释放了一个信号，它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固的堡垒——美帝国主义这座大厦正在从内部发生动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民众用行动证明，他们已经从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洞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即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人剥削和统治其余的绝大部分人。一旦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这是隐藏在地表深处奔涌不息的岩浆、烈火——被唤醒，这股力量将是不可抗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已在缓慢步入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称之为“最后的霸权和霸权最后的挣扎”阶段。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916年，列宁即在其不朽的名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他雄辩地指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列宁似乎早就预见到了那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论者将在此后的某个历史时期对他的上述结论发起攻击，因而，他特地指出，它（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4]“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为列宁的论断作了一个生动的脚注。

当然了，关于时代问题的观点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狭义、广义的理解之分。在狭义或广义的“时代”概念之下，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思维方式的、生态环境的等等——来定义其心目中的时代，这就有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生态危机时代”、“人口爆炸时代”等种种不同的看法；即便就我们上述特指的“大的历史时代”而言，其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大时代”之下又可划分为不同的“小时代”。因而，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既不想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无意徒劳地追求一种认识上的整齐划一。但是，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必然的大趋势，这是由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因而，就“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而言，真正反映时代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一般意义上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存在各种不同观点这一现实，但是，在“大的历史时代”这一视角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而容不得半点摇摆、妥协或模糊。这是因为，只有在对大的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各种各样关于时代的观点做出准确的鉴别，或者说，我们才能在使用其他关于时代的定义和概念时，不至于流于表象、舍本逐末。

即以《论核战略》一书所论述的核问题为例，人们根据核武器依然存在这一事实，将核武器问世以来、一直到核武器消亡这个时期称为核时代。从强调核问题对当代国际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时代作这样的定义无可厚非，我在《论核战略》一书中就多次使用过“核时代”这一概念。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一定要记住，“核时代”更多的是一个带有专门领域性质的概念，它不可能超脱出大的历史时代独立存在，而是从属于“世界仍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大时代概念之下的；要小心并警惕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核武器的重要性夸大到不切实际的程度。夸大核武器的重要性往往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迷信核武器的威力，以至于动辄挥舞核大棒进行核威胁、核讹诈；二是被核武器的威力与核战争的后果吓破了胆，以至于不敢斗争、放弃斗争，这实际上是迷信核武器威力的另一种表现。上述第一种情况，美国可谓典型，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亦有突出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则在苏联由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戈尔巴乔夫提出，“核时代需要有新思维”，其“新思维的核心”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因此，苏联做出了“战争与革命之间因果关系已消失的结论”。[5]这就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的误区，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基本原理，其结果必然导致苏联的消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正确的态度是，在认识核时代那些与核武器有关的重大问题时，将核武器这一客观存在置于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宏大背景下作具体分析。既承认核武器在人类武器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承认它必然对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又要看到核武器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它改变不了其使用是掌握在人手中的这一事实，也就不可能超出自身能力去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基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核武器在核时代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延缓了全面大战的爆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核大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迄今长达60多年的“冷和平”，但“冷和平”决不等于和平。核武器的出现，既不能迫使有核国家自动地规避战争，也无力改变战争自身的发生规律，更无法消除战争发生的根源。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频频爆发的地区性战争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将核时代与我们所身处的大的历史时代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问题的本质。在这方面，毛泽东称得上是杰出的典范。关于毛泽东认识核武器、核战争等问题的思想轨迹，我在《论核战略》一书第六章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6]这里只强调四个历史事实：第一，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美国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后的第三天——就针对《解放日报》报道该消息时的错误倾向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4天之后的8月13日，他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又明确地强调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很明显，在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和人民的斗争之间，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这发生在核武器刚刚为世人所知晓之时。第二，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同样需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比斯大林于该年9月17日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问时做出的类似回答早近一个半月。相形之下，毛泽东的论述更为明确、彻底。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严重的力量。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这一点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第三，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决策和大力推动下研制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和推动，这些项目的成功都将推迟若干年；联系到近几十年的国际核环境和国内的决策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这些项目真的被推迟了，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与核国家失之交臂，也就不可能拥有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第四，毛泽东确定的中国的基本核政策，直到今天都是指导中国核力量发展、建设、运用的正确方针。在核力量运用方面，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道义地位；在核力量发展建设方面，中国按照“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的原则只发展少量的核武器，避免了步历史上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后尘。以上四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善于站在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前提之上，辩证地分析、处理历史上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里自然指的是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问题）。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核战争等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他在实践中的一整套做法，是他在核时代为中国人民乃至为整个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首先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哲学家，能够始终如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核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其背后起最根本的指导作用的，都可以归结为某一种哲学——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哲学这一“批判的武器”。行文及此，我们的视线便自然地转入了哲学领域。

二、关于哲学

哲学要回答的是关于世界的最一般、最普遍的问题，它反映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同时，哲学又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最一般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重要性时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7]真正的哲学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解释世界，而是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在哲学发展史上，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时，才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哲学才成为真正以人为核心的、目的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真正的哲学”。对此，杨耕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哲学便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而且在整体上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在我看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都是从人类世界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或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世界归结于这一侧面、环节、关系，因而它们未能从总体上把握住人类世界，从根本上把握人的存在；马克思哲学则抓住了人的存在、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从而本身成为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由于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我比萨特本人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名言，即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8]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工人阶级这一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从理论的高度赋予工人阶级崭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社会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一篇纪念马克思的长文中写道：“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像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10]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伯尔还有一段抨击当时社会现象的话：“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像，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11]的确，在西方社会，马克思这个名字，连同马克思主义，向来就不乏轻蔑者、肆意歪曲和攻击者，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妖魔化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就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也大有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被符号化、标签化的历史性尴尬。夏林在《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今市场经济当行，这是崇尚实际的年代，也是意义被忘却与被遮蔽的年代。哲学研究无疑面临双重的困惑，思想本身的困惑与思想淡出作为一个当下事件的困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困惑更加明显。经常有人一脸真诚、小心翼翼地试问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此情此景，笔者更多的是感到面对真诚的反动。写在发问者脸上的是：研究者或出矫情，或出无奈，否则世上安有如此笨伯？常人有此一问，大可一笑置之，然而，最感悲哀的是与同行或自命有识者的此种遭遇。这种旨在探幽发隐的狡狯，这份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价值的轻蔑，言之凿，意之确，销骨铄金，令人心悸。每逢此时，既痛楚于自己莫名的隐私曝于众目睽睽，亦叹息于马克思这位旷世大哲令名不彰，情何以堪！知耻而后勇，古人之虚言！[12]

这段话，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为其他，只为同一起咀嚼、分担那份痛楚与悲凉。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本质来讲，它既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又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所遭逢的窘境是，它被远远地搁置于社会实践之外，而非根植于社会实践之中；它成为诠释当下事件的“万能灵丹”，而不是作为批判现实、指导实践的武器。更可悲的是，在不少人那里，马克思主义仅形同于一件神圣的“外衣”或者堂皇的“标签”。当马克思主义遭逢如此噩运之时，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近了，而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理论若不是为了穷极真理，而是沦为可怜的工具，那么，我们的时代将听不到任何真正的批评，真理将成为遥远的回音。任何时代，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此。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大谈哲学，是因为——正如我在上一节末尾所指出的——“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其背后起最根本的指导作用的，都可以归结为某一种哲学——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在任何问题上，如果我们对不同观点背后起指导作用的那种哲学分辨不清，那么就很难认识到不同观点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难以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也就是毛泽东曾经指出的：“这个东西（按，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13]下面，我们还是以核战略问题为例作一说明。

核战略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上的物质起点，即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或者说是核能）。对核武器怎么看，即核武器观，就成为所有核战略问题的认识论基础和前提。核战略领域的各种理论、观点，以及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争论、分歧都植根于此，且只有从这里才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在核战略问题上，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场者。只有认清核战略领域各种理论、观点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哲学，我们才能把握其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核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论核战略》一书中，我将核时代人们对核武器的不同认识概括为四种：一是简单地视核武器为作战武器；二是认为核武器已超越武器本身的性质而成为一种“绝对武器”或“政治性武器”；三是摇摆于前二者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二元论”，即根据情势需要，一会儿将核武器视为作战武器，一会儿又强调核战争之不可取；四是我个人提出来的，认为核武器是一种哲学化了的武器（或称“反武器”、“自我否定的武器”、“自我遏制的武器”）。称核武器为“哲学化了的武器”，我更多地想强调的是，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准确把握核武器的本质特点：一方面，它的确是作为武器被人类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因其威力太大，大得超出了战争目的的需要而不适合用于战争。所以，我非常同意斯里普琴科对核武器的两段评价：“核武器从出现之时起就超越了其制造的目的”，“核武器不是遏制他人，而是自我遏制”。需要指出的是，我用“哲学化了的武器”来定义核武器，这儿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我甚至认为，核武器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铁则在物质世界开出的最美丽，同时又是最邪恶的“花朵”——在武器发展史上，矛盾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法则在核武器这儿达到了最强烈的表现程度——核武器成为辩证法最鲜活生动、不可辩驳的例证。

在上述四种核武器观的基础上，核时代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核战略理论，每一种核战略理论都体现着某种核战争观。按照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这些核战争观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主张在战争中可以使用核武器，核战争可以打；另一类则是反对核战争，反对在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前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战略理论为代表，后者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上。这实际标志着哲学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在核战略领域的基本分野。凡是主张核战争可以打的有核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把“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其核力量运用的基本原则，根源都是某种唯心主义哲学在背后作怪。只有中国的核战略，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对核武器进行唯物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核武器观和与之相适应的核战争观，因而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将西方核战略理论背后的那种哲学统称为唯心主义哲学，是基于哲学基本派别的一般划分而言的。具体地说，那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这样概括，大致是八九不离十的。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美国核战略亦概莫能外。另外，由于此后的苏（俄）、英、法等国的核战略或者作为美国核战略的对立物而出现，或者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有机补充而存在，它们实质上皆由美国核战略脱胎而来，都打上了深浅不一的实用主义哲学烙印。在哲学史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晚近出现的哲学思潮，它“既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也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骑墙”，“这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意图本身就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14]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实用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要害为以价值论代替真理观”[15]，它以主观上的“价值真理”（即以效用、利益、实惠等价值判断决定是与非的认识判断）来否认客观真理（即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内容是客观的），这正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最根本的隔阂”。[16]表现在核战略问题上，实用主义者往往无视核武器固有的局限性、无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一厢情愿地强迫核战略去承担其本身无力承担的使命。

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鼓吹的“有限核战争战略”。我在《论核战略》一书中主要是从“美国核战略经常漠视政治与战略而导致战术倾向”这个角度来论述的[17]，若挖其认识论根源，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在作祟。相当富于启示意义的是，这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运用辩证法，而在最需要辩证法的地方，它又本能地抵制辩证法。基辛格及其有限核战争理论为此提供了最佳“范本”。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这两本成名作中，基辛格费尽心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有限核战争寻找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式。然而，在他断然否定的全面核战争与他竭力推荐的有限核战争之间，基辛格穷其智力也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如何避免有限核战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这个问题不解决，有限核战争理论就只能是一张“画饼”。

恰恰在这里，基辛格表现出对辩证法随意取舍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分析美国军事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军事和国家政策完全脱节”、“把军事的优势看成是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不是调整我们的能力来应付可能发生的挑战，而是调整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挑战的观念来适应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我们的倾向是把我们的问题主要当作技术问题来对待，并且把战略和最大限度地发展实力混为一谈”[18]等等——时，基辛格都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但在涉及问题的结论和应对之策时，基辛格一反常态地摒弃辩证法，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对于辩证法的敌意和不屑，他用“共产主义辩证法那种消长交替的学说”、“辩证法的诡辩”[19]。这样的句子来评价辩证法。对此，我认为，基辛格实际上完全认识到了其理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就承认：“除非关于战争的有限性的某种概念事先得以确定，即使双方都有意限制战争的范围，错估和误解对方的意图，也可以使战争变成全面性的”，他还说：“除非我们的外交能将我们的意图暗示给对方，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它甚至不得不把我们所了解的核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告知苏联领袖们，从而弥补他们的想象力的不足”。这些都说明，基辛格对自己理论中的缺陷是知之甚深的。他之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就是，基辛格的核战略研究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他只能也不得不按照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需要来生硬地制造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

这一点可以从戈登·迪安为《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看出端倪，他说：“三年以前，对外关系协会召集了一批特别有资格的人士，来研究与核时代中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有关的各种因素。我被委托担任他们的主席。在成员和被邀请的客人中，有我们的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制订者，有对现代武器的效用拥有丰富知识的专家，有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有以往曾担任过这种职务的人士，有在我们的大学范围内很少为政府的日常行政决策分心而由于他们的深思熟虑使我们获益的人士，还有在商界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并且在以往的战争中曾被我们深深地倚赖来使生产超过敌人的人士。”“在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我们请对事实和这个团体的见解有充分了解的基辛格博士写一本由他自己负责的书。”[20]基辛格虽然在该书《序言》中声明，“本书虽然是根据他们（按，指戈登·迪安在《前言》中提到的阵容庞大的研究团体）的讨论编写的，但是书内的结论、判断和分析都是我自己的意见”，然而这样的声明又有多少可信性呢？

在西方核战略理论中，类似的自相矛盾、类似的在距真理仅一步之遥的地方戛然而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里，我们实际上已触及了辩证法的本质。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因此，我对下面的结论深信不疑：“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22]

辩证法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哲学就其本真的意义来说，它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但在有阶级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中，哲学又的确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果套用上面的句子，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它必须付诸实践，二是它只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与方法时，首先帮助我们确立一种立场，即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丢掉了这一立场，任何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无论怎样自我粉饰，都无法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标签化的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条具体论述，首要的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基本政治立场。

三、关于战略

与哲学紧密相连的是战略。哲学指导战略，战略为哲学付诸实践开辟道路。

薄富尔在《战略绪论》一书的导言中写道：“战略这个名词现在固然还是常被使用，不过其意义却都已被曲解或误解，而真正的战略科学和艺术，却早已象腓特烈大帝的鼻烟壶，或拿破仑的帽子一样，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他认为，在社会科学所造成的“迟缓而痛苦的进步”中，缺少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为指导的原则，也就是哲学；其次为行动的观念，也就是战略。”[23]

上面的话，薄富尔写于1962年。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检视今天的战略和战略研究时，竟然会生出同样沉重的感慨。《论核战略》一书完稿之后，我曾印制了几本样书，呈送有关专家审阅。在致一位我素来敬仰的前辈的信中，我曾坦率地讲过几句心里话：“在‘战略’术语满天飞的今天，真正懂得战略之真义、真正具有一定的战略思维者，可谓凤毛麟角。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庸俗化，乃至被‘市场化’甚至被‘娱乐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今天的许多战略研究者，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运用的话语体系，已基本上‘西方化’了，或者说，已经完成了与西方战略理论、战略思维的接轨并在某种程度上水乳交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其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之被抛弃，这是战略研究领域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我宁愿上述言论只是个人的夸大其词，但事实胜于雄辩。近十几年——甚而可延伸至近二十年间，我们几乎一直在被动地应对、处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突发事件，这些皆为我们所亲历，此处不予细说。大战略的缺失和战略思想的凋零，乃是导致此种情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一是战略顶层设计的零乱、无序乃至空缺，二是战略研究的教条化、庸俗化和“西方化”。

在大战略层面，我们往往只有笼而统之的目标。至于目标的细化，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步骤，各战略执行部门如何协调一致，各种战略资源如何相互配合等等，却鲜有系统的规划设计。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或许有自己单独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在最初设计时便往往缺少来自顶层的、有效的统一指导，因而导致条块分割，不可避免地，在执行时常常会出现各自为战、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现象。在有的领域，我们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如果我们问一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什么，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一向认为，美国在军事战略层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乏善可陈：但在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核心的大战略层面，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说别的，就说研究方面，像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这样的著作，在我国，竟然找不出一本，甚至连像样的专门性的文章都没有！大战略的缺失可见一斑。

在一般战略研究层面，我认为主要弊病有三个：

一是教条化。不少战略研究者习惯于对领导人的讲话进行阐释、讲解，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宣传工。殊不知，战略研究与宣传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战略研究为国家或部门决策服务，旨在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或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决策，使其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同宣传工作相比，战略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批判性、反思性。宣传工作则是为决策的实施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更多地表现为引导性。将战略研究等同于宣传工作，还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对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决策、政策，不是根据实际变化了的情况提供新的决策咨询，而是静止不动地以所谓“讲政治”的名义一味地进行辩护。强词夺理而不是实事求是，这样是说服不了人的。邓小平当年所严厉批评的“两个凡是”，如今在许多问题上不也大量地存在吗？

二是庸俗化。我在拙著《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中，曾针砭过战略及战略研究的庸俗化倾向，不妨照引如下：“‘战略’如今正成为最通俗、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任何人都可以口言之、笔述之。各行各业、各种文件讲话总结报告，不同人等，都在频频地使用‘战略’这个词语，而关于战略的论著亦层出不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战略这个术语如今真可谓大行其道……与其说今天的人们更重视战略，不如说今天的人们更热衷于谈论战略；与其说战略已褪去神秘的外衣，步入大众的视野，不如说战略正沦为众人在会议室和书斋里高言谠论的谈资，成为一些人装潢门面的饰物。战略固然不是什么神圣之物，战略研究也并非特属于某些人的专利，但战略和战略研究也不该如此被庸俗化。”“人人都在谈论战略，并不等于人人都通晓战略。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战略研究可谓繁荣，然而只是虚假的繁荣。在浩繁的战略著述中，我们很少能见到真正有洞见的战略思想。在战略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难以掩盖的是战略思想的凋零。”[24]我在6年前指出的上述现象，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多少改观。在相当多的战略著述中，都存在下列问题或问题之一：一是废话、空话、套话多，真知灼见少，这是典型的言不及义、言之无物；二是牵强地以非战略问题冒充战略问题，将浅层次的简单思维称为战略思维；三是生造、硬造战略术语，似乎只要在“合作”、“互惠”、“伙伴”等词汇前冠以“战略”的名号，就真的实现了战略创新。

三是“西方化”。典型的表现是，一些战略研究者在阐述战略问题时，其所运用的一般理论、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引述、罗列一大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术语，似乎是有学问的体现；不加评判、视为当然地以西方的某些理论框架或范式来解释现实问题，显得颇为权威；言必称美欧，俨然已成时尚。在这里，“西方”是就“西化”的角度而言的，它不是指单纯地理概念上的西方，而是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意义上说，“西方化”同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战略研究的“西方化”，本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

非马克思主义化，或者说去马克思主义化，显然戳到了上述种种表现的根本。在我国，无论是大战略层面的低迷不振，还是一般战略研究层面的教条化、庸俗化、“西方化”，说到底，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淡化或缺位。不同的是，有人是无意识地疏离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大概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人是有意识地淡化或回避马克思主义，因为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违，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是讲不通的，这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人是心照不宣地以别的理论、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战略在本质上是要为某种哲学开辟通往现实的道路，这是连资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家都明白的道理。薄富尔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他说：“战略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战略决定目标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种基本哲学思想的支配，那种思想也就是我们希望能看到它发扬光大的。所以人类的命运是决定于哲学思想和战略的选择，而战略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尝试设法使那种哲学思想能够发扬光大。”[25]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使之发扬光大的那种哲学思想，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但首先要做的，是牢牢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重大的事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问题出色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伟大历史功绩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面貌，而且彻底改造了当代中国的形象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还有一座无比珍贵的思想宝库。在这座思想宝库里，就有20世纪世界范围内无人可以超越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博大、内容精深，它纵贯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大历史时期，呼应中国独立和富强这两大主题，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所以，当我们说现代中国“无战略”的时候，必须在前面加一个时间上的限定词。近些年来国内战略思想凋零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对毛泽东战略思想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造成的。家有瑰宝而不自珍，哀莫大于此。

在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我们今天急需要做的，是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当然，强调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不是搞个人崇拜，也并非拒斥对西方战略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借鉴。对待毛泽东战略思想，我们反对教条式的态度。正如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同样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其去世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的战略方案，更不能奢望仅仅照搬毛泽东某一战略思想就能解决种种变化了的现实问题。对待西方的战略理论，我们既反对那种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主张采取闭目塞听的“关门主义”，而是倡导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这与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非但互不矛盾，实则相辅相成。在这里，最重要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战略思想，关键在于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

不难看出，上面所论的时代、哲学和战略这几个问题[26]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其中，哲学居于主导地位：时代虽是我们认识各种现实问题的前提，但对时代的不同判断实则源出于所持哲学之不同；战略在根本上是其背后起指导作用的哲学的体现，并为哲学之付诸实践而服务。具体到哲学层面，在我们一般所强调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中，立场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必然选择不同的哲学，也就自然会持迥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所以，立场大于天！以上，便是我写作《论核战略》一书过程中生出的最主要的思想感悟。

[1]本文在《论核战略》一书《后记》的基础上作了个别文字修改而成。《论核战略》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2FJS001。现已结项，201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时代”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大的历史时代”（列宁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恩格斯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政治和精神实质。

[3]《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4]《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8页。

[5]［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7页。

[6]李显荣：《论核战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8]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0]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袁志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5~76页。

[11]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60页。

[12]夏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344页。

[13]这是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其完整的表述是：“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14]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5]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第33页。

[16]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第41页。

[17]详见李显荣：《论核战略》，第261~263页。

[18][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19、27、34、373页。

[19][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329、341页

[20][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2~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2][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23][法]安德烈·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4]李显荣：《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25][法]安德烈·薄富尔：《战略绪论》，第43页。

[26]这里，还应当包括历史。历史与哲学一起构成战略和战略研究最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处不作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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