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研究中日渐热络，这种热闹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深刻的隐忧。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进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和相当范围的读者群。但目前的状况是令人担心的，需要适时加以反思和改进了。
政治哲学研究缺乏现实性和主体性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实性缺失，未能深度切入现实的政治问题。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概念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占比过大。对于政治概念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政治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过多的研究满足于这个方面的话，容易让人忽略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哲学的目的之一是理解现实，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但是部分学者把政治哲学当成翻故纸堆或者西洋文字的事业，这无疑大大误解了政治哲学的学术任务。
这里，有必要指出另一类貌似现实性很强，但实则无助于推进现实政治发展的研究。这部分研究者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人权与主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协商民主等相关概念的研究中，他们抱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目的相互论战。但是，现实关怀并不等于现实性，的强烈情怀并不必然意味着论述切近实际。这些研究对于当下政治的论述往往过于宏阔而不着边际，与其说是对于现实的理解与对策，毋宁说是主观性学理判断的抒发。
这里，我们不妨以美国政治哲学刊物《哲学与公共事务》为例，虽然其中也有思想史的研究，但堕胎、犯罪、安乐死、战争等并非直接与“主义”挂钩的现实政治问题占了相当一部分。以堕胎为例，历年来《哲学与公共事务》题名包含abortion一词的论文就达19篇之多，而其他涉及该问题的文章近200篇。对于这本以精见长的杂志来说，这些讨论的现实性相当突出。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性缺失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的主体性缺失。许多中文文献缺乏应有的中国立场，这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许多中国学者往往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民主”这一概念的讨论与运用。许多文献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政治哲学中某派最具有意识形态的“民主”定义，即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多党制，而言语中总带有中国“不民主”、尚待“民主化”的口吻。
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学，是我们必然要做的事。但如果政治哲学领域中大部分研究都满足于此，那么，整体上中国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就岌岌可危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留声机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相当普遍的。
最后一个与现实性貌似对立但实际深度相关的病症是，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严重缺少技术规范，许多文献往往流于观点与立场的表达，而缺乏机制、模型、哲学工具和支撑理由的深入探讨和运用。许多研究虽然充满了现实关怀，但由于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讨论现实问题时，不得不停留在过于宏大的观点与立场表达上，而未能真正切入现实问题的本质。
反观英美政治哲学，尽管也不可能摆脱各种主义与意识形态，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技术工具方面确实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色。诸如无知之幕、重叠共识、公共证明、无合理反对、平衡与过滤机制、运气与选择、不确定性及其决策规则……这些技术工具为其意识形态的伸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表面上看，这些文献往往并非进行直接的立场表达，但事实上，其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现实问题取向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应采取以下路径取向。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立场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生存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我更愿意强调这两者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发展的技术功能。马克思主义对于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有一种特殊的针砭作用，它有助于提出许多在西方主流传统中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剥削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复兴;而G.A.柯亨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对自我所有权予以深入反思，其论文影响广泛并直接导致了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这一流派的诞生。中国政治哲学更应该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抗衡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新的研究主题。中国立场也不仅仅是一个立场表述，而是能够让研究者深入中国现实的自觉意识。政治哲学如果有了自觉的中国立场，将有助于我们拓展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和应用方向，而不至于将眼光局限在西方的传统之内。
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取向，致力于理论对现实的介入。政治哲学离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任何政治哲学论述，总脱离不了一定的政治立场与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因此就要完全成为纯粹的政治宣传。目前中国政治哲学界对于“主义”表现出鲜明的关切，更应当加强“问题”研究。“主义”本身并不是坏事，坏的是许多论述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呼吁，甚至极有可能误导学界与民众。由于人口规模的庞大、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谓极其丰富。在中国语境中，中国政治哲学需要关注正义、民主、自由等宏大论述，更要切实介入各种具体问题，诸如地权、人肉搜索、微博、上访、拆迁、群体性事件、义务教育权与户口、高考公平、计划生育，等等。这些社会政治问题不只是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更应成为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
三是打造政治哲学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理论技术工具。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指望仅仅通过复述其立场与观念就赢得更多民众的认可。当代自由主义在英美的主导地位，以及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吸引力，重要原因就是其理论技术工具的发达。对此，中国政治哲学更有必要发展自身的技术手段，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逻辑体系。
坚持工农阶级立场和学理讨论方式
在确立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路径取向之后，笔者试图描述这一路径中几种可能的策略选择，以期抛砖引玉。
第一，采取工农阶级利益取向的研究策略。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必然如此。在阶级取向问题上，近年来的舆论表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典型的是“民”这个概念的运用。通过对“国进民退”、“与百姓争利”等话语，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隐含框架不知不觉地绑架了许多媒体。罗尔斯尚以最少受惠者的得失作为分配正义的基准，如果中国的政治哲学不能坚持工农阶级这一阶级立场，将彻底丧失道义，只会沦为西方政治哲学的附庸。
第二，采取民众生活导向的研究策略。“百姓日用即是道”。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关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热点，并从中提炼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通过对这些哲学概念在原理层次上的反思与研究，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唯书本，而投向近年来网络与媒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就自然会看到一个极其丰富、永不枯竭的学术矿藏。
第三，采取数理技术取向的研究策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数理技术的运用形成一个突出的特征，诸如决策理论、博弈论等数学模型的运用日渐普遍。其中许多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借助数理工具来研究政治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哈萨尼对罗尔斯选择规则的批评，阿马蒂亚·森在自由与帕累托原则冲突上的证明，布坎南等人对霍布斯理论的重构与阐释。尽管数理技术的运用远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哲学主题和探讨方法，但相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所缺乏的技术研究能力，倡导数理技术运用辅助于中国价值判断研究，必将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四，采取内部对话取向的研究策略。西方许多政治哲学理论都包含着突出的阶级立场与意识形态倾向，比如诺齐克对于所得税的敌视，格伦特·哈丁对援助穷国的反对。对于这些理论，中国研究者往往仅仅从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批判。这是一种不认真的便宜手段，严肃的研究者虽然心知对手的偏颇，但必须在理论内部进行探讨，指出其逻辑的合理与悖谬，通过重构而得出新的结论。正如马克思虽然看不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立场，但在理论研究时，却丝毫不掉以轻心，而是细细辨析，得其精而驳其谬，最终成就《资本论》这一理论大厦。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在思想战场上，应当通过与对手进行内部对话的方式来赢得理论上的中国话语空间。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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