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引发轰动，本文对西方知名主流媒体刊发的评论作了摘编，供读者参考。这里刊发其中一部分，全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二十一世纪的资本〉》。
“精英统治”强化了不平等，并使之正当化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的高级讲师邓肯·凯利(Duncan Kelly)，在2014年6月24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长文《数量级》(Orders of Magnitude)，对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凯利认为，皮克迪的工作是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尽管他对皮克迪的一个根本判断持有异议。
这个根本判断，就是如何评价“精英统治”(meritocracy)。在凯利看来，皮克迪的书虽然讨论的是资本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核心问题其实是精英统治。皮克迪给予精英统治正面评价，他认为，有了精英统治，才能够选贤任能，现代民主政治也才有了基础。但是，凯利对此深不以为然——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当道，精英统治已经被全新的政治、经济力量重塑了：一方面，它使得不平等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它却披着民主的外衣。
皮克迪在书中论述说，资本收益率高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食利者社会”被两次世界大战给摧毁了，人们随后迎来了“经理人社会”，“资本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凯利说，顺着书中的思路推演下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充斥着富裕经理人的现代社会，迟早会像之前被战争摧毁的食利者社会一样，迎来无可避免的重大社会危机。但皮克迪却拒绝下这样的论断，在他看来，基于精英统治的现代民主社会与以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前者基于能力与勤奋，后者则主要依靠裙带关系和租金。凯利认为，皮克迪这样的表态，左右都不讨好：左派不开心，因为皮克迪承认精英统治的正当性，事实上也就承认了不平等的正当性;在右派看来，不平等这个问题压根儿就不值得去关注。
凯利说，从皮克迪的书中不难看出，即便政客有心，他们对眼下的不平等也无能为力：不平等是在几代人的时间中积累下来的，短期的选举政治难以对付;此外，如今富人富可敌国，政府大都囊中羞涩，无力进行再分配。皮克迪自己也承认，现代民主政治被市场精英的需求给牢牢地束缚住了，就拿美国来说，富人对主流政治的影响之大，和他们所占总人口数量之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皮克迪一度寄希望于欧洲能够对资本课以重税，但欧盟一开始就是去政治化的，依靠的是技术官僚管理，能担起改革重任的政治精英无处寻觅。
于是，凯利认为，“皮克迪的书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不平等结构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现代民主政治限度的故事”。“财富是如此地集中，以至于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皮克迪把这点给弄清楚了，他其实也就表明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与精英统治有多么格格不入。”
最后，凯利还指出了皮克迪这本书得以成形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会计系统。正是依靠这个系统所计算的法国大革命中没收的贵族资产，皮克迪才能在书中大规模地使用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第二个前提，则是几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针对资本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所出版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成为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的基础。
皮克迪的数据有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经济新闻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在2014年5月23日发表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的数据问题》(Data Problems with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文中，对皮克迪书中的数据提出了几点质疑。
一、平均数据问题：皮克迪不应该对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数据简单地求平均值，用来代表欧洲。二、数据缺失问题：从1870年到1960年的整整九十年间，没有美国百分之十的富人占社会总财富比例的原始资料。三、美国数据问题：皮克迪选择将数据依据从遗产税记录转向“消费者财务调查”，而劳动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在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皮克迪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美国中产阶级》(Piketty and the New Marxists Are Selling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hort)一文中，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此期间实现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长。四、英国数据问题：皮克迪关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的财富的长期时间序列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研究，2005年之前，还有英国国税局(Inland Revenue)的数据作为补充。2005年后，英国国税局并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英国相关部门也不再发布此类数据，因为觉得不可靠。
此外，贾尔斯认为，2010年的数据也存在问题。皮克迪在书中选择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的遗产税记录，而不是英国国家统计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财富与资产调查”(Wealth and Assets Survey)中的数据，他曾向彭博(Bloomberg)解释称，英国国家统计署的财富与资产调查“质量非常低”。贾尔斯认为此说不确，并指出皮克迪需要解释他为何采用数字较高的美国调查，却拒绝数字较低的英国调查，以及为何拒绝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的明确建议，即不要使用其最新的个人财富调查来估算整个英国的财富。
贾尔斯由此得出结论：皮克迪书中有问题的数据所占比例高达八成以上，“如果某人宣称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进而预测这将会导致财富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并利用近年财富不平等程度貌似加剧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那么数据就对该书的论点非常关键”。
对此，皮克迪迅速作出了回应，他声明，《金融时报》所指出的“数据问题不影响结论”，并在网上公布书中全部数据的Excel文件。与此同时，皮克迪向《卫报》(The Guardian)表示，《金融时报》的批评是“有意误导”，随后他在voxeu.org网站上逐条批驳了贾尔斯的质疑。
毕业于杜克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系、长年在个人网站“政治代数”(Political Algebra)发表政经评论的评论家丹尼·威尼克(Danny Vinik)也在2014年5月23日的《新共和》上发表评论《〈金融时报〉对皮克迪数据错误的报道言过其实》(That Big Financial Times Story on Errors in Piketty's Data is Overrated)，为皮克迪声辩。
威尼克认为，相较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皮克迪的数据已经足够公开透明，如果他真的有意扭曲数据，也就不会把它们公之于众了;此外，虽然贾尔斯指出的错误都成立，但仍然无法真正改变皮克迪的结论，更无法反驳他提出的经济理论，因为皮克迪的经济理论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些数据。威尼克指出，贾尔斯使用另外的数据所得出的另一套结论，仅仅适用于英国。而对法国、瑞典和美国来说，贾尔斯和皮克迪的数据所显示出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有很多种因素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例如经济学家对使用何种方式将资本收益计算进财富数据里就一直存有争议。威尼克引用现任职于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对不平等问题深有研究的学者史考特·文西普(Scott Winship，他常常批评皮克迪)的话说，“如果你将这些图表中数据点的误差幅度考虑进去，它(贾尔斯的数据)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预言太过悲观，结论尚未推翻
BBC金融评论员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2014年3月31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长篇书评《分化的力量——不平等的冲击是否资本主义所特有?》(Forces of Divergence：Is Surging Inequality Endemic to Capitalism?)，高度评价了皮克迪的书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同时，卡西迪批评皮克迪对未来的预言太过悲观，他自己则作出了一些更加乐观的设想。一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大幅提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根据收益递减的原则，资本回报率会有所下降，从而缩减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另外，卡西迪认为皮克迪忽视了一点，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大量人口脱离了极端的贫穷并且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工资的停滞和不平等的扩大是为消除那些赤贫人群所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对皮克迪征收全球财富税的方案，卡西迪认为它虽然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评判其他解决方法的标准，指出了进行合理的改革的必要性，彰显出“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作用就是质疑那些被接受的教条，构想出新的分析方法，并扩大公共讨论的领域”。
之后，卡西迪又在2014年5月1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题为《“皮克迪泡沫”并非只是一阵狂热》(The 'Piketty Bubble' is More Than Hot Air)的评论。这篇较之于前一篇书评要短得多的评论(不到两千词)，是为了回应《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罗伯特·施里姆斯利(Robert Shrimsley)。施里姆斯利在他的专栏中嘲讽道，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皮克迪泡沫”，也就是“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谈论一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书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卡西迪说，尽管有很多人对此书提出了批评，但尚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推翻皮克迪最重要的两个结论：一个是由实证得出的西方社会两百多年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另一个则是r > g[资本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大于经济增长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公式。卡西迪认为，这一套简单却新颖的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资本分配这一重大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对此多有质疑，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构想。皮克迪引发的这一场讨论绝不会轻易冷却，它将会给未来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皮克迪的提议是乌托邦，他的书一无是处
与知识分子气浓厚的《纽约客》相比，政治立场上更保守、商业气息更重的《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和《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的评论家，都措辞尖刻地批评了皮克迪其人其书。
《彭博商业周刊》的经济新闻编辑彼得·科伊(Peter Coy)在2014年4月10日的《彭博商业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项大胆的建议：对超级富人征收全球税》(An Immodest Proposal: A Global Tax on the Superrich)的评论。他认为“要让地球上每一个避税天堂都平等地收税并且公开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皮克迪的提议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在2014年4月20日的《彭博视点》上，发了一篇评论，题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书一无是处》(The Most Important Book Ever Is All Wrong)。克鲁克说，皮克迪的结论夸大了他的数据所呈现出的问题，尤其是书中最后的总结，完全脱离了数据的支撑，甚至与他之前的分析相矛盾。克鲁克还指出，皮克迪夸张地宣扬资本的“罪恶”，但实际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给前几个世纪的人也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它的受益者并非仅仅是那些坐拥资本的“食利者”。克鲁克认为，相比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对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生活水平是否会提高，以及工资增长有多快这些问题，但皮克迪的书中对此丝毫没有涉及。
当代马克思？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自今年年初以来，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评论皮克迪其人其书。1月4日发表的《人，生而不平等：再论有关资本主义影响的一个老话题》(All Men Are Created Unequal：Revisiting an Old Argument about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一文称《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是对“何种力量正在阻碍资本主义果实被更广泛的分配?”这一问题的权威性指南。5月3日发表的《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当代的马克思》(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s：A Modern Marx)与《比马克思更伟大?》(Bigger Than Marx?)两文，都在标题中将皮克迪与马克思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相提并论，不过，具体到文章内容，英国人特有的冷嘲热讽体现得十分明显。
《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当代的马克思》一文说，“《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无疑让左派狂喜，让右派愤怒，让大众对这门沉闷的学科(按：dismal science，指经济学)兴趣大增(参阅页68)。然而，如果皮克迪先生最终确实把论辩的调子定在了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将因此变得更穷。因为，与那本十九世纪同名著作(按：指《资本论》)一样，《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具有某些令人惊叹的学术价值，但作为行动指南，却存在严重缺陷”。这篇文章甚至用“糊涂”(Nit)一词来形容皮克迪，说皮克迪给出的对富人课以重税的政策建议，使“《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滑向了左倾，失去了可信度”，并讽刺皮克迪说，“他瞄准富人试图榨干他们的做法带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味道，却缺乏学术气息。也许这正说明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为什么成了畅销书，但这本书的确是本很糟糕的行动蓝图”。
《比马克思更伟大?》一文说，“《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具有许多优点。它对当今人们最为关心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既清晰又透彻，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提供了一种简明的解释”。然后，此文列举了针对皮克迪的四类批评：
第一类批评指责皮克迪太不谦虚，竟然袭用马克思的巨著名。
第二类批评,则集中于皮克迪提出的“r > g”这一公式上，说“r”的定义过于模糊，“尤其是与许多经济学研究中充满微积分计算的章节加以比较的话”。有些批评家认为，皮克迪“忽视了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规定，随着积累的增加资本回报应该下降。第一百台机器人对生产的推动可能就不及第一台机器人。任职于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这个自由市场智库的凯文·哈赛特(Kevin Hassett)认为，随着财富的积累，财富回报应该迅速下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也应该下降(而皮克迪认为会上升)”。
第三类批评则主要着眼于“皮克迪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未来与过去的相似程度”。吉米·派索柯吉斯(Jim Pethokoukis)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就像过分悲观的看法让马克思对经济增长能力的预言破产那样，过分悲观的看法同样也会动摇皮克迪的理论”。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家质疑说，“今天的财富主要是劳动收入大幅升高后的结果，与十九世纪靠遗产生活的‘懒散富人’(idle rich)的财富之间无法加以比较。r>g这一公式所指出的资金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并不能套用在解释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财富积累上”。
第四类批评集中在引起分歧、争议最多的政策建议上，亦即“对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应对”。皮克迪所提出的“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财富税被广泛认为在政治上不可行”。凯文·哈赛特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都认为，皮克迪的建议“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学的考量”。
“现代的李嘉图”太幼稚
除了被称作当代的马克思外，皮克迪又被称作现代的李嘉图。当然，这两个称呼，多少都有些不怀好意。
美国经济学家、作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2014年5月、6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题为《资本的惩罚：为什么全球财富税无法终结不平等》(Capital Punishment：Why a Global Tax on Wealth Won't End Inequality)的书评。他在文中指出，皮克迪对资本回报率的具体定义并不清晰。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一的比率，例如短期的美国国债的利率一直很低，目前甚至是负回报;股票一类的股权投资虽然有较高的回报率，但是它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事实上，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多少都建立在战略风险的基础上，那些资本收益并非如皮克迪所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动积累起来。因此科文认为，要想更加准确地考虑资本收益率，就要把整体的风险以及股票中不可避免的逆转和紧缩的情况考虑进去。而且科文也不同意皮克迪说的资本回报率会一直很高，因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首先被抢占，而且大多数资本会留在国内，同时这些资本也很难与那些随机选择的股票相竞争。
此外，科文认为，就像英国的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地租收益膨胀的担忧被时间证伪一样，皮克迪这位“现代的李嘉图”在权益资本上押的赌注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未来的经济成果是由未来企业家们所创造的那些多变的、本质上不可预见的机遇决定的”。而且科文认为，不断增长的资本财富也会为金融精英的动态流动提供更多可能性。虽然在美国社会中，许多底层的人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他认为这更多是由文化因素所导致的，而非由于资本和收入的比率。从长期来看，单一、集中的资本积累只会增加损失的可能性，只有那些将资本分散并使其多样化的机构才能长期获利，所以这是有利于精英的流动的。
科文承认，皮克迪对资本收入比例的论述确实是新颖的、有价值的，但是他认为这并非是理解社会变化的最关键因素，科技的发展和电脑技术的兴起都对劳动力性质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征收全球财富税的问题，科文说皮克迪“太幼稚”了，他用一些欧洲国家征收财富税的实际经验说明，征收财富税通常会适得其反，导致经济上的动荡和政治的不稳定。
皮克迪不懂马克思
美国小说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杰明·孔克尔(Benjamin Kunkel)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长达七千多词的书评《穷光蛋和富二代》(Paupers and Richlings)。他在文中指出，之所以会形成“皮克迪热”，原因之一是，在如今这个边际效用学派占据着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世界上，皮克迪想要恢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精神，而持有这种想法的经济学家在当今已经为数不多了。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效用学派为经济学带来了“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仿佛成了一门科学，孔克尔形象地称之为“用数学模型为资本主义构建了‘不在场证明’，但却刻意地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而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现代经济理论高度数学化的模型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大相径庭，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得不到足够重视。皮克迪能以政治经济学的关怀，重新激活围绕着经济价值的争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许多人虽然一再将皮克迪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孔克尔的观点却与他们恰恰相反。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最大的胜利就是书中丰富且范围广泛的数据信息，但是，“皮克迪理论解释的成就完全配不上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r > g的公式只具有描述性的价值，却没有什么解释性的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孔克尔对皮克迪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皮克迪在书中把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处理成两个独立的变量，他反复强调，无论分配模式如何，再分配之前的“净”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值总是维持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经济增长率则主要是受科技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影响。孔克尔认为，分配和生产是经济生活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他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论述：“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按：指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以及产品的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
孔克尔指出，皮克迪没有说明二十世纪中期不平等现象反常的减少与经济增长率异常的增高之间的联系，他还过分夸大了战争对资本的破坏这一影响。对劳工组织的力量以及苏联的震慑作用，皮克迪也都视而不见。因此，皮克迪无法真正解释为何1914-1974这段占了工业资本主义三分之一寿命的时间，r > g这个公式失灵了，这是皮克迪理论的显著缺陷。
孔克尔进一步分析，皮克迪的理论缺陷从他对资本的广泛定义上就开始了。依据皮克迪的定义，社会上每年的收入流量中除去因消费而消耗掉的部分，保存下来的剩余部分全部变为资本总存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任何有可能取得收益的财富都属于资本。这种定义同样适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问题在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资本积累和资本消耗是大体持平的，直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自由市场下的竞争机制和利润最大化的机制才导致了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孔克尔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真正的“核心矛盾”，即随着资本的积累，它反而会破坏自身的这种积累(资本收益递减原则)，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独特的机制，即一种通过剥削劳动力工资以获得利润的驱动力。与之相比，皮克迪的r > g公式完全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孔克尔同样对皮克迪提出的全球财富税方案提出了质疑。皮克迪曾在采访中表示资本主义将长久存在，对资本收税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但仍然保持经济的开放和竞争机制。孔克尔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不分左右，都是倾向于维护统治阶层利益，因此绝不可能推行这样一项损害统治阶层利益的政策。较之于政治改革，孔克尔认为由不平等问题引发的社会革命倒更有可能发生。在孔克尔看来，资本主义将会迎来它的终结，他预测后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
在文章末尾，孔克尔讥讽道：皮克迪试图研究资本和不平等的问题，却对马克思的理论不熟，他甚至还对美国媒体感慨，说自己读萨特、阿尔都塞和巴迪欧的时候，发现他们对资本和不平等的问题兴趣并不大，他有读这些哲学家的时间，不如好好熟悉一下马克思的著作，这样的话，这本书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财富继承推动经济发展
针对皮克迪限制遗产的主张，曼昆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财富继承如何推动经济发展》(How Inherited Wealth Helps the Economy)一文，为财富继承辩护。
依据三种理论，曼昆解释了为什么富人总是会给家庭留下相当数额的遗产。首先，因为代际利他主义(父母总是关心下一代的子女)，父母在做出消费或储蓄的决策时，不仅考虑自身需求，还会顾及子孙后代;其次，由于均值回归(从统计学上看，包括收入在内的许多变量，在经过较长时间后，都会向正常水平回归)，富人的子孙挣得很可能比他们要少;最后，消费具有平滑性(人们消费得越多，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则越少，因此，人们往往通过在生活条件优裕时节约、生活条件下降时消费来保持消费的平滑)，为了保证数代人之内消费的平滑，他们需要省下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以便后代可以消费这些遗产。
曼昆认为，从政策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财富继承对家庭的直接影响，还要考虑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过去数十年里，收入不平等加剧，这导致了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鲜有提升，有人担心财产继承会让情况进一步恶化。但经济学的分析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当一个家庭为后代节约时，这就为金融资本的投资提供了资源，比如启动创业和扩大再生产。由此就会产生更多的资本回报，这不仅影响已有的资本，也会影响工人群体。由于资本收益递减定律，资本供应的增加将会导致每单位资本赚取的利润减少，但资本的增长将提高劳动生产力，工人们就会获得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通过储蓄而不是消费，那些把财产留给孩子们的人无意之中引起了收入的再分配，使得收入从其他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人群体。
曼昆认为，遗产不会成为经济的威胁，那些富人自然想把财富和子孙分享;而那些不幸没能生活在富裕家庭的人也将得益，因为富人积累的资本将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工资和生活水平。
永远力挺皮克迪
在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算得上是对皮克迪最热情、最无保留的重量级粉丝。《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出版，克鲁格曼立刻引皮克迪为同道，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发文力荐，又不断在文章里引用皮克迪的观点，乃至为皮克迪声辩。广为流传、频频为各方引用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可能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这句评语，就出自他2014年3月23日的专栏文章《工作之外的财富》(Wealth Over Work)。
除此之外，克鲁格曼还在2014年5月《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长篇书评《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从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评介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
克鲁格曼说，皮克迪在统计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使我们得以深入历史——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这为我们理解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带来了一场革命”。他指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大家：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十九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世袭资本主义”(patrimonial capitalism)也有中文译者译为“拼爹资本主义”，可谓辛辣而传神。
具体到皮克迪的研究方法，克鲁格曼指出，“在皮克迪革命横扫这一领域之前，我们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了解大多是来自民意调查”，而皮克迪和他的团队利用的则是纳税记录这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税收数据不同于其他数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英阶层的信息”。对皮克迪提出的“r > g”这一公式，，克鲁格曼说，这样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再分配会远离劳动者，朝向资本所有者”，他总结道：“皮克迪有关全球r和g在一个长时期的关系的预测告诉我们，平等时代已经过去了，再现世袭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克鲁格曼说，《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一个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的理论”。但他也批评皮克迪的理论无法解释美国百分之一最富的人崛起的原因。根据皮克迪的观点，美国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之所以收入幅度增长，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能够对他们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规范”。对此，克鲁格曼评价道：“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缺乏他对资本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
克鲁格曼非常不屑于曼昆为财富继承作出的辩护以及对皮克迪提出的批评。他在题为《没必要同情“托二代”》(Sympathy for the Trustafarians，trustafarian指因父辈设立的信托基金而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年轻人)的专栏文章里说，曼昆这篇文章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应该关心的世袭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引开了。
克鲁格曼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曼昆无非是说，资本的代际积累存在“涓滴效益”(trickles down)，换句话说，资本家越有钱，就越能给工人开出高工资。但是，曼昆忽视了机会成本这个因素，仅仅讨论了财富由富人子女继承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却避而不谈政府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使得这些财富发挥更大的作用：填补财政赤字、支付社保、提供公共品……克鲁格曼讽刺曼昆装作是在做经济学分析，其实却塞了不少私货。
更进一步地，克鲁格曼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资本的代际积累可能带来的危险：损害民主制度。克鲁格曼说，这种看似偏激的担忧由来已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呼吁过要征收遗产税，经济学巨擘欧文·费雪1919年发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职演讲时，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克鲁格曼指出，许多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只关心政府机构是否被既得利益者绑架，却毫不在乎，甚至拒绝谈起财富过度集中也会绑架民主制度，“这可不是说几句财富积累会对工人产生涓滴效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克鲁格曼的文章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如果曼昆愿意分析一下，限制财富集中，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很好。光说‘资本越多越好’，对讨论可没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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