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之元推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发了世界性的思想振动。美国的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评论，中国的何帆一个月内写了三篇。我补充一点：皮克提书第582页中说，他是“沿着米德的足迹前进”。米德的一个创见是必须把国债、国资和税收三者通盘考虑。我附上皮克提给出的英，法，美三国从1700年到2010年的国资和国债数据。有兴趣者也可阅读米德的经典“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另，罗尔斯在《正义论》和《作为公平的正义》(英文，135页)两书中均指出，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是唯一符合他的两项正义原则的制度。】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
身为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这可能会随着《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的出版而发生改变。《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皮克提在书中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然而，他的影响还不止这些。如今，有关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1%”所主宰的第二个“镀金时代”——或者像皮克提所说那样，生活在第二个“美好年代”的话题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是，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成为共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皮克提的工作，尤其是他和他的数位同事(主要是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在统计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才使得我们得以深入到历史中——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19世纪末期的法国——去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法国公共财富(1700—2010)
美国公共财富(1700—2010)
英国公共财富(1700—2010)
这种开创性工作的结果就是为我们理解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带来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前，大多数有关经济差距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那些非常富有之人。有些经济学家(更不要提政客了)曾试图压制任何有关不平等的讨论。作为宏观经济学一代宗师的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曾在2004年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些有害于正统经济学的倾向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在我看来，也是最有害的倾向，就是把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但是，即便是愿意讨论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只是把重点放在穷人和工人与仅仅是较为富裕但还算不上是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上面，或者是收入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比较富有的顶层五分之一与底层五分之四之间的对比，而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收入快速增长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银行家身上。
因此，当皮克提和他的团队告诉我们，当今著名的“1%”以及人数比“1%”还要少的人的收入，才是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真正大故事时，这才让我们看到真相。同时，这一发现还让我们知道，看似夸张的“第二个镀金时代”的说法实则毫不夸张。这在美国表现的尤其如此。在那里，流入顶层1%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两国的1%的收入占各自国家总收入的份额是五分之一;到1950年，这一份额被消减至不及原来的一半。但是自1980年起，1%的收入份额的又一次大幅上升。在美国，它已经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
然而，当今的经济精英是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经济精英的。难道不是如此吗?回到19世纪，巨额的财富往往都是通过继承得来的。相比之下，当今的经济精英难道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获得了他们的地位吗?皮克提告诉我们，不仅其真实性并非如你所想像的那样，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当前这种状态的持久性可能要比二战后的中产社会还要长。《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张，而且正是因为它引人注目，才需要接受仔细地和批判性地研读。不过，在我切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对这本书做一个评价。这是一本真正的巨著，它将宏大的历史视角——你上次听说一位经济学家引用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是在什么时候?——和精心的数据分析融合在一起。尽管皮克提嘲笑经济学研究“对数学有着儿童般的激情”，但是支撑其论述的正是一种有力的经济学模型，它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本书不仅将改变我们思考社会的方式，同时还会改变我们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式。
1.
对于经济的不平等，我们了解多少?又是何时才知道这个问题的呢?在皮克提革命横扫这一领域之前，我们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了解大多是来自民意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随机选中的家庭会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随后他们的回答会被归纳总结，产生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整体数据画像。此类调查的国际通用标准是由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一年一次的调查。美联储也会每三年对财富分配做一次调查。
这两个调查是对时时都在变化的美国社会轮廓的基本指南。在它们所提供的长期数据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始于1980年前后。在那之前，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或多或少地同步于经济的整体增长。然而，自那之后，所得的绝大部分份额都流入了收入分配的顶层，而半数底层家庭的所得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从历史上来看，其他国家也同样不善于记录公民的收入情况;但是，有赖于“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我不久也会加入这个项目)的努力，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善。同时，随着可被用来在国家之间进行对比的调查数据的增多，这又带来了一些更重要的真知灼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严重的;其结果之不同，大部分都可直接归因于政府的行为。欧洲国家也像美国一样，因为市场行为而存在着普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尽管其程度可能不如到美国。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在通过税收和现金转移来实现再分配方面的作为远远超过了美国，因此其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就远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然而，尽管这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用，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它们往往会少算或者完全漏算应被归入最顶层收入范围的那部分收入。另外，这些数据还在历史深度方面有局限性。即便是美国的调查数据也只能把我们带回到1947年。
让我们来看看皮克提和他的团队。他们已经转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纳税记录。使用纳税记录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事实上，早期的收入分配分析，由于很少有其他的数据可以依赖，就是根据纳税数据进行的。然而，皮克提等人已经找到了可以将纳税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使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信息，相对于通过调查而获得证据来说，是一种的关键补充。税收数据不同于其他数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英阶层的信息。同时，基于纳税记录的测算还可以让我们更深一步地走入历史之中：美国自1913年就开始对收入征税，英国是1909年。得益于对地产税数据的精心收集保存，法国的财富数据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
开发并利用这些数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皮克提做到了。他利用所有的这些数据中所记载的所有交易技巧，再加上某些受教育之人的猜测，为我们总结出了极端不平等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的兴与衰(如表1所示)。
我已经说过，把当前这个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或“新美好时代”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呢?
表1：极端不平等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的兴与衰
2.
皮克提是在利用他的著作的书名——《21世纪资本论》——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经济学家还被允许如此地发表意见吗?
书名之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克提从该书的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了界限，以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大多数不平等研究者一般都秉持这样一个假设：通常被称为薪水的所得，是所有劳动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对他们来说，来自资本的收入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是不会令他们感兴趣的。然而，皮克提却告诉我们：纵然是在今天，仍然是来自资本的收入而不是劳动所得，占了收入分配的绝大部分。他还告诉我们：在以前的“美好时代”以及不平等程度稍逊于“美好时代”的“镀金时代”，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的不平等，而是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我们正走在回归这种社会的道路上。同时，他还表示说，他的这一观点并不是随意的猜测。尽管《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按照经验主义原则写就的著作，但是真正支撑它的却是一种试图将经济增长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理论框架。在皮克提看来，经济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本累积与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竞争的故事。在这里，所谓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主要指的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说到这场竞争，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它不可能有永远的赢家。也就说，从非常长的时间段来看，资本的存量和收入的总量必须以大致相同的速率成长。但是，如果只看其中的一段时间，两者中总有一方能在数十年中领先于另一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累积资本的价值曾达到国民收入的6至7倍;然而，在随后的40年中，由于财富受到物理性的毁灭，加之一部分储蓄因为战争而被分流，这使得累积资本的价值一度下降至只有国民收入的3倍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累积又死灰复燃。但是，由于这是一段以法国的“光辉三十年”为代表的壮观的经济增长期，因此，资本与收入之比仍然处在低位;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后，由于增长放慢导致资本比例日渐上升，于是，资本和财富一直在以稳定的速度向“美好时代”的水平回归，而且这一次的资本累积，在皮克提看来，最终会再度制造出“美好时代”的那种不平等，除非这一进程遭到累进税的阻击。
为什么要这样说?个中原因，皆在于r与g的比例。其中，r代表的是资本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g是经济增长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由经济学模型可知，如果g变小，r也会变小。其具体表现就是，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而作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慢可能会让这种放慢延续下去。但是，皮克提肯定的指出，r变小的速度慢于g变小的速度。虽说他的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在用机器取代人力足够容易的前提条件下——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增长肯定会放慢，而作为增长放慢的结果，资本与收入之比的拉大，实际上就等于r与g之比的拉大。皮克提指出，这就是历史纪录所展示的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再分配会远离劳动者，朝向资本所有者。传统的观点认为，我们是不必为此而担心的;从长期来看，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是高度稳定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段再拉长一些，传统的观点就不正确了。例如，在英国，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管其形式是企业利润、红利、租金还是出售所有权的所得——曾经从一战前的40%左右，降至1970年前后的不到2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反弹，目前已经大致收复了一半的失地。在美国，历史弧线的走势虽然没有英国那么清晰，但是也存在着再分配倾向于资本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企业的利润一直在大幅增加，而工资——这其中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工资——却始终停滞不前。
资本的日渐增加，反过来会直接导致不平等的日趋严重，因为资本的所有权总会令劳动收入在分配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但是，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当资本回报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过去往往会吞噬未来”，而社会也会冷酷无情地向着由世袭财富来主导的方向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趋势是如何在欧洲的“美好时代”发生作用的。当时，资本的所有者能期望他们的投资能给他们带来4%-5%的回报，而且这部分回报的税率还是最低的;于此同时，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因此，富有的个人能够轻易地把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投资，以确保他们的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强化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为此不惜不去过极度奢侈的生活。
当这些富有的个人去世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再次以最低的税率，传给了后代。传给下一代的金钱约占这些人每年收入的20%-25%;绝大部分的财富，约为90%左右，是通过继承所得，而不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劳动所挣来的。这些继承而来的财富被集中到很少的人手中。在1910年的时候，最富有的1%控制了法国60%的财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70%。
因此，19世纪的小说家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继承之类的题材也就不足为奇了。皮克提在书中针对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卑鄙的伏脱冷对拉斯蒂涅所做的一番长篇大论进行了讨论。伏脱冷一席话的主要意思是：对于拉斯蒂涅来说，最成功的人生就是通过与富人家小姐结婚的方式，获得一笔财富。事实证明，伏脱冷是对的：成为19世纪顶层1%的后代，并且只依靠继承而来的财富，能让你过上比那些通过辛苦劳动爬到收入顶层的人好上两倍半左右的生活。
你可能不禁会说，当代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然而，事实上，资本收入和继承而来的财富，虽然已经不如“美好时代”那么重要，但仍然是不平等的有力推动力，并且其重要性还在日渐增加。皮克提指出，在法国，继承而来的财富总份额，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增长期期间出现大幅下降;到1970年前后，它们的份额已经不足50%。但是，如今其份额已经回升至70%，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相应地，在决定精英的社会地位方面，继承而来的财富的重要性，也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顶层1%的后代的生活水平，在1910年至1950年间，低于靠劳动成为顶层1%的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从1970年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又开始上升。虽说目前还没有恢复拉斯蒂涅时代的水平，但已经又一次回到了“有好工作不如有好爹妈(或者是通过婚姻而拥有好爹妈)”的水平。
如图1所示，皮克提有关全球r和g在一个长时期关系的预测告诉我们，平等时代已经过去了，再现世袭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而且这可能仅仅才是开始。如图1所示，皮克提有关全球r和g在一个长时期关系的预测告诉我们，平等时代已经过去了，再现世袭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既然这张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继承而来的财富会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呢?皮克提认为，这是因为继承而来的财富的规模决定它们必然要处于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也就是说“财富如此集中，已经让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已经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因此才会让某些人赋予这些财富一种超现实的，或者神秘的属性。”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论断，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事实告诉我们，作为当今世界中最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激增的例子——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尤其是美国，非常富有的1%的出现——至少从目前来说，是同资本积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们更多地同非常高的补偿与收入有关。
3.
正如我希望我已经讲清楚的那样，《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非常棒的著作。在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度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之时，皮克提不仅以无人可比的历史深度，提供了对当前之事的价值无法衡量的文献，而且还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一个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的理论。
不过，这一成就仍然因为一件事而略显失色——这件事类似于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尽管它与皮克提是否在利用这件事误导读者没有任何牵连。不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此一提。那就是：人们之所以一直在渴望着这样一本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1%”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美国的“1%”的崛起。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崛起所出现的原因是无法用皮克提的宏大理论来解释的。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皮克提显然是太过善良，也太过诚实，以致他没有试图去掩盖那些不便之事。“美国在2010年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他宣称，“从量的方面来看，同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老欧洲一样极端;但是，在结构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也正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这是一种“绝对新鲜”的事物，即“超级薪水”的出现。
资本仍然非常重要;在社会的最顶层，来自资本的收入仍然多于来自工资、奖金和红利的收入。据皮克提测算，在美国，在不平等的总的增加量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造成的。但是，顶层的工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收入顶层1%的人的工资却增长了165%，顶层0.1%的人增长了362%。如果拉斯蒂涅能够活到今天，伏脱冷可能会让他退而求其次，成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而不是与富人结婚。
那么，该怎样解释这种以所得的绝大部分都流入最顶层为特点的劳动所得不平等的戏剧性崛起呢?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受技术变化推动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在1981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超级明星经济学》中指出，当代的交流技术，正在利用扩展有才华之人的影响力的方式，创造一种“赢者通吃”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极少数杰出的个人，即便是他们在自己行业中表现仅比报酬低很多差的对手稍微好那么一点，也能够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回报。
皮克提没有被这种理论说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保守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谈论明星的高报酬当做是一种方式，用来提醒人们，这些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高收入实际上物有所值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收入精英中的极小一部分。相反，人们发现那高报酬的人主要是这样或那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人的表现，实际上，是很难给其估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是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的。
那么，又是谁在决定着企业的CEO该拿多少报酬呢?这通常是都由CEO自己任命的补偿委员会来决定的。皮克提指出，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能够对他们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规范。皮克提把顶层收入的火箭式增长归因于社会规范的被腐蚀。实际上，在他看来，造成顶层工资收入大幅提高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力量。
公平地说，他随后又对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规范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经济分析，认为富人税率的降低实际上是在让这些收入精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当顶层管理者期望通过藐视社会规范和攫取很大一笔奖金的方法所获得的收入只在其可能获得的收入中占很小一部分时，他就有可能做出为此而挨骂是不值得的决定。而大幅消减这些人的边际税率，就有可能让他们表现得截然不同。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拿超级薪水的人做出藐视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规范身也会发生改变。
虽然这一诊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它明显缺乏皮克提对于财富分配和财富回报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也不认为《21世纪资本论》对有关高层管理人员权力假设的最引人注目的批评做出了适当的回应：非常之高的收入之所以会集中出现的金融领域，这是因为那里的表现，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被评估的。我也没有毫无意义地提及对冲基金经理，是因为这些人是靠着他们吸引客户并给客户带来回报的能力来挣钱吃饭的。你可以质疑当代金融的社会价值，但是戈登·戈科斯(奥利弗·斯通的系列电影《华尔街》中的男主角——译者注)就是明摆着擅长于此道，不能把他们的出现单纯地归咎于权力关系。尽管我猜想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可以同藐视收入规范划等号的不道德的意愿是受到了低边际税率的鼓励。
总之，我几乎是被皮克提有关工资不平等的解释给说服了，尽管他没能把去监管包括在内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失望之处。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缺乏他对资本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更不用提那种纯粹的令人愉悦的学术修养了。
然而，我们不应当对此反应过度。就算是美国的不平等的日趋严重主要是由工资收入推动的，但是资本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而且，无论这一故事在未来如何演变，它都有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当今美国最富有的一代可能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靠累积的财富来生活的食利者组成的。但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后代。这样，20十年后，美国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由食利者主导的社会，其不平等只会更甚于欧洲的“美好时代”。
但是，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发生。
4.
有时，皮克提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历史决定论。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偏离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然而，实际上《21世纪资本论》已经明确表明，公共政策是能够带来巨大的不同的，这种不同之巨大即便是潜在的经济条件指向极端不平等时，被皮克提称之为“滑向寡头政治”的过程也能够叫停，甚至于被逆转。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中的关键是，当我们在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做关键比较时，重要的是税后资本回报。因此，累进税——特别是针对财富和遗产而征收的税——可以成为限制不平等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实际上，皮克提在其杰作的结尾部分，呼吁的正是此类税收。不幸的是，他自己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并没有让他感到乐观。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强有力的累进税确实为降低财富和收入集中提供了帮助，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当民主国家在面临高度的不平等时，提高对顶层之人的税率是一种自然的政治结果。然而，皮克提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在他看来，累进税在20世纪的胜利是“短暂的，是混乱的产品”。如果没有现代版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和巨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平等主义。然而，当时法国的财富之集中，经济特权之几乎皆为遗产所主宰，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君主立宪政体没有两样，而且公共政策也几乎未做任何事情，以反对实利者对于经济的主宰。这尤以房产税为甚，其税率之低早已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已经获得普选权的法国公民没有投票支持会拿实利者开刀的政客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同现在一样，都是“谁钱多，谁就能买来影响力”，而且不仅是对政策的影响力，还有公共话语权的影响力。厄普顿·辛克莱曾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不理解的事情是，你是很难让他去理解这件事的”。皮克提在研究本国历史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法国在美好年代中的经历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认为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其伪善是无以复加的。”
如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事实上，美式场景之诡异就在于政治的不平等好像正奔跑在现实的前面。正如我们做目睹的那样，在这一点上，美国经济精英的地位，主要是有赖于薪酬，而不是资本收入。尽管如此，保守经济学的言论还在强调资本，为资本而鼓噪，而不是为劳动工人，即工作的创造者而欢呼。
众议院多数党二号人物埃里克·坎托曾在2012年劳动节，选择用发推特的方式向商业的所有者表示致敬。没错，就是劳动节这一天!
今天，让我们向那些勇担风险，辛勤工作，事业有成和依靠自己成功的人们表示庆祝。
也许是推文的回应让他感到后悔，据说，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在随后的一场只有共和党人参加的小会上提醒他的同僚说，大多数人是不拥有自己的企业的——但是，这件事本身已表明，共和党是如何彻底地把自己等同于资本，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劳动者了。
这种转向资本的倾向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一直都在减少，而其中减少的最多是针对资本收入和遗产的征税，而其中企业税的大幅降低，有间接地让大股东从中受益。有时，好像是我们政治阶层中的很大一批人都在为恢复皮克提笔下的世袭资本主义而卖力地工作。如果你留意一下政治捐款的来源，就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富有的家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的结尾，呼吁拿起武器——特别是财富税这个武器，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去抑制其势力正在日渐增长的继承而来的财富。对继承而来的财富表示出愤世嫉俗的态度是容易的。但是，皮克提有关我们正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将向何处去的杰出诊断，肯定会让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因此，《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著作。皮克提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经济话语;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用以前的方式来谈论财富和不平等了。
(原文载于《纽约书评》2014年5月，译文转自ECO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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