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的英译本今年4月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性的思想震动。这本685页的学术著作竟然连续数月居于亚马逊畅销书之首，并在各大国际机场书店中被放在显著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一个月内发表四篇书评，盛赞皮克提建立了经济学的“统一场论”，即：把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而这正是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想。当然，也有不少对此书的尖锐批评，认为此书中提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规律均不能成立。也许克鲁格曼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所用的“统一场论”之比喻的全部含义：爱因斯坦建立统一场论的努力并未成功，但这一努力过程本身激发了大量相关科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所说：“即使皮克提的理论解释全错，他转变政治话语的数据工作也值得获诺贝尔奖了”。
为什么萨默斯说皮克提的数据工作本身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因为皮克提在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上有重大的方法论创新。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家计抽样调查数据，但这种随机样本很少能反映最富有的10%或1%人群的情况。皮克提及其合另辟蹊径，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自引入所得税和遗产税以来的全部数据系统梳理，展现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演化轨迹和趋势。
请看书中的图10.6：1810年时，欧洲最富裕的10%人群占社会总财富的80%，最富裕的1%人群则掌控社会总财富的50%，这一状况大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1910年到1970年间这一比率则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至今这一比率又开始回升。皮克提此书最令人震惊的预言是，如果没有激进的平等化改革措施，到21世纪末将重现整个19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图景。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不平等的轨迹和趋势与欧洲大致相同：1810年美国最富裕10%人口掌握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接近60%，最富裕1%人口则拥有总财富的25%左右。这是因为作为新大陆，美国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从1910年到1970年，美国的不平等也呈现下降趋势，而不平等从1970年代开始又开始加剧。
实际上，阅读皮克提书中的图表可以是一种享受。如下图12.6说明发达国家在避税天堂(如瑞士和一些群岛)的未注册资产高于这些国家的官方净负债。这说明发达国家仍然是债权国。这就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中的所谓“火星人拥有地球”之谜，即：富国和穷国都是净债务国(皮克提英文版第465页)。
皮克提之所以研究国际收支统计中的难题，是为了反驳西方近来流行的所谓“中国将买下全世界”的观点。他试图证明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是近来其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并非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资金回流西方所造成的。
更能说明他全书主要观点的是下图。
从图中可见，美国1770年奴隶的市场价值是其当年国民收入的1.5倍，大约与土地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相等。这个“资本/收入”比率是皮克提的一个主要概念，反映了资本存量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性。皮克提的数据显示从1700年到1910年，法国和英国的这个比率稳定保持在7左右，而在1910年到1950年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普遍的萧条，这一比率迅速下降，英国下降至2.5，法国则降至不到3，但随后这两国的资本/收入比又开始回升，到2010年，英国的这一比率超过5，而法国的这一比率则接近6。美国的轨迹稍有不同，在1770年美国的资本/收入比仅在3左右，但到了1910年，这一比率上升至5，1920年又轻微下降，1930年又恢复到5-5.5之间，1950年下降至不到4，到2010年又回到4.5。
皮克提将资本/收入比率用符号β表示，它在所谓资本主义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中均出现。所谓第一定律是：α=r×β，其中，α代表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r代表资本回报率。所谓第二定律是：β=s/g，其中s代表储蓄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皮克提理论解释中还有一个关键不等式：r>g，它甚至被一些评论人称为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定律。这三个定律逻辑上包含的结论是，当经济增长率g下降，甚至趋于0时，β 趋近无穷大，此时无论r多小，α都将增大，也就是说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大，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平等。
那么，r>g在皮克提理论解释中得关键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呢?如果r=g，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将相同，β将是稳定的，从而α也将是稳定的。只有r>g，似乎才能解释不平等的发散趋势，而g>r，则代表了不平等的收敛趋势。皮克提书中图10.11给出了两千年来世界范围的r与g关系及其到22世纪的趋势：
从图中可见，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只有0.5%到1%，而资本(当时主要是土地)年回报率则有4%到5%。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制约资本的社会政治变革，才使得g曾一度大于r，但1970年代后r>g又得到恢复。皮克提认为，r越是大于g，过去的资本财富积累就越是在现今社会发挥更大支配作用。这个观点背后的直觉是他给出的一个例子：如果g=1%，r=5%，那么资本所有者只需储蓄其资本收入的5分之1，就可以保证其资本存量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皮克提推算21世纪的资本回报率在4%左右，由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放缓(而中国和印度在赶上发达国家后将呈现同一趋势)，21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将下降到1.5%，r>g的程度大致恢复到19世纪，坐享继承的财富将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所生动描绘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拼爹资本主义”( 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重现。
从皮克提书中的下图可以看出，富裕国家资本收入在1970年占国民收入的15%到25%，而在2000—2010年这一比例提到高了30%。那么，他是如何论证这一趋势将继续在21世纪发展?这里，他必须回答一个流行的批评意见，即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一般规律将发挥作用，使资本存量增加时资本收益下降，也就是说，因为α=r×β，单单是β增加，并不能保证α也增加。皮克提需要证明，当β增加时，虽然r减小，但其下降比例小于β增加的比例，因此α仍然会增加。换言之，资本与劳动间的“替代弹性”在21世纪必须大于1。
皮克提这个“替代弹性大于1”的观点，正是《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要害所在。本文前面引用了萨默斯的说法：“即使皮克提的理论解释全错，他转变政治话语的数据工作也值得获诺贝尔奖了”，其实萨默斯正是认为皮克提的理论解释基本错误。萨默斯指出，皮克提“混淆了资本的总收益和净收益”，虽然资本存量增长时，r可能并不是以同一比率下降，但折旧却是同一比率的。因此，从资本净收益来看，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不会大于1。实际上，皮克提引用了其他学者估算的替代弹性为1.3来支持其论点，但这是从总值意义上的生产函数推算得来的，如从净值来看，替代弹性应为0.6，不能支持皮克提的α将随β增加而增加的核心观点(见Larry Summer，“The Inequality Puzzle”，http://www.democracyjournal.org/33/the-inequality-puzzle.php)。
我认为，如果局限于教科书中的索洛增长模型，皮克提将难以回应对他批评。因为教科书模型中的资本/收入之比β并非等于s/g，而是等于s/(g+d),其中d是折旧率。例如，据美国官方统计，2013年美国私人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是5.7%。这样，当增长率趋于0时，s/(g+d)的分子并不会趋近于0( 详见Per Krusell and Tony Smith，“Is Piketty’s “Second Law of Capitalism” Fundamental?”,http://www.voxeu.org/article/piketty-s-second-law-capitalism-vs-standard-macro-theory)。有趣的时，索洛本人并不认为皮克提违背了他的增长理论，他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对《21世纪资本论》的长篇书评的标题就是“皮克提是对的”( 见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7429/capital-twenty-first-century-thomas-piketty-reviewed?utm_content=buffere43e3&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关于《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争论肯定还将进行下去，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金融时报”都建立了专门的“皮克提讨论”博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德龙(Brad Delong)教授甚至建立了“每日皮克提讨论”(Daily Piketty)博客。但我认为，皮克提的政治学解释其实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如果说皮克提的资本主义“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描述了19世纪不平等的演化轨迹，并预测了21世纪不平等恢复到19世纪的趋势，那么他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代之间资本/收入比下降的解释完全是政治学的，他对扭转21世纪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政策建议也是政治学的。
皮克提强调“累进所得税的产生是因为世界大战，而不是普选权的自然结果”(皮克提书英文版514页)。法国议会通过建立所得税的法案是在1914年7月15日，是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财政应对措施;美国在1913年通过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建立了所得税制度;英国和瑞典则是在更早前的1909年和1903年建立的此项制度。如皮克提下图所示，尽管这些国家的所得税制度都略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最高税率却是在一战之中和之后才大幅提高的。例如法国1914年的最高税率仅为2%，但1920年该税率提高到50%，1924年该税率提高到60%，到1925年，则提高到62%。又如英国，1909年的最高税率为8%，而一战后英国将此税率提高到40%，而美国则在1919年将最高税率提高到77%。德国的情况则更有趣，普鲁士早在1891年就建立了所得税制度，但从1891到1914年最高税率一直是3%。1915至1918年，该税率提升到4%，但德国战败的1919年，最高税率立刻提高到40%。
从政治学角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率先把最高所得税率提高到70%以上的国家。美国在1930年到1980年间的遗产税也在70%-80%之间，而同期德国和法国的最高遗产税则从未超过40%。皮克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德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对部分企业实行国有化并直接限定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措施。在某种意义上，国有化是高额累进所得税的替代。
作为对20世纪累进所得税的进一步发展，皮克提建议用全球资本税来纠正21世纪不平等恢复到19世纪的趋势。他也知道这一政策建议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他认为全球资本税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具体来说，他设想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税率为零;100万至500万欧元之间净资产税率为1%;而对500万欧元以上净资产税率则为2%。而对10亿欧元以上的净资产税率则为5%到10%。皮克提认为，第一步先建立欧洲资本税是可行的。事实上，法国在1945年征收了一次性25%的资本税。显然，皮克提的每年征收资本税的建议，其税率不可能像法国1945年一次性征收那么高，一般在5%以下。他强调，意大利政府在2012年为了应对巨大的国债危机引入了资本税，但因为害怕本国资产转移到瑞士、奥地利和法国的银行，意大利资本税率对不动产仅为0.8%，对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税率仅为0.1%，股票则完全免税，并且这些税率没有累进性。但2013年提出资本税的总理在选举中失败，意大利资本税昙花一现。皮克提认为此事凸显资本税若要成功必须有国际合作。他因此极为看重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并将在2014年实行FATCA(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卢森堡和瑞士2013年宣布它们将积极配合该法案实施。
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皮克提对现行马斯特里特条约中的“黄金准则”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该准则是指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大于GDP的3%，国债则不得超过GDP的60%。他认为这一准则是完全缺乏经济学合理论证的，因为“如果不考虑公有资产和总国家资产，就难以合理论证任何具体的国债规模”(皮克提英文版第566页)。
近年来，对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的批评也往往根据欧盟的“黄金准则”，即看地方债务与地方GDP之比，而不考虑地方公有资产，因此皮克提对欧盟黄金准则的批评对我国也极有启示意义。下图是皮克提给出的英国国有资产与国债的历史演化。
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国资与国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致相当(约94%)，净国有资产几乎为零。中国国有资产统计还极不完善，但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4万亿元，负债总额67.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7万亿元，而2013年末国债余额实际数8.7万亿。考虑到国有资产高于国有企业资产，可见中国国有净资产远大于零。
最后，我想强调，皮克提明确指出他的工作是沿着米德1964年《效率、平等与产权》一书的足迹前进的(皮克提英文版582页)。米德(James Meade)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毕生的工作是发展“自由社会主义”理论。自由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点是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的关系。例如1959年时，英国的国有资产与社会总资产之比为42%，很多人据此认为英国国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但米德则认为如果考虑到国有资产减国债后的净国有资产，英国的国有化程度应该为“负14%”(米德著：《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55页)。更有趣的是，米德发展了一种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最佳结合点的形成机制。这一机制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一个方向是，“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
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是，“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米德著：《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58页。我对译文略有改动)。考虑到中共18届3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点，米德的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将很有借鉴意义。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即虽然皮克提说他是沿着米德的足迹前进，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关键在于，米德对财富(资本)不平等变动趋势的研究不像皮克提那样依赖于r>g(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是看较小财富和较大财富的增长率之比：
其中，
K1是较小一份个人财产
K2是较大一份个人财产
E表示劳动收入或工资
V是资本回报率，VK表示资本收入
E+VK表示全部收入
S是储蓄率
如果较小财产的增长率大于较大财产的增长率，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将增加，反之则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将增加。米德认为，如果仅仅考虑只挣工资和只获资本收益两种极端情形，那么劳动收入将是一个平等化因素;而资本回报率显然是一个扩大不平等的因素。复杂性在于储蓄率S对不同财富增长比率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一年只获劳动收入1000英镑，而另一个人一年只获10000英镑财产的1000英镑利息收入，虽然他俩的总收入一样，但前者比后者的储蓄率将更高(米德著：《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34页。我对译文略有改动)。
米德的上述比较两份不同大小财产的增长比率的公式貌似简单，但如果对其中E，V和S展开分析，则可发展出相当复杂的模型，这已经超出本书评的范围。我在此仅仅想说明，米德的不平等理论不依赖r>g(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不受前述从索洛增长理论对皮克提批评的影响。有趣的是，米德以前的学生，刚卸任不久的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金(Mervyn King)对皮克提的批评恰恰是，r 在当前西方国家接近零利率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情况下是小于g的。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皮克提《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重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发展趋势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基础。尽管他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统一场论”看来还不能算成功，《21世纪资本论》必将促进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促进了物理学大发展一样。期待此书中译本今年11月出版后后，也将引起中国学术界和公众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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