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作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华，共同关涉了资本统治下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正义问题。马克思致力于资本天然永恒幻象批判，皮凯蒂则致力于资本主义完美良性发展幻象揭示。站在21世纪的快车上，皮凯蒂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推进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深刻理解都有裨益。
“利润率下降规律”面临挑战
皮凯蒂总结说，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自掘坟墓核心机制的概括类似于“无限积累原则”：“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效率下降和自身灭亡。”皮凯蒂很清楚，马克思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逻辑来证明“两个必然”结论;但他用数据力图得出介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末日预言和库茨涅茨认为经济增长会自行消除经济不平等的理想主义预言之间的结论。这给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利润率必然下降规律提出新解读，需要我们在21世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全面的阐释。
正如鲁品越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根据是资本收益效率稳定降低，皮凯蒂的根据是资本收益效率高且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我们遇到的深刻的理论矛盾。那么，这两种结论到底谁是谁非?这是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生命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的资本逻辑，作为资本生产的内驱力，不断推进资本流动和投入利润更高的行业，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会导致资本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造成更大的垄断集中，因此必然意味着更惨烈的竞争，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生产以及集中效益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下降和更广市场空间中的薄利多销，尤其是科学技术大规模运动带来机器的迅速更新换代，使得劳动力价值在整个生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在一定意义上，皮凯蒂用工业产品价格降低、食品等商品价格基本持平和服务业价格的上升，证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的事实。
时代背景下对“资本”的再考察
尽管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并没有直接导致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末日”的到来，但这并不能说是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证伪。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及其利润率进行慎重的考察。
第一，要对空间复杂性以及21世纪的市场空间有深刻认识。
马克思的资本利润率下降，是在一定的市场空间拥有相对有限的需求而容纳不下更多的生产力意义上说的，是工业资本处于主导的时代。发展到21世纪，市场空间发生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靠发展中国家广泛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得资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始终发挥着生产规制作用，资本利润率获得巨大的提高。其次，金融全球化以及个性化生产，不仅通过网络虚拟空间为资本利润率的提高找到了舞台，而且通过对超越基本生存资料的、基于时尚逻辑的个性化需求的开发，使得人们的需求处于动态之中，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再次，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信用经济的发达，使得人们的支付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获得积极的拓展，这也为资本主义利润率保持在一定水平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后，知识经济的到来，精神生产的繁荣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则为资本利润率的保持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空间。
第二，对时代背景差异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宣判依赖以下历史过程：利润率降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进而激发无产阶级主体的革命意识并通过革命获得“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颠覆。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两个必然”实现的重要中介。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处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环境，决定了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选择。二战后，世界对和平的珍视以及资本主义在经济大危机后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调整，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关注经济正义和有效协调劳资关系上展开了种种制度调适，也有利于生产力提高。此外，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明，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形式多样化，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层多样化。这种借助虚拟时空和精神时空带来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伴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不仅使得资本统治更加隐蔽，更造成无产阶级明晰阶级意识在物化世界中的减弱。再者，由于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使得整个世界借助生产力的客观发展，由绝对贫困走向相对贫困成为一种可能，劳资矛盾以相对缓和、个性化的态势表现出来。换言之，资本的总体化发展，推进个体化倾向的加剧，使得社会矛盾尤其是劳资关系多以局部矛盾消融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整体依赖关系中。
第三，要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内在包含的历史发展周期率有足够认识。
马克思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现有生产关系的历史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种生产关系绝对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只是预言了资本扩张逻辑在历史发展中必然走向其反面。但按照历史发展周期率来说，必须区分局部危机、局部崩溃与全面崩溃、根本崩溃的差别，并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能力的基础上，对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反复性有充分认识。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诊断，通过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对资本主义顽症的深刻分析，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理性认识的深化。
皮凯蒂并未证伪马克思
皮凯蒂强调资本所有权收益率的提高，并不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效率降低的直接证伪。
首先，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皮凯蒂资本概念不同。
马克思处于工业资本主导的时代，马克思资本概念更多的是具有劳动支配权的社会关系概念，强调的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在马克思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更多的是指人力资本。随着大机器的采用和新技术的运用，单位产品耗费的人力必然呈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资本形式都是工业资本的衍生品，是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共同瓜分。马克思讨论精神生产，也讨论协作、分工等管理性劳动对生产的重要意义，但并未脱离体力劳动的范畴。皮凯蒂则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大化，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包括非物质资本。这必然造成资本收益在整个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扩大化。但是，资本总体收益比重大与资本利润率下降并不矛盾。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大型混合企业，即使在资本利润率低的情况下，凭借市场份额的庞大和资本投入的庞大，同样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率。
其次，资本产出与资本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财富分配机制问题。
马克思和皮凯蒂都致力于考察不平等结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利润划分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同盟关系。皮凯蒂通过苹果公司等例子，突出知识扩散的重要影响，证明了金融资本以及精神生产在当今资本利润分配的权力机制中占有重大份额。这表明，现代社会发展到21世纪，使得超额剩余价值生产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机会和信息占有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偶然性短期存在的“超额剩余价值”造成的比尓·盖茨等世界富豪、高薪管理者的出现，并不能说明长期发展趋势总规律“利润率下降”的失效。当代社会复杂化尤其是智力资本的普遍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是在提示需要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时代创新，而不是对“利润率下降”的证伪。
最后，皮凯蒂的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
皮凯蒂批评现代经济科学盲目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只能获得科学性表象，因此他尝试进行历史和社会学等交叉研究。然而，《21世纪资本论》的亮点却恰恰在于数据分析。但无论是来源渠道还是数据本身，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他自己也坦然承认“上述数据的误差幅度特别大”。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皮凯蒂的数据及资本累进税制，都遭遇人们习惯隐秘自己的财产的普遍心理的挑战。这使得皮凯蒂对全球不平等结构的研究，其数据虽然经过严格挑选，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作为趋势性的结论，需要借助更广泛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背景来理解才有意义，当然也需要更为翔实有效的丰富的数据，才能深刻体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真谛。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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