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拼爹”：被皮克迪揭穿的今日真相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五十九
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年增长率如何，而是谁分得了“奶酪”。那偏向市场的钟摆是不是又该回摆到偏向政府?美国人担心，如果市场竞争之后的分配正义推至过度，会不会蜕变成为再分配的非正义?
□孙 涤
自有系统地采集和分析国民经济数据以来，经济学人深信不疑的假设是，设若市场得以健康运转，没有政府管制和其他外部冲击，贫富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逆转，分配悬殊将收敛，社会能有效分享经济成长的结果，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却指出，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大萧条特别在二战后确曾有实质性收敛，但主要是两次大战的结果，而非市场正常运作下的常态。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收敛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崇尚市场无误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的盛行，挑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任由市场无拘束地运作，效率和效果要好得多。可是到了眼下，贫富(尤其是财富型收益)日渐悬殊，已到了危及社会稳定的境地，钟摆是不是又该回摆了?
很多经济学家对此已不那么确信了，纷纷加入质疑挑战的行列，包括多位诺奖获得者开始呼喊，认为贫富分化扩大的趋势，纯靠市场很可能无法妥善解决。他们甚至相信，市场本身就是棘手问题的根源。皮克迪是走进前沿的一位，他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直截了当地揭橥这个旗号。尽管皮克迪所引用的大量数据的精确性和周延性或可商榷，但争议最大的却不是这些数据，而是他大胆提出的解决途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能否调头，假如必要的话?
从市场运行规律的角度，公平竞争的结果，可能使社会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急剧积聚，基于民主的体制安排，有可能以强力来纠正这个趋势。要是大多数选民不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拒绝贫富悬殊是市场公义，用政治杠杆加以干预，将对社会稳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欧美发达国家的明达之士对此忧虑重重，认为这样的趋势任其扩展，结局将两败俱伤。
皮克迪的分析逻辑其实很简单，诉诸两个基本规律：其一，若一国储蓄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以钱赚钱，财富型收入扩张的速度会大大超过劳动型收入;其二，在一个稳定体系中，财富型收入比率等于储蓄率s除以经济年增长率g。目前在发达国家，资本年回报率显著高于经济年增长率，即r > g。例如，美国财富型收入回报率r达到了5-7%，其GDP年增率则通常在3%以下。财富型收入远高于劳动型收入，而且敞口越来越大。中国的储蓄率在36%左右，GDP年增长率为8%，又假设资本投资回报在12%，那么财富型收入的增加速率将为劳动型收入的4.5*1.5 = 6.75倍，差别极为可观。
结果之一，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各国实质上进入了“拼爹”的快速通道，个人财富资本拥有量成了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代际继承。
更要命的是，劳动型收入的分野，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劳务收入和简单劳作的体力劳务收入严重分化。对劳务型收入相对于财富型收入的日渐萎缩，技术白领和“金领”的收入在劳动型收入里所占的份额的巨大差异，诸如大公司主管和市场精英们的天价分肥，皮克迪指斥为荒乎其唐，令人再难相信是劳动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是这些人对生产力的边际贡献所应得的边际收益。
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分化之严重令人咋舌。完成和不能完成大学教育的两个群体之间，劳务收入差别悬殊;完成了四年大学教育或以上者，又以在名校(譬如常青藤学校)毕业的所谓知识精英的收入远远领先，极为不均衡，甚至有“赢家通吃”的局面。因此，美国的问题(其他发达国家也类似)，不在于经济年增长是1.1% 或是2.9%，而是谁分得了“奶酪”。
于是就带出了下面的问题。二、三十年前世界还常用GNP(而非GDP)来统计国民经济的成果。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关注的是国民拥有经济生产的成果 ，而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关注的则是经济生产是在哪国生产的。在资本全球流动畅行的时代，美国的很多产能，比如可口可乐，苹果电脑、耐克跑鞋等等，都在中国生产，而利润则为美国人所获，而用GDP口径来统计测度，产值计入中国账本。中国庞大的出口，有很大部分(甚至过半)是在华的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虽然他们雇佣了众多中国劳动力，但所得利润迟早要拿回去。因此可以说，GDP统计口径掩盖了分配不平衡现状;如果用GNP来计算，美国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以及美中两国间的财富差距将更形突出。
从经济学角度，提起一国经济增长总会集中在总量增速，而忽略这些成果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然而就个体而言，“我”的收入有何变化是最重要的。即使国家的大饼在增长，若“我”的份额却在明显萎缩，就会出麻烦。要是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处于这种状况，社会动荡迟早难免。皮克迪的要旨在于揭示，这个趋势是否越来越突出，不干预的话是否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从而成为颠覆社会秩序的动因。在美国，人们激烈争议皮克迪这本论著的焦点，是市场竞争之后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onal justice)推至过度，会不会蜕变成为再分配的非正义(re-distributional injustice)?
皮克迪针对社会和经济现状的症结提出的解决途径到底有何新意?下期继续讨论。
(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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