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都增长乏力的时间节点，皮克提提出的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r>g(资本收益率r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g)机制的作用下，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发现，支持了三年前美国各界人士占领华尔街并向全球发出拉近贫富悬殊差距呼喊的正义性，也引发了保守派的恐慌。
正值炎热夏季，法国所有学校都已放假。这个时候，在火车上和飞机上，最常见的便是父母带着孩子外出旅游度假。不过，今年夏天，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并没有带着三个女儿去度假的打算。在巴黎经济学院的办公室里，他正忙着《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等其他语言版本的出版准备工作，这已是他在巴黎经济学院教书的第八个年头。
事实上，英语版在美国走红以来，他的工作和生活就开始围绕这本书运转。
今年三月，皮克提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美国出版后一炮而红，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是纽约曼哈顿精英们人手一本的“圣经”，《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梅尔森甚至认为它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这本讨论贫富差距、充斥着数据的严肃专著竟然一度雄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自然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也让这位年仅43岁的法国人走到聚光灯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界新星。
几个月来，托马斯·皮克提这个名字似乎无处不在，翻开杂志，打开电视，总有关于他的报道。他是各大媒体的宠儿，是奥巴马智囊团关注的对象，他在美国访问时受到了巨星般的待遇，短时间内便有了一批追随他的忠实粉丝。一位目睹过他公开课盛况的法国记者感慨道:“法国的学术界从此有了自己的碧昂丝。”
墙内开花墙外红
7月10日，在去美国“促销”、写专栏回应质疑、筹划秋天赴中国宣传中文版等已占满日程表的事务之间，皮克提终于和记者通上了电话：“让我们在去中国前聊一聊。”
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记者有幸和《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的驻巴黎记者一样，走进了巴黎经济学院的校园，来到那间“通风不佳”的会议室。午饭后，他手握一小杯浓缩咖啡准时出现，握手很轻，面带着谦逊而真诚的微笑。
1971年5月7日，托马斯·皮克提出生在巴黎郊区克利希，生长在一个充满左翼政治倾向的家庭中，父母都曾参加过激进左翼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治斗争，后来在法国南部、东邻地中海的奥德省饲养山羊。1989年，18岁的皮克提顺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数学和经济学。只用了四年的时间，他便拿下了博士学位，更是凭借着《社会再分配》一文，获得了当年年度最佳论文奖。1993年，皮克提远赴美国，作为经济系助教在麻省理工学院教学，继续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三年后回到法国，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更加专注地研究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等问题。随后受当时的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之托，协助建立了可以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抗衡的巴黎经济学院，并在2006年年底成为该学院首位院长。
那是他在巴黎经济学院教书的第一年，但是短短几个月后，他便离开，介入了2007法国总统大选，成为当时左派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的经济顾问，开始了在政治上的尝试。大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经济学院继续任教，但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的实践，并于2010年加入了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竞选团队，为其竞选纲领中税收制度的制定出谋划策。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美国引发热议，奥巴马智囊团约见皮克提的时候，他在法国却并没有受到相同的待遇，甚至可以说奥朗德对皮克提非常冷淡，缘何如此?其实早在2011年，两人在税法改革上就存在矛盾。奥朗德认为，皮克提想将社会普摊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结合起来征税的想法不可行。在奥朗德政府推出75%特富税时，皮克提也曾公开评论政府，称这一举措并不明智。他表示此项税收涉及范围过窄，税率过高，纳税人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获得薪酬，比如公司红利，来避免缴纳75%特富税。两人在税制改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也难怪皮克提引起全球关注的时候，奥朗德还是没有约见他。
不过，尽管可谓是“一夜成名”，但是皮克提告诉记者，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上课、教书、做研究，暑假的时候忙着《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其他语种的出版工作，九十月份会全世界跑，为新书做宣传。但是之后，他还是会回到巴黎，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然后在这间位于教学楼B座二层的办公室里，继续专心做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者”
一百年以来，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没有一本书在面世第一年就能卖到十万册，而现在不过刚刚7月中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今年3月出版后至今已经卖了四十万册。被认为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被学界冠以“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克提却认为自己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利润率趋向无限下降。他认为资本收益率将最终趋于零，并且引发无产阶级革命，颠覆一切。一百多年后，皮克提在700多页的书中描绘了过去三百年世界人民收入不平等的历史图画。统领皮克提著作的定律r>g却揭示的是，资本收益率r(马克思称为资本利润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g，而这种趋势将无限延续下去。这的确与马克思的理论预测完全相反。
皮克提认为，如果没有税收政策的调控，任凭资本市场简单地自由运转，21世纪将是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的时代，财产继承将成为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富二代”越来越拼爹，而寒门再难出贵子。而r>g正是加剧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全球经济增长都乏力的时间节点，皮克提提出的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的问题自然会引发了关注。 在r>g的作用下，这种情况在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尤为明显。今年一月，乐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全世界一半的财富。在美国，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1%最富有的人享受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95%的收益，剩下90%的人则是越来越穷。皮克提更是在书中用大量的数据证明，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这本书在美国最“卖座”的原因：皮克提的发现，彰显了三年前美国“各界人士”占领华尔街并向全球发出拉近贫富悬殊差距呼喊的正义性。
皮克提向我们描绘的未来一片阴暗，但是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向“世袭财富”开刀。他设想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扣掉负债以后的资产征收累进税，最高税额可达到80%，越富有的人缴纳越高的税赋，用对富人征收的重税重新分配财富，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以平衡社会。他反复强调对于遗产需要“重税伺候”，因为这部分资本正是“富二代”“拼爹”的资本，也是最需要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的社会不公平。当然，这种重税原则同样适用于那些收入特别高的高级企业经理人。
“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皮克提说，“我的书根基是大量的历史数据，讲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读懂的与钱有关的故事。”的确，在这本近1000页的专著中，皮克提汇集了全球30多位专家长达15年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全世界多个国家三百年以来税收与财富分配的大量数据和资料，用历史的眼光，研究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罪我知我
皮克提曾两度成为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顾问，此番又出书深度剖析贫富差距的问题，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推翻了保守党最为珍视的神话——多劳多得，富人的财富是他们自己赚来的。皮克提告诉人们，富人的财富来自继承，而不是劳动，呛得右翼哑口无言，匆忙地给他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
其实早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后，皮克提同友人的罗马尼亚之行，就让他认识到了一些问题。他后来谈道：“这个经历多少令我终身对站不住脚的、反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免疫，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当你看到人们在街上排起长队却买不到任何东西时，你就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率，而且是为了个人自由。”皮克提拥护资本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分配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非常不满。但是他相信通过税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方法，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和谐，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坚信的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可谓是完全相反。
当然，反对他的人不仅说他是“现代马克思”，还对《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用到的数据表示质疑。确实，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海洋，我们有理由对数据的可信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们便这样做了，他们确实也发现了一些数据上的问题，比如在书中，皮克提写到，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只增长了3%。然而这个数字存在很多争议，因为在计算年收入的时候并没有算上实物收入，而只计算了工资收入，也忽略了这三十年来美国家庭人口减少的事实。此外，他们还指出皮克提运用不同的数据来计算经济增长和资本收益，一组数据根据当时的通货膨胀情况进行了调整，而另一组数据则没有。不过，皮克提不仅在书中注明，不少数据并非来源于政府，因此并不是绝对准确，而且公开反驳了《金融时报》的言论，表示这些小的错误，并不影响整本书的分析和论述。或许正应了那句“人红是非多”，反对他的人便趁机挑错，死咬不放。
死咬不放的还有皮克提在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反对者认为其想法太过简单天真。虽然他本人也觉得方案不可行，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够全球范围内征收财富税，并将征得的税收重新分配给收入较少的人。这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看法，目的只是为了社会公平，而有些时候夹杂了政治的经济决策，虽然可行但往往无用。
皮克提曾说，美国经济学家们往往把自己研究的问题缩小到自己能回答的范围内，而他想写一本真正的、能与每个人对话的书。这就意味着他没法选择，只能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无法逃避。
而谈到中国目前的形势，皮克提说，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对于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是在中国，私人继承财产的规模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认为中国也应该收入累进税和财产累进税并举。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可以更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新设立对遗产和捐赠财产等等这些“世袭财富”的累进税，否则中国社会将很难达到财富分配平衡的共识。而一旦采取了税制上的解决方案，中国的社会财富信息必将更加透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这也是单单通过打击腐败这样的司法手段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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