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系列伪真理命题的理性批判

　　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途径绝非“唯一”“标准”

　　——一系列伪真理命题的理性批判

　　芊苹芳 明为

　　历史不会忘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记者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的文章，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所谓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场运动最显赫的一个命题，可谓深入人心，似乎成了永恒的真理一般，让国人深信不疑。当时有些人怀疑，仅仅只是怀疑“唯一”，因为还有逻辑可以证明，但从不怀疑实践能否作“标准”的问题。实践是过程、途径，怎么能做标准呢?真正有一点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的人，都会察觉这一命题不合逻辑，是一个假命题。除非有人能对这一命题给出一个充足的理由律，否则，我们只能固执“己见”了。但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让我们信服，当然也包括《实》文，该文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也引用了诸多导师的语录，唯独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思想，更没有看到他的实质推导过程。质而言之，就是根本没有讲为什么说实践是“唯一标准”的理由，连什么是标准都没有涉及。《实》文根本不值得我们重温学习，终究是一篇没有思想、没有深度、索然寡味的官样文章，只是充当了某种政治需要的实用工具罢了。《实》文本身不值得我们去逐一批判，所以本文只注重批判其命题本身，以及其他一些貌似真理的伪命题。

　　一、老问题与假命题

　　关于检验真理的问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哲学讨论的老问题。长期的争论结果也只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以“圣人之言”为标准，有的以“多数人承认”为标准，有的以“实用”为标准，甚至有以“强权”作为标准的，可谓五花八门，且谁也说服不了谁。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也没有完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比以往更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强调理论必须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但也没有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历史上诸多贤哲都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我们的一个特约记者、一个大学教授没有认真思辨、没有严谨推理的情况下却“石破天惊”地得出了这一结论，“羞煞”了历史上所有的有关讨论检验真理问题的哲人们，他俨然成了一个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开悟”的启蒙哲人似的。

　　据说这位特约记者、这位大学教授当时还为他的“真理”发现做好了“坐牢”、“献身”的准备，其精神可嘉，其所谓“真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命题。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一个途径，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过程，它不能是“标准”，况且逻辑也是检验真理的一个途径，作“途径”也不“唯一”，故这一命题不能成立，假命题而已。

　　二、什么是“标准”，实践能作“标准”吗

　　“标准”在中文语境中本是是标杆和准绳的合称，标杆就是一个带有刻度的木杆工具，准绳就是测量物体平直的墨线。所以“标”和“准”合成标准后就成了衡量事物的统一的规定和准则。既然有了统一的规定，就有了标准可以参照。标准是人定的，它不同于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而标准本质上是主观的，尽管标准的内容有客观的要求。如标准身材，对身高、胸围等都会有具体的、客观的要求，但这种标准终究是人定的。至于这种标准是不是合理，这需要结合实际与实践情况，最终需要人理性判断。

　　如果以实践来作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发誓不给你标准。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其内容非常丰富，既包含有个人的实践，又有群体的实践，民族的实践，甚至整个社会的实践;它既包括经济领域的实践，也包括政治领域的实践，还包括实验性质的实践等等。正因为实践是一个宏大概念，它才成了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既然实践丰富多样，就不能也不应该拿实践来作标准，否则标准也丰富多样了。每一个实践都作为标准，是不是就无所谓标准了，就如同说每一个人都是标兵一样，那标兵就失去了存在和参照的意义了，也就没有了标兵了。假如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就是真理;而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了，社会主义就不是真理，这能成立吗?即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遇了空前的挫折，难道社会主义理论就不是真理了吗?

　　如果把实践强行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这种标准就是最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标准”，因为实践本身又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行为，由于各种条件影响，实践具有多样性、偶然性、主观性、不确定性等等，实践本身也存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好的实践、不好的实践等等，它本身都需要“被检验”，又怎能作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如果我说我的实践成功了，我的就是真理，岂不庸俗荒谬吗?

　　实践作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于没有了检验的“标准”，它容易使人丧失理性，偏执于个体实践的结果，在真理问题上真正不讲“理”，进而造成真理与谬误混淆，是非颠倒，整个价值观混乱。这种没有了标准的“实践标准”论和白猫黑猫论相结合是我国价值观缺失的理论根源之所在。然而历史上所谓检验真理的诸多标准，如“圣人之言”、“多数人承认”、“实用”、“强权”等等，虽然它们都经不起推敲，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这些“标准”还像一个“标准”的样子，有参照性，是可以操作的。而实践作了标准，就没有了标准，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偷换概念”——“桥梁”成“标准”

　　《实》文并没有讲“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由，那我们看其他哲学教科书是怎样帮它圆这一理由的。各类哲学教科书千篇一律地总结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从真理的本性来看，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主观认识。而所谓检验真理就是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注意没有，这第一个所谓“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只是解释了真理的定义与检验真理的内涵，甚至连实践都没有提到，所以根本就没有讲出为什么实践能成为“唯一标准”任何理由，恰恰还露了马脚，让我们看出了它的破绽。因为它们说检验真理就是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给人感觉它在参照某种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客观实际”，也就用不着“实践”了。

　　第二个理由是，从实践的特点看，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是唯一能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推导过程完全错误，兵法上叫“偷梁换柱”或“调包计”，逻辑上叫犯了“偷换概念”错误，不合乎正常的逻辑推理，因为它把“桥梁”突然换成了“标准”，所以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假命题。

　　既然实践充当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如果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途径”，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桥梁”就是一个联系的通道，就是一个“途径”。由于真理还可以采用逻辑的方式来检验，所以“途径”前面也不能加“唯一”来限定。实践只能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也就是说“真理”需要实践去检验。真理必须经得起检验，但经得起检验的也不一定是真理。实践的作用是为检验真理提供必要的支撑或者说硬性的“依据”，当然这些“依据”，是“有效依据”、还是“无效依据”，仍然需要理性判断。所以认识是否是真理关键不在于实践本身，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理性判断。

　　四、真理的“理性判断”与东西方差异

　　什么是真理，从中文字意来看，“真理，真理，理性之真”，真理一词远比英语对应词truth表达深刻、完整。它甚至把正确的感性认识都排斥于真理之外，这合乎狭义真理的要求，因为真理大都是较为深刻的、正确的理性认识。广义的真理是指一切正确的认识。真理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都需要对认识作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这种判断不能是感性的，而应是理性的。那什么是理性，通俗地说就是撇开感性的理智思维，就是讲道理。中国古人是最讲道理的，因为道理就是“道”与“理”的合称，它要求合乎“道”、合乎“理”。孔子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体现了理性判断的重要性。因为“仁者”没有私心，他才更能理性地、更客观公允地评判一个人。真理的判断也一样，它需要人作出理性判断，而不能根据实践的结果庸俗地、随意地作感性判断。

　　不过东西方的理性真有差异。过去中国人讲理性不仅要求合乎“道”，合乎“理”，而且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高层次的理性。“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古人特别强调“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说到底就是替人民“行道”，这个“天”在圣人的眼中就是指人民。《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最好的注解。共产党人追求人类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原旨精神就是“替天行道”。

　　而西方人讲理性特别强调个人的理性，是“利益”驱动的理性，要么是基督神性。神性从本质上而言是非理性的，它不会要求“替天行道”，只会替一个虚无的“耶和华”传播骗人的、劣迹斑斑的宗教，所以层次要低得多。东西方看待“和平”问题上，差异明显。中国人强调“和为贵”的精神，是内心有真诚的“和”的愿望，希望维持“和”的宝贵局面，两个字表示，就是“贵和”;而西方人的和平，就是彼此斗争达到你也不敢动我，我也不敢动你，这种所谓的“和平”，四个字表述就是“恐怖平衡”，这种和平要靠“实力”说话，没有实力就没有和平的资格，这就是西方的论调。两次世界大战过去几十年了，西方人认为这就是和平，实际上这是和平的假象而已，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处在危险高积累期，等待着火山爆发式的毁灭。这点看看每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就明白了，况且在“利益”驱动下，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和”，又怎么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呢?

　　还比如说西方经济学里面所讲的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种理性人理性吗?这种唯利是图的理性，就是猪的贪吃的理性。如果是传统中国人看待“理性人”，那只少他的行为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他人、为社会考虑;不仅考虑现在，也要考虑将来，考虑子孙后代，而不能认为子孙后代聪明一些，他们自己想办法去。不全盘考虑、不多方位考虑怎能算得上理性呢，怎能合乎“天道”与“人道”呢?另外，西方人讲“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真理吗?这合乎“道”与“理”吗?凭什么“神圣”、凭什么“不可侵犯”，小私有制还可以理解，因为它还不存在太大的不公平;而大私有制条件下富比帝国的寡头们难道他们的财产也“不可侵犯”。西方人根本就不讲“道”和“理”，他们只讲“制度”与“法律”，他们企图用不公平的制度(包括不公平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与法律永恒地绑架世界人民，这就是他们根本不道德之所在。真理需要理性判断，而这个理性就是要真正讲“道”、讲“理”，否则就会被“歪理”所欺骗。

　　五、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与“隐性错误”

　　认识或理论是否是真理，其实并不存在检验的客观标准，只是它必须要回到客观现实中去，通过实践不断检验，而最终是否是真理，终究需要人作理性判断。譬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向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真理，可理性告诉我们它不是真理。表面上看来它是真理，因为河流在变。

　　人确实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更不用说三次以上了，似乎都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好像也合乎辩证法。但它错就错在有隐含性错误。它的意思是说，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就隐含着人是可以“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人可以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是不可以的，因为当你一只脚踏入一条河流的时候，不管时间多么短暂，哪怕零点零一秒，我们的结论是你已经踏进了无数的河流，因为瞬息万变。

　　我们不是所谓“怀疑论者”，我们从不怀疑人是可以踏进河流的，但我们怀疑的是你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是不可以的，否则就是凝固的看问题，就不符合真正的辩证法。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有“隐性错误”，不容易被人识别，表面上又能接受实践检验，所以很容易被人们当真理来看待。这一例子生动告诉我们，真理虽需要实践去检验，但更需要人的理性判断。

　　六、北极熊的困局——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吗

　　“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人们认为是真理，理性告诉我们不是。当然人们也会拿出种种历史实践来证明，可我们也根据人类的实践，得出它不是真理的结论，这就须要有更大格局的理性来看待这个论断，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越来越多的物质文明所迷惑，以为这就是进步，他们还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贪婪与自私将最终扼杀人类自己。同时我们还要反问如果这一论断是真理，那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忧心忡忡的社会学家们还用得着担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吗?那且不是“杞人忧天”。

　　实际情形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空前的灭顶之灾。地球变暖、物种灭绝、能源耗尽、森林锐减、环境污染恶化、垃圾成灾等等。人类已经险象环生，可人类对自然依然是无止境的索取，每一个国家都毫无理性，只顾各自利益，彼此勾心斗角，争强好胜。各国军费开支都急剧扩张，好像每一个国家都要做一个最大的炸药包，以便大家共同引爆、全部消亡。所以当人们在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后所带来巨大“物质文明”以及“现代制度文明”而津津乐道、高唱赞歌时，我们的结论是，工业革命后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开启了人类生存的真正危机，如果说新航路开辟后的老殖民时代只是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那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大环境下显得更加愚昧和疯狂。《尚书·太甲》说得好“天作孽，犹可受，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话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理性告诉我们它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的论断在自身危机还没有显现之前很容易被人当作真理看待，现在看来算不上是真理了。《国际歌》唱得好，“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也许轰轰烈烈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终成“绝响”，但假如当时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取得了胜利，也许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就一定能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灾难问题，也许人类还能绵续、还能发展。

　　我们看过一个电视镜头，一只北极熊站在北冰洋即将化掉的冰块上，很快将丧失自己的立身之所，显得无可奈何。看到这个镜头，我们就看到了人类的宿命。因为北冰洋的冰块即将化掉，而各国政府却漠不关心，它们关心的是，北冰洋的冰块即将化掉，北冰洋下面的巨大经济利益将凸显出来，所以各国都想去争夺、去分一杯羹，甚至一些国家还扬言不惜动武。人类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是何等的悲凉!倘若二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取得了全球的胜利，倘若全世界都实行了公有制，所有的海洋都由世界海洋局统一管理，也许北极熊有救、人类有救。

　　一个不经意的无言的电视镜头，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公有制才是人类的正确选择。现在整个世界都被西方资本主义绑架而走上了不归之路，而我们的一些西化人士还会高唱“西方万岁”替他们去作陪葬。人类的前途是悲观的，是基于理性的一个判断，但我们真的并不愿意人类的悲剧会发生，我们只是悲情地呼唤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生存重新选择它的生存方式。

　　七、进化论和“猫论”

　　鼓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理吗?理性告诉我们不是，虽然它揭示了动物进化的过程，有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他只看到动物有竞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动物亦有和谐的一面，过分夸大“竞争”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合理的。特别是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学科各个领域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大错特错。

　　人类社会不应该鼓吹“竞争”，特别是残酷的森林法则式的“竞争”，因为它不利于人类向善，不利于人的理性发展，人不同于动物，人的体质要进化，智力要进化，而“人性”更要进化，也就是要真正文明化。可达尔文进化论诞生后，强者生存、落后挨打就成了西方世界普遍遵循的“真理”。西方就是用这种理论开启了人类近代以来“血”与“火”的野蛮历史。

　　“落后的”是“挨打了”，它合乎实践检验，多少落后国家或地区被它们打败、征服，但理性告诉我们它不是真理，因为它不合乎“道”、不合乎“理”。我落后凭什么你要打我，我又没有惹你，我落后我的，关你屁事啊。这就是西方不讲道理的“霸道”。而过去中国人是讲“仁道”的。什么叫“霸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什么叫“仁道”，“仁道”就是以理服人。美国想打伊拉克、想打利比亚、想打叙利亚，都不叫侵略，为什么，因为它相信“强权就是真理”，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指导下的“强盗逻辑”。

　　七十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真理吗?用在猫身上，在以前也算是真理。可现在也不是真理了，因为现在的猫大多不抓老鼠而当宠物了，所以对猫儿言，现在也不是真理了。如果把这一句话用在人身上就更不是真理了。因为人不同于猫，猫抓老鼠也只有一招，就是直接向前扑，而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投机取巧、贪污受贿、杀人越货都可以。很显然，这种猫论用到人类身上是不可以当真理的，否则它会搞坏人心，搞坏思想，其后果不堪设想。

　　八、“知识就是力量”——真命题，非真理

　　“知识就是力量”被世界普遍认为是真理，但理性告诉我们，它不是真理。虽然它是真命题，但它不合乎“理”，“真”而“不善”，“真”而“无理”，也就不是真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真理必须要合乎“道”、合乎“理”，说得宽泛一点，真理要能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文明，至少不能危害社会。知识能改变落后，知识能改变命运，对一般人而言，当然无可厚非。但“知识就是力量”，造成了西方“智育挂帅”、“科技挂帅”的所谓文明，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德育挂帅”的文明。前者崇尚“智”与“勇”，造成“武行天下”，后者强调“仁”与“义”，要求“礼行天下”。

　　西方世界在“知识就是力量”和“进化论”的指导下，“以智欺愚”、“以强欺弱”，特别是工业革命后，西方确实变得“有力量”了，不再是老殖民时代的“帆船”和“来火枪”，而是先进的铁舰和大炮，这让他们武装到了牙齿，变得更加的疯狂和野蛮，他们正是用这些尖端利器轰开了世界各国的大门，把广大的落后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现在西方世界继续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式，强化马太效应，用所谓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等各种不合乎“理”的规定来永恒主宰世界人民。美国更是用“互联网”和“高科技”来监控世界各国人民，连私生活都不放过。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升级版，这多么的邪恶啊。

　　知识应该要人类共享，知识应该让人“知书达理”，知识应该用来唤取人类的良知，而不是继续“以智欺愚”、“以强欺弱”，企图保持永久的利益优势。所以“知识就是力量”虽是一个真命题，确有“力量”，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但由于不合乎“道”、不合乎“理”，所以它同样不是真理。

　　九、“与时俱进”——全民疯狂英语

　　当下中国人没有谁怀疑“与时俱进”，但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因为“与时俱进”是被动的、没有格调的“媚俗”，类似于另外一个同等程度的词汇“随波逐流”。要是孔子“与时俱进”，他就会去鼓吹变法图强称霸而不会为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去奔走，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想“力挽狂澜”，匡正社会走正道，而不是“赶潮流”。“与时俱进”不值得我们倡导。正确的提法因该是引领时代进步。谁去引领，应该要由有民族文化、有人格魅力的先进分子去引领。

　　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向已故的查韦斯学习，把名字刻在人民的心中，刻在历史上，他把一个资本主义的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他甚至把一些连锁店都弄成了公有制。而我们就不应该把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整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整成一个彻底私有化的中国。查韦斯不会搞“全民学英语”，他不会不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委内瑞拉是一个小国，尚能如此，我们更应该反省。我们怎么会弄得十几亿人口全民学英语，正如一副对联所描述的“男女老幼，人人学英语;春夏秋冬，天天背单词”。这不仅仅是国家人力资源巨大浪费问题，更重要的是造成民族文化缺失、崇洋媚外、浅薄成风。

　　小孩子不知孔子、老子是何人，只知道“哈利波特”、“奥特曼”是何等英雄!“与时俱进”的年轻人不喜欢唱中文歌，不愿意用自己的民族方式表达民族情感，个个都会唱英文歌，衣服上全是英文字母，美丽的汉字很难找到。开口“my god”，闭口“go go go”，给你“surprise”，回答“no no no”。中国人都变“傻”了，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根，还觉得自己“与国际接轨”，很“国际”，这种“与时俱进”，不觉得悲凉吗?我们不是为“悲凉”而说“悲凉”话，我们只是悲情地呼唤我们的国家必须立即放弃全民学英语的政策了。放弃全民学英语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

　　要知道，“时髦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不一定是先进的，而所谓“国际的”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往往是很坏的，对泱泱中华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最好的。民族必须要有民族思维，民族必须用自己的思维为自己的行为作注解!

　　十、结语

　　“两个凡是”本身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两个凡是”从一开始提出，在实践工作中就没有完全执行过，否则华国锋就不可能果断终止文化大革命，更不可能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况且早在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很有风度地对代表们做了检查。所以就不应该老是借口“两个凡是”的错误，来全面打击华国锋的领导地位，最终使得这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当了某种政治需要的实用工具。在今天华国锋逝世六周年之际，算是在这里替他讲了一句公道话。历史须要沉淀，是非须要辨明，而真理的发现更需要用理性擦亮眼睛。

　　总之，真理的检验并不存在真正的标准，它需要实践过程去不断检验，最终是否是真理关键还在于人的理性判断。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也不是“唯一”途径，因为还有逻辑可以验证，更说不上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作标准，就是没有了标准，这种没有标准的标准，就是丧失理性的、最彻底、最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标准，就是颠倒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如果谁有更好的真知灼见能说服我们，我们愿意洗耳恭听。谁拥有真理，谁就是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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