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1] “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20世纪，也是17--19世纪。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2] 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500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3]
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1990年到现在，这18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仗：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人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4]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5] 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1937--1941年，长达4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6]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21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完）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此文载于《经济导刊》2014年第10期，节选于《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之“读《动物农场(三)》”。《动物农场》及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重要著作。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左右翼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翼也很有帮助。
乔治·奥威尔(1903年6月25日一1950年1月21日)，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它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它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附文：读《动物农场》(三)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1984》，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里，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于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两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18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19世纪和20 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1]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 参见拙作《读<剑桥战争史>》，《花间一壶酒》，第47-83页。
[4]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第30-35页。
[5]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
[6] 参见钱锁桥：《林语堂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书城》2008年2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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