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制度导致权力制衡变异
从理论上看，代议制是人民授权由议员来代表人民议论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制度，议会是公民通过选举委托自己的政治代表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但由于西方议会中议席往往是各个政党、各个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势力政治分赃的结果，议会的职能和各议会党团之间、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制约都发生了变异。
第一，议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影响法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平台。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仅以政治献金影响选举进程和结果，而且通过游说和贿赂议员，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同时还通过游说政府决策部门来影响政策的执行，使已制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样或者打折。
许多美国公司在华盛顿设有长期办公室，并雇用了大量说客。谷歌、微软、雅虎、IBM、Sun等各大公司每年都要给华盛顿送去数千万美元，因为它们深知“政策进程是市场竞争战场的延续”。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行政办公室所在地布鲁塞尔也聚集了大约1万名说客，其中大多数代表着大型全球性公司和行业集团的利益。又如，美国屡屡发生伤害无辜的枪击案，民众普遍希望严管枪支，但历届总统却无能为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步枪协会(NRA)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财力雄厚，长期通过捐款、馈赠、社交、支持和拉拢国会议员等手段，设法推动或影响有关法令的制定与通过。所以，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在其著作《少数人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上层政治经济精英这个阶层集体握有绝对权力，因而他们之间利益的妥协和协调也就成为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标志，而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从不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到底需要什么，到底该怎样管理。”
第二，权力制约导致立法和行政效率低下。在西方国家议会里，权力制约首先表现为议会内部的“党争”。从实际情况看，议会“党争”中往往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议会作用弱化，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最近几年，面对金融危机、财政困境和经济下行等问题，一些西方议会里各党派热衷于打口水战，以致政府无法拿出像样的具有长远和战略考虑的政策，有的国家政府甚至处于实质上的停摆或无效状态，根本无法回应公众的要求，也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经济危机。可见，被西方吹嘘的权力制衡制度，日益变成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成为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的负资产。连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美国政治中一些恒久不变的真理，即备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
第三，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相互制约带来社会失衡。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相互制约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例如，奥巴马推出的医改法案受益对象多是穷人，而这将增加保险公司、雇主等强势利益群体和地方财政的负担，众议院为推迟实施这一法案，不惜让政府关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
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深陷困境
西方社会对自身宪政民主制度的局限并非没有认识。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曾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发出“是不是现代民主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的疑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也刊文认为，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2011年，比利时在经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后，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对饱受质疑的宪政民主制度进行改革呢?虽然美国和欧洲曾对其政治制度小修小补，但是根本性的改革从未出现过。美国学者迈克尔·帕伦蒂在《少数人的民主》中一语道破，他说：“因为那些希望改革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又不愿意改革，显然他们不可能轻易将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交出去。”
应该说，西方宪政民主经过200多年的实践，发展出多种实践形态，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其阶级实质没有改变，其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相互对立的矛盾就不可能消失。现在西方宪政民主中的弊端，无论是源于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还是源于后天的墨守成规，都是其阶级实质的具体表现，也是资产阶级极力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结果。金钱控制的一人一票、选票至上的党派竞争、利益集团干预的权力制衡以及那些以合法面目出现的贿赂捐赠，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宪政民主重形式程序、轻内容实质的虚伪。西方宪政民主非但不可能有重大的改革和调整，相反，超级富豪们还会继承描画宪政民主的各项制度，利用自己控制的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威逼利诱，向全世界推销这件“宝贝”，“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西方宪政模式面临的困境必然给中国以深刻警醒。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的依法治国道路决不会陷于盲从西方宪政的迷思，中国走的是立足于自己实际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之路。
(：杨军 李艳玲 单位分别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求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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