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阈中的帝国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纲领”的当代适用性辨析
内容提要： 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殖民地人民寻求解放的理论灯塔，其中的主要观点和“预言”也一再地被历史实践所证实。然而，随着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资本主义“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以及“苏东巨变”，列宁主义(包括“帝国主义论”)合法性根基逐步受到蚕食、鲸吞，帝国主义理论也面临着日益被肢解和摧毁的威胁。严酷的时代背景中，怎样看待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和难题。本文通过对库恩“范式”(paradigm)论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学说的回顾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虽然不属于自然科学，然而，其作为成熟的社会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纲领”，那么，这个“研究纲领”必然具有内在的“硬核”理论部分。我们将这个部分指认为：资本垄断、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战争，并进而将这些因素放置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中进行辨析;与此同时，文章对“苏联解体”与列宁主义(包括“帝国主义论”)的关系作出梳理和阐释，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考察，尝试着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问题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正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奇幻斗篷下所深藏的危机，远未消失的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抗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深广的理论包容度。
关 键 词：帝国主义/全球化/垄断/殖民主义/苏联解体
通过“全球化”这艘巨轮，资本主义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其“游戏规则”贩运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加上苏东的解体和“冷战”结束，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首先赢得了“英特纳雄耐尔”，社会主义的运动和事业似乎正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低潮，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曾经做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论断与预言显得既不可信，也很错误，于是，它们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有人甚至戏谑地总结道：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土壤与“历史原像”
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难道真的不再能够解释当代帝国主义了吗?我们认为，要探讨某种理论的“有效性”问题，首先应该考察其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各资本主义强国将新的科学技术进行推广和应用，世界资本主义得以蓬勃发展。新的工业革命使得整个世界的工业生产增长迅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斗争和分化，推动了资本迅速的积累和集中。对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这种巨变，众多研究者都作出了理论上的积极探索，从而形成了古典帝国主义研究理论，其主要代表有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布哈林等人。1902年，霍布森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著作。1910年，第二国际领导人鲁道夫·希法亭在维也纳出版了《金融资本》。列宁认为“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到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到的，恐怕都没有超出霍布森和希法亭两位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1]106。1914年，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随后又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以及《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两篇文章，这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和“超帝国主义”思想。他认为，联合起来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将代替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资本主义将步入新时代。列宁批评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断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抽象”，与“当今世界经济的具体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忽视了资本主义各国“不均衡的发展”，不能够从实际揭示发展不平衡、斗争很激烈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走向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在此基础上，列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重要论断。
列宁“帝国主义论”携带着时代烙印，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与深邃的旨向，在“第二国际”挥舞着“保卫祖国”的旗帜向帝国主义投诚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火正酣时宣告诞生。列宁提道，写作“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1]100事实上，列宁还有更为深远的诉求：第一，对“第二国际”内部长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伯恩斯坦主义”以及考茨基理论等进行批判，进而发展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脉相承的正确而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第二，列宁重点关注的还是革命实践层面，阐释和揭露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战争本质是为了排除“修正主义”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干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发展无产阶级力量以反对“第二国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行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重点论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实现的观点付诸实践，最终促成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良性发展与最终胜利。
二、科学研究纲领的内核与外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有效性的判断依据
“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以及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均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鼓舞和有力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独立及数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是正确而且成功的，质言之，这个理论体系“相当有效”。当然要判断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效”不仅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且往往需要通过一个较长时间进行检验。西方科学哲学中有关“范式”的理论为我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有效性问题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其核心观点认为，判断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效主要依赖于该理论“范式”内核的解释力，而非依赖其外围理论推演或中间保护层的“辅助假说”。托马斯·塞缪尔·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大都经历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常规科学”的循环道路，“常规科学”即所谓的科学“范式”(paradigm)。科学家不会急于放弃自己原有的理论，相反，他们会调整原来的理论，进行扩展性探索。伊姆雷·拉卡托斯则在库恩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了科学理论系统的“层次性”、“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调整变动性”和“发展性”。他认为，可以将科学理论系统整体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研究纲领”，一切科学纲领都具有内在的“硬核”理论部分、中间保护层的“辅助假说”部分以及最外围的“实验证据”部分。当某一科学体系核心理论受到新的理论体系或“合理”的猜想挑战时，旧有理论保护带会发挥适应性改变以使得传统理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新的问题做出解释并试图兼容新出现的问题及理论，形成所谓“可反驳的变体”(refutable variants)。唯有如此，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够在有效的时间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并获得理论的稳定性。[2]56总之，科学发展史就是各种“范式”交锋、交替的过程，“科学史一直是，也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或者也可以说是‘范式’)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2]84
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很好地启发我们正确对待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列宁主义虽然不是自然科学，但是其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必然如拉卡托斯所描述的那样具有理论的核心层，高度弹性的中间辅助假说层以及最外围的实践保护层。任何伤害和动摇不了列宁主义核心理论部分的反驳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其也必将遭受到质疑。我们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是他对帝国主义本质和特征的分析，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本质特征为“资本垄断”、“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博弈、对抗和战争”。资本垄断和殖民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由于“利益矛盾”而出现的博弈、对抗前提下展开的，而帝国主义国家间博弈、对抗甚至战争以及“殖民主义”主要诉求又恰恰是为了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因此，判断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全球化”时代是否“过时”的基本依据是辨析其理论内核能否解释和分析当代全球化时期。不过，在怎样看待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问题上历来就弥漫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其仅仅根据一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就匆匆作出判断，并且急于“一下子”就否定了列宁主义。殊不知，其所反驳和质疑的仅仅是一种表象或者仅仅是理论体系最外围的实践层。例如，人们往往仅根据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强势反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以及苏东剧变的历史事件就断定列宁帝国主义论断是荒谬与不可靠的。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大，帝国主义的结局似乎不是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全球化!哈特与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中曾提出，由于“商业的专营权和保护性关税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区的出现，帝国主义正持续显示和加强它的有限的疆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帝国主义极大地依赖着这些有限的疆界和内、外部的区分。帝国主义其实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束缚——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实践所造成的疆界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3]230于是，此书得出结论，“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国的理论。……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3]230。这个言论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秉承一个客观立场为列宁“帝国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代替”的论断打圆场，然而，其实质则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遥远的历史回声，其试图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关键性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政权的建立。
三、“全球化”视阈中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对抗、垄断资本以及“殖民主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内核有效性”辨析
(一)“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与本质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战争”观点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内涵的“发展不平衡”。“从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来看，在1870-1913年期间，美国从23%上升为38%，德国从13%上升为16%，日本从近乎0上升到1%，而英国和法国却都下降了，前者从32%下降到14%，后者从10%下降到6%。……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使它们在瓜分市场和殖民地上的矛盾更加尖锐。”[4]158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战争，然而，这些战争似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所难免。一战结束后，从“经济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使德、意、日这样一些国家迫切要求按新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沉重打击，还使相对统一的、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瓦解了。……要打破这种严重的僵局，帝国主义国家只好兵戎相见，决一雌雄，然后按照战争的胜负来重新恢复国际经济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秩序。”[4]217今天，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且连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显得突出和棘手。在“发展不平衡”前提下，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变得十分尖锐，相互间的博弈、摩擦、对抗不仅在全方位突显，而且频频升级，这都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实质反映了因为利益矛盾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永恒对抗。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不在于激烈的战斗和流血，而在于列强之间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利益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博弈、对抗甚至最激烈的形式——战争。二战后至今，帝国主义国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究其原因，首先，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耗损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有的国家甚至从此一度一蹶不振;其次，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力与之相抗衡;再次，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世界格局变得多元。然而，我们却不能淡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或明或暗的博弈、对抗。我们不应该淡忘“冷战期间”美国曾经采取的“双重遏制”战略，即同时牵制共产主义和其盟国，而当苏联解体后，对盟国的牵制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各国的国家政权和主权在逐渐强化而不是削弱，欧盟与美国各自的利益考量又始终处于紧张态势中。“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致力于成为唯一的“全球控制型”超级大国，然而，无疑其诉求受到了强大的阻碍和挑战，除了广大“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欧洲各国、日本都不可能容忍美国“独大”的企图。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讨论，需要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前提与国家之间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博弈与抗衡层面进行观察和理解。暂时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及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问题放置一边，单从美国方面观察，其与别的国家爆发战争已经不再是一种推测了。因此，“利益矛盾”在当下“多元格局”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强化的双重作用下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与微妙，不应仅凭暂时与表面的“和平”就武断地指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认识已经过时。
(二)旧殖民主义体系崩塌与新殖民主义滥觞
关于旧殖民体系解体的原因，西方学者竭力淡化殖民地人民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影响力，转而将之归功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仁慈，《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认为，由于美国历史上一向缺乏殖民地，因此，当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型国家后，必定引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自动放弃殖民地。《帝国》认为，“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3]5上述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仁慈神话”显得永远不可信的一个强有力证据来自于新殖民主义的滥觞，新殖民主义是指，在“老殖民主义国家失去昔日的殖民地后，仍用一些新的方式力图继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是“新殖民主义”最为典型和最为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打着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的幌子，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提供贷款和先进的科技设备并且进行一系列的不平等贸易交换，最终使得这些国家不但没有发展起来，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外债。“二战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主要是以获得原料和市场为目的，是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二战后到80年代，则出现了资本输出带动制造业输出的新的资本输出形式。……许多劳动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廉价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5]132—133与此相应，国际垄断资本始终倾注力量构建并竭力在全球推行符合垄断资本发展需要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这种规则的制订和执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为代表的“历史依附论”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许多“外围”经济体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工业产品和国民收入，然而，这些经济体缺乏发达国家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员，因而，都不能独立生产某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它们是“结构上不完整的”(Structurally Incomplete)，为了保证经济体的正常运行，它们只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统治的世界经济保持着“依附性的联系”(Dependent Articulation)。相应地，在政治层面，当地的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工业领导者的形象，当地的政府也被剥夺了总体规划“国家”利益的权力和能力，其主权变得不完整。其政治也日益走向要么是准威权的民粹主义(Quasi—Authoritarian Populism)，要么是在军事首领和平民技术官僚庇护下的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6]63。
国内有学者认为，“传统帝国主义可以称为‘殖民占领型帝国主义’;当代帝国主义可以称为‘全球控制型帝国主义’。这种全球控制型的帝国主义……要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就需要建立并维护一种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权，这比占领和统治一个殖民地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5]104资本主义全球社会化适应理论认为，从表面上看，去殖民化似乎导致了更多的决策分散化……但是事实正相反，去殖民化反而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有所延伸和强化[6]38。无论“全球控制型帝国主义”也好，“殖民占领型帝国主义”也罢，其二者在“对外侵占”和“资源掠夺”上并无根本差异，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无根本差别，所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控制方式到底主要是更依赖于军事入侵方式还是经济控制方式。仅仅依据现象上帝国主义国家不再“瓜分领土”，就进而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瓜分”论述需要受到质疑的观点有失偏颇。列宁早就通过考察美国作家莫里斯《殖民史》指出，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斗争的尖锐化紧密相关的。只要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不改变，其内在的发展轨迹以及内在经济矛盾就无法得以克服，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殖民主义”也就永远不会消失，唯一改变的仅仅只能是“殖民主义”的形式而已。
(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与国际垄断——帝国主义“垄断”形式的演化史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这一发展和继续的历史过程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直接继续。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并非两个截然分开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如垄断统治、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等，都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变化”[7]534。两者之所以要作出区分，主要依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和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经济任务所涉及的范围与程度。如果仅仅考虑国家垄断中的政府干预和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责任而言，国家垄断的形式早已存在。由于意识形态斗争、国际国内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势头逐渐衰微，“这突出地表现为：倡导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失势，主张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抬头;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保守实力上升，社会党人势力下降;这些国家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浪潮，社会党人修订纲领，不再主张实行公有制。”[5]16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式微的直接后果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样，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超越列宁对帝国主义垄断所做的分析，其作为一种资本流动特征而言也并非近期才出现，而是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全过程。列宁提过，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各国资本家们相互妥协而形成的国际卡特尔就是当时国际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资本垄断阶段，也仅仅是因为其规模和影响的跃升。列宁早就清晰地阐述过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与国际垄断之间并非互相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三者伴随着资本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纠缠在一起，“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1]160这就表明了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迟早将会过渡到国际垄断阶段，并为国际垄断服务，这是由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本质早已经决定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依靠经验主义方法论，凭着现象层面的“新变化”就轻易将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如：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等视为与列宁曾经判断的“帝国主义”平行的历史阶段，并进而断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遭遇到了有力挑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它的矛盾也发生了与垄断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的变化，这些都足以说明，它已超越了一般垄断，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阶段了。”[7]540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学者的观点似乎更为可取。如阿尔巴金就曾提出“两个注意”：(1)注意帝国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列宁所揭示的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几大特征，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帝国主义具有普遍性和世袭性的特征;(2)要注意区别两种意义上的“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作为一个历史时代而言的，这种大的历史阶段还可以细化为若干小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阶段[14]48。综上观之，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均未远离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本质论断，换言之，这些纷繁复杂的“阶段”都从属于帝国主义这个大阶段内。
四、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的低潮——“列宁理论预言”的危机
今天，似乎已经不值得用这样的回忆触及我们的心灵的痛处，如果我们前面没有残酷的斗争的话。在斗争中，主要武器依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忠诚于共产主义原则。1991年8月的悲剧残酷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俄]根纳季·亚纳耶夫
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冷战”日益激烈，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界逐步产生了由否定斯大林个人进而否定列宁个人，从而最终否定马列主义的“西方列宁学”和“西方苏维埃学”。这类学说由于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近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低潮而被推向“合法性”顶峰。梅格纳德·德塞《马克思的复仇》就是代表之一，其认为苏联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长时段全球化自然发展过程的一个暂时中断，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失败的历史事件已经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预言是错误的，“苏联的彻底消亡……没有给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经济留下任何复兴的机会。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没有未来。”[11]293这种思潮的滥觞并不是偶然的，其甚至得到了苏联国内很多人的支持。人们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对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个人人格进行了严酷的攻击，并将之蔓延到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质疑与否定，“斯大林体制的历史未必包含新发现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精神病学方面。我的友人常常提出问题：斯大林为什么、干嘛要除掉数百万无辜的人?我个人无法回答。除了对人的仇恨和对权力的渴望而外，其中有某种神秘主义、不可思议、阴险、暴虐狂的成分。”[12]12—13于是，这种对领导人人格的批判和质疑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针对马列主义本身，俄国人民“非常想无论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马列主义这一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者暴力意识形态就利用了这一点，利用得极其卑鄙。”[12]562无疑，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建设模式由于其集中、集权的特征而日益显示出僵化、机械性，加之，官僚集团对于社会建设控制力的强化，使得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并没有“惠及人民”，因此，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阻力。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列宁主义的生命力正在消失，更无法证明列宁主义是错误和过时的理论。恰恰相反，列宁主义所焕发出来的辩证活力与创新动力却往往被掩盖了。针对这些质疑和诘难我们希望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主义既是紧密相连的，同时又有所区别。列宁的思想主要指列宁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理论和思想，其不可能脱离列宁生活的历史和地理的背景，并且具有特定时空深深的印迹，因此，列宁的思想中是具有某些局限性的，这些方面有待后来的理论加以转变和发展;而列宁主义的源泉虽然是列宁个人的思想，但其主要指列宁思想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合理的成分，是科学理论体系，也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西方列宁学”祈望通过对斯大林和列宁个人的攻击而整体地反对列宁主义的途径是肤浅而错误的，不可能对列宁主义造成根本性动摇。
第二，苏联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指导思路和具体模式，如斯大林时期及后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是值得商榷和质疑的。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高度集中计划”的管理体制机制虽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使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在短时期内高速度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苏联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保证苏联在二战后仅用几年时间迅速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3]36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的方式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机械理解的成分，并将这些教条式的理解进一步形成“正统的官方”学说，这样一来不但极大地扼杀和限制了学说研究的自由性与创造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难免不陷入一种缺乏辩证活力的状态中。此外，斯大林模式在战争中所建立起来的集权制因素也或多或少地抑制或挤压了“民主”的空间，这些都使得人们将对斯大林模式(甚至是其以后直至苏联解体的一贯集中制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放大，并且将这些不足之处归咎于列宁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苏联曾将列宁主义神圣化的方式也并非真正继承和发扬列宁主义，相反，这是在歪曲和抛弃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中一个重要内核就是反对教条，对事物发展历程所呈现“复杂的可能性”从不予以简单地否认，相反，其总是力图辩证地作出判断，并倡导因应具体时空差异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继承之上的发展和创新。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弱的Denkverbot(禁止思想)的情景的自由。”[15]可惜的是，苏联政治体系在列宁以后逐渐变得僵化和教条，“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9]259
第三，苏联解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或可以归咎于列宁主义?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按照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1)苏联日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体制机制;(2)苏联经济建设中蕴含了某些不合理的因素;(3)苏联内部存在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4)冷战和西方阵营的外在压力;(5)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6)苏联高层领导人自动放弃马列主义信仰，从内部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毁灭了党的威信等等。其中导致苏东剧变直接、现实同时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党的高层领导(以戈尔巴乔夫为首)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实施了错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鼓吹“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宣扬“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这一指导思想源自戈尔巴乔夫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苏联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必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后来他又说要‘炸毁’这座大厦。他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要害在于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3]358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直接地使苏共涣散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各级组织;使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丧失了识别能力;加剧苏联及东欧各国民族间矛盾问题;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演变与颠覆采取“放任纵容”的态度和政策等原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由此推动的东欧巨变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仍然有人不但忽视、否认上述事实，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祛马克思主义事业”，而且还积极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粉饰，“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马列主义是无效的”。[12]548—551“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12]580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业绩”则被其描述成了充满古希腊英雄悲剧色彩的“民主斗士”和“民主伟业”。应当指出，凡是对苏东剧变作出严肃学术研究的学者并未将解体原因归咎于列宁主义，恰恰相反，根据上述可以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根源和直接现实的原因正是因为苏联高层领导从思想和行动上都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对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和具体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应该看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其仅仅只能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已。苏联虽已解体，但苏联模式遗存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方面，从未消失，并留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苏联时期的许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仍然存在于独联体和后苏联时代的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9]262;另一方面，苏联模式并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全权代表，因此，不能认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事业的全面失败，“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9]257
最后，我们要问，列宁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失败了?抛开上述的辩护而言，西方学者无非想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充满了集权和独裁，充满了对人自由的压抑，它的灭亡是人心所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世界潮流!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吧!当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并迎接、拥抱资本主义的“朝阳”时，等候它们的是什么呢?“作为西方原料殖民地的权利与‘国际社会’融合……加工业生产的产品只达到1991年产量的45%。这种下降程度只有在法西斯占领了我国发达的欧洲部分三分之一领土的情况下才发生过。1991年之后，没有建设任何重大的现代企业。决定技术进步水平的电子、无线电和仪器制造领域消失了。……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半个世纪后的周年和加加林飞入太空45周年，国家没有发射一个气象卫星。”[10]154—156俄罗斯人在苏东剧变20多年来一直深刻反思着这一“世纪悲剧”，许多人也逐渐从资本主义幻影的迷梦中觉醒，遥遥地感怀社会主义苏联曾经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实践，“俄罗斯历史的顶峰是苏联时期。在此之前很糟糕，之后则是下降，并全速走向萎缩。我不会说苏联是好的，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的批评者。但是，‘在沼泽中，土墩也是高地’。”[10]154—156“当年签署协议使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首任总统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2005年在反思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时公开承认，如果早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我宁愿砍掉自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那只手。”[8]142—143这些事实都在昭示一个结论：列宁主义并非洪水猛兽，也绝对没有滞后于时代的进程，恰恰相反，列宁主义正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奇幻斗篷”之下所深藏的危机，远未消失的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抗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深广的理论包容度。
【注释】：
①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不仅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转而拥抱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人道民主”理念，并进而开始酝酿和采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涣散党的各级组织的行动，“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声称‘苏联共产党并不享有垄断权’，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后，出现了退党风潮，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许多反攻政党和组织纷纷成立，并大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上下级关系上，推行党组织‘自愿原则’，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加盟共和国如果不同意苏共中央的决议，可以不执行”。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进行全面和平演变和思想文化渗透，并且积极以经济援助手段对苏东各国软硬兼施，还利用“人权外交”扶植政治反对派，如“1987年美国给波兰工会100万美元活动经费，1988年又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面对西方的颠覆和演变活动，戈尔巴乔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反而不断妥协。”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9—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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