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 "天王"洪秀全、慈禧太后和清朝的改革
洪秀全生长在中国南方距广州约 50公里的一个乡村，是一户贫苦人家的第三个儿子。虽然他傲慢易怒，但是智力出众。他的邻居们请他做乡村教师，这样他可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参加科举是获得官职的主要途径，而在清政府的官场中谋得职位能为他的家庭和整个村子带来荣耀和财富。在 1828年到 1837年间，洪秀全参加了三次考试，但是连最低等级的功名都没有拿到。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几千个考生竞争一个功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功。但是洪秀全对科举考试深感失望，他情绪衰落，陷入了长达 40天的精神错乱，并出现幻觉。
身体恢复后，洪秀全继续做乡村教师。1843年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开始研究一位中国传教士的著作，其中解释了基督教的基本要素。在思索这些宗教小册子的时候，洪秀全开始相信他在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去过天堂，并且从上帝那里得知他是耶稣的弟弟。他进而相信，上帝向他揭示了他的宿命：改造中国，并铺就通往天国的道路。受到这种信念的启示，洪秀全给自己施洗，并致力于建立信徒团体。
洪秀全个人的宗教观念迅速演变成政治计划：他相信上帝已经赋予他建立一个新秩序的使命，这就是推翻从 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1847年，洪秀全加入了一个由不满的农民和矿工新近发起的宗教团体 --拜上帝会，并迅速成为这个团体的主导者，到了 1850年夏天，他手下参加反清起义的追随者已经有一万人。 1851年 1月 11日，在洪秀全 37岁生日那天，他自称 "天王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太平天国。作为洪秀全的追随者，太平军迅速从松散混乱的队伍发展成为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军队，人数超过 100万，将清王朝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太平天国最激进的信仰之一是在上帝面前男女完全平等，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女人 --慈禧太后 --在政治上的崛起注定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在 19世纪 60年代初，慈禧垂帘听政，促进了体制的改变 --让汉人而不是满人掌管军队，有效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起义。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和慈禧的帝国权力显示出内部混乱的中国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不是唯一在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日本都经历了和中国清朝末年类似的问题。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军事的软弱，这使它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罗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军队都曾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交战过或有过军事对抗，很快都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工业化国家差得太多。欧洲国家时不时地掠夺土地，或者纳入本国疆域，或者作为殖民地来统治。但是更多时候，欧美的军队利用它们的优势迫使军事弱国做出让步，从而寻求优惠条款，获得商业特权，使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在这些军事弱国里实现巨额利润。
这四个国家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口压力、农业产量减少、饥荒、政府收入锐减以及各级政府腐败所造成的内部虚弱。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严重的国内动乱，尤其是在 19世纪下半叶，农民发动起义，不同政见者要求改革，政治派系之间互相倾轧，甚至阴谋发动政变。军事的虚弱使这四个国家的统治者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国内冲突，于是欧美国家就常常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进行干涉。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清朝中国以及日本都成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社会。除非进行完全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否则它们就无法摆脱国内危机，相对于工业化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孱弱。四个国家中的改革者都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如引入明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使政府响应民众意愿、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调整教育体系、启动工业化进程等。很多改革者游历欧美，亲自体验立宪政府和工业化社会，并试图沿着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国家。
这四个国家都发起了积极的改革运动，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在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清朝中国，统治者和富有阶层对改革十分警惕，并且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变革。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步履蹒跚，小心翼翼，甚至中途夭折。到了 20世纪初，奥斯曼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都濒临崩溃。但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已经垮台，无法阻止变革了。日本的改革比其他几个国家更彻底，到了 20世纪初，日本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并准备向更广阔的世界扩张其影响了。
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
在 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了军事上的衰退，其统治经常面临挑战。到 19世纪初，帝国政府已无法避免欧洲的经济渗透，也无法阻止领土分裂。当政府为复兴帝国的活力启动改革时，埃及和其他北非省已宣布独立。而欧洲国家则在奥斯曼帝国西北部掠夺领土。与此同时，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预示着这个有多种语言的帝国的分裂。这个强盛一时的王国日渐衰落，其王权也要靠在这里进行经济掠夺的欧洲势力来维持。
衰落的本质
到17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土耳其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了惨败，尤其是在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人的作战中。土耳其军队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训练上，此时均已落后于欧洲军队。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作为精锐部队的近卫步兵军团的纪律败坏，从 15世纪起，这支队伍就是帝国军队的骨干。在 17世纪和 18世纪，近卫军连续策划了几起宫廷政变，在 19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近卫军忽视军事训练，对武器技术的发展熟视无睹，其军事能力不断下滑，相对于周边强大的国家来说，奥斯曼帝国变得脆弱了。
军事力量的衰弱转而造成了中央政府效力的衰减，中央政府正逐渐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力旁落到地方官员手上。到 19世纪早期，半独立的地方长官和地方显贵建立了由雇佣兵和奴隶组成的私人武装，通过支持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换取对自治的承认。这些独立的统治者还使越来越多的财政和行政机构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将税收中饱私囊，只是象征性地向帝国国库支付很少量的税金，因此掠夺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主义直接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在这幅不知年代的政治漫画上，英国是一头狮子，俄国是一头熊，两者正在威胁土耳其(一只火鸡)。这幅图题为 "做我的盟友吧，否则我会给你一顿你从未见识过的痛揍 "。
土耳其政府勉力维持其在帝国中心安纳托利亚以及在伊拉克的统治，但是在其他地方丧失了大量领土。俄罗斯军队占有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疏于防卫的领土，而奥地利帝国则蚕食了西部边境。民族主义者的起义迫使奥斯曼统治者承认了巴尔干诸省，尤其是希腊(1830)和塞尔维亚(1867)的独立。
然而最重大的损失是失去了埃及。 1798年，野心勃勃的法国将军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期以埃及为跳板，进攻大英帝国的印度。但拿破仑的这次战役最终惨败：他不得不抛弃军队偷偷潜回法国进行推翻督政府的活动。但是这次入侵在埃及引起了动乱，当地的精英为了争夺拿破仑留下的权力而彼此作战。最终的胜利者是精力充沛的穆罕穆德·阿里将军，他按照欧洲军队的模式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且在 1805-1848年间统治埃及。他征集农民组成步兵团，并且请法国和意大利的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他还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致力于棉纺织品和武器的生产。虽然他名义上保持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臣服，但是到了 1820年，他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埃及的实际统治地位，而这里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强有力的国家。他甚至还入侵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威胁要占领伊斯坦布尔，倾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能够存在，仅仅是由于英国军队的干涉，因为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会造成俄罗斯迅速而危险的扩张。尽管如此，穆罕穆德 ·阿里使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内一个实际上自治的区域。
经济衰落加重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恶化。 17世纪下半叶和 18世纪，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进行的贸易总量始终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绕过帝国，直接与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到 18世纪，欧洲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区域，而奥斯曼帝国在那里没有任何势力。
与此同时，欧洲的制造商在18和19世纪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他们的纺织品和制造业产品开始流入奥斯曼帝国。这些产品质优价廉，对土耳其的手工业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人们经常在城里聚众闹事以抵制外国进口产品。土耳其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如谷物、原棉、大麻、靛蓝以及鸦片等，但这些产品无法平衡进口的欧洲加工产品的价值。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渐渐破产，从而沦为欧洲国家的经济附庸。 19世纪中期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国贷款，欧洲的资本支撑了铁路建设、公共事业以及矿业公司。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超过了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1882年，土耳其政府已经无法支付贷款利息，无奈只有接受由外国管理其债务。
最典型的外国影响就是领事裁判权，即一系列协议，使得在土耳其的欧洲人可以不受奥斯曼帝国法律的约束，而是享有治外法权 --根据其本国法律对本国公民行使司法裁判的权利。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 16世纪，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签署了领事裁判权协议，以摆脱对外国商人团体进行管理和审判的负担。但是到了 19世纪，土耳其官员们认为领事裁判权是对他们主权的羞辱。领事裁判权还被欧洲商人用作经济渗透的工具，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免税银行和贸易公司，并且允许外国政府对在土耳其港口销售的货物征税。
到了 20世纪初，土耳其政府已经缺乏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其花费庞大的官吏系统。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支付宫廷、军队和宗教团体雇员的工资越来越困难。日益减少的收入造成了士气低落、征兵困难以及腐败的加剧。用于弥补财政损失而增加的税收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造成了农业产量的减少。奥斯曼帝国沉疴难起，需要重大的改革才能够继续存活。
改革和改组
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危机，奥斯曼统治者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强化和保护国家。改革的努力最早开始于 17世纪，苏丹试图限制税收，提高农业产量，并且消除官员腐败。改革持续到 18世纪，苏丹谢利姆三世( 1789-1807年在位)在位时，改革了军队。他以欧洲正规军为参照，重新改组军队。但是由欧洲教官训练、装备现代化武器的新式军队的出现，威胁了作为精锐的近卫步兵军团。近卫军发动叛乱，屠杀新式军队，并且囚禁了苏丹。当谢利姆的继任者试图重建新式军队时，近卫军团杀掉了王室所有的男性成员，只留下了谢利姆的一位表弟作为苏丹，即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德欧洲势力的入侵，分裂主义者对地方统治的野心，使马赫穆德下决心启动他自己的改革计划。马赫穆德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他确保自己的改革看起来不像是异教徒的革新，而更像是重建传统的奥斯曼军事力量。尽管如此，他在 1826年提出的建立新的欧式军队的提议还是使他陷入了与近卫军团的冲突之中。当近卫军团再次兵变的时候，被忠于马赫穆德的军队镇压下去。这一事件为马赫穆德在位后 13年里的一系列改革扫清了道路。
马赫穆德的改革计划是按照欧洲的路线重塑土耳其的组织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军队。欧洲的教官让土耳其士兵们穿上欧式的制服，并指导他们使用欧洲的武器和战术。不久，土耳其新兵开始在教授欧洲课程的军事和工程学校里学习。马赫穆德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事务。他的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中等教育体系，帮助在清真寺学校里受过基础教育的孩子们进一步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学科。马赫穆德还试图向乡村地主征税，废除军事用地许可制度，以及削弱伊斯兰领袖乌力马( ulama)的势力，将权力从传统精英手中转移到苏丹本人和他的内阁。为了让他的政府更有效率，苏丹还建立了欧式的内阁，建设新型铁路，铺设电报线路，创办邮政服务。到 1839年马赫穆德去世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在规模上收缩了，但是比起17世纪早期以来的状况，变得更易管理，也更强大了。
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和臣民的分裂主义运动促使统治阶层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更为激进的改组。在坦奇马特(the Tanzimat，"改组 ")时代(1839-1876)，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军队再一次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对土耳其社会法制和教育的改革也在广泛地进行着。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坦奇马特改革者们从启蒙运动思想和西欧国家的宪政基础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启发。
阿卜杜尔 ·哈密德二世在 1876-1909年间统治奥斯曼帝国，直到青年土耳其党将他废黜并流放。
坦奇马特改革者们对奥斯曼法律进行了抨击，其目的是使欧洲人接受这些法律，撤销领事裁判权，恢复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改革者们以法国法律体系作为指导，公布了一部商业法(1850)、一部刑法(1858)、一部海事法(1863)，以及一部新的民法( 1870-1876)。坦奇马特改革者还颁布了保护臣民权利的法令。其中有一系列措施至为关键，包括保证公开审讯，保障隐私权，以及不论是不是穆斯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婚姻和离婚相关的事务仍然服从宗教法律。但是，由于新的法律由国家法院来管理，从而削弱了乌力马的权力，增强了政府当局的权力。教育改革也削弱了控制着穆斯林宗教教育的乌力马的势力。 1846年，针对教育改革，改革者引进了一项全面的计划，完整系统地提供了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一直到大学阶段的教育。 1869年，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启动了，它规定了对初等教育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庆祝政变成功，他们迫使苏丹建立了立宪政府。
虽然改革和改组巩固了土耳其社会，但是坦奇马特在一些地区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尖锐的批评来自宗教保守派，他们认为改革者对帝国的伊斯兰教基础形成了威胁。很多虔诚的穆斯林认为，给予犹太人和基督徒以法律上的平等是违背伊斯兰法律基本原则的行为。一些少数派领袖甚至反对法律平等，担心会危及他们作为其团体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中介的地位。一些被统称为 "新奥斯曼人 "的团体也提出批评。虽然新奥斯曼人团体不参与一般的政治和宗教计划 --他们主要对世俗革命和不妥协的伊斯兰教发表看法，但这一团体鼓动个人自由、地方自治和政治分散化。很多新奥斯曼人希望建立像不列颠体系那样的立宪政府。对坦齐马特的第四种可能也是最危险的批评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管理体系内部。由于被排除在权力之外，高层官僚们决定通过迫使苏丹(有必要的话甚至废黜君主)接受宪法来限制他的权力。
压力下的俄罗斯帝国
像奥斯曼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也经历了战场上的挫败，暴露了俄罗斯在经济和科技上与西欧列强之间存在的差距。为了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沙皇政府着手开始了一项改革计划。这些努力的基础是解放农奴。社会改革为政府发起的工业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使俄罗斯社会在 19世纪最后十年发生转型。但是政治自由化并没有和社会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为沙皇拒绝放弃其独裁权力。压制性的政治环境激起的反抗运动在 19世纪晚期日益激烈。到了 20世纪初，国内的不满到达极限，爆发了革命。
军事挫败和社会改革
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帝国疆土从波兰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有一半的人口讲俄语或信奉俄罗斯的东正教。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通过专制政体统治这个广袤多样的帝国，所有的立法提案都出自中央。沙皇的统治基础是俄罗斯东正教和有权势的贵族阶层。贵族阶层拥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享有税收豁免和兵役豁免权。农民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大多是被束缚在其所耕种土地上的农奴。农奴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残酷，但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凭借令人敬仰和畏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保持了其征服和扩张的传统。在 19世纪，俄罗斯帝国向三个方向进行了扩张：向东进入中国东北，向南进入高加索1801-1855年的俄罗斯帝国1855年的占领地1914年的占领地和中亚，向西南进入地中海地区。向西南的这次推进导致了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诸省的冲突。在 1828-1829年间的一次战役中，俄罗斯打败土耳其军队，试图在日益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保护国。但这一扩张行动威胁到了欧洲的势力平衡，导致俄罗斯与包括英国、法国、撒丁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内的联盟发生军事冲突。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清晰地暴露了俄罗斯帝国的虚弱，它可以独自对抗奥斯曼帝国和清政府的军队，但无法对抗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军事力量。1854年 9月，联军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基地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萨瓦斯托波尔城发动了进攻。虽然欧洲军队指挥平庸，但是由于无法调动、装备和运输士兵，俄罗斯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到了损失惨重的可耻的失败。俄罗斯的经济无法支持沙皇的扩张主义野心，而克里米亚战争清晰地反映了以不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脆弱。军事上的挫败迫使沙皇政府重新评估俄罗斯的社会秩序，并实施了大范围的改组计划。
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关键是解放农奴。对农奴制度的反抗从 18世纪起就稳步升级，反对者中不仅有激进分子，还有高层官员。一些人在道德层面上反对农奴制度，而更多人则认为这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障碍。除了经济效率低下，农奴制还是乡村不稳定和农民暴动的根源，在 19世纪前40年里已经发生了几百次起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言简意赅地建议莫斯科的贵族们，"与其等到农奴自下而上把自己解放，不如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度"。因此， 1861年，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度，虽然这种制度事实上仍然延续了几十年。
政府试图平衡地主和农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条款上的种种平衡措施令大多数农民不满意。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失去的土地和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奴进行补偿。农奴获得了自由，逐渐免除了劳作义务，并有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农民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权利，还不得不为所获得的土地交纳赎金。很多失望的农民认为，统治者是在强迫他们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付钱。只有一少部分农民变得富有，并且因为解放而提高了地位，但是大多数人发现他们背上了一辈子的债务 --这是造成疏远和激进的根源。解放农奴几乎没有带来农业产量的增加。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紧随农奴解放而来。1864年，为了处理地方上的健康、教育及福利等事务，政府建立了地方自治委员会( zemstvos)。虽然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阶层选出的代表，但是仍要服从于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土地贵族，前者对国家事务拥有独裁的权力，后者拥有大大超出比例的投票权和席位。比起代议制政府的试验，法律改革更有成效。 1864年对司法体系的修正产生了一套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法院系统，由独立法官和上诉法庭体系组成。司法改革还开创了陪审团审讯刑事犯罪和选举治安法官处理小型案件的做法。这些改革促进了律师及其他法律专业人才的涌现，而他们的职业标准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
工业化
在 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与工业化进程同步进行。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部分原因在于要给新兴的工业提供可以流动的劳动力，而沙皇政府以鼓励工业化作为巩固加强俄罗斯帝国的方法。因此，虽然俄罗斯的工业化发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但是和西欧的工业化有很大不同，其发展的动机是政治和军事，其动力不是来源于企业而是政府。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很缓慢，但是在 19世纪的最后 20年中却突飞猛进。
俄罗斯工业化进程的首要推动者就是在 1892-1903年担任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 1893年，他的第一份预算递交到政府，将自己的目标描述为"消除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和"激发健康的企业精神动力"。利用自己在政府的所有权力，维特实施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他的工业政策的核心是一项巨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路连接了俄罗斯帝国的广袤区域，并且刺激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新的铁路跨越西伯利亚，使得在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开发和工业化成为可能。为了给工业筹集国内资金，维特重新改造了国有银行，并鼓励建立储蓄银行。维特用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支持了新起步的产业，同时还试图利用大笔来自西欧的国外贷款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他的计划奏效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在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英国的资金支撑了高加索石油产业的繁荣。
十年间，维特体系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农民起义和产业工人罢工也表明，全国大部分人口不愿意忍受伴随着维特政策而来的生活水平的降低。刚刚解放的农奴通常不喜欢工厂的工作，因为他们被强迫遵循新的715 规程，以适应工业机器的节奏。工业增长开始催生城市工人阶级，他们的遭遇也类似于其他社会工业化早期的工人们。雇主付给工作过度、生活贫困的工人少得不能再少的工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业因工人们恶劣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臭名昭著。 1897年，政府将每天最长工作时间限制为 11.5个小时，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缓解工人们的困境。政府禁止建立工会，并宣布罢工为非法，但是持续不断的罢工并不因限制而停止。经济上的剥削和缺乏政治自由使工人们越来越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地下运动迅速在他们中间开展起来。
19世纪诺夫哥罗德市的俄国商人们在喝茶，他们中既有人穿着西欧服装，也有人穿着传统俄罗斯服装。这种混合的风尚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加强工业化的结果不满意。除了外国投资者以外，成长中的俄罗斯商人阶层也从政府保护本国产业和利润的政策中受益。俄罗斯企业家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此他们对政治体系几乎没什么抱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资本家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理由去挑战绝对君主和贵族的权威，但俄罗斯的商人们基本上不会去挑战沙皇的独裁统治。
镇压和革命
在19世纪后30年的时间里，反政府的抗议和革命活动有所增加。政府改革所带来的希望给了改革运动以动力，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紧张则使抗议团体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激进。农民们因为拥有太少土地或没有土地而不满，越来越多流动的不同政见者在各个工业城市中传播着反抗的思想。反对派的中心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目标和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在寻求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彻底的社会变革。大多数不同政见者从西欧社会主义中获得启发，但是他们厌恶个人主义、唯物主义以及西欧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因此致力于发展带有更多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很多革命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认为除非废除所有政府，否则就无法实现个人自由。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恐怖活动和刺杀来达到目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积极的政治规划，他们希望将权力交给由普选产生的地方自治委员会。
一些激进主义分子看到了在乡村进行革命活动的巨大潜力，在 1873年到 1876年间，上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来到乡下启发和唤醒农民。农民们听不懂他们热情洋溢的演讲，但是警察能听懂，于是迅速逮捕了这些理想主义者。一些人被判入狱，而另一些人则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沙皇当局对激进分子的表现感到恐惧，并诉诸镇压行动：他们审查出版物，派出秘密警察渗透到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中进行分裂。但是镇压只能使革命者更为激进，并促使他们密谋采取行动。
日俄战争中日本步兵团在冲锋。
在波罗的海诸省、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中亚，不同政见者不仅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还在民族层面上反抗沙皇独裁统治。在这些地方，民众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利用学校和政治团体作为分裂主义运动的基础，寻求自治或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去。作为回应，沙皇的官员采取了非常严厉的 "俄罗斯化 "手段，压制除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并将受教育的机会限制在那些忠于沙皇的人的范围内。在俄罗斯全境，犹太人也是被猜疑的对象，而对于民众因嫉妒犹太人在生意上的成功而发起的经常性屠杀(反犹骚乱)，沙皇当局则宽容对待。为了躲避暴力，上百万犹太人在 19世纪末迁移到西欧和美国。
1876年，一个新近成立的名为"土地和自由党"的团体开始提倡以刺杀显要官员为手段，迫使政府进行政治改革。 1879年，该党的恐怖主义派别"民粹党"决定刺杀曾经解放了农奴并启动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 1881年，一个暗杀者在沙皇的马车下引爆了炸弹。第一次爆炸没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在亚历山大查看马车的时候，第二枚更有威力的炸弹夺去了这位沙皇改革者的性命。这次袭击终结了改革的时代，沙皇当局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政策。
189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即位。尼古拉二世是一位善意但软弱的统治者，支持镇压和政治控制。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使革命运动孤立化，沙皇政府开始向东亚进行扩张。俄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企图使之与有类似意图的日本发生了冲突，并最终演变为战争。日俄战争从 1904年 2月日本突袭旅顺港的俄国海军舰队开始，到 1905年 5月俄国海军被摧毁而告结束。
革俄罗斯军事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酝酿已久的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并导致了大范围的动乱。 1905年 1月，一队工人向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开进，为要求当局成立大众选举的议会并做出其他政治上的让步向沙皇尼古拉请愿。政府军队以来复枪对付请愿者，杀死了 130人。这次被称为"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杀引发了整个帝国的愤怒，使得工人反抗、农民起义、学生示威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叛乱达到了顶点。农民在乡村组织起来，讨论如何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城市工人创建了新的苏维埃委员会来组织罢工，并与雇主和政府当局进行谈判。这些苏维埃的成员是从工厂和车间选出来的代表。
革命暴动使俄国城市瘫痪，迫使政府做出让步。被尼古拉派去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维特伯爵，也催促沙皇建立民选的立法议会。沙皇不情愿地批准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议会机构--杜马。虽然杜马没有权力建立新政府或推翻旧政府，但是从罗曼诺夫王朝的角度看，这一行动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了。然而杜马的建立也没能结束动荡的局面。 1905-1907年之间，混乱仍在继续，而在波罗的海各省、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中亚，革命情绪中还加入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政府通过血腥报复最终重建了秩序，但这一切，对于罗曼诺夫王朝来说已经太晚了。
被包围的中华帝国
19世纪，中国清朝的皇帝经历了比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更多的困难。欧洲势力对清朝军队实施了军事打击，强迫中国统治者接受了一系列屈辱条约。这些条约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为它们的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也极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混乱的能力。政府在疲于应付国外挑战的同时，还要面对危险的内部动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夹在来犯的外国人和国内起义之间的中国统治精英展开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清朝政府的统治。但是这些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到 20世纪初，中国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况。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
1759年，乾隆皇帝把欧洲贸易限制在广州的码头，在那里欧洲商人可以建立仓库。而中国政府不仅控制着欧洲的商人，还控制着贸易条件。欧洲商人只能和获得特别许可的中国公司 --公行 --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以既定的价格买卖货物。除了费用和不灵活的公行体系外，欧洲商人们还要面对一个对欧洲产品几乎没什么需求的市场。所以，欧洲商人主要以银锭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
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为了增加利润，找到了替代银锭来交换中国货物的东西。他们渐渐转向交易一种利润丰厚但充满罪恶的产品 --鸦片。东印度公司利用土耳其和波斯的专家在印度种植鸦片，然后运往中国，用以交换中国的银币。于是这些白银流回到英属加尔各达和伦敦，东印度公司再用它们购买广州的中国产品。鸦片贸易扩展迅速：19世纪早期，鸦片的年进口量约为 4500箱，每箱重 60公斤，但是到了 1839年，每年要进口 4万箱鸦片才能满足烟民的需要。在这种新商品的帮助下，东印度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支付奢侈的中国产品了。
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可以持续几十年不衰退，因为中国政府在法律的执行上，没有任何作为。事实上，腐败的官员们经常通过允许非法交易而中饱私囊。到了 19世纪 30年代，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同时出现了贸易和毒品问题。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流失了大量白银，还在中国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838年，政府开始试图阻止这种非法交易，使英国商人的收入受到影响。 1839年，中国政府加快了禁烟步伐，任命正直清廉的林则徐负责消灭鸦片贸易。林钦差行动迅速，没收和销毁了大约 2万箱鸦片。他的不妥协政策激起了一场战争，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被中国的禁烟行动激怒了的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进行军事报复以重开鸦片贸易。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 1839-1842)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和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在冲突的初始阶段，英国的海军舰船轻松地显示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而中国的沿海城市守军仅仅装备刀枪和长矛，偶有火枪，却无法抵抗训练优良、装备来复枪的英国步兵的压倒性火力。但不论是中国舰队被摧毁，还是沿海要塞和城市的陷落，都无法让中国人求和。
中国的鸦片烟民。中国阻止鸦片进口的努力以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告终。
英国军队决定在在蒸汽炮舰的辅助下攻击中国的命脉--连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京杭大运河，由此打破了军事僵局。吃水浅、配备武装的蒸汽轮船可以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间快速移动，欧洲船只不论在公海上还是深入到内陆地区，都占有军事优势。 1842年 5月，一只由 70只船组成的舰队在 "复仇女神 "号炮舰的带领下，沿长江溯流而上。英国舰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它到达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时，中国政府求和了。在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政府经历了几次类似的军事挫败，分别是与英法联军(1856-1858)、法国(1884-1885)和日本(1894-1895)发生的战争。紧随这些武装对抗而来的是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和约，在中国统称为不平等条约。第一个是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南京条约》，一直到 1943年，这个条约指导了中国和外国列强的关系。《南京条约》( 1842)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开放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和居住口岸，强迫清政府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并且给予英国国民治外法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南京条约》只支配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但是在这之后，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奥匈帝国、美国和日本都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拓宽了对外国势力让步的范围;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在全中国建立基督教教会;开放了更多口岸。为了使外国产品更容易销售，还有各种条约阻止清政府征收进口关税和保护国内产业。到 1900年， 90个中国港口处于外国势力的实际控制中，基督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范围内寻找皈依者，外国炮舰巡游在中国水域。其中的几个条约使朝鲜、越南和缅甸脱离了中国的管辖，从而瓦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
在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的战役中，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家畜在交火时成为牺牲品。
太平天国起义
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软弱不仅是因为外国的入侵，内部的动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规模的叛乱反映了中国农民日益加重的贫困和不满。从 1800年到 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 3.3亿上升至 4.75亿，增幅超过 50%。而同期可耕种的土地却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带来了中国资源的紧张。土地集中在富有阶层，政府官员的大范围腐败，以及日益增加的鸦片贸易，都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1850年以后，起义遍及中国各地，淮北的捻军起义( 1851-1868)，西南的苗族起义( 1855-1873)，以及西北的回民起义( 1862-1878)都反映了农民的不满。在各种起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是太平天国起义( 1850-1864)，几乎横扫整个中国，把清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乡村教师洪秀全开启并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主张推翻清朝统治，而他对中国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的计划吸引了上百万的男男女女。清朝从 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其满族统治者顺应了汉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但是很多汉族臣民仍然视他 们为异族，厌恶他们。太平天国的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多激进的特征，对不满的民众很有吸引力，如废除私有财产，均贫富，按需分配，禁止缠脚和纳妾，免费进行公共教育，简化书面文字，以及普及识字教育，等等。一些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还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构建工业社会。虽然他们把部队里的男兵和女兵分成不同的队伍，但是太平天国规定男女平等。太平天国的法律禁止信徒--包括已婚夫妇--发生性关系，但是洪秀全和其他高级领导们却妻妾成群。
在扫平中国东南部之后， 1853年，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信徒夺取南京，并将其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他们以南京为中心转战中国南北，起义军经过的乡村，整个村镇的人都会加入，通常是自发的，但有时候也是被强迫的。 1855年，数万太平军曾准备攻打北京，但被清朝军队击退;五年以后，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威胁到上海。
国太平天国过于激进的纲领使得中国的士绅阶层都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维护已有的秩序。当由满族士兵组成的皇家军队无法平息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建立了由汉族士兵组成、由士绅阶层成员指挥的地方武装。这种变化得到了慈禧太后( 1835-1908)的支持。慈禧是咸丰帝的妃嫔，但在清朝最后 5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在欧洲顾问和武器的帮助下，这些地方武装逐渐击败了太平天国。到 1862年，洪秀全基本上不再管理公众事务，只在宗教思考和后宫消遣中寻求安慰。在病痛的折磨下，洪秀全于 1864年 6月去世。几个月后，南京陷落，官军屠杀了数万名太平天国起义者。到 1864年年底，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这次起义代价沉重，它夺去了 2000万至 3000万人的生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在被战争摧残过的地区，民众经常要以草根、皮革、麻绳甚至人肉为食。
失败的改革
太平天国起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面对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在国内起义中遭受蹂躏的土地，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帝国想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从 1860年到 1895年，清朝当局尝试构建一个高效、仁慈的儒家政府，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采用外国技术来加强国力。
最有想象力的改革方案是洋务运动( 1860-1895)，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兴盛。中央授权一些地方领导人筹办军队、征税和建立官吏体系，从而推行了军事和经济改革。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秉承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试图将中国文化传统和欧洲工业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方面保有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力图重建稳定的农业社会，另一方面兴建现代船厂、修筑铁路、建立武器工业、开办高炉炼钢厂，并创立学院培养专业科技人才。
洋务运动虽然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只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表面的变化。它没有引入足够的工业使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真正的强化。而且它遭遇了来自朝廷的阻碍：慈禧太后就曾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华丽的石舫来装点皇家园林的湖面。此外，洋务运动的创始人自身也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工业化会带来农业社会的根本变革，而欧式课程的教育会动摇对儒教价值观的信奉。
再者，洋务运动也不能阻止外国对中国事务的持续干涉。在 19世纪下半叶，外国势力开始瓦解中国的朝贡体系。 1885年，法国将越南并入了其殖民帝国， 1886年，英国使缅甸脱离了中国的控制。 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并把台湾岛和东三省东南部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到了 1898年，外国势力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经济势力范围。清政府无力抵抗外国列强的要求，给予列强修建铁路和开矿的独家经营权，山东省的给了德国，南部边境省份的给了法国，长江流域的给了英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给了日本，东北的给了俄罗斯。只是因为外国势力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才使中国免于完全解体。
1898年，这些挫折激发了雄心勃勃但过早夭折的百日维新。这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是学者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他们印刷了一系列小册子，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为帝国体系下发生的巨变进行辩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追求的并不是保持中国的农业化社会和文化传统，而是再造中国并使之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年轻而开明的光绪皇帝被他们的思想打动，启动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计划，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障国民自由，根除腐败，重塑教育体制，加强外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使军事力量现代化，并刺激经济发展。皇族成员和他们在士绅阶层的同盟，以及年轻皇帝的姨妈 --残酷无情但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大范围的改革反应强烈。仅仅在 103天后，慈禧太后废除了改革法令，将皇帝囚禁在紫禁城内，并处死了六名改革领袖。改革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
慈禧太后认为外国势力正在逼迫她下台，于是在背后支持反对外国人的拳民起义，这个起义是由团练带头的，他们称自己为"义和团"。外国舆论认为起义者是拳师。1899年，拳民们为驱逐在中国的"洋鬼子"和他们的势力而组织起来。在慈禧太后的鼓励下，拳民们在中国北方发动了一场暴乱，屠杀外国人、中国基督徒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相信洋人的武器无法伤到他们，因而在 1900年夏天，大约 14万拳民围攻在北一本法国杂志讨论了在中国发生的运动，其中有一幅插图，表现了起义者在 1900年被斩首示众的情景。京的外国大使馆。全副武装的英、法、俄、美、德以及日本士兵迅速粉碎了拳民的行动，对这次攻击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中国政府不得不支付惩罚性赔款，并且允许外国势力在他们的大使馆以及通往海岸的道路上驻军。
因为慈禧曾经鼓动拳民攻击外国人，很多中国人认为清朝政府即将崩溃了。724 此后的革命起义在全国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甚至保守的中国士绅也加入其中。慈禧太后死于 1908年 11月，在皇帝本人突然意外且神秘死亡后的第二天。她的最后一项国家行为是，指定两岁的溥仪为皇帝。但是溥仪从来没有进行统治的机会： 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到 1912年初，清朝的末代皇帝被迫退位。
日本的转型
1853年，一队美国炮舰驶入东京湾，要求和日本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欧洲国家的代表也迅速加入了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全副武装的外国势力胁迫德川幕府将军和他的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提供类似于它们已经在清朝中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利用耻辱的外国入侵作为借口，推翻了声名扫地的德川将军和幕府统治。 1868年重新恢复皇权之后，日本的新统治者致力于日本社会的转型，以获得同外国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等地位。明治时期开始的变革使日本成为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
从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衰退的农业生产力，周期性的谷物歉收和饥荒，以及苛捐杂税造成了经济困难，在乡村有时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一小部分耕种者在这一时期变得富有，但是大部分人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变成佃农。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城镇的经济条件也并不比乡村好。由于稻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城市的穷人经历了赤贫和饥饿。即使是武士和大名也面临着困境，因为他们陷入了对逐渐强大起来的商人阶层的债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日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反抗和起义。
德川幕府以保守的改革作为应对。在 1841-1843年之间，幕府将军的首席顾问水野忠邦提出一些措施以阻止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衰退，并巩固德川政府。水野忠邦取消了武士和大名欠商人们的债务，关闭了好几个商人行会，并强迫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耕种稻米。但他的大部分改革没什么效果，反而招致了 强烈的反对，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德川幕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势力坚持要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从 1844年开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船只来到日本寻求建立关系。尤其是美国，试图寻找一些港口，以便让其太平洋商船和捕鲸船队停靠，进行燃料和日用品的补给。德川幕府官员拒绝了所有的要求，并坚持排外政策，禁止所有的欧美人来日本，只有一小部分荷兰商人可以在长崎从事受到政府监控的贸易。 19世纪 40年代末，德川幕府开始为抵御可能受到的攻击而进行军事上的准备。
形势在 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开到东京湾时，发生了突然的改变。美国舰队指挥官康莫尔多·马修·C.佩里命令枪炮瞄准幕府的首都江户(现在的东京)，要求幕府将军开放日本，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并签订友好条约。幕府将军没有其他选择，于是马上同意了佩里的要求。英国、荷兰和俄罗斯的代表也很快获得了类似的权利。就像几年前清朝的外交官一样，日本的官员也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贸易开放日本口岸，剥夺政府控制关税的权力，以及允许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1859年德川幕府将军和他的官员接见第一任美国大使汤森 ·哈里斯的情景。
外国势力的突然入侵加剧了日本国内的危机，并且导致了德川幕府统治的崩溃和皇权统治的恢复。幕府将军对美国和欧洲代表的顺从激起了保守的大名和皇帝的反对，皇帝对不平等条约中的屈辱条款更是感到愤怒，并因其"向蛮族屈服"而质疑幕府将军统治日本的权力。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情绪迅速扩展，南方的长州和萨摩两藩成为不满武士聚集的中心。到 1858年，长期被排斥在外，无法插手政治事务的京都朝廷成为反对的中心。不同政见者在 "尊王攘夷 "的口号下集合在一起。
德川幕府的官员并不愿意和平地交出权力。相反，他们以强制持不同政见的大名退隐，处死或关押提出批评的武士等方式激烈地回应对手。但是在短暂的内战中，由外国专家训练、装备有进口武器的不同政见者的民兵武装多次击败幕府军队。随着德川家族的事业走向灭亡，幕府将军放弃了他的职位。 1868年 1月 3日，少年天皇睦仁--后来以其年号"明治"广为人知--掌权。明治天皇(1852-1912)在位期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的复位使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手中，结束了从 1185年开始的一系列将军的统治。这一事件还标志着一个新日本的诞生。为了能够和外国列强势均力敌，由大名、皇室亲王、宫廷贵族以及武士组成的保守联盟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致力于 "富国强兵 "这一双重目标。明治政府以欧洲工业化国家和美国为榜样，从这些国家获取知识和专家，以增强日本的国力，赢得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正。明治政府派出很多学生和官员到海外去，学习从科技到国体的所有知识，还聘请外国专家来协助经济发展和培养本土专业人才。
明治时代最著名的旅人是福泽谕吉(1835-1901)和伊藤博文(1841-1909)。福泽谕吉在佩里到达日本后不久，就开始学习英语， 1860年，他是第一批赴美日本使团的成员。后来他游历了欧洲，并在一系列大众出版物中报告了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他称赞欧洲和美国的宪法政府和现代教育体制，强烈主张在日本应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伊藤博文四次出国。他最重要的旅行是 1882-1883年间，在明治统治者准备构建新政府时，赴欧洲学习宪法和行政管理体系。他尤其对新近统一的德国印象深刻，在为日本起草管理文件时，他从德国宪法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明治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强化中央集权，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因为需要破坏旧的社会秩序。改革者们说服大名将土地让渡给君主以换取"华族"的名号后，将原有的藩国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府县。改革者们进而任命新的地方长官，以防止旧藩国的复苏。这样，很多大名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政府还废除了武士阶层以及支撑这一阶层的薪酬。同时被剥夺的还有大名和武士们以佩剑和梳顶髻表明其军事地位的权利。当明治领导人招募军队时，他们还剥夺了武士们在几个世纪里对军事的垄断。这些行为使很多武士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明治政府官员通过给予他们政府债券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由于通货膨胀造成了债券贬值，这些过去的武士们不得不去找工作，否则就要忍受贫困。一些武士对新的环境感到灰心，因而起来叛乱，但是新建立的国家军队粉碎了所有的反抗行动。到 1878年，中央政府已经不再惧怕会有武装力量挑战其统治了。
接下来，日本的新领导人通过重新修订税制，建立了保障财政基础的制度。农民传统上以谷物纳税，但是因为谷物的价值随着稻米的价格波动，也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波动。 1873年，明治政府将谷物税转变为固定货币税，为政府提供可预见的财政收入，而让农民去应对谷物价格的市场波动。国家还开始对可耕种土地的潜在产量征税，不论耕种者实际的产出有多少。在这项措施下，只有那些能将产量最大化的人才能负担得起持有土地，其他人不得不将土地卖给更有效率的生产者。
19世纪 80年代，在国内要求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的日益强烈的呼吁下，对日本社会的改造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些要求也与统治者的看法相符，他们认为外国列强的实力和统一得益于其宪法。因此，1889年，天皇颁布了明治宪法，作为对其国民的"御赐"。这份文件在伊藤博文的指导下起草，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而立法机关--即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宪法限制了日本人描绘的明治天皇，展示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形象和军议会的权威，而在政府的执事上的转型。行机构里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指挥军队，任命总理大臣和内阁。就像欧洲的议会制一样，总理大臣和内阁都是对天皇而非对众议院负责。天皇还有权解散议会，并且无论任何时候，都拥有在议会进行中发布法令的特权。这样，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天皇手中，议会可以提供建议，但永远不能控制他。明治宪法承认个人权利，但同时规定法律可以以国家利益来限制这些权利，并对选举权设置了财产限制，以确保被选入众议院的议员是最富有阶层的代表。在 1890年选举中，只有占人口 5%的成年男性符合投票条件。尽管有这些保守特色，明治宪法为民众提供的争论和异议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经济举措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明治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兴建了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础设施。电报、铁路以及蒸汽轮船航线的建立把地方和区域市场连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政府还通过废除行会限制和内部关税，去除了商业和贸易壁垒。为了提高国民的识字率--在 19世纪，男性为 40%，女性为 15%--政府引入了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体系。大学为最好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大部分企业为私人所有，但政府控制了军事工业，并建立了一套刺激经济发展的试点计划。在 19世纪 80年代，政府将其大部分企业出售给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投资者。其结果是，巨大的经济实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些人被统称为财阀或金融财团。到了 20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日本民众承担了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成本。例如，日本的农民提供了支持明治工业化进程的大量国内资本。 1873年的土地税占据了农民谷物收益的 40%-50%，在明治发展的开头几年相当于政府财政收入的90%。购买工业设备的外汇主要来自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品出口。
农民的困难在 1883-1884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中凸显出来，主要是反对那些放贷者和持有贷款记录的政府官员。明治政府部署警察和军队镇压了这些起义，关押和处死了很多起义者。从那以后，政府实际上没有再做任何可以缓解乡村民众苦难的事情。数十万家庭生活贫困，在营养不良、饥饿和杀婴行为中苦苦挣扎。那些逃离乡村社会去发展迅速的工业地区寻找工作的人发现，国家不允许推进工人福利的劳工组织存在：明治法律将工会联盟和组织罢工视作犯罪行为， 1901年，政府还粉碎了一次劳工运动。
尽管如此，在仅仅 30年的时间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将日本转变为强有力的工业社会，并为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做好了准备。对于寻求结束屈辱条约的明治政府来说，取得和西方欧美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是首要目标。 1899年，日本取消了治外法权， 1902年，日本作为平等势力和英国缔结同盟，以及在战胜中华帝国(1894-1895)和俄罗斯帝国(1904-1905)时所显示出来的令人信服的军事实力，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的卓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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