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则无赖之泼皮，中则破落之大户。”
——(《张謇致翁同龢密信》)
第一日：“外邦测量”
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陆军制成二十万分之一的巨大的《朝鲜全图》(1888年测量);战争开始后，该图成为用于日军广岛大本营的主要地图之一：按此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攻击朝鲜的清军和兵分三路对东学农民军展开“讨伐歼灭”。
张松献一图，刘备乃得天府之国，成三分霸业。地图与军事的紧密关系，尤其是近代地图的制作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紧密关系，是一个不言自明但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日本首次感到制作近代地图的重要性，是在1877年日本“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期间。“维新三杰”中最具个人魅力的西乡隆盛在家乡鹿儿岛发动士族叛乱，全国耸动。2月，京都天皇行在所发出“追讨贼徒令”，前往镇压的明治政府军，紧急下令编制九州全图，但因缺乏相应资料，难以敷用，不熟悉战场地理的政府军，一度陷入没有地图就无法行动的尴尬境地，而曾代表着日本最高制图水平的“天保图”在这场战争中则几乎毫无用处。直到6月，陆军省参谋局第六课(测量)全部出动，奔赴战地实施迅速测量;第五课(制图)则部分出动，将迅测地图制成可供作战之军用地图，该项测量与制图的任务一直持续至战后。“西南战争”是近代征兵制度下的“百姓町人”战胜了号称最强的萨摩的封建武士集团，证明了近代征兵制度的威力和封建武士道的历史性失败——故而真正的所谓“武士道”在“西南战争”后就已经宣告灭亡了——同时，明治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制作近代地图的必要性。战争的翌年(1878)12月，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山县有朋任参谋本部长。此后的日本：1)开始强化建立真正符合“国民皆兵”的“大日本帝国”的制度基础;2)近代地图的测量、制作，其中心由国内转向中国、朝鲜，即所谓的“外邦图制作”与“外邦测量”。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情报侦察早在1871年就已经开始。是年，《中日修好条约》签订，这是两国基于近代国家关系签订的历史性条约——但关于这个条约，10年后李鸿章在与竹添(时为日驻天津领事)的会谈中称：“尽管总理衙门表示反对，但由于我极力主张与日本友好相处，断然促成该条约之签订。”也就是说，是李鸿章压制了总理衙门的反对意见，做出的“独断”行为。这个事例反驳了近来一些为了替李开脱责任而将其描绘成“权力有限”、“忍辱负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的观点——随订约使团同来的“留学生”之一福岛九成，就是同年4月由日本陆、海军及外务省中选拔出的属于陆军系统的情报军官之一，而此时明治政府立足尚不过四年，居心叵测如此，实令人脊背生凉——此时不由人联想起那位离开我国未久的北大著名留学生“加藤君”。这个在本国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到中国后不知得了什么法宝，一时间从“知日派”教授到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各大媒体，竟将其吹捧成一位超级公知明星、“中日友好的使者”。我不想说“加藤君”怀有什么特殊身份，因为“加藤君”满口谎话的作风似乎过于高调。但正由于我们的“努力”，把“加藤君”变成了一个的确可以获取很多情报的危险人物。
使领馆军人、“留学生”、“教官”、大陆浪人，这些人来到中国、朝鲜，利用所谓“侦察旅行”，深入偏僻不毛之地，获取大量情报。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关于地图的测量及制作。
1881年，山县为首之陆军强力人物捏造利用所谓“陆军机密地图出卖未遂事件”，彻底排除了明治初期的法式制图法而代之以军事色彩强烈的德式制图法，并最终将日本之地图测量、制作之权完全控制在参谋本部手中。1884年，日本设置测量局，强化全国测量体制;1888年，又创设“陆地测量部”，其实质是“外邦图制作”体制的强化，为侵略战争作着坚实的准备。
“外邦图”的制作与“外邦测量”活动，在甲申事变(1884)至甲午战争(1894)的十年间达到最活跃期，其重要成果便是针对中国、朝鲜的“邻邦二十万分之一图”的完成。虽然当时中国的国防意识很差，但盗测行为本身仍然具有很大危险性;而日本的这些盗测者冒着送掉性命的危险，主要依靠目测与步测，进行如此庞大的“外邦测量”计划，这种邪恶的毅力不能不让人感叹。关于日本所制之“外邦图”，甲午战争时，作为吉林将军长顺幕僚的顾云曾提到：
吉林军于辽阳、海城间获日谍，帽藏辽阳图一纸，极精，有日明治十三年石印，是年为明治二十七年，图成十数年前，可为豫矣。(《辽阳见闻录》)
明治十三年即1880年，正如上文所言，其时日军参本测量制度尚未完备，地图制作仍属粗率，但在十四年后的高级幕僚顾云看来，已是“极精”，足证日人之用心，也并证了中国自制地图的水平。当时的大清对于近代地图的认识，似乎完全无法同日本相比。客观原因是中国没有入侵日本的念头，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需求和危机感;而主观原因是当时主导外交的洋务派仍天真地幻想着“中日提携”的“大局”。问题是“知己知彼，百战不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把这些教训都抛在了脑后;而日本则是“既有害人之心，又有防人之心”。上文提到的“陆军机密地图出卖未遂事件”，起因便是时任驻日公使参赞官的黄遵宪，希望从日方处得到一张标注有汉语的普通的日本全图，结果竟造成一系列相关日方人员离奇死亡的事件。
1894年8月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对日正式宣战。同日，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即奔赴战地，进行测量、制作、拍照工作，并组成战时测量班，分属于各军司令部。根据测量班人员日后的回忆，战地测量活动其实异常艰苦，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日军在侵入中国后，实际上面临到相当顽强的抵抗。 不过在甲午战争期间，二十万分之一“外邦图”的利用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暴露出来诸多的缺陷。因此，以甲午战争为一大转折期，急速成长的“大日本帝国”，其地图之测量、制作工作更一力倾注于“外邦”，由此产生的畸形后果便是：与日本国内地图制作水平的低下与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外邦图”的制作，因急迫的扩张动力而迅速引入最新的技术，却很快达到了世界级水准。
对中国而言，“外邦测量”不是遥远的过去，也并非日本的“专利”。近年来，不断有美英等心怀鬼胎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非法测绘，不过在这其中，日本表现得异常活跃：
2005年9月，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在中国新疆对和田机场等地进行非法测绘，后被依法处理。
2007年3月，一名日本人在上海各主要道路非法进行导航软件测试活动。
2007年3月，相马秀广等4名日本人非法对新疆艾丁湖地区进行测绘。
2007年3月，两名日本公民佐藤正光、水上和则以考古研究名义，在江西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非法测绘。
2009年7月，日本人三宅省吾涉嫌非法采集福建地理信息数据，被群众举报。
2010年2月，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新疆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
2011年，一名日本人从甘肃沿秦岭一路测量过来，在宝鸡某要地被抓。
对于那些宣称日本不会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天真乐观论调，从甲午战争前直到今日仍在继续着的“外邦测量”活动，恐怕已足以给出否定性的意见。
第二日：战败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战败?
即使在一百二十年后，对此问题的回答依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慈禧挪用军费修园子;李鸿章资敌卖国;清流派空谈误国;体制性腐败;君主立宪对封建专制的胜利等等......甚至还有某些带有“反清复明”性格的复古式观点，如满人统治下造就无血性的奴才，所以打败云云。
日本的对外战争，是一种真正的“博徒(赌徒 )式战争”。细察关于甲午战争之日军方面战记，其实日军战胜与战败，不过一纸之隔而已。决定战争胜败的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日军似乎哪一项都不具备。日军进入朝鲜，要征用当地人夫和马匹，但朝鲜民众对侵略军既恐惧又敌视，强征来的人夫，往往乘着日军不备逃之夭夭。使得日军的行军速度大为迟滞，甚至在中日陆上首战的成欢之战前，发生军官自杀谢罪的异常事件。现在一些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与清军相比，日军不仅在武器上，而且好象在各方面都是很先进的军队。实际上，当时的日军也是“穷人部队”——实际上“皇军”一直都是穷人部队——缺衣少食，尤其当战争进入到冬季时，寒冷的朝鲜半岛与辽东地区，许多士兵连条被子也盖不上，手脚皆被冻伤。此外，当时的日本并未建立对于留守军人家庭的保障制度，那些农村出身的士兵家庭因此陷于赤贫状态，苦不堪言。军用通讯技术依然非常落后，而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其后勤补给，随着战线的拉长，兵站系统脆弱的问题也就愈加突出。日本在战争中，前怕狼后怕虎，始终对于俄国可能的介入提心吊胆，因此才将东学农民军驱赶至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方的珍岛(今年韩国沉船事件发生地)，惟恐农民军北上进入俄远东地区(沿海州)，造成俄军入朝的借口;而特命驻朝公使井上馨甚至担心日本的盟友英国乘汉城空虚，会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甲午战争虽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惨败，但综合具体数据来看，是役：中国军队阵亡者(战死与伤病死亡合计)约在3万人，日军阵亡者约在2万人，朝鲜东学农民军的阵亡数较难准确统计，估计在3万至5万人。从中可以看出，东学农民军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但日军负责“讨伐歼灭”农民军的只有3个中队600百人(原下关彦岛守备队后备第十九大队)，由于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相差悬殊，日军死亡者极少，所以日军大多数的死亡是在与清军作战时发生的，这一点应无疑义。虽然日军死亡的原因大多为“伤病死亡”和所谓“疫病”，但这也属正常。因为近代战争，虽然武器的杀伤力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但击伤率仍旧大大高于击死率，所以大多数的“阵亡”都是因当时战地医疗水平的不发达而造成的“伤病死亡”，同时基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传染病自然也成为另一大死亡原因，清军方面应该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清军与日军的阵亡比实为1.5比1，低于日本获胜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沙俄的阵亡比，恐怕也远低于之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与日军的阵亡比。也就是说清军虽然落于下风，但也很难说是那种不堪一击式的溃败。中国军队在主要战役中的表现当然很糟糕，几乎输掉了所有重要的会战。黄海海战，是标志性的失败，因为沉入黄海的不是一支北洋舰队，而是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平壤之战，以坚城重兵敌疲惫之师，竟致溃败。但尽管如此，黄海或平壤的失败，并不能决定整个战争最终的胜败。二战时的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过远高于此的损失，后来德军兵临城下，几乎危在旦夕。而甲午之役，日军虽然攻入中国境内，但尚未越过山海关，关外之军和各地民团的抵抗仍在继续，关内也远未到无兵可战、无将可用的地步，后来刘永福之黑旗军尚能在台湾与日军一战，即为明证。山县等人虽然叫嚣要突破山海关直捣北京，但凭日军当时粗陋的兵站系统和军事地图的准备情况，实无此能力。就算兵临北京，必会招来列强的不安，从而导致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与靠山英国的关系也将面临风险。
但是，日本这个“博徒”将中国强行拉入一场赌局，在赌局的尾声，尽管手中已经没有几张好牌，但就像文艺作品中经常描写的那样，虚张声势，将手边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了桌上，结果中国退缩、认输。
在对甲午战争的败因进行分析或历史问责之前，首先要正本清源的——不是替失败者开脱——进行一个大的问责，也就是说对帝国主义时代进行历史问责。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直接体现于对帝国主义的适应性，在这一点上，中国相比日本具有“先天性缺陷”，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这实为一个基本的前提。
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说到底分析的是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两个运动，为什么结果却如此不同的问题。很多相关研究都会这样发问：洋务运动早于明治维新——对于这一认识，必须注意到日本以西方为蓝本的近代化改革，其实早于明治维新，从幕府末期就已开始。某种程度而言，倒幕派正是担心幕府的改革可能成功，才加快了倒幕的步伐——但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洋务运动却失败了?我们知道，近代西方文明，无论是上节提到的地图测量、制作技术(它带动了日后照相技术的发达)，还是交通通讯、资源开采、金属冶炼、大众传媒、大型载具的发明、特别是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应的近代金融财政制度，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爱——是其最重要的兴奋剂。洋务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威胁，而是由于国内因素。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和云南杜文秀等人的起义中，亲身感受到了西洋武器的力量，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才开始了这个运动。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被视作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努力的运动，其核心精神的保守性。以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为例，其主要目的是近海防御;而日本建立舰队是为了什么呢?“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两者的差异一目了然。中国丝毫没有向他国扩张的念头，只是想保持固有疆土的稳定。因此，庞大的海军军费开支，无论是补强还是维护，被清流派看成“徒糜巨资而无一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在1880至1894年之间，由于先后与俄国、法国、日本签订了关于疆界以及朝鲜问题的条约，又建起了强大的舰队，一时间似乎风平浪静，天下无事，危机意识又趋下降。反观日本，“西南战争”之后，各种小规模的动乱与事变不断，放弃了军事反抗的士族则将斗争策略转向了“文斗”，即所谓“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因此始终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为了转移士族过剩的精力和国内各种尖锐矛盾，就必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形成举国一致的对外向心力;这个最大公约数和对外向心力当然就是侵略扩张，从而搭上帝国主义的末班车。于是，从藩阀政府、叫喊着“内修民权，外争国权”的自由民权派、心怀不满的旧幕臣、右翼“壮士”、大陆浪人一直到普通百姓，在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默契，因为：他们都有着对于日本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危机感和“雄飞大陆”寻找出路的“使命感”;“对内争斗，对外(侵略扩张)一致”，正是之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同我们之前所言，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对于帝国主义的适应性，直接影响到学习与帝国主义肠肚相连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动力及其成效。所以，更符合帝国主义精神的明治维新最终战胜保守的洋务运动，也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了。只是明治维新虽然获得了“成功”，一举搭上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旧帝国主义的末班车，但也因此产生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巨大而疯狂的怪物，造成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灾难。这也正是竹内好在其《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中所提示的道理——“亚洲的进步是什么?将其视为与西欧的进步相同的东西是否合适?日本蹈袭西欧的进步而成了亚洲的反动势力。”
甲午战争期间，在琉球的日本侨民人心惶惶，组成各种“自卫”组织，计划着一旦中国南洋水师攻来时，立即前往久米村(中国移民后裔聚居地)屠杀村民，免除“后顾之忧”。不过，南洋水师由头至尾都未出现，因为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调遣南洋水师。其他如湘军吴大澂等的出兵，主要也不是因为中央的调动，而是“自动请缨”的结果。中央的兵部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从中也就可以窥见战争的另一个败因，即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相反性。
如前所述，触发洋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起义。对起义的镇压最终依靠的是地主士绅阶级的地方武装，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军队。换言之，作为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暴力工具已经老朽不堪使用，这证明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陷入重大危机。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所谓的“同治中兴”，表面上似乎重新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实则却造成中央权力的继续涣散，而真正的力量掌握在那些在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出人头地的人手中，其代表人物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一直称甲午之战是以“北洋一隅”对抗举全国之力的日本，但问题在于，这正是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正是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大臣得以坐镇北洋而“遥执朝政”的根本原因——尽管著《淮军志》的王尔敏称李鸿章及其淮军没有分离主义倾向，更非军阀，李本人“不但与中央充分合作，而且十分效忠”。但问题在于作为最重要的腹心之地(京畿)的保卫者是私兵性质的部队(淮军)，而非国家武装力量，已经足以说明中央权力之衰弱。至于说李鸿章效忠中央，由于中央有帝后党之争，因此效忠中央与效忠君权或中央集权并非一回事。此外以李之狡猾老狯，既已有莫大权柄，又知清朝气数未尽，主观上实不必做董卓乃至安禄山之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上李无此能力，日后袁世凯之北洋便为明证——不仅中央与地方是离心的(因为洋务运动)，地方与地方也是离心的(因为洋务运动背后不同的列强势力)，中央与中央也是离心的(因为后党帝党之争)。具体到战争，中央政权特别是君权虚弱，造成光绪的决策能力低下，对真正的军事情况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在各派间动摇不定;主战派虽有热情，但基本上没有军事和外交实权，左右不了大局;洋务派巨头李鸿章心存私计，总想保住自己的那些家当，对持久抗战既无信心也无兴趣，只希望依赖列强的调停来收场，并且准确揣摩到中央政权实际的统治者慈禧的心意;慈禧对于主战派(大多为所谓帝党)既厌恶又危惧，为了不让帝党得势，尽快乞和理所当然。这样，虽然在战争期间主战派好象具有一定声势，但乞和派却牢牢掌握着实权，不继续坚持抗战而屈膝马关的原由便在此。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大难到来之前，似乎真的能让清朝迎来“中兴”;然战事一起，顷刻间云散烟消。而晚清时期发生的中央权力的涣散直至溃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告结束。
日本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的是一个相反的运动。用明治国家实际上的设计者伊藤博文的话说就是：“要使国家兴盛必须实行郡县制。”“废封建而为郡县”，只有去封建化，才有可能以国家力量推动征兵制度等一系列的近代式改革，才有可能构造“皇民”，才有可能建立“皇国”。当然，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建立的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它模仿的是普鲁士式的非常军国化的君主立宪制。
综上可知，尽管睦仁骨子里是一个反西方的保守君主，而光绪则对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但这不足以改变中日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差异。
围绕甲午战争的败因，恐怕还将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吗?“反思甲午战争，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反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但正像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甲午战败，并不是因为洋务运动的“不彻底”，而是洋务运动自身逻辑下一个合理的结局。
作为余谈，近代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是这样分析中日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上的差异的：
“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福泽看来，因为中国人的头脑“贫困单纯”，所以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赶不上日本。但是，与福泽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位具有实学思想的中国官员金安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之误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騃。唯其騃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
第三日：“中华”的解体与“皇国”的形成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琉球，被称作“顽固党”——与所谓“开化党”相对，但关于这些称呼，仍存在着某些争议——的人士，借为旧主尚泰的健康祈愿，实为祝中国战胜日本，声势浩大的会集于首里城的寺社之内，翘首期盼“黄色舰队”(南洋水师)兴兵而来，恢复琉球故国，惩处“开化断发”之徒。
“黄色舰队”最终没有来。
近来在历史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秦一统天下后的中国，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那么“封建就不可能专制，专制就不可能封建”，因此过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提法有误，是生搬硬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形态理论的结果，这一“封建否定论”主要在中华主义者和部分左翼中间被接受。“封建就不可能专制，专制就不可能封建”，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日本的幕藩体制，那么它既是封建的，却又是专制的：江户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毫无疑问是一种封建的关系，然而江户幕府强制于各地大名的“武家诸法度”与“参勤交代制”，却又明显的构成了一种专制关系。所以，“封建专制”并不完全是一个悖语。秦以后的中国是否脱离了封建制，中央是否为一个绝对的集权力量，这仍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我们要问：中国历来是一个“革命”(这里用其古意，而非指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之国，为什么发生那样多的“革命”?“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中，会不会有对中央集权制下存在的“封建”因素的某些提示?如果秦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那该如何解释在中国传统王朝中最强盛的唐朝却出现了藩镇割据?元朝这样庞大的多民族政权，它的中央集权程度又如何呢?毫无疑问，明、清两代，是中央集权及君权得到最大强化的两代，但不要忘了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直到雍正、乾隆“改土归流”、开辟各地“新疆”之前，少数民族土司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中央政府无权任命官员和驻军)，是不是一种“封建”的形态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传统王朝不仅是“中国”，更是“中华”，是建立在封贡(册封—朝贡)体系上的秩序。所谓封贡或朝贡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以儒家意识形态的伦理纲常为依据，中国为君为父，他国为臣为子;他国都是中国这个“父亲”的分家，在自己的分家中享有自主权，但分家家长的更替，则仍需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方才合礼合法;“父亲”过生日，各分家也都要赶来，聚集一堂，为父庆祝。这当然就是一种“封建”的关系，朝鲜的朱子学者所谓的“尊周大义”以及后来反对“中华民国”，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封建否定论”在批判“封建制”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同时，自己也落到了西方理论的规定中，因为他们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分析“中国”，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中华”的存在，而这个“中华”才是传统中国的全貌。
1840年之后，“父亲”的威严不再，“儿子”也一个个被抢走。琉球“顽固党”，不愿断绝与中国的“父子”关系，但甲午战败，封贡体系彻底崩塌，台湾、辽东不保，更遑论朝鲜、琉球。直到今天，一些从事琉球独立运动的人士在谈到独立后将不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时，举出的理由之一就是当年“儿子”有难，“父亲”却未来救援。
“中华”的解体，同时造就了“皇国”的形成。
明治维新，虽然标榜的是“王政复古”，但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并不是复古的产物。日本学者小森阳一正确地指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是把‘天皇制’作为封建制度所残存的制度看待的，他们认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非常不彻底，它保存了实为封建制度遗存的‘天皇制’”，但是“应该认识到‘近代天皇制’与此前的‘天皇制’已经断裂，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内涵。”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天皇”身份的变化。
由于长期的武家政治和民间对佛教的强烈信仰，天皇及其意识形态支柱神道教几百年来都处于边缘地位，一直到德川幕府的末期都是如此。如福泽谕吉所言：“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与幕府代表进行谈判的美国驻日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汉名吓厘士)回忆道：“他们[幕府高官]在谈到天皇时，无不使用近乎轻蔑的口吻，而当我使用日本人对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词语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据他们说，天皇既没有钱，又没有政治权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名之士。”倒幕派打着“尊皇”的旗号挑起戊辰战争，但根据战争时期在地下流传的讽刺锦绘(一种浮世绘版画)的主要内容来看，日后的“明治大帝”被画成影射长州、萨摩两藩的成年男女背在肩上或是抱在怀中的婴儿形象，尽管当时的睦仁已经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然而在画师或许也是一般民众眼里，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还裹在“大人”(雄藩)的襁褓里需要照顾的“婴儿”。
日本成体系的“尊皇”思想主要起自水户藩。前期以德川光圀为代表，他受流亡日本的朱舜水影响，在编撰《大日本史》的过程中，突出了”“大义名分”和“皇统”的神圣性，形成所谓水户学。此外，据说刺激光圀编撰《大日本史》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光圀不满于幕府官方林罗山等人所编史书《本朝通鉴 》中有关日本人是“吴太伯(周太王之长子)之后裔”的记载。在一个普遍崇华的时期，把日本人说成是中华帝裔的后代，无论真假，显然都是自贵出身的举动，然而光圀却大为愤慨，这一点尤可注意。后期水户学以德川齐昭为首，在幕末大倡“尊王攘夷”，影响了诸多维新巨头，水户藩也成为幕末激进政治运动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水户学甚至影响到末代将军庆喜。当支持幕府的法国人提出愿意援助庆喜对抗新政府时，他表示“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
庆喜说的当然不是事实，日本历史上对“天子张弓”的事情多得很。因为反对武家政治，起兵失败而被杀死、流放、软禁的天皇屡见不鲜，就连睦仁的父亲孝明天皇都有是被毒杀的推测。然而，明治维新重写了天皇家的历史，一点一滴地构造起了原先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万世一系”、“金瓯无缺、冠绝万邦”的“国体”神话，其原因何在?因为对于明治国家的实际设计者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替由“废封建而为郡县”并且阶级差异很大的新国家找到一个可以推动近代化的对内向心力，在出洋考察的过程中，如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所言：“他们并不是仅仅看到由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机构所构成的世俗国家。他们曾经看到的是由拥有基督教社会这种认同感，拥有国王、皇帝以及总统之类统治中心或国家理念这种集结点，以及共同拥有对于国家的忠心与献身精神的国民所构成的那种现代世俗国家。”明治维新的巨头们“过去”在“尊皇”思想中找到了对内向心力，一举推翻了幕府，“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思想普及到所有新生的“国民”中间去，形成整个国家的对内向心力，完成富国强兵并最终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事业，这也是福泽谕吉所谓“国体”是一种“功用”的道理。至于选择天皇神话作为对内向心力，是因为就日本当时的国情而言，其内部的离心力远高于向心力，天皇神话是他们可能找到的惟一东西;对此，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德富苏峰说得再明白不过：
日本和中国都可以称为古国，但相比较的话，日本的古与中国的古，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唯一可以向中国和世界炫耀的就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只有这一件事是空前绝后、世界无比的。
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朝鲜、印度等国文化的影响，现实中又面临着来自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的日本，只有依靠“空前绝后、世界无比”的“万世一系的皇统”才能够凝聚“国民”，塑造“皇国”;换言之，需要神话来推动近代化——中国的康、梁等维新派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在光绪帝和孔子身上寻找向心力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因为光绪是一个虚弱的君主，而孔子是世俗的教主，他们无法提供维新派所希望的像日本那样的神话性——但是，假如日本无法赢得甲午战争，那么无论国内做何种努力，恐怕也无济于事;而通过战争，“皇国”终于完成了它梦寐以求的成人式。
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帮助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它的设计者们也为这个“国体”埋下了定时炸弹。在鹤见俊辅等人看来，伊藤博文为明治国家设计的是一种“显教密教”相互作用的体制：所谓显教，就是天皇为统御一切的绝对君主;所谓密教，就是天皇是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有限君主。对军队和“国民”宣扬的是显教，由此凝聚人心，以利于统治阶级上层推行国政;统治阶级上层则遵从奉行“密教”，保持精英治国的合理主义性格。但结果忠实于显教的军部骄横跋扈起来，开始鼓动“国民”一起讨伐密教，最终把伊藤博文设计的“显教密教”体制摧毁(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明征运动)。不过，“显教密教”论忽略了原始设计本身的缺陷。正是伊藤等人制定的明治宪法赋予显教堂堂正正的威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而密教只是上层的内部约定。因此，当显教的最大拥护者军部发起讨伐时、密教自然无法抵挡。而那些同样察觉到教义秘密的右翼国家改造运动的激进分子，为了彻底驱逐密教，实现真正的“天皇亲政”即所谓“昭和维新”，则不断地进行暗杀和政变活动，终于在“二·二六”事件中达到白热化。作为裕仁，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搞“昭和维新”的势力，不仅不会像明治维新那样赋予天皇制以力量，反而将威胁到天皇制统治的稳定。因此，裕仁在其战前的君主生涯中，惟一一次从暧昧和神秘主义的伪装下跃出，对所谓的“忧国志士”们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手段。尽管如此，日本的“国体”显然出现了很大问题。“皇国”的对内向心力建立在近代天皇制之上，对外向心力建立在侵略扩张之上;当对内向心力发生动摇时，只有通过集中凝聚对外向心力方能重新稳固对内向心力。“二·二六”事件的翌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国体”的危机。
最终，“皇国”还是成了一头反噬自身的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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