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甲午战争败因考(四)
历史告诉我们，国耻多逢腐败时……
五、点评甲午战争中的清朝军事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官兵不乏奋勇杀敌、以死报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颇有痛歼日军、克敌制胜的战局。但毕竟：清北洋海军接连一败丰岛海战、再败黄海海战、接着命丧威海基地;清陆军接连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江防、四败金旅、五败威海、六败辽东。军力占优又主要在本土和领海内作战的清军为何接二连三、一败到底?先从直接的军事角度看一看。
1、大战在即，置若罔闻。
日本侵华战意早已显露。清统治者一是沾沾自喜的迷信于自己的先进舰队、大炮和武器装备;二是怕破坏“祥和”的国际关系，招惹洋人不高兴;三是怕克冲“泱泱大国、太平盛世”的大清皇家气数，所以不思整军备战、加强国防、谋划战局。
2、战争至落幕，没有统帅部。
开战之前，日军就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而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清军统帅部。入关后的清廷【兵部】名为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却“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更无全国掌兵、用兵指挥战事之权。【军机处】是皇权直驭的“小内阁”，虽是机要的国政中枢，但不是指挥战争的专业机构。即便是1885年成立的【清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其海军领衔如同空衔，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
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不过是有时到光绪傀儡皇帝那儿走一走奏报程序而已。即便是正人君子的殚精竭虑，单独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怎匹敌【大本营】人才济济、通达宏观微观、知识系统准确、见识扎实深入、反复论证推敲的集体思维成果。何况李鸿章本来就存心不良。一场反侵略的举国之战竟然没有统筹谋划、指挥战争全局的统帅部，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同时作战集团的指挥系统有重大缺陷。如：常见主将一人率部说逃就逃，没有制约机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旗舰的通讯指挥装置被敌击毁，没有舰队指挥替补序列预案，直到海战基本结束，才有他舰自告奋勇代行指挥。
3、兵制繁杂，互不统属。
清水军主要舰队间、各省水师间、主要舰队与各省水师间互不统属。清陆军各兵制军营间、各省营兵间、国家制兵与各省营兵间互不统属。海陆军间战时亦无统属、协同体制。不同的军力各有不同的清廷权贵把持，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和决策权力最大。由于清廷战前有战无备，战中也是吃紧之时手忙脚乱的拼凑军力、选调将帅，临时合为一体建制。所以兵营间不协;将、将间不服;将、帅间不合司空见惯。
4、高官畏敌乞和，将领贪生怕死。
实践证明，在反侵略作战中，基层官兵的多数是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统治者及高官权贵一贯畏敌乞和、妥协投降。上行下效，卖国贼的思想路线滋生一大批握有实权贪生怕死的将领。回忆清甲午之败，虽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或战术失当的败仗有之，但关键之败往往是将领或自身或率部临阵逃跑。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是清军甲午之败的关键原因。他们的名字被历史刻在了耻辱柱上!甲午之败和马关卖国签约的罪人是：
叶赫那拉氏·杏贞(慈禧太后);
李鸿章(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爱新觉罗·奕䜣(领班军机大臣、领班总理衙门大臣);
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一逃丰岛海战，二逃黄海海战，【济远】逃跑时慌不择路撞沉我舰【扬威】号，黄海之败他负有重大责任;
北洋舰队【广甲】管带吴敬荣逃离黄海海战，断送【广甲】号;
北洋鱼雷艇【左一】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威海卫之战中，当北洋其它舰只正在与强敌激战，急待鱼雷艇杀敌参战之时，王平、蔡廷干贪生怕死，密谋策划鱼雷艇队抛弃港湾中的我舰舰群集体逃跑，斗胆率领11艘鱼雷艇和2艘汽船逃离基地。后，鱼雷艇群除【左一】一艇逃生外，余者或被日舰歼灭、或被日舰俘获;
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勾结北洋外国洋员，假借丁汝昌名义起草投降书。并与日军签订《威海降约》11条，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
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强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狂奔五百里，怕死逃过鸭绿江。仓惶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还有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旅顺地区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徐邦道部正在土城子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之时，龚照玙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成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
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往田庄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不及我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5、战略上的昏庸，战术上的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有系统、完备的战略计划。其战略步骤、战略目的清晰可见。日本的战略目的是通过海军取得制海权，支持陆军速战速决(久战必败)深入中国腹地、进逼京畿，迫清廷立城下之盟，以劫掠重大利益。
清廷从没有系统、完整指导战争全局的宏观战略计划，笼统的战略思想还是有的。归纳起来即：“进行保舰船、保城地、保京畿消极、被动的防御战”。而且默认每一次战役的所失，持续退缩接续进行下一轮的“三保”。其最终战略目的是“罢兵(乞和)为要”。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卖国贼的战争目的竟心心相印、不谋而合。
在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消极防御”，承受“被动挨打”。
一是决不主动进攻，只有被动防御。
二是坚持分兵据守，听任日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清军。不愿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日军。海战，从始到终都禁闭南洋、福建、广东三舰群和各省水师的兵力，就看北洋舰队单打独斗。陆战，将领各自率部据守城池不愿集中兵力;清军遍地兵力却画地为牢不想集中兵力;辽东战役虽有相对集中之兵，又疲于往来被动救援城池、据点，不能集中用兵主动出击、克敌制胜。
三是战斗重心旨在保舰、保城，不着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出现了日军在中国本土上长时间的登陆、渡河、行军、集结、驻扎、休整过程中听凭自便，清军无人理会的笑话。
甲午战争中出现的清军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合力歼敌的少数战例，都是中下层将领或自发、或力争的基层行为。
6、清军军事素养低下
清末朝廷上下迷信西方军事装备。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清军近代化装备焕然一新，确属(起码)亚洲第一。所以盲目骄傲自大、麻痹轻敌。大战之前，清朝举国上下集中国力，提前两年半筹办慈禧六十寿诞，言战有违“太平盛世”祥和之国运，“老佛爷”不高兴。所以清朝军备废弛，军费减缺。
清军，体制落后，观念陈旧，治军松散，训练废弛，与近代化装备不相匹配。甲午战争的实践证明，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无论集团战术合成能力还是单兵作战技能均为低下。
八旗本是清军的核心。此时的八旗已堕落为依仗祖功、吃喝玩乐、颐养天年的军事、经济特权集团，毫无战斗力。朝廷养兵，成为个别权贵的政治资本;将领任职，成为个人升官、发财、享乐的平台;群众当兵为了“吃粮、发饷”。而日军和日本朝野受“效忠天皇、振兴日本、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思想灌输，勤于、精于训练，士气凶悍，追逐战功。
六、甲午之战清朝的主要败因
1、腐败昏庸是清朝甲午之败的基本原因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愈演愈烈，至慈禧操权时已登峰造极。制度腐败、思想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军队腐败、社会腐败。
在没落的封建制度里，骄奢淫逸、花天酒地为荣;买官卖官已成定制;徇私枉法当属惯例;贪污索贿、克扣军饷实乃规则;官场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朝廷转嫁列强掠夺重负，横征暴敛有增无减;民间深受帝、官、封、匪欺压、盘剥，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官逼民反，太平天国、捻军重创了反动统治阶级，使风雨飘摇的清朝奄奄一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于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遂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战斗纲领。清廷内部的有识之士亦在酝酿变法维新。
然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反动、没落的封建势力，顽固保守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等清朝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反对一切对封建腐朽没落制度的改弦更张乃至补偏救弊也不允许。不惜以倾国腐烂的代价保全一小撮人的利益。完蛋!
此时的清朝已是百孔千疮、病入膏肓、人心丧尽、活力尽失。清朝的极度腐败丧失了国家支撑民族自卫正义战争的政治基础。
2、畏敌乞和是清朝甲午之败的关键原因
清廷权贵害怕打仗、变革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私利最大化，特别恐惧洋人发动侵华战争。不惜卖国求安，哪怕做儿皇帝也要尽快妥协、投降、罢兵，以苟延“盛世吉祥”。为此无良、无知、无能、无耻的慈禧决心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所以自列强侵华的鸦片战争以来，战局不利于清，清就要尽快“乞降”，罢兵的卖国代价任由侵略者开具，清廷不过签字就是了;战局有利于清，清仍要迅速“乞和”，在尽量满足侵略者议和条件的原则基础上，清廷不过少允一些卖国代价就是了(如中法战争)。清统治者这种败也怯战、胜也畏敌的奴才心理底线世人皆知。
上行下效，统帅若一味畏敌乞降，将领就普遍贪生怕死。这种畏敌怯战的思想路线，正是清朝甲午之败的关键所在。
3、战略上的昏庸、战术上的愚蠢是清朝甲午之败的重要原因
详见：五之5
4、军事素养低下是清朝甲午之败的直接原因
详见：五之6
5、指挥系统不健全是清朝甲午之败的特别原因
详见：五之2
6、封建政权买办化是清朝甲午之败的深层原因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妥协、乞降的思想路线，除了来自封建统治的腐朽性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性决定了对待列强侵略的妥协性。这个因素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
一是政治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法德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实任军官、雇员干涉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19世纪60至90年代初，中国财政、金融、航运、进出口商贸、矿山、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
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
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清朝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依靠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买办化的官僚或官僚化的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合资的“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
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帮办、唐廷枢、徐润等都是外国列强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曾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等洋务官员。(唐廷枢在任官职期间还在担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
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联想到：
现在的洋买办继续时髦德很，牛×得很、吃香得很!
们刻意把自己的子孙送到敌对国或培养深造、或经营买办、或立业发展、或乐享天年，还说自己忠于祖国、憎恨敌人，坚决同敌人做斗争，谁信?
一些任职期间就擅自加入洋籍的官员，起码是与祖国心存异志，凭什么赖在官位上?
7、列强对日本的唆使、纵容是清朝甲午之败的国际原因
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通过日本侵华之机“均沾”新的利益;俄国企图先隔岸观火，再乘机浑水摸鱼。列强支持或纵容的态度，促使日本底气十足。
惨重的历史代价起码要换来准确、明晰的历史教训。以上清朝甲午之败实实在在的原因种种，怎一句含糊其辞的“凡是落后的，总是挨打的”之浅薄结论就能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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