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的世界大战将更多是阶级而非国家之间的斗争
研究历史进程的多数专家倾向于考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般将其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形式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似：大规模部署军队以便打败、破坏或征服敌对的国家。尽管这种灾难的场景不能排除，存在着相信很多人提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不同的理由：更多是一场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斗争。根据这种说法，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这里;已进行多年并造成了灾难：这就是由跨国金融寡头进行的反对世界大多数公民(全球99%的居民)经济紧缩的单方面跨越国界的新自由主义的战争。
资本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使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武装冲突可能导致一场对所有国家的金融灾难的程度。毫不奇怪的是跨国金融精英们的网络经常选择政治家和在幕后领导政府，不会顺从一场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场瘫痪的国际性战争。
这就说明为什么最近帝国主义的侵略采用“软实力”的方式(“有说服力的”干涉必然与外交的压力及使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有关系)：颜色革命，“民主的”政变，制造内战，经济制裁等。当然，军事的选择隐藏在阴影之中，以便在使用“软实力”战略改变政权失败或表明没有效力的情况下采用它。但是，甚至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势力会尽一切可能去做，以便这种干涉能够被“控制”或被“操纵”，这是指对地方性的或对国家的干涉。与此同时，“受到控制的”战争倾向于保护靠战争进行投机的财富，保护从军费支出中(特别是军工复合体、安全机构和大银行)受益的人，这意味着将不使国际金融市场瘫痪。
这也说明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正常情况下避免过于强有力地回应美国的恐吓政策。这些国家富裕的寡头阶层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类似同行有更多的共同点，超过与本国同胞的共同点。陪同富裕的精英们到世界旅行的路透社记者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指出，“不论他们是在纽约有第一个住所，还是在香港、莫斯科或孟买有豪宅，这些超级富翁本身越来越形成一个国家”。合乎逻辑的是在这个全球超级富翁的“国家”的成员之间存在一个事实上的联盟，为帝国主义改变政权的计划提供便利。比如当俄罗斯受到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的威胁时，俄罗斯的寡头们倾向于秘密地与他们在西方的阶级同行们合作，削弱俄罗斯对西方大国干涉的反对。
简单观察一下，一方面是最近在像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国家政权变更的计划，另一方面是在乌克兰和伊朗的计划，可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大国何时和如何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便实现政权的变更(比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何时和如何采取“软实力”的战术去实现同样的目标，如在乌克兰和伊朗的情况那样。这是可能确定有关帝国主义选择这种或那种改变政权的战术的两个理由或根本的考虑。
首先它与要改变政权的目标国内部阶级差别的程度有关。不论在乌克兰或是在伊朗由于公共财产的大规模私有化(经常发生丑闻)，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有势力的金融寡头阶层。这些持有西方货币的富豪们一般与外部的干涉力量结盟，支持政权的变更;从本质上说，他们是政权变更的内部代理人，从内部与帝国主义合作。这使人理解(至少是部分理解)为什么在这两个国家政权变更的计划从根本上说是以“软实力”和颜色革命为基础，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
相反，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和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这些如此有影响力和在国际上有联系的富有阶级却失败了。尽管萨达姆和侯赛因都不是“美德的模范”或“民主的勇士”，两者都发挥了“有文化的独裁者”的作用，如同有时称呼他们的那样：他们实施了社会福利的国家计划，在经济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反对将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私有化，保持大量的战略工业部门，如能源、银行/金融系统，由国家控制和拥有。这些政策的结合避免了出现金融的精英，如同在伊朗或乌克兰出现和发展的金融精英那样。这意味着“软实力”和/或者颜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或地方的精英们的支持，所谓“资产阶级买办”在这些国家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就采用“硬实力”，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占领。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考虑涉及为了改变政权在“软实力”或“硬实力”之间做出选择，这将取决于为了实现政权变更将要进行的战争能够受到控制以及在地方的和国家范围内受到控制，或可能失去控制，变成为地区的或世界的战争的事实。比如乌克兰的情况，一次直接的军事入侵很可能使俄罗斯介入，很有可能变成为世界的战争，带来经济和金融的灾难性后果，脱离帝国主义大国的控制;在那里选择使用“软实力”或“民主的”政变。类似的担心是一场公开反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失去控制，这本身就表明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改变政权的计划也主要集中在进行经济制裁(直到现在)和其他的“软实力”战术，包括2009年的“绿色革命”。
相反，为了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实现政权的变更则使用了“硬实力”或纯粹的军事力量，意识到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可能以相当满意的方式受到控制，避免变成为一次地区的或世界的冲突。
乌克兰的例子
现在乌克兰的危机可以用来具体说明国际金融的精英们如何倾向于避免国际的战争灾难，如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支持可以控制的战争，经常是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类型的“软实力”战术进行阶级之间的战争。
2014年2月22日在基辅发生政变之后，立即罢免了民主选举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让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变政府掌权，俄罗斯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很多观察家发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捷”的警告的程度。尽管仍然存在紧张和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从5月初开始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西方大国保持的对立中让步时，这种紧张就大幅度减少了，5月7日普京宣布俄罗斯尊重(乌克兰)总统选举的结果，将与当选的任何人一起工作，结果寡头百万富翁佩特罗•波罗申科当选乌克兰总统。
尽管坚持对支持乌克兰东南部省份自主的活动分子的残酷镇压，以美国、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金融精英的代表们进行的外交操纵避免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对抗。
为了让最初对俄罗斯的普遍制裁或军事行动的威胁向现在如此广泛的紧张和“外交解决”迈出步伐，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单的回答是，在金融、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强大的经济利益的博弈(也就是说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精英们的博弈)不可能冒险走向另一场不可控制的世界战争。毫无疑问，大银行、有影响的军工复合体及安全机构一般愿意有一个经常的战争和国际紧张的环境。但总的来说，它们倾向于在地方或国家一级进行“可操纵的”或“可控制的”战争，比如反对伊拉克或利比亚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大规模的地区或世界范围的战争。
随着俄罗斯的经济越来越与西方的经济交织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它们的跨国寡头的权力和经济行为)，已经使全球市场的波动更加脆弱和受到经济制裁的威胁。这已不是秘密。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普京总统为了在外交上解决对乌克兰危机的敌视表现的和解姿态和适当的政策。
但是我们了解不多的是，西方的经济对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制裁也是脆弱的，如果这个国家决定反击的话。事实上，俄罗斯拥有重要的经济武器，如果必要的活可以做出回应。对于某些欧洲国家来说因相互制裁造成的经济创伤可能是非常痛苦的。由于大多数经济体和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报复性的制裁可能恶化本身已经脆弱的欧洲经济，甚至是恶化世界经济：
“对俄罗斯出口的制裁可能使欧盟处于严重的风险。欧洲通过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Gazprom)进口它消费的30%的天然气。此外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客户。欧盟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它占俄罗斯进出口总额的50%左右。2014年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约3600亿欧元，俄罗斯从欧盟的进口约1300亿欧元，主要是制成品和食品。欧盟是俄罗斯经济最大的投资者，占外国在俄罗斯投资总额的75%”。
俄罗斯还可以回答来自西方大国冻结俄罗斯个人和企业的资产的威胁，也冻结西方的企业或投资者的资产：
“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议员已经宣布他们可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以便冻结欧洲和美国在俄罗斯运营的企业的资产。另一方面，100多个俄罗斯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资产可能成为欧盟方面冻结的目标。除了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的执行总裁阿莱克谢•米莱尔，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塞钦会出现在制裁的名单上。俄罗斯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在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拥有伙伴。比如总部设在美国的艾克森•美孚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有一项在西北利亚勘探石油的计划，价值5亿美元，它还与这个俄罗斯巨头在开发黑海的石油储备方面进行合作”。
俄罗斯掌握着能够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造成损害的补充的经济武器。比如回答美国方面和它的欧洲盟国冻结它的资产的威胁，2014年2月底和3月初俄罗斯结算了1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劵。冻结“敌视的”政府的资产的威胁升级很可能涉及中国，对美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中国握有近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劵，是第一大外国投资国。
这么高程度的经济/金融的相互联系说明为什么由于华盛顿的支持和莫斯科的同意，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外交急急忙忙转移到基辅，安排举行所谓对话的“圆桌会议”，为5月25日乌克兰的总统选举铺平道路，使政变的变更合法化，避免经济制裁或军事行动相互升级。
与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比较
通过“硬实力”(与通过“软实力”改变政权的模式相比)的军事干涉在利比亚(2011年)和伊拉克(2003年)的政权变更有助于支持这篇论文的主要论据：帝国主义大国为了改变政权将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当这种军事干涉在相关的国家能够受到控制或限制，在受到影响的国家不存在强有力的地方盟友或有重要意义的盟友，也就是指与国际市场保持联系的地方的寡头势力，因此靠外部的力量去改变政权。
尽管卡扎菲和萨达姆都以铁腕统治他们的国家，经济中保持强大的公共部门，服务业和工业广泛国有化。特别是将战略性的工业国有化，如能源、运输、通信和银行部门，以及重要的社会服务部门如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公共服务。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并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表示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卫士)，也不是在与过去部落贵族和地主的反对派政权的冲突中去实现的，他们通过国家的官僚管理控制民族经济，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福利国家更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政府的稳定和连续性，有助于发展一个没节制的自由市场，在私人部门内出现有实力的工业家和金融家。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不论是萨达姆还是卡扎菲都不允许与国际市场或西方的大国密切联系实力强大的金融精英的发展。毫不奇怪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为帝国主义变更政权的计划提供合作的反对派的力量和人物中间不乏帝王和部落时代的残余，还有被迫过流亡生活与萨达姆和卡扎菲军方敌对返回祖国非常坚定但是贫困的知识分子。比如与乌克兰的金融精英们不同，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反对派力量没有经济手段资助变革政权的力量，在各自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支持的基础。与西方的市场和政治阶层也没有强有力和稳定的政治联系或金融的联系。
这使人理解经济制裁和“软实力”的其他战术(如动员、培训和资助反对派的力量)对改变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政权是不够的;为什么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盟国不得不使用占领或军事干涉的“硬实力”以便实现它险恶的目标。此外，如前所述，进行干涉的帝国主义大国认定上述军事入侵在利比亚或伊拉克的边界之内可以受到控制是有限的。
伊朗的情况
美国在伊朗改变政权的政策更类似于在乌克兰所采取的模式，而不是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采用的模式。这主要是由于它担心对伊朗的军事干涉可能超越这个国家的边界;伊朗有一个具有西方倾向和相对发达的金融寡头，因此美国和它的盟国可以依靠这个金融寡头进行改革或从内部改变政权。
这不是说是一项“非白即黑”的政策：或军事力量或“软实力”。更多是一个或多或少相信一项或另一项政策的问题，这取决于事情的具体情况。事实上从1979年革命时起，帝国主义在伊朗改变政权的议程包括各种战术(经常是同时采用这些战术)。这些战术从鼓励和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朗(1980年)到训练和资助反对伊朗制造不稳定的恐怖主义团体，从经常进行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威胁到图谋通过“绿色革命”破坏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包括系统地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美国从外部改变伊朗政权的不幸计划到现在已经失败，最近几年美国似乎把从内部改变政权(或是政权的改革)放在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通过伊朗权力阶层内部具有西方倾向的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去改变政权。造成这种选择对美国和它的盟国更有吸引力的事情是在伊朗出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资本家阶级，它的主要优先事情是与他们的西方同事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这特别是指伊朗富裕的寡头，从字面上说他们正在谈交易，对他们来说诸如核技术或国家主权这类问题都是次要的。在伊朗经济的公共部门的阴影下有条不紊地致富(也经常发生丑闻)，或是由于在一些政府机构中曾经保持(或至今仍保持)的政治地位或官僚地位，这些人已经不再想采取激进的经济措施促进经济的自给自足，以便对付或抵抗残暴的经济制裁的冲击。取代这一点，他们表明愿意进行交易，与他们在国外的跨国资产阶级的盟友达成投资协议。
哈桑•鲁哈尼总统和他的政府代表着这个正在伊朗出现的资本家--金融家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这超过了其他任何的社会阶层。这个金融寡头的代表们特别是通过有影响力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贸易、工业、矿业和农业商会行使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在哈桑•鲁哈尼总统与该商会的企业家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或哲学上的接近反映在以下事情上：鲁哈尼当选以后立即任命该商会的前主席穆罕默德•纳哈万迪安作为总统府的秘书长，这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是在美国接受培训的，曾是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的顾问。
2013年9月，通过伊朗商会，一个伊朗经济代表团陪同鲁哈尼总统到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目的是与美国的同行谈判可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伊朗商会也组织了一些经济代表团陪同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亚瓦德•萨里夫到欧洲，目的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
许多美国和伊朗关系的观察员倾向于认为，不久前开始的外交会谈包括在伊朗核谈判的框架内的正常接触，由于哈•鲁哈尼被选举为总统而启动。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美国金融精英的代表们与伊朗几届政府之间的秘密接触早在哈桑•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比如，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几个月以前就开始种下上述交流的种子：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秘密的电话联系，号召被选择的阿拉伯君主、伊朗的流亡者和前美国外交官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以秘密的方式传递信息，据美国官员说中东和欧洲的信息曾被通报”。
该文章在说明“错综复杂的通信网络如何对推动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新的接近步骤做出贡献时”，指出谈判的人员经常“在欧洲主要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他们利用国际的外交渠道，如亚洲协会、联合国协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和伊朗的人员在旅馆和报告厅聚会，目的是寻求解决伊朗核计划危机，避免一场战争的方式”。报道还说，亚洲协会和非政府的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之外为鲁哈尼总统和萨里夫先生组织圆桌会议。双方利用这些场合向美国的交易商人、前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解释德黑兰的计划。
“今年夏天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奥巴马先生亲自与鲁哈尼先生接触。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伊朗新的领导人，强调华盛顿愿意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核冲突。鲁哈尼先生回信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与此同时，萨里夫先生再次与指定的美国对外政策官员接触，在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伊朗驻美国大使已经认识这些官员。
亚洲协会的米达吉奥夫人讲述她在加入鲁哈尼政府班子后不久，就在那些与萨里夫先生进行接触的人们中间。这位老资格的夫人为伊朗官员和美国官员之间的非正式接触提供便利，过去的十年对如何解决核僵局她与在美国培训的外交官举行过多次会议”。
这说明为什么鲁哈尼总统(和他的有西方倾向目光向外的顾问)选择萨里夫先生作为外交部长;也许不够谨慎，他们将恢复伊朗经济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自由市场和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没有限制的投资上。此外，这还使人明白为什么鲁哈尼总统核谈判的班子不论是否愿意，放弃一种对与5+1集团(由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组成)讨论不利的立场。
结论与反响
尽管那些从战争和军费支出中受益—大银行(作为政府主要的贷款者)军工复合体、安全机构—由于战争和国际紧张的热度而繁荣，他们一般倾向于有限的或“可操纵的”地方性的和国家的战争，而不是地区的或世界的对抗，这些对抗可能以灾难性的方式使世界市场完全瘫痪。这以某种方式说明为什么为了比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实现政权的变更，美国和它的盟国采取直接的行动和军事占领;而同时在乌克兰和伊朗的情况下，直到现在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干涉，相反倾向于采用“软实力”的战术和所谓的“颜色革命”。如前面所指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首先，存在着在乌克兰或伊朗的战争和军事干涉不可能受到控制的担心;其次，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有一个亲西方的金融精英，可能有足够的影响去实现改革或从国内改变政权，也就是说，不会冒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战争可能带来破坏跨国资本家和所有其他人财富的灾难性后果。
干涉主义的大国几乎历来相信利用“分而治之”的旧战术。在这次讨论的背景中相对新奇的是除了利用旧的模式(经常利用分裂的问题如民族、部族、种族、宗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最近的事件中越来越多地采用阶级分裂的战术。估计似乎如下：如果一个国家如伊朗或乌克兰可以因阶级的分歧被分裂的话，想在那里实现改变政权，可以和那里富有的寡头建立联盟，为什么要参与一次可能损害你自己和其他与你的敌人在一起的盟友的利益的军事打击呢?当经济制裁与经济上实力强大的地方寡头建立联盟与合作能够用来实现“民主的政变”或“颜色革命”(经常通过欺骗性的选举)，为什么要冒险进行一次带来不确定的后果和可能是灾难性后果的不谨慎的军事打击呢?
这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从殖民时代“粗野的”军事占领开始的阶段到现在在多个阵线进行干涉的战术，这更加精明和偷偷地进行。在美国对外政策最近的冒险框架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厚颜无耻的侵略的第一种模式反映在乔治•布什总统的军国主义对外政策中，第二种模式更多地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阴险狡诈和居心叵测的干涉政策有关。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精英公开的军国主义派别的卫士们批评奥巴马先生是一位“被一支鸟枪的响声惊吓的”总统，或者说是“软弱的”总统，事实是他相对谨慎，但是推行井井有条地建设联盟的奸诈的政策，既同美国传统的盟国也同资产阶级买办和他想实现变更政权的国家的寡头建立联盟，从改变政权来说其结果这比布什—切尼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的政策更有效。
所有这一切并非假设，也不是纯粹的理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不久前在说明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和伊朗的政策的背景时讲得很清楚。2014年5月30美国公共传播系统电视台(PBS)记者格文•艾费尔问他：“据你看来，总统因其软弱正在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吗?是因为他击球简单，而不是四角击球吗?”克里先生回答说：“坦率说我不相信，对总统来说在这个时候因摆在桌上的成绩有足够的功绩……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看看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总统领头采取一项措施使欧洲站在美国一边，以便将困难的制裁摆到桌上。欧洲对这一想法没有热情，但是提供了协助。这就是领导地位。最后总统做到与欧洲人一起在向普京总统提出的选择施加了影响。
此外，现在伊朗总统参与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冲突的轨道上，他们正在发展一个核系统，世界反对。但是美国总统引入了一系列制裁，有能力让伊朗坐在谈判桌前。现在我们正在谈判之中。整个世界都同意制裁的制度已经忍受了。武器—核计划已经冻结，向后退了。现在我们延长了伊朗可以拥有的拆除核计划的时间。这一切是一项成绩。
这样，我想我们的介入比美国历史上过去的任何时期都更多，我相信事情可能得到证实和阐明”。
这就是奥巴马政府面对小布什政府“未成熟的”帝国主义有特点的精明而狡诈的帝国主义的本质。(魏文编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6期，摘译自2014年6月12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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