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要规避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在经济方面，要把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作为未来改革发展的坚定不移的底线，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要坚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针，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结构调整为重点，科技创新为支撑，改革开放为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项比例关系，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竞争水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在政治方面，要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宗旨和方向问题;在党政机关尤其是企业、事业单位，恢复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群众路线教育，整党整风，反腐倡廉，纯洁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充分认识这一领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调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认真而踏实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有理有据、科学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决不可一味迁就，任其泛滥。创建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制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当今世情、国情的国际战略，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关系，坚持科学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策略原则。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思路;政治发展之问题;意识形态工作;国际战略策略原则
目前，世界经济虽然逐步走出低谷，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依仍然挥之不去。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行我素，金融和经济方面的风险依然存在，且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我国虽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时采取妥善措施，率先走出危机的低谷，增长势头良好，但仍面临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且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国际上各种敌对势力与国内各种思潮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并制造了许多麻烦，妄图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健步伐。在此国际国内环境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如何规避国际各种风险，消除国内各种风险和隐患，已成为我国上下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科学规划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合理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本文拟在拙作《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面临的挑战》①对我国面临的上述经济政治形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未来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提出自己的思路和建议。
一、经济改革发展之思路
在经济方面，首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方针。要把坚持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没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我们的经济社会制度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标志，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广大人民群众就失去了主人地位，就无法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就会出现贫富上的两极分化，或者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从而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出现颠覆性错误，或者导致改革的失败，直至走到邪路上去。如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失去了主体地位，我们党就失去了执政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群众基础、阶级基础和执政的依据。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导向和稳定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龙头和中坚力量，是我们国家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和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可靠保障。如果国有经济失去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就无从谈起。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我们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永葆革命之青春的原则性的大问题，含糊不得，动摇不得。
其次，我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要坚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针，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结构调整为重点，科技创新为支撑，深化改革为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项比例关系，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竞争水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由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就是摒弃传统工业化模式，以信息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立足我国国情，在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基础上，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即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从我国发展全局出发，在科学分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上，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摒弃传统工业化模式，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党对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我党根据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根本要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科学决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广泛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更好更快发展的科学指针;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现有人口、资源、环境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以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针，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必然选择。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问题，在于摒弃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转变和创新发展方式。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新的风险和隐患频频出现。发达国家正在逐步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出口，重振现实经济，拉动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开始通过扩大内需，提振经济。资源输出国也纷纷改变单纯依靠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以产业多元化实现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原有的需求动力减弱，新的市场需求尚未形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兴起，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生命科学、空间开发、海洋利用等方面技术创新的密集度正在提高，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斗争日益尖锐。世界各国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方面既相互交织、相互合作又相互争锋，形势异常严峻而复杂。从国内来看，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在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国际水平相比，重要资源单位产出率仍显较低，污染排放强度仍显较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率仍处较低水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产能过剩问题积重难返，各种结构性、层次性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仍未摆脱粗放的境地。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表面上是对我国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则是对我国发展方式提出的巨大挑战。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原有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线，不仅是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外环境新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而且也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选择。我国未来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必须围绕这一主线来进行。
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系统的基本框架，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相应优化和调整，必须把结构调整作为这场战役的重点。近年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在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根深蒂固及其惯性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仍过于依赖投资、出口和外需拉动。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增速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在要素投入方面，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简单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扭转。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拉大，城乡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国的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外贸摩擦和贸易纠纷日益增多，出口形势严峻，外贸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从根本改变。这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结构问题。党的十八大把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是对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所面临形势的科学判断。
围绕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在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我们应当通过实施扩大就业战略，为扩大居民消费奠定坚实的基础;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投资的内在动力，拓展内需空间等措施，构建扩大内需、增强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应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握未来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强基础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三次产业协相互促进、平衡发展的轨道上来。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绿色经济快速发展;加强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淘汰落后产能，强化节能减排，构建节约使用资源能源的结构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消费模式。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兼并重组，调整优化产业组织的结构，发展一批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竞争力突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力量;调整优化市场结构，分产业形成合理的进入壁垒、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化水平;发展产业集群，优化企业网络组织，形成合理的大、中、小企业之间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反对市场垄断，维护市场秩序，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服务水平。要坚持均衡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调整优化区域结构，合理区域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之间相互协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建区域分工合理、功能清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要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为基点，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调整和优化城乡结构，合理大、中、小城镇网络化布局，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调整优化对外经济结构，构建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运转的新格局。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中，要通过调整优化外贸结构，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调整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突出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把外资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衔接起来，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和利用水平;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优化对外投资结构，选择一批有潜力的大企业作为试点，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成长之路，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地位和话语权;坚持效益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依据海外资源供求形势变化，研究制定海外资源供给的保障规划，运用政治、外交、投资、贸易等多种手段，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坚持互惠、共赢原则，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合理区域贸易安排，稳定周边环境，建立稳定的战略资源和能源供应基地，保障我国的海外资源能源供给，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战略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大力提倡并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有效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动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尽快实现。从世界经济史来看，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新的科技革命和创新及其在关键领域中的重大突破，往往给新的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使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目前，为了尽快化解或消除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正围绕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正在把全球经济推入一个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新时代。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方向，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转变的重点;就必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能力;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体系;就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就必须围绕缓解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技术瓶颈环节，以重大产品为导向，组织实施重大高新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全力促进一批关系国家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的诞生;就必须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转型和升级，组织实施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培育高新技术领域的增长点，培育和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链，努力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化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就必须加快实施重大科技的专项研发工程，争取在信息、生物、装备制造、农业等战略性产业领域重大专项技术和一系列关键技术方面，率先获得突破;就必须实施大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加强对重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鼓励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提高企业科技人员的比重，加大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实施创新创业工程;还必须把握大量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机遇，设立创业支持基金，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催生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销售收入可观、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创新型企业;还要鼓励局部地区创新能力率先发展，实施地区科技园创新示范工程，加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创新型城市发展;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力资源教育培养体制，营造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动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完善用人机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上来。
改革开放是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前提。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依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进一步改革，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生机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战略性转型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化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战略性转型的新的体制、机制和环境。首先，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也是最挫伤群众积极性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日益悬殊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必须坚持和保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在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运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和杠杆，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其次，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和主体功能区域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同时，还要利用政府宏观调控优势，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老、少、边、远地区的发展，建立公共资源收益合理共享机制，使不同地域优势互补，以解决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过大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第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相协调的机制化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和杠杆，结合运用政策法规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构建绿色经济，促进资源能源合理利用，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等等。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又有机制、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又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的。我们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以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依据，借鉴而不是全盘照别国经验和做法，统筹改革开放，抓住核心和根本，兼顾四面八方，做到纲举目张。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改革的动力，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
最后，要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的战略性转型，化解和消除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还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关系问题。虚拟经济也即金融经济，是应现实经济扩大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现实经济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和物质基础。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对现实经济又发挥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促进现实经济的扩张和繁荣的同时，催生庞大的经济泡沫，使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相脱离，从而成为产生危机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原因之一。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史，就是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累积起来的庞大经济泡沫，虽然经过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消解，但依然存在。目前，由于世界各国在危机中普遍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范围的虚拟经济远远大于限实经济。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犹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仍维持较高水平。我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由于实行了四万亿的救市计划，依靠投资、出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到目前为止，房地产泡沫犹增无减，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十分严重，外部金融和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相互结合，对我国金融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全局造成冲击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金融是现代国民经济的中心，金融和国防构成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在上述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我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战略性转型来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实属迫切而必要。第一，必须破除单纯金融生财的思想，树立虚拟经济要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第二，必须抛弃西方经济人假设前提，破除金融产业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价值取向，结合我国国情，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传统优势，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摆正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与其他产业分工协作，共同促进现实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借鉴国际上虚拟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虚拟经济体系，提高金融产业的素质，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竞争力和为现实经济服务的水平。第四，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以现实经济为基础，而且要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目前，在产业结构方面，要把高新技术产业、朝阳产业、有比较优势和发展前途的产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同时也要注意支持和扶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区域经济结构方面，要服从缩小差距和平衡发展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和宏观效益的提高。第五，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虚拟经济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对现实经济过度金融化和金融过度自由化。坚决打击非法集资、恶意诈骗的不法行为，打击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内幕交易、恶意炒作、牟取暴利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使虚拟经济健康发展，切实起到对现实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第六，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防止条块分割,令出多门,以免执行起来互相矛盾。第七，参照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抓紧抓好金融立法的系统工程。第八，联系西方国家虚拟经济发展史，结合20世纪中后期以来市场经济国家和我国虚实经济发展的实际，研究虚实经济发展的最佳比例关系、风险发作的临界点、虚实经济良性运行的合理区间，不断对我国虚实经济发展现状及其风险趋势做出评估，及时发布风险运行信息和风险警示，提出风险控制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改革和政策措施，力求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在良好的环境和状态下持续、健康、高效运行。
二、政治改革、发展之问题
上面重点从经济方面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思路，现在，我们继续从上层建筑也即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来说，首先要解决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无论是从我们党的宗旨还是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2]“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阶级阶层分化、占人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发生动摇甚至变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中下层社会群体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了怀疑甚至不满，由先前改革开放的动力和推动者变为目前改革开放的消极对待者，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同时，在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突发事件，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阶级阶层分化，改变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中下层群体的弱势地位，切实保障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主人地位，切实使他们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便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首先要考虑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人的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对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一次严峻考验，也关系到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能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及时、认真、切实而有效的加以解决，松懈不得，含糊不得。
其次，要解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目的和方向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们进行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和方面。建国以来，为了实践“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向人民负责”的宗旨和诺言，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内容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是我们党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治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最突出和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政府的人民性、群众性、广泛性、阶级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最突出和最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几项制度尤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栗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4]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能是在坚持这些制度的前提下，沿着这条道前进行，决不能改旗易帜、颠覆以至毁灭这些制度。然而近些年来，国内的少数精英，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与西方的一些政客沆瀣一气，把我国的上述制度说成是“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这种制度使领导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些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等，把我们的政府说成是“强势的政府”或“集权政府”，[5]并提出重启改革的议程，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修改宪法，“建立民主体制”、“培育公民社会”、实行“宪政民主”，等等。[6]这些观点和思潮，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主要表现之一，直接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以“改革”为名，为在我国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招魂，为在改革开放中生长起来的暴富者阶层或新资产阶级上台制造舆论和鸣锣开道，从而使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阴谋得以实现。对于这股思潮，我们党和政府，在对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时，务必要旗帜鲜明，绝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还必须解决一个领导体制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党政机关乃至企事业单位是实行“集体领导”还是实行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式领导的问题。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党和党的各级组织一直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体制。我们党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凡是党委集体领导执行得好的时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进行得顺利，成绩就大，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凡是实行个人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党委集体领导受到冲击的时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遇到挫折，或遭致惨痛的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几次左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至今仍记忆犹新。建国以来，总的来说，党委集体领导的体制运行得比较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某一阶段和某一时期，党委集体领导体制也受到了极大冲击，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遇到了困难，蒙受了损失。大家知道，建国以后，我们的企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始实行的是前苏联实行多年的“一长制”。几年之后，觉得效果不好，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后，结合我们的实际，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20世纪60年代，又加上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结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实践证明，党委集体领导体制，能够实现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相结合，可以做到决策科学，减少失误，少犯错误，尤其能防止分散主义，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保证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从上到下，畅通无阻，切实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对党委集体领导体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他说：“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7]“只有靠集体领导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地团结一致。”[8] “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执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绝不可以不适当地去强调个人英雄作用，绝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9] “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0]他还谈道集体领导的内涵、原则和应当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集体领导包括“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个方面，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的。”[11]集体领导的原则在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多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2]“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3]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4]“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既能反对“个人独裁”，又能避免“分散主义”，“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15]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思潮在我国的泛滥，再加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家长式管理理念的影响;同时也为了提高所谓决策效率和管理效率，在“89动乱”之后，我国在国有企业管理上取消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重新恢复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实行的“一长制”;同时，一些理论界人士，也不分清红皂白，竭力鼓吹“蒋经国式”、“朴正熙式”的独裁式管理“出效率”的谬论。结果，使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党委集体领导”体制受到了极大削弱，甚至成为企业“新三会”的对立物，成了装璜门面的摆设。结果，在企业管理中，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式”管理、“个人独裁式”管理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能到位，职工群众在企业管理乃至在收入分配中沦为弱势群体。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中，少些人化公为私，甚至一夜暴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许多工人失业，流落街头，落地谋生……情况惨不忍睹。工商企业的“家长式”、“个人独裁式”管理，在一些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也起了发散效应，致使党委集体领导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一把手说了算，个人独断专行，一些部门和地区，以GDP为是，管理混乱，任人唯亲，决策失误，以权谋私，贪污挪用，行贿受贿，腐败现象丛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离间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同时，这些不正常情况，也引起了活跃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人士的兴趣。他们以这些不正常情况为依据，歪曲事情的根源和实质，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伟大成就，全盘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以“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重启改革议程、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必须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优越的，但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必须通过不断改革使之得到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但改革的理论基础、思路、方向和路径，决不能如一些所谓精英设想的那样。我们应该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走自己的路。在党政系统的具体领导机构中，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必须坚持股东大会、董事会(包括监事会)由党委主持。在企业具体管理机构中，要取消厂长经理一人负责的体制，坚决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与负责的管理体制。
第四，还必须解决如何对历史和如何对待外国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历史。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6]“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17]“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许多好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18]我们决不可拒绝和借鉴古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19]同样的道理，在当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事情，但本质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始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0]新中国前30年“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1]对新中国前30年辉煌而艰难曲折的历史及其留下来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作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和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下来并发扬下去。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而不能割断这段历史，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如果像“重启改革议程”的鼓吹者那样，不顾历史事实，把改革开放前30年说的一团漆黑和恐怖之至，就会使我们改革开放后取得伟大成果的历史，成为空中楼阁，不着天地，进而造成严重后果，到头来，甚至落到自己否定自己的地步。其次，是如何对待外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2]同时，还向全国发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23]强调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4]“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5]毛泽东还谈了学习外国的方法和原则。他说：“向外国学习”，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这就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6]。“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不要全盘西化”。[27]“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了大亏的。”[28]总的来说，无论是对待历史和古人，还是对待外国，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是：“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9]，“古为今用，洋为中用”[30]，“推陈出新”[3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了以往正确而科学的东西，摒弃了以往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同时也积极地向古人、向外国、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优异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国也出现了“照搬西方，全盘西化”的新教条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做法，以致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方面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在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于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牢汲取。
从政治方面来说，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决不是一个小问题，或者说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其中不仅有一个立场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由立场所决定的观点和方法问题。鉴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这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要求我们在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时，必须具备一个科学的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体现他们意志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观点，要求我们在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时，时时事事处处，都要以“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为根本出发点”。[32]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使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应付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充分利用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建言，献计献策，努力实践，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就是说我们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只能走群众路线，而不能走少数所谓“精英路线”，更不能走西方某些国家及其把持的有关国际组织为我们设计的路线。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和工作方法，采取党委集体研究、各级人大讨论通过的办法，而不能采取个人和个别部门独断专行、说了算数的办法。这样，就要求我们的规划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的组织机构，必须具有广泛性、人民性和群众性。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不仅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还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群众路线的实践家。鉴于目前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状况，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开展整党整风，加大反腐力度，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坚决把不合格的、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的、尤其腐败的份子清理出去。建设清廉亲民、为人民服务、顺乎民意的高效政府，以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强党校建设，改革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整顿党校系统的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把那些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否定或歪曲我们党史、国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乃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满脑子“新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专家学者调离出去。倘能如此，就能更加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能更加密切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增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拒腐防变能力、应对各种政治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经济是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也对经济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我们党和政府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增强了，这必将极大地反作用于经济，为我们党和政府应对各种经济风险乃至金融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从而使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革命之青春，立于不败之地。
三、必须认真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样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中，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仅通过政治上层建筑，而且也会利用它自己的各个要素，如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等，直接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为了规避和应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如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直至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金融和经济危机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对下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中，意识形态问题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方面。
首先、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虽然“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3]他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34]“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35]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消失了，而是增多了;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了;不是范围缩小了，而是更加广泛了;不是形式单纯了，而是更加复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针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一百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上世纪90年以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都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反对实际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都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筹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连同生态文明建设做了总体布署。这些政策安排和战略布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又根据近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新问题，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九号文件，习近平同志又在今2013年“8.19”这一值得警醒和牢记的前苏联开始动荡、解体之日，就目前理论宣传和文化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党的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做了重要布署。中央九号文件和习近平的“8.19讲话”，不仅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针，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其次，必须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和干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潮，主要有“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与这些思潮相联系的“新教条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主张。前四种思潮，来自国外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敌对势力。后三种主张系由上述四种思潮在我国国内所派生、与国外敌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里暗里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支持、在理论上照搬西方、在实践上“全盘西化”的一股势力。一个时期以来，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攻击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打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从根本上否定我党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鼓吹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鼓吹政治的多党制、意识形态的抽象人性化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以改革为名，制造各种荒诞的理由，竭力主张并推动在我国修改社会主义宪法，实行“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这些势力，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或者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干扰或者改变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方向，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对这些思潮和势力的性质及其危害性，如果认识不足，任其泛滥，我们的党和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走弯路，最终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批判上述错误思潮，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乃至每一个马克思理论工的神圣职责，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严峻和非常紧迫的任务。
就目前情势来说，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第一，就要在全党开展一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活动。要动员和运用各种舆论工具，改革学习方法，改革宣传教育方式，搞好规划，扎实推进，讲求实效。要结合党史、国史、世界史、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摆事实，讲道理，讲历史发展趋势，讲未来发展前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和教育，分清真理和谬误，提高觉悟，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自觉履行党的宗旨，当好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奋斗。第二，要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使之掌握并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和有神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坚持群众历史观，反对脱离群众甚至把人民群众当作阿斗、凡事突出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誓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不做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和主人。第三，要重视培育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目前，在理论界，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什么“家”，拿着西方基金会的资助，与西方一个腔调，利用自己所在单位的权威和声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曲解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实，招摇撞骗，沽名钓誉，狐假虎威，盛气凌人，在理论界乃至社会上误导群众，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对这样的学术理论骗子，一些地方党政机构竟然不分良莠、高价邀请他们进行所谓“讲学”，任其大放阙词，岂非咄咄怪事?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第四，对于错误的理论和思想观点，尤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如上述所列的各种反动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一味迁就，任其泛滥。为了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他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说服力。”“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36]第五，开展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自己的根服务器和网络系统，净化网络空气，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取缔低俗黄色甚至反动的网络内容，封闭非法网站，把握网络斗争的主动权。第六，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坚决反对文化事业过度市场化。要采取稳妥措施，净化舆论空气，牢牢占领文化阵地，掌握文化阵地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对党和政府的喉舌部门，诸如广播、电视、新闻、报纸、期刊、出版等，除属下广告部门外，应在人、才、物和政策等方面全力支持，决不能甩包袱，放任不管，让其自己靠所谓“创收“搞饭吃。要修改新闻出版法，对那些长期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教条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污蔑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闻出版及其创办的报刊杂志，要坚决批判，坚决取缔，并追究相关负责人尤其是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须知，对于此类宣传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无论历史还是当代，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教训不仅是深刻的，而且也是惨痛的。此外，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也要加强领导、规范和监督，决不可搞无政府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泛市场化倾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第七，对外文化交往，要以自己为主，学习和借鉴不能变成兼收并蓄，要警惕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蚀，防止和反对文化上的殖民主义。第八，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加强和保障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和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果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变异了，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或迟或早必然也要发生变异。倘若如此，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痛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搞成两张皮。
四、创建和平国际环境之要点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这样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决不是自然地和平安地产生的，必须靠我们艰苦的、大量的工作去争取、去创建。因此如何研究制定一个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科学而可行的国际战略，便是我们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建国初期，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做出了“一边倒”的战略选择，不仅使我们夺取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为我国工业化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格局逐渐形成。毛泽东又审时度势，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使我国摆脱了苏美两面钳制的被动局面，有效地弱化了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威胁，缓解了我国周边安全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依据苏美两极争霸和我国安全态势的新变化，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不结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国际战略，为我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壮大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当前，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正在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总体实力下降的趋势无法扭转。国际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维护和平的方向转变。但是，世界仍不安宁，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上升，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增多且正在发酵，局部地区的动荡频频出现，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长。面对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审时度势，研究和制定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科学可行的国际战略，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紧迫性。
鉴于目前的国际情势和时代特点，我国当前国际战略的设计和选择，首先要以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指导。“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及其发展的特点，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37]他认为，第一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策源地，第二世界国家是反对美苏两霸权可以争取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才是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基本力量，是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应该团结和依靠的对象。从苏联解体、两极冷战格局结束至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推行霸权主义的苏联虽然已不复存在，其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经济政治实力受到极大削弱，已降为世界三等国家，但整个世界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原来的两极争霸变为美国一超独霸。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根本依据依然存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于观察、分析、认识当今世界局势及其特点，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八大，在分析当代世界局势及其共同特点时，一直沿用“第三世界”的提法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思路。因此，继续坚持以“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指导，增进同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联合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建立一个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合作包容、共同繁荣的新世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其次，统筹看待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和全球化并存，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一定深度和广度上融为一体的世界，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国际危机与国内危机往往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并且在一定条件相互转化。20世纪中后期的金融危机虽始于泰国，但很快扩展到整个东南亚，甚至波及到地处欧洲的俄罗斯等国。我国虽然具有宏观调控的传统和优势，受损较轻，但由于国内结构失衡，内需不足，外贸受到影响，出现了长达六年的停滞时期。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始于美国，但很快蔓延至整个世界，我国国内又由于结构失衡、需求不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结果遭受了巨大冲击。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是如此，政治风险和政治危机也是如此，近年来，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相互转化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坚持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办好自己的和国内的事情，注意外面的事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统筹看待，统筹解决国际的和国内的矛盾，化解和规避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尤其要防止国际各种风险的多米骨牌效应，传递到我们国家来。
第三，要正确处理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的关系。事物都是辩证的和二重的。挑战中往往包含着机遇，机遇中往往也包含着挑战。处理得好，挑战可以转化成机遇。处理不好，机遇也可以转化为挑战。在处理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全面而辩证地看问题。在挑战中看到机遇，在机遇中看到挑战。既要看到挑战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问题，也要看到机遇为我们创造的有利条件。既要充分估计问题和困难的严重性，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悲观气馁，要有同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和大无畏的气概。同时，也要充分认识、把握和利用有利条件，要及时而积极，不要盲目乐观，更不要虚度和浪费时日。须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审慎对待，掌握主动，做到遇事不慌，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扬长避短，化害为利。二是立足当前和兼顾长远的关系。在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时，要瞻前顾后，不要犯近视毛病。既要注意做好当前工作，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又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趋势，为实现将来目标打好基础，作好准备。例如，在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既要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条件下，立足当前，踏实工作，发展和壮大自己，又要着眼未来，作好未来斗争的各项准备，既不要在战争来临之时手忙脚乱，也不要在敌对国家舞枪弄棒之际，夸大威胁而反应过度，搞全面军备竞赛，把许多资源耗费在无限的战备之中，以影响将来的发展和远期目标的实现。在政策安排上，既要注意事物发展的延续性和无限性，又要认识是事物发展的相对性和阶段性;既要有即期性政策安排，也要考虑下阶段和远期政策的选择;要做好事物发展各个阶段的政策安排和其相互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要围绕根本目标、根本任务考虑问题。当前工作和政策的实施，要作为实现根本目标、完成根本任务的系统性政策安排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实现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服务。三是严肃斗争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对于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不惹事，但决不怕事，要不信邪，不怕鬼，但在事已缠身，鬼蜮来临之际，也讲究斗争艺术、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做到来则能战，战则能胜。目前，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时期，实力还不够强大，在斗争中，要注意斗则有理，斗则有利，斗则有度，斗则有节，避免全面对抗，危及自己发展的大局和延缓自己崛起强盛的时日。要高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争取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四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与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关系。上面说过，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和基本的依靠对象，加强和他们的团结合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与我国有着共同战略利益的第二世界国家，应是国际反霸斗争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与沟通，从侧翼牵制和遏制单极霸权的扩张，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策略原则。但是，在处理这些国际关系、联合反对霸权、反对强权政治时，要独立自主，不要结盟，要正面积极防御，但不要当头，以免把矛盾集于自身，给我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五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韬光养晦”为“有所作为”积蓄力量、创造条件;“有所作为”又可以为“韬光养晦”提供前提和环境，二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因此，在当前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我们不能不顾自己国力不足和正在发展的特点，出头扛旗，承担所谓“大国责任”，在全球范围内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对抗。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国际事务中的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现象充而不闻、不管不问，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去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如果片面地理解和处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二者的关系，或者把二者关系绝对化，则不仅无法“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也将失去前提和基础。正确的做法，应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即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筹。在国际关系惯例和准则大体得到遵守和执行，国与国的正常关系、彼此关切和利益大体得到尊重和体现时，我们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办好自己的事情，加快速度，和平发展，实现崛起;但是，在国际关系惯例和准则遭到践踏，公平正义受到损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恶性膨胀，危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甚至发展到干涉我国内政、危及我国安全和发展的环境时，我们必须当仁不让，该出手时即出手，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国际上，树立起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形象，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增大自己的话语权，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和良好声誉。第四，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时，要坚持科学而正确的策略原则。这就是：要坚持斗争与共处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和平共处，但实现和平共处目标的手段则是斗争，须知“以斗争求和平共处，则和平共处存，以退让求和平共处，则和平共处亡”;要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原则;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五、结论
目前，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已过去，但其阴影仍在世界上空盘旋。危机给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并且仍然在一定的国度发酵并不断展现。世界各国为了摆脱停滞的困扰，都在依据世情国情，制定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实现复苏，推动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大会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以及取得的历史性成果，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全面的布署，从而为我国在新形势下规避国际国内各种风险，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指出了方向。这些布署，既符合国内外发展的实际，又具有科学的进取精神和展现未来理想目标的战略性远见。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美好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踏实工作，努力奋斗。
【简介】：
张作云(1945- )，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9BKS035
【注释】：
①参见张作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管理学刊》2014年第3期第28-43页。
[1]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9页。
[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8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06-1507页。
[5] 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6] 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2、308、303页。
[7]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页。
[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页。
[9]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页。
[10]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7页。
[11]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页。
[1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页。
[13]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6页。
[14]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页。
[1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9-2040页。
[16]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9-1580页。
[17]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0页。
[1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页。
[19]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页。
[20] 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文摘》(重要言论专栏)2013年第2期
[21]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0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0页。
[30]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31]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8页。
[32]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3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65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507-508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页。
[37]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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