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社会价值都不会脱离经济基础独立存在。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有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占有别人的劳动，这是人类社会的普世规律。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普世规律存在，那么普世价值就不存在。占有和被占有的双方成为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立的双方。一部分人的收益，就是另一部分人的损失。在政治、经济领域，只要有存在处在对立地位的双方，怎么可能有共同的价值呢?
阶级社会从来没有过普世价值。比如，奴隶主认可的是“奴隶是有智力的劳动工具”，奴隶认可的是“today, we fight for freedom!”封建君王认可的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农民认可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地主认可的是“租地交租，天经地义。”农民认可的是“不劳作不得食，地主收租岂有此理。”资本家认可的是交换创造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按要素分配产品。工人认可的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对立的两个阶级都认可的价值，是从来不存在的。这是第一点需要澄清的。
涉及到民族关系也是一样。民族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解放殖民地，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西方殖民者宣扬的是“上帝的选民拯救愚昧民族”、“文明的社会，传播上帝的福音教化、消灭愚昧的野蛮人”。日本鬼子宣扬的是“大东亚共荣共辱”、“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纳粹宣扬的是“日耳曼民族自决”。美国人宣传的是“人权高于主权”。印第安人信仰的是“神将惩罚一切白皮肤的魔鬼”。中国人信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弱小国家信仰的是“坚决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我们看历史上被消灭的印第安人、被屠杀的中国人和数以千万计的其它民族的受害者的话，就知道这些字句的背后是血淋淋的冲突的现实。“侵犯英国商人利益”的另一面，很可能是中国官员为了避免中国人民被毒害而销毁鸦片。涉及到有民族利益冲突的国家的时，也不会有普世价值。这是第二点需要澄清的。
那么在非经济、政治的其它领域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呢?比如，诚实算不算普世价值呢?善良算不算普世价值呢?极端一点，杀死其它人算不算普世罪恶呢?人类社会任何行为都无法脱离社会背景。所以，诚实也好、善良也好、救人也好、杀人也好，都存在阶级和民族的前提。或者说，要看对象是谁。对待身边的人诚实是美德，军人对待敌人诚实是泄密。捐助灾区受灾群众是善良。农夫救蛇是愚蠢。同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要看救的是谁。“杀人偿命”，也要看杀的是谁。见义勇为，奋不顾身解救落水儿童是英雄。蒋介石救冈村宁次一命，美军袒护石井四郎，是作孽。歹徒伤人行凶，罪大恶极。民警击毙悍匪，战士消灭敌人，是立功。
安全、进步、快乐、自由、法制、公正、人权、民主，这些美好的词语，不同的阶级和民族有不同的介绍。阶级利益、民族利益是照妖镜。同样一个美好的辞藻，在阶级和民族利益的镜子前一照，就能显示出不同的影子。同一件事情，涉及到不同的阶级和民族的利益，便有不同的评价。谁的安全?谁的进步?谁的快乐?谁的自由?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一旦具体涉及到“谁”，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辞藻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在人类社会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国家、民族分立，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之前，不会存在普世价值。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输出“普世价值”呢?西方国家输出的普世价值其实是资产阶级价值观，输出这种价值观，有利于输出资本主义民主，进而操纵其它国家，以便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建立经济殖民地。在东欧、在前苏联，这种战术都很成功。
“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权至上，国家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认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一个国家若不能捍卫公民这些权利，就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这里隐藏了四个关键要害：首先，处于不同阶级的公民，彼此之间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国家应该维护哪部分公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还是地主的利益?杨白劳与黄世仁发生利益冲突，应该维护喜儿的人身自由，还是要维护黄世仁的财产权益?其次，国家是否有效的维护了公民的利益由谁说了算?国家维护了喜儿的人身自由，黄世仁必然不满意。反之亦然。在一个存在阶级对立的国家，必然无法同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再次，如果国家不介入公民间的利益冲突，那么谁将占上风?毫无疑问，将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不是被统治的阶级，是地主不是农民，是黄世仁不是杨白劳。所以，普世价值是经济领域的强者的价值而不是弱者的价值。最后，对国家行为的判断由谁来决定?当本国对立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谁来担任仲裁人?地主还是农民?农民齐声欢呼的政策难免遭到地主的强烈诋毁，反之亦然。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动辄要对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动武的话，就知道西方国家通过宣扬“普世价值”理论，自封为仲裁人并窃取了动武的权力。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或者说是与财产挂钩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要抽去民主的实质，只保留民主的形式，让民主沦为一种对财产无害的形式民主。借口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以达到维护富人利益的目的。正是这种政治制度锁定了美国社会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有人可能会问，一人一票的西方政治制度，为什么不民主?事实上，资本家是从来不认可普选的。资本家要求的选举权，是与财产挂钩的选举权。不与财产挂钩的普选权是工人争取来的，是资本家不得不接受的。资本家迫于工人的压力，或者口是心非地承认工人拥有普选权，或者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主动让步给予工人普选权。如果对历史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是社会底层争取平等的运动推动了普选，而不是资本家的善心或其他任何因素。今天发达国家资本家向外推销“普世价值”，却一直回避自己在对内政治权利公平分配问题上的反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被选举权，一直是与财产挂钩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果要参加竞选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进行宣传，没有雄厚的资金注定默默无闻。这样的选举权对无产阶级的代表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跨过竞选的门槛。只有大资本家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才有资格参加竞选成为候选人。对大众来说，无非是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之中挑选一个不太差劲的，如同从一筐烂苹果中挑选一个还能勉强过得去的，类似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为其安排的众多“恐龙妃子”中选一个不太恐怖的。
无产阶级争取来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财产挂钩的资本主义宪政的基础。以这种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政府，注定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投票率逐年下降。无产阶级在争取到投票权以后，却放弃了投票权——投票也好，不投票也好，选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不是不可思议，而是无可奈何。许多人宁可利用投票的假期，放弃投票，举家旅游。
考虑到西方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力，就不难理解，财产决定政治权利的政治体制，无疑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代理人最有力的政治体制，最有利于它们通过各种基金会使用跨国资金扶植代理人，建立经济殖民地。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的目的是为经济侵略，文化扩张服务，与当年宣传“文明战胜野蛮”一脉相承。“普世价值”不过是“人权高于主权”、“邪恶轴心”等理论的变种，不过新瓶旧酒换个包装。这些国家嘴上高呼“普世价值”，骨子里面仍然信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那一套。“普世价值”不过是替其侵略行为涂脂抹粉的幌子，敲打其它国家的棍子。
实际上，真那么关心落后国家人民的疾苦，不妨放开签证，让“悲惨世界”的人们自由流动，去寻找自己幸福。这显然不可能，因为对落后国家的公民放开签证无益于建立经济殖民地，而且会恶化发达国家的就业情况。
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呼“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经常支持一些血债累累的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只要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经济、政治侵略扩张的目的，什么样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支持。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没有道德下限的。为自己的目的寻找一个幌子，当这个幌子与自己的行为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干脆视而不见，这是西方国家一贯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双重标准的本质。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改变到现有世界格局，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必然通过各种手段在各个领域阻挠中国崛起，其中自然包括思想领域的建立话语霸权、实行文化侵略。作为国人，应该对此有所警惕。
[1]《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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