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既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又是中国社会契约的产物，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西方宪政体制下的军队领导体制非法。“军队国家化”荒谬。
关键词：朋党政党化;宪政;社会契约;军队国家化;党指挥枪。
不久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号召从法理高度旗帜鲜明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感觉鼓舞人心。但随后浏览了相关文章，感觉这些文章没有把道理说清楚。不能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为党指挥枪辩护，更不能通过攀比宪政体制下军队领导权问题来说明党指挥枪的正当性。党指挥枪的政治体制不仅是最适合的，更是唯一正当的。
一、西方宪政体制下的军队领导体制非法，自由主义的论调荒谬
宪政的定义是：资本以权利的名义统治权利，在此基础上以权利的名义并以权利为中介限制权力，最终以有限的权力统治权利，服务资本;反过来，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宪政保护权利本质上是保护资本对权利的剥削和统治。宪政限制权力本质上是资本以权利的名义限制、垄断权力，并以“有限”权力统治权利，服务资本。宪政的主体是资本和权力，对象是权利，本质是资本神圣。可见，西方的宪政制度本质上是反人民、反社会、反人类的政治安排，宪政体制下军队领导体制也是非法的。
以美国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美国陆海空三军司令是总统，其权力来自于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第二款(“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然而，美国的宪法没有社会契约基础，因而宪法本身不合法，而宪法不合法又导致美国总统的职权非法，包括美国总统统帅三军非法。
建国之初，美国富人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结成的政治集团，在实际掌握了政权和军队以后，起草一份宪法文件，然后欺骗全体人民说我们起草的宪法文件是代表全民意志的宪法。然而美国宪法毕竟不是社会契约，只代表资产阶级意志，而不代表全民意志，还不能产生合法政府和议会。于是，欺骗的第二步——选举登场了。
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和政府，资产阶级的确欺骗了世界，使资产阶级专政表现为宪政，使资产阶级宪法“代表”了全民意志。他们甚至骗过了卢梭。卢梭批判资产阶级选举也只是说：“法律应该由全体公民集合讨论并通过，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
然而，我们可以从法理上证明西方的宪法、政府和议会是不合法的。道理很简单，西方宪法不是社会契约，只代表资产阶级意志，不代表全民意志，因此，根据西方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不是合法的政府和议会，所谓普遍、平等的选举也不能使其合法，理由是：（一）、选举的依据非法。选举的依据是资产阶级宪法，而不是社会契约，因而选举是未经正当授权进行的，选举结果因此无效。（二）、选举的政治属性非法。选举意味着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而不是社会契约的实施，因而选举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宪法实施的产物，只是资产阶级政府与窃取统治阶级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立约和续约。这种立约和续约行为因为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欠缺契约，而无法实现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立约和续约，也就是无法在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成立社会契约，因而选举结果是无效的。（三）、选举的前提非法。选举的进行是以承认资产阶级宪法、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专政正当性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只能由社会契约设定，因而把资产阶级宪法作为全民意志的化身并据之进行的选举本身就是对选民的欺诈。因欺诈而为行为无效。（四）、选举的程序非法。非法之处很多：首先是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候选人的提名来控制选举。以美国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法定的两个候选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只手，无论选民让哪一个党赢得大选，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和资产阶级专政。其次，资产阶级通过垄断教育、学术和媒体宣传，干涉选民选举意思的形成，使得选民的选举意思不自主、不自由，并被禁锢在资产阶级利益范围内。等等。
总之，选举产生的西方政府只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非法的政府，却以全民政府的名义打着全民宪法的旗号推行标榜宪政的资产阶级专政。这种选举已经危害泛滥：首先，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都不对国家的前途负责。当选人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通过对选票负责对(作为推选人和选举操控人的)四大阶层负责，而四大阶层自身不是一个确定的主体，自身也不对选民负责，最终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都不对国家前途负责。其次，沐猴而冠，朋党政党化。西方的政党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即本质上是一党，但形式上作为多党存在，它们天然缺乏完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以及长期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谋划国家未来的资质，没有长期的执政目标，于是在选举的刺激下，他们为了竞争和生存人为地制造本党特色作为竞争的卖点，为执政而党争，为党争而否决和相互拆台，赢得执政权主要不是靠证明自己能比对方干得好，而是靠论证对方继续执政不如换人。由于这种朋党之争发生在合法政党之间，而且合法地进行，我把它叫做朋党政党化。多党制下的政党，本质上只代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根据部分和整体关系的原理，不能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和社会整体，试想资本供养的政党连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代表资产阶级都不敢，怎么能够公开、正当地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和社会整体?因此，在社会利益面前，它们天然具有朋党的性质。本质上，朋党政党化，是宪政民主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朋党之争和朋党轮替来代替执政党管理国家，实现阶级统治，因为其统治权是通过偷、抢和骗等方式窃取的。
总之，自由主义法学本质上是荒谬的，宪政体制下的军队领导体制是非法的，因此，不能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中寻找党指挥枪的法理依据，更不能通过攀比宪政体制下军队领导权安排来说明党指挥枪的正当性。军队国家化是自由主义法学里的垃圾概念。
二、党指挥枪的法律依据明确而且正当
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不仅合法，而且正当。
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合法性，来自现行宪法的授权。宪法序言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各项事业，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宪法第一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这些表述结合起来，只有一个结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是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赋予的。
党对军队领导权的正当性，既直接来自中国的社会契约，又来自现行宪法的正当性，即现行宪法是对中国社会契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契约的现行宪法形式。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契约的性质。其核心内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契约。它是以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与包括知识、资本、管理和权力四大精英阶层在内的其他阶层(排除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新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国家任务等社会的基本问题达成的内容广泛的社会契约性文件。
说共同纲领是中国的社会契约性文件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它是以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首次与以往的统治阶层就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国家任务等社会的基本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地位的平等还决定了签约阶层的自由、自主和自愿。所以，从主体上讲，共同纲领是中国的社会契约性文件。其次，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确认了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广泛的权利，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宪法基础;它强调人人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阶层平等，而这些平等无论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都是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的统一。因此，从内容上讲，共同纲领是中国的社会契约性文件。再次，共同纲领的产生，经过了严格的民主协商和表决程序。因此，从程序上讲，共同纲领是中国的社会契约性文件。最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地肯定了其社会契约的性质。
共同纲领的核心内容主要规定在其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等条款里。这些条款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等内容，形成中国的社会契约。其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即党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属于中国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
五四宪法，是对中国社会契约的继承和发展。五四宪法第一条规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序言部分 则直接规定了中共的执政地位。以后我国的历部宪法，也是对中国社会契约的继承和发展，都规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赋予中共领导中国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的职责和地位。其中，现行宪法是中国社会契约的现行宪法形式。因此，中共的执政地位是中国社会契约的产物，其执政地位是正当的。
结语：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如同党的执政地位一样，既是合宪合法的，又是合社会契约的;既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又有社会契约依据;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值得西方国家崇拜和学习。“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值一驳。
单位：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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