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穆罕默德·艾姆瓦兹先前在伦敦住过的房子，据称，他出生于科威特，在伦敦长大，毕业于计算机编程专业。
2015年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捅出了一则重磅新闻。伊斯兰国的著名上镜刽子手“圣战约翰”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报道称，此人名叫穆罕默德·艾姆瓦兹(Mohammed Emwazi)。从今天西方社会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位出生于科威特的英国公民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失败者。他有一个做出租车司机的父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一家五口人从科威特搬来伦敦。就像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那样，“圣战约翰”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移民，给自己的孩子们带来一个好的生活与教育环境。虽然他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像每一个英国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圣战约翰”顺利地进入了公立学校。 据他的邻居们说，10来岁的小“圣战约翰”体格瘦弱，时常有当地小阿飞抢他的午餐钱。即便如此，小“圣战约翰”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2006年高中毕业之后，他申请去威斯敏斯特大学念本科。同样与所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样，他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实际”的专业：信息系统与商务管理。
正是“圣战约翰”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成长轨迹，使得所有的西方媒体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公民，一个工作努力、希望让家庭在英国过上脚踏实地好日子的移民后代，竟然成长为如此坚定的反西方极端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一现象几乎跟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在欧洲中产阶级青年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属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件。长久以来，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被看做是社会稳定基石。然而，今天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的却是大量来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们中间，不仅有移民后裔，也有白人的孩子。
然而，在这个萦绕西方半个多世纪的困惑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组织形式的原教旨确信。卡尔·波兰尼在其1944年初版的《大转型》中，将西方社会的这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社会体制”。在这种原教旨的理想下，人被假定成为一种超越了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体。社会则为这种原子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逻辑来自于对原子化个人边界的界定。在这种逻辑下，人的边界一方面被视作是其“自然的”生理需求集合。这类被称作为“基本人权”的诉求，是站在这种原子化个人中心立场上对权利的抽象理解。而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今天西方社会进行“政治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交往层面，原子化个人的边界则被抽象理解成为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所有权边界。而在这种所有权边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契约关系则从制度上将这一个人主义的逻辑扩大到社会群体层面。进而将各种尺度上的社会关系，简化抽象为物权，以及判定物权所属的合同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社会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产生于这种古典的自由主义放任思想。这一建立在物权属性基础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甚至通过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被延伸到理解国与国关系的层面。
这种基于原子化个人假定所发展出来的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发源于欧洲历史背景下的普遍主义。其普遍化，则是伴随着欧洲19世纪殖民历史而产生的。然而，无论是18世纪欧洲，那些倡导绝对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还是19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倡导通过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们，都没能预见到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高度多元化了的世界对这种普遍主义的普遍性所造成的深刻冲击。他们更没办法看到，这种原子化个人堆砌起来的契约结构到了今天，却促生了一个几乎完全碎片化了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圣战约翰”的故事是这种当代碎片化欧洲社会的缩影。 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确信中，城市中产阶级被许诺了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市场。这群对繁荣抱着梦想的人，不单包括像“圣战约翰”父母那样从第三世界涌向伦敦的人们，也有原本便生活在此的白人市民。然而，当对未来生活充满幻想的中产阶级将新自由主义者们送进政府，为他们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而欢声雀跃后不久，他们发现，这个所谓自由与繁荣的市场，很快便成为了少部分冒险家的乐园。
这种被背叛的感情正像2010年时，当剑桥的中产阶级选民们热情洋溢地将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捧进了联合政府之后，剑桥的学生们发现，这个政府的首项举措，竟是取消大学学费限制，将本科学费从2004年的3000英镑猛提至今天的9000英镑。中产阶级的选民们，再次被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所出卖。
涨学费仅仅是这个故事的冰山一角。移民英国后，“圣战约翰”一家人住在伦敦爱奇威尔路(Edgware Road)附近一栋英式公寓楼里。这里距离白金汉宫大约2英里左右，从他们家步行去著名的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则只需10分钟。虽然一家人住的公寓是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邻居也都是与他们家差不多的阿拉伯新移民，但是距他们一街之隔便是伦敦地产的黄金地段之一：拉德布鲁克森林路(Ladbroke Grove Road)。
拉德布鲁克森林路位于诺丁山(Notting Hill)区北部。根据英国最大的地产交易信息网站rightmove的统计，该地区的住房均价超过百万英镑。这个西伦敦最抢手的黄金地段集中了伦敦大量的政客与名流。这其中就包括了现任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身边的数位重要顾问及好友。这群扎堆住的年轻保守党政治与经济精英们，被英国媒体称为“大卫·卡梅伦的诺丁山帮”(David Cameron’s Notting Hill Set)。
诺丁山区是伦敦作为一个大都会的骄傲。每年8月这里都会举行一场为期两天的盛大嘉年华。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人们盛装从诺丁山区的主路上走过，四周的人行道旁也摆满了贩卖各类民族食品物件的小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一派多元文化的祥和景象。然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一地区还只是塞满了新移民的贫民窟。二战之后，这里一度被此起彼伏的族裔暴动所困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短期内，这一改革效果显著。这一地区大量贫民窟得到改造，随着地产业的发展，这里很快在八十年代末期成为了金融新贵们的宠儿。然而随之地价飙升，诺丁山区成为伦敦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到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来自海外的土豪们更是蜂拥而至，大量购入该地区房产。不过，由于英国政府的规定，地产开发商必须在其开发的区域内留出一定比例的公租房。此举的理念是尽量能够促进贫富阶层之间的交流互动，并通过政府资助地区公立教育等方式，尽量避免阶级固化。“圣战约翰”父母1994年从科威特移民到伦敦时，他们便住进了这种公租房。
虽然在那种公租房的政策影响下，至少在诺丁山区并未真正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现象。但是，这并无法填补在公租房住客与私有房产业主之间那道愈来愈深的鸿沟。居住在诺丁山区的移民们仍旧与周围的白人精英们格格不入。“圣战约翰”1994年来到伦敦，与那诸多从英国跑去圣战的年轻人一样，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英国社会，阶层壁垒高筑，固化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工作机会几乎完全分散在各类服务性行业中。这其中那些诸如金融、法律、医疗等高收入行业的壁垒被教育、社会资源等搭得越来越高。新移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陌生人，实际能够选择的工作机会极少。
事实上，根据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的统计，近年来在全球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中，就有7名来自伦敦这一区。并且，他们均是第二代移民。其中就包括去年一度被美国媒体指认为“圣战约翰”的伦敦饶舌歌手、伊斯兰国圣战的参与者、埃及移民的后代阿卜杜-马吉德·阿卜杜·巴里(Abdel-Majed Abdel Bary)。
随着地产价格日益增高，诺丁山区被进一步撕裂成一个个以街道为单位的碎片化空间。 这种空间上的碎片化起源于财产权的严重不平等，更进一步影响到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一方面，类似于“诺丁山帮”那样的富有白人精英们成群结队，住在他们用百万英镑购得的城市别墅中，他们其中绝大多数的子女都将会是同一所精英寄宿高中里的同学，大学也大多会进入剑桥牛津修读法律、医学或是政治经济这类学科。而毕业之后，这群默默拼爹的二代白富美、高帅富们则很有可能轻松拿到大公司或是议员办公室的实习职位。
另一方面，诸如像“圣战约翰”那样的二代移民们则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些出租车司机、超市收银员们的后代，大多接受的是廉价的政府公立学校教育。作为英国公民，他们也许在卡梅伦政府提高本地大学生学费之前，还有希望负担得起上大学。他们学习的专业则更多为电脑科学、机械工程、工商管理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毕业之后，这群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后代们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试图逃脱“毕业便失业”的命运。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圣战约翰”2009年在金融危机下的失业潮时毕业，他甚至为了第一份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回到了科威特。
可以说，只要有ISIS的意识形态存在，那么一定还会继续有从“自由世界”奔向他们的年轻人，他们是被新自由主义精英政治出卖的、无声的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是这个碎片化社会的受害者。然而，这种双重的碎片化现象，前者被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策略下的市场机制所合理化;而后者，则被在这种策略下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所掩盖。“圣战约翰”在套上黑色面罩端起AK47之前简直就是一个英国当代社会中的模范移民。
在壁垒愈发森严的当代英国社会里，虽然“圣战约翰”上的公立小学中学无法打破阶级之间的壁垒，但是总可以从形式上提供打破种族壁垒的条件。体育运动在深受“预约文化”制约的英国社会里，多多少少能够起到促进个体与社群融合的作用。因而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我们总会不断看到对体育活动的强调。例如在今天的瑞典社会，一些NGO组织甚至通过实践，让新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们参与到滑雪这项瑞典“国技”活动中去，并将这类事例当做成功典型向社会报道。
的确，体育活动可以成为社会群体融合的润滑剂。但这类活动大多需要一定的资金、时间投入，经过系统训练才能掌握相应技巧。与滑雪相比，足球可能相对更为亲民，但是深受“预约文化”规范的欧洲契约社会里，这类竞技性体育活动必须租用专用场地，在一群已经相互较为熟悉的个体之间能顺利地开展。此外，与深具中国特色集体色彩的广场舞、广播体操、太极拳等这类群众体育活动相比，西方体育活动中浓厚的竞技属性也必然使得缺乏技巧的个体难于被集体接纳。
据报道，学生时期的“圣战约翰”也积极参加学校足球队的活动。然而，瘦弱的他可能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出挑。老师们也回忆，他似乎是球队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员。这孩子似乎偶尔会有些小脾气，但经过批评教育之后，倒也没捅过什么篓子。在这种深受个人主义影响的竞争团体里，“圣战约翰”很可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
促使“圣战约翰”父母来到英国的理想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基础是对经济发展可能性的信任。的确，20世纪90年代的科威特刚刚走出伊拉克占领的阴影。与大多数海湾国家一样，科威特社会宗族主义色彩严重。关键行业均被各大家族垄断。不过，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垄断实际上符合阿拉伯宗族社会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
传统海湾阿拉伯宗族是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群。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沙漠绿洲地区的宗族社会有很强的游牧特性。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土地作为一种自然物，是无法被标记所有权属性的。而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诸如宝贵的水资源等，则归属为宗族集体所有。宗族长老以其一族之长的身份，对这类集体所有的资源肩负着管理与分配的责任。 在土地上通过劳动而产生的财富，具有明确归属。而通常情况下，族长占有着大量劳动创造出的财富。他与族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财产再分配则通过宗族大会(Majlis)的形式调节。这类宗族大会在海湾宗族社会中至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君主与臣民之间沟通并达成利益分配的最直接手段。这类大会通常会在宗族领袖家中举行，其族人无需预约，直接登门拜访。他们中有些人仅仅是通过这种礼节性的拜访向族长表达敬意，而更多的，则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向族长提出一些财产或礼节性要求。诸如向其索取一定金额的财务以补贴家用，或是邀请其出席自己儿女的婚礼庆典等等。这种迥异于现代欧洲社会陌生化的部族熟人生活方式，至今仍旧在阿拉伯社会中扮演重要组织作用。
然而，在这种脆弱的部落熟人结构维持下的社会稳定极易被打破。除了来自外部的战争、全球化经济压力等因素外，甚至内部的人口增长也容易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性造成威胁。相应地，伊斯兰(或者确切地说是特定伊斯兰教派)则被转化为可提供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同时，今天伊斯兰国所叙述的伊斯兰，作为政治与道德理想，也为个人努力提供了方向。与今天我们熟悉的一个人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不同，这种伊斯兰国的政治理想将个人视为“穆斯林”这一集合概念的组成部分。因此，那些在个人主义现代社会中不被注意的“圣战约翰”们，一旦戴上了蒙面头罩，便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强大集体精神中的一分子。无论在这面罩背后是那个来自科威特移民的后代，还是那个伦敦街头的饶舌歌手，同样都传递了“圣战约翰”作为反西方现代精神的强大符号作用。通过彻底地回归到传统阿拉伯社会结构，放弃个人身份与权利，这些来自西方且无需有名的蒙面人们，实际上在对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进行着一场“回到过去”式的本质主义抗争。
虽然，无论是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家们，还是今天部分反伊斯兰国的西方学者们，都会强调今天这场血腥反抗与19世纪末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全球霸权，谋求民族独立的运动相联系。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政治理想方向差异。在面对针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时，主流的西方知识界普遍受困于一种拒斥主义态度。他们不肯承认，今天伊斯兰国的疯狂，实际上是对欧洲社会秩序及其政治理想国假想的根本挑战。这种拒斥主义的基础恰恰是对作为普遍主义存在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及“自由主义政治方向”的原教旨式认同。
正是在这种拒斥主义影响下，“圣战约翰”才会被看做是无法理解的“疯狂”行为。与上世纪6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年轻人一样，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冲动。这种心理冲动，被“激进”(radical)一词简单概括。这个词的含混性在于它将一系列极为复杂、具有深厚历史背景、政治因素的社会现象用一个标签笼统概括。这个词既可以用来形容20世纪初，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也可以用来形容今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活动。同时，“激进”也被用来描述一切与暴力相关的对抗，以英国社会来说，这类对抗包括19世纪末期殖民地针对宗主国的反抗，包括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学生的抗议，包括20世纪末期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当然也包括了今天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
将这些各自不同的问题概而论之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对自身政治逻辑的原教旨确信。进而使得在政治讨论中，这种“激进”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因素被彻底弱化。一切“激进”行为均被视为“无目的的反抗”，进而被视为非理性的疯狂，而与这种疯狂相对，欧洲社会的理性主义可能更容易理解作为正义对立面存在的“邪恶”。倘若今天的“圣战约翰”从小生长在一个父亲酗酒，母亲饱受家庭暴力愤而自杀的家庭环境里，是一个有着孤僻怪异的性格，还喜欢残杀小动物的坏孩子，那么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来说，“圣战约翰”日后在伊斯兰国里做下的累累恶事，便是能够被理性化的“邪恶”。
正如特瑞·伊格尔顿在他的《论邪恶》一书谈到的，那种从解释学角度出发看到的“邪恶”意义，实际上诞生于基督教神学系中对善恶二元划分的理性传统。这位垂暮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承认“邪恶”是一个道德与神学的问题，并也试图为其提供一个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邪恶”的行为甚至对其的道德叙述本身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与纯粹的疯狂不同，“邪恶”是理性的。它与正义一起，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一矛盾的关系为伊格尔顿理解“邪恶”及其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的事实表现提供了最基本的逻辑基础。
然而，今天呈现在西方媒体面前的“圣战约翰”却完全不合这套逻辑。因此，“圣战约翰”背后的那个伊斯兰意识形态，便也像是一个幽灵，困扰着今天的欧洲。与19世纪欧洲上空的幽灵不同，今天这个幽灵来自过去。虽然今天这个幽灵也在强调自己代表了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并尽力将自己表述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立的阵营。然而我们发现，这种反帝的政治理想并未真正为世界提供平等共存的替代性方案。甚至暴力本身也超出一切，成为这种政治理想的实践手段。
齐格马·鲍曼曾将911事件称为21世纪的新式政治暗杀。在他看来，这类政治暗杀的对象是符号化的制度本身。世贸大厦代表了(西方的)经济霸权，五角大楼则无疑是(西方的)军事霸权。同样，“圣战约翰”在镜头前对人质的处决，实际上也能被同样看做是对西方政治符号的政治暗杀。这种暗杀式的手段，虽然名义上可以被讲述成针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对抗，而实际上，镜头前的两者均成了暴力的施加人。而暴力之后的受害者，则是镜头背后那所有丧失了主权的人民。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今天伊斯兰国沿用了19世纪末期那种反帝反殖民的自决话语，但其本质仍旧是只为特定一群人服务的分裂性的霸权主义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圣战约翰”们所代表的对西方霸权与现代政治不平等的反抗，无疑只是一种向后看的“封建反帝”。
我们今天的中国，其革命建国的历程是一场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实践。也许重提这一曾经影响了整个第三世界的政治实践及其话语略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样的理想下，中国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对霸权的反抗才真正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在这种政治“反抗”行动的内部，有着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在拒绝简单妄信某种外来的“真经”的同时，也需要同时避免这种“反抗”行动沦为新的原教旨主义与霸权。这恰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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