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
——兼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和区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未来七年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建设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作了全面、系统部署。《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一节中庄重宣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决定》的通过及《决定》的上述庄重宣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旗帜，排除来自右的、“左”的各种干扰，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种种艰巨任务，义无反顾地要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闯关夺碍、攻坚克难，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全面、系统推向深入的雄伟胆略和坚强决心。
前进目标已经明确，改革蓝图也已绘就。现在的关键是朝着这个总目标把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改革《决定》的敲定以及改革蓝图的绘制，是排除右的、“左”的种种干扰的结果;落实《决定》的过程，必然还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干扰。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反复证明：每到改革关键时期，各种错误思潮便会冒了出来，企图干扰乃至误导改革进程。我们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推进改革，既要警惕封闭僵化的“左”的倾向，更要抵制借口改革实则改旗易帜的右的干扰，当前，尤其需要继续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效果等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当前，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极其复杂。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新自由主义思潮实践模式的破产，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理论界本来已成过街老鼠，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同自由主义思潮捆绑在一起，试图搅浑水，以抵制、干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更好地认清和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将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本文在论述为什么必须继续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同自由主义思潮的渊源与区别也作一个简要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一、自由主义思潮：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
从源头上看，我们现在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同近些年在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似乎有所区别：歪曲、污蔑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主要是土生土长的，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舶来品，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传入我国的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库中，自由主义思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庞杂，有各种各样的以“自由主义”命名，或者在“自由主义”的前面冠之以“新”或“新的”之类头衔的思潮和理论;它们的含义有些相近，但有些相互间虽具有某种渊源关系而含义却区别很大。我们在此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同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发轫于十三、十四世纪欧洲中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已700余年，可谓垂垂老矣。纵观这700余年中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变，粗线条地划分，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3-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阶段，17-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兴盛阶段，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衰落阶段。
第一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发生于十三、十四世纪的西欧。13世纪至16世纪，是史称“西欧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神权同封建特权相勾连，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上帝作为绝对的权威居于最顶层，基督教会成为奴役人们心灵的精神锁链，文学、艺术、哲学等一切都得遵循《圣经》教义，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其制裁，甚至处以极刑。在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双重高压下，文学艺术万马齐喑，学术科技死气沉沉，同人们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学术见解、文学艺术达到很高成就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强烈对比，唤醒人们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与追求。再加上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天生与自由、特别是人的自由相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意大利，呼唤、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像春风一样吹遍整个西欧，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在持续三、四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一批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打着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学艺术的名义，批判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宗教神权、封建特权或封建专制，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人身自由、保障人权等，弘扬新兴资产阶级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催生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阶段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启蒙阶段。
第二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其核心价值范畴有个人自由、个人人身安全、公正、平等，以及参与选举、参与制定法律和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主权利等。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不仅有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更有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和穆勒等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政治学家。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的独特理论贡献。亚当·斯密本是一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早年执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等课程;中年以后涉足经济学，用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平等等政治学的理念审视经济问题，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后人简称《国富论》)。这部巨著的面世，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创立。所以可以说，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创立者。从此以后，斯密的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核心理念的古典经济学指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长达150多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等人创立的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同自由主义思潮有一些渊源关系，但在内涵上两者间有重大差别，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一个属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一个属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新自由主义同自由主义思潮两者间的联系与差别极为重要。
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思潮开始步入走下坡路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其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二是两极分化加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导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三是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当时资产阶级在应对这些矛盾与斗争时所选择的手段，是进一步加强剥削、掠夺和政治高压乃至残酷血腥的武力镇压。在由此所导致的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以宣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在昔日反对宗教神权、封建特权斗争中所具有的光环，变得不仅苍白无力，而且显得极其虚伪，从而在西方思想界、理论界遭遇到普遍地质疑、嘲笑与批评。从20世纪初起，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号召力日渐式微，开始了走下坡路的旅程。突出标志之一是，自由主义思潮分化为形形色色且相互龃龉的流派。如，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等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流派，即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先后浮出水面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的自由主义，同古典自由主义争夺思想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社会民主主义日渐兴起。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党(工党)国际解决社会矛盾、处理政治问题的基本政治理念。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代首席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是从对古典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批评并试图解决其内在缺陷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念，由德国工人领袖、同时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斐迪南·拉萨尔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1864年，斐迪南·拉萨尔在柏林刑事法庭作题为“科学与工人”的辩护时指出：社会不平等源自人与人之间财富与能力的差别，因此，仅有“自由的机会本身是不够的，为了能从道义上对社会组织加以辩护，必须有进一步的利益原则，即共同与协调发展原则”。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较为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出现在此后约半个世纪的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由宪法学家及政治学家赫曼·黑勒创立。赫曼·黑勒“倡导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并合法转型的唯一道路。而且，他确信仅仅通过社会改革不可能克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自由主义民主必须进化成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当社会经济现实(公正)被视为一个普适性的基本原则，政治整合才能成功”;黑勒指出，实质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劳动公正领域、物品公正领域、全面的社会保障领域。他强调，“工人应该通过劳工组织参与决策过程，对财产权应有所限制”(参见托马斯·迈尔：《从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的比较中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何秉孟、姜辉、张顺洪编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3-35页)。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成型至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理论经过多次修正主义浪潮(在欧洲社会党眼中，“修正主义”是褒义词)的冲击，其内涵逐步“转型”。托马斯·迈尔曾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修正主义浪潮，不断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中有过四个先后相继并且部分地也是同时描述这里所涉及的事物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概念，‘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的民主主义’，明确无误地把历史责任与民主和公正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结合起来”(〖JP3〗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托马斯·迈尔评估社会党(工党)国际诸党一百余年来“转型”的情况时曾认为：“转型”最为成功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因此，缕清楚瑞典社民党指导理念的“转型”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欧洲社会党(工党)国际诸党的指导理念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成立初期，该党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的。1897年，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该党首份“党纲”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瑞典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二，主张“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第三，主张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虽然“彻底改造”是否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所谓“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是否意味着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明确加以说明，但首份“党纲”的这几点宣示还是具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通的地方的。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先后去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浪潮的巨大冲击。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以电磁学、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曾一度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深刻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变化，伯恩施坦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原理;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炸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主张用“和平过渡”的手段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伯恩施坦宣称：对科学社会主义“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感兴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20世纪初，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瑞典社民党开始步入议会斗争时期，1914年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三年之后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了执政生涯;20年代还曾三次单独组阁，但因其在议会中没有占多数，根本无法实现其党纲规定的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标。这样，就在理论与实践上出现尖锐矛盾。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一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国家通过立法或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引导，以使其符合“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他的这些见解，被后人归结为“功能社会主义”。这里的“功能”，无非就是政治层面的“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已。这样，从形式逻辑上看，用“功能社会主义”改造该党首份“党纲”宣示的多少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些相通的“社会主义”理念，使瑞典社会民主党摆脱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也正因为这一点，使瑞典社会民主党信奉的理念割断了同科学社会主义本来就很脆弱的联系，“转型”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点之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也即在瑞典社会民主党连续执政12年之后的1944年，该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战后纲领”指出：“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社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使之成为在社会领导下的“计划性经济”;“战后纲领”主张将某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其他“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战后纲领”还提出了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以及社会福利等战后的经济政策目标。瑞典社民党的“战后纲领”同其1897年的首份“纲领”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提“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也不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纲领”不仅在“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前面删去了“彻底”二字，而且明确提出了可以有条件地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下去。这表明，瑞典社会民主党用“党纲”的名义将改良资本主义正式确定为党的目标。这样，就以党纲的形式肯定了20世纪20年代尼尔斯·卡莱比的理论观点，完成了该党在修正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的冲击之下的最为本质的一次“转型”。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以“滞胀”为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以信息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需要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泛滥。这一亊变，使经过改良的瑞典资本主义模式——“瑞典模式”也未能幸免于难。1976年，同样在“滞胀”危机中挣扎的瑞典举行大选，已连续执政44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首遭败绩，丟掉了执政地位。这迫使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实现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型”。2001年11月6日，瑞典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该党第八份“党纲”，集中反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受修正主义的第二次冲击而向右“转型”的内涵。
(1)彻底放弃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属性的立场，仅含蓄宣称“代表劳动的利益”。会后，该党领导人更是多次宣称：该党是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参见唐海军：《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及主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2)宣称“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权”，“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在攻击革命必然导致专制的同时，大力推崇改良主义路线，认为改良“是建筑在民主参与和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就是通过改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也就是改良的资本主义。
(3)第八份“党纲”虽然仍并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但却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等“来自先辈的文化遗产，”“经过后代人(瑞典社会民主党)经验的改造”，成为“以自由、平等和团结等为出发点”的价值观(参见《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高锋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由此可见，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理念——转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本质上已进一步趋同于主张保障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基本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思潮了;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拓展了这些理念，强调：自由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也包含免于被歧视的自由、免于被控制了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滥用政治权力的自由;平等不只是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基本的经济、文化、社会平等以及机会平等是个人发展的前提;自由与平等不是矛盾的，平等是自由发展的条件，两者密不可分;提倡团结互助，同情、支持遭受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的弱者，等等。因此，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实践社会民主主义所建构的被称为“瑞典模式”的社会，正如它们自己所反复申明的，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参见何秉孟、姜辉、张顺洪编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0、291、309页)。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过“转型”的指导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已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没有多大区别了。
新的自由主义日渐崛起。新的自由主义，是20世纪初由英国学者霍布豪斯和霍布森等创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内的一个学派。霍布豪斯和霍布森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新的自由主义将“自由”的内涵延伸为八大要素，即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等;新的自由主义还强调：自由不是绝对的，法治是实现自由的第一步;自由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分，要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注重自由的社会意义，强调自由的社会整体性，主张国家应积极广泛干预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发展个人自由;提倡实行“混合经济”，在国家调控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促进社会发展;为实现公共利益，个人应当服从国家规划和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畏惧感或使他国畏惧的国家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由上可见，新的自由主义主要围绕政治上的“自由”做文章，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虽然尚没有一个囯家的社会党(工党)宣称将新的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这种思潮对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正是这种政治层面的所谓新的自由主义思潮，同凯恩斯主义这种经济理论搭档，成为不少欧洲国家政党、特别是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执政理念。如1945年，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达成的“两党共识”即“巴茨克尔主义”(由英国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巴特勒和最大在野党的工党的财政发言人德茨克尔主持会谈并联署的“两党共识”。后来由英国刊物《经济学家》首次将这一共识用巴特勒名字的第一个字和德茨克尔的后三字组合成巴茨克尔主义以命名)，其中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执政理念，就源自新的自由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关于“自由”的见解，不仅比古典自由主义要完善，而且胜过社会民主主义，以至欧洲有的学者认为，同社会党(工党)的政治理念——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较，新的自由主义“更为接近社会主义”(参见何秉孟、姜辉编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6-148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不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的自由主义，尽管同早期或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些许差别，如：社会民主主义更强调公平、平等，主张基本的经济、文化、社会平等乃至机会平等，提倡团结互助等等;新的自由主义拓宽了“自由”的内涵，并提倡实行“混合经济”，主张国家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进行适当干预等等。但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同早期的或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一样，都只是在坚守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理念，回避了对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以最终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所以，从本质上看，它们都主要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资产阶级思潮，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虽然这种政治层面或政治哲学层面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今天也已经不合时宜，正在走向衰落，特别是在美国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按照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现代自由主义思潮构建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诸国，无一例外地抵御不了金融危机的侵袭，先后陷入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且已经六、七年过去了，至今仍在危机深渊中挣扎，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由于：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另一方面，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理念，我以为即便在今天，似乎也不可全盘否定，如新的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一些观点、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公平的一些见解，有些我们仍可批判地继承。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新自由主义——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同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将新自由主义同自由主义思潮相混同，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有可能看轻新自由主义的危险性、危害性!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经济学理论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政治层面的理论)。它是20世纪30年代那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界滋生出的一个怪胎。所谓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一方面，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实践模式的弊端。在大萧条期间，多多少少从《资本论》汲取营养的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就业、投资、货币等的论著，并于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了针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另一方面，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就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并主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运行150多年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夹击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捍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理念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继发表了《价格与生产》、《储蓄的“悖论”》等文章，对主张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加大社会投入，提振社会需求，增加就业，以刺激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绝望地为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古典经济学辩护;同时，他还伙同他的老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冯·米塞斯，挑起了同波兰经济学家奧斯卡·兰格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借这场论战批判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保持政府宏观调控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哈耶克、米塞斯等的见解逆历史潮流，所以，并未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理论界搅起太大的波澜，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头面人物哈耶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序幕。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推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国家垄断阶段转变;凯恩斯主义适应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成为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主流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复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原则为己任并将这些理论原则推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政界甚至在理论学术界均遭遇冷遇，迫使哈耶克、米塞斯等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只好在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近40年中，蛰伏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学术机构，潜心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系统化，并寻找时机，以图一逞。他们低调蛰伏40余年，这一天还终于让他们等到了……
20世纪中叶，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摧残的各国人民，面对饥寒交迫，强烈渴望和平，企求发展，推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高通胀、高失业”的所谓“两高一低”的“经济滞胀”。在以往，“高通胀”一般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但此次却与高失业、经济停滞并存于危机、停滞阶段，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新特征。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滞胀”危机中爬行整整十年。
持续的“滞胀”危机，迫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资本向通过高杠杆操作可能获得高额利润的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流动，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膨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金融资本一直是作为产业资本的“配角”而存在的，它为产业资本融资服务，而后从产业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中“分一杯羮”;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等国急剧膨胀了的金融资本再也不甘于“配角”地位，不仅利用实体产业深陷“滞胀”危机、负债累累之困境，通过提供贷款、并购等手段，逐步控制了产业资本，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而且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从而推动美英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
金融资本较之实体产业资本更贪婪、更具冒险性。在20世纪70年代整整10来年的“滞胀”危机中急剧膨胀、并逐步实现了对产业资本乃至国家政治决定权的控制的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也不满足于被调控、被监管和国内有限的市场了，力图摆脱监管自由流动、自由经营，乃至突破国界，在更广阔的全球空间、市场上攫取更丰厚的利润。此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取代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理论支撑!长期蛰伏于学术界的哈耶克，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哈耶克及其在英国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中的弟子们利用“滞胀”危机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猛攻，说什么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政府为提振内需、过多投资社会事业、政府开支过大，才造成“滞胀”危机。在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极力鼓吹他们的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哈耶克一伙的这些动作和极端理论主张，正好迎合了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
1975年，也就是在“滞胀”危机期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当选为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主席。不久，经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撒切尔夫人即同哈耶克会面，此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迅速升温;撒切尔夫人1979年当选为保守党首相后，哈耶克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1979年，撒切尔夫人取代工党领袖伦纳德·詹姆斯·卡拉汉成为英国首相。上台伊始，她便将实际上是哈耶克为掌门人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的理论，冠以“撒切尔主义”的名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将凯恩斯主义、具体说是将凯恩斯主义与新的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党于1945年达成的“两党共识”——“巴茨克尔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从此，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主要是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人类历史——确切说，主要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拐点：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的重要节点。70年代末，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首脑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用新自由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围绕着向国有企业开刀、向工会开刀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以推行经济自由化，等等。撒切尔首相在英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可说是时代阶段性转换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
1980年底，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在任总统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同撒切尔夫人一样，里根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了“里根经济学”。所谓“里根经济学”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学派，即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理论、以南加利褔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的大杂烩而已。
里根198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1989年1月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差不多整个80年代，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推行了不同于撒切尔的以“全面私有化”为中心而是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改革”。具体说来，里根的“改革”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1)推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本来，30年代大危机期间，为应对经济萧条，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推行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新政，在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的同时，先后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法规。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等提出：放松国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与监管，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资金流动自由化，以缓解某些国家的“资金短缺”。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迎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监管。他迷信市场，认为市场能够自动纠正失衡，所以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可以混业经营等法案、法规;同时，他任命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主持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所谓金融“创新”。
(2)按照供给学派理论，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削减社会福利等社会投资，降低税收特别是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以满足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贪欲。
(3)缩减政府规模、特别是削减政府权力，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监管。
20世纪80年代，两任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供给学派等极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特别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推上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使新自由主义逐步步入其极盛时期;不仅如此，在此期间，里根政府紧锣密鼓，按照这一理论营造了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需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把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送上了主宰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政治的权力巅峰的宝座，从而，也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美国的金融寡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美国经济的主宰，美国国内的市场对于急剧膨胀的金融资本来说，已经过于狭小了，迫切需要突破国界，向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的人民。199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为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召开了一个有关拉美地区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问题的研讨会，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以及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和拉美地区的部分高校的经济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行将结束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逊抛出了一份包含十条政策主张的所谓会议“共识”。由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且主导会议的美国财政部及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均在华盛顿，故这份“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十点政策声明中，除了新自由主义骨干们长期以来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内容外，还特别强调各国政府应开放商品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和监管。其用心十分明显，就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开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命脉，当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经济的霸主。从此，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三“化”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全球一体化，即全球美国化”。可见，“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化，异化、堕落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了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军远征”!
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通向灾难之路
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在伙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向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的过程中，先后树了几个样板，其一是拉美，特别是阿根廷;其二是90年代的俄罗斯;其三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其四是中东的埃及。效果如何呢?历史已经作了结论：美国抓的这几个按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样板，没有一个取得成效，落下的全都是灾难。
(1)曾是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深渊，沦落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在庇隆执政时期，强调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实行企业国有化、进口替代和政府调控，注重社会公正、保护劳工、加强社会福利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获得长足进步，GDP曾位居世界第九，社会福利居于拉美国家前列，生活水平接近于西方国家中的西班牙，被人们称为“准发达国家”。然而，80年代中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不仅向外商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而且几乎卖光了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所有国有企业，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未能幸免。国际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乘机蜂拥而入。截至2001年，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竟达8家，致使外资银行能够在阿根廷全面经营阿根廷货币比索和美元业务，美元流通不断扩大，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美元存贷款业务急剧增长，政府最终失去了对金融的调控能力;金融自由化还引发外债迅速增长，使整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成功地实现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金融动荡、经济衰退险象环生。
更为悲哀的是，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急需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的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兑现此前关于友谊援助的承诺，反而坚持阿根廷如果拿不出可抵押的国有资产就不给阿根廷贷款。但经过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阿根廷几乎卖光了所有国有财产和国家经济资源，拿不出可供抵押的国有资产，导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状况迅速恶化，贫困和饥饿现象遍及全国。至2002年下半年，由于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25%，社会贫困人口比重达到57%，曾经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水平急剧下降到拉美国家的最后几位，最终导致全国性的社会动乱。
这个90年代被美国当局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阿根廷，一个GDP曾位居世界第九的准发达国家，仅仅十几年时间，便沦落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
(2)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几近崩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剧变不久，俄罗斯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青年精英，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十分痴迷，于是，推行他们所谓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这个“休克疗法”方案，由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制定，曾被称为“哈佛方案”。“休克疗法”的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自由化。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货币、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调控和管制，大大削减乃至取消政府调控经济的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培植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迫使国有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陷入负债经营绝境，甚至破产倒闭，以利于外资和私人资本廉价并购。第四，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在实行经济转型的不到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社会动荡，政局混乱。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这表明，俄罗斯当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由于摧毁了苏联遗留下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对于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
(3)新自由主义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推行，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1991年，由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每年为该地区国家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实惠。在美国的“忽悠”下，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最为积极，结果，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损失极为惨重。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不但丝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公开宣称：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府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甚至指称是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使然等等。更令人发指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袒护和纵容美国的国际金融投机大鳄乘人之危，在东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市场上疯狂套利套汇，蓄意加剧危机。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是迟迟不向亚洲有关国家提供贷款，继而不顾有关国家反对，利用贷款提出必须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等苛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当局的表演，将其企图控制东亚地区金融、资本市场的险恶用心，暴露得淋漓尽致。短短几年，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广为称誉的“东亚经济模式”很快蜕变为灾难型经济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的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10年-20年(参见靳辉明、李崇富主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7页)。
(4)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经济陷入混乱，两极分化加剧，最终酿成人民起义和社会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1991年，美国以免除埃及债务为诱饵，诱使其在中东的忠实代理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即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性要求：埃及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开放资本市场，为国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90年代中期又给埃及设计了1996年-1998年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此，埃及被标榜为北非和中东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这个典范，同印度尼西亚及阿根廷等国一样，经过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国家经济命脉被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把持。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埃及政府几年之内便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2004年-2008年间，穆巴拉克一伙又开始疯狂出售埃及国有银行。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被出售了其70%股权;2006年，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的亚历山大银行被卖给外国资本。在银行纷纷落入国外资本家手中的同时，埃及放弃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投机的又一个天堂。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则日益衰退，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其次，国家财富落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部分私人手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为维护资本、富人利益，埃及政府通过税收改革，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42%减为20%，也就是降低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与此相反，却将工人的最低工资固定为每月不到100美元。这些体现新自由主义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政策，讨得了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的欢心，被称誉为“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远见的”政策，但却造成了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恶果：据有关评估，至21世纪初，1000个左右的富豪控制了埃及经济的大部分领域，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90%的民众没有分享到GDP增长的成果，失业率不断攀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广大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危机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最后，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害的埃及人民雪上加霜。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埃及国内买办资本的操控下，物价失控，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普通老百姓的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最终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而且三年多后，埃及仍处在动乱的深渊之中。
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树的几个典型或样板国家所蒙受的灾难性后果证明，美国强制向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股祸水;这股祸水流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会遭殃。二十多年来，美国大张旗鼓地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直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因此而取得成功的范例。
(5)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将美国和全人类抛入金融危机深渊，使美国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本意在不仅盘剥本国人民，而且在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但他们未曾料到，他们酿制的毒酒，最后也毒害了自己。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一种变异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不仅没有缓解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而且由于它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就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从美国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已逐步显示出由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六大基本特征，即：①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急剧膨胀，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②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在金融资本流动、货币循环中通过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产品、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骗取高额回报，将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大赌场;③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由于取消金融流动和金融机构在金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监管，使得在金融资本及货币循环中凭借欺诈手段“圈钱”而暴富的大大小小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金融产品大多被毒化，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金融骗子;④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实体经济急剧萎缩。至2007年，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仅占GDP的18%。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先后遭受2001年-2006年的经济衰退、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次打击，90年代所剩为数不多的表现尚属差强人意的IT、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房地产等产业相继被重创，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时，除军工、石油、农业等外，其他实体产业均已凋零了。所以，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提出“再工业化”。⑤在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政策主导下，一方面降低资本所得“边际税率”，另一方面削减社会投资，压低劳动者工资，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掠夺，大众百姓日益贫困化，加剧美国社会两极分化;⑥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债务化，民众靠借贷消费，企业靠借贷经营，政府靠发行债券运行，各种金融机构则利用形形色色的债券即债务再次进行诈骗和榨取。这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危机四伏，犹如一座建筑在沙滩上的庞然大厦，时时刻刻都面临坍塌的危险;它深刻反映了主导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极端贪婪性、寄生性、腐朽性;只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盘踞在美国经济、政治的塔尖之上，美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这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就不会弱化，相反，只会逐步加深、激化。这一切表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将全人类拖入了近百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深渊，从而也使美国沦落为人类灾难的制造者，最根本的病源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一条通向灾难之路!
四、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判和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
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并很快蔓延至全球后，囯际思想界、理论界甚至政界，纷纷对新自由主义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模式进行批判和谴责，致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成了过街老鼠。但有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并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入的批判和淸算。所以，直至今天，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乃至政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据“人民论坛网”最近经过专家调查、网络文献资料收集与统计、网络调查等阶段的统计测算，2013年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最为活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击最大的几种资产阶级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思潮等资产阶级思潮和“新左派”等思潮;在这些思潮中，活跃程度、影响力、关注度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其影响力列所有这几种思潮之首。就在前不久，新自由主义的中坚骨干、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科斯死后，国内有些媒体仍在刊发某些人的文章，吹捧科斯的所谓理论贡献，为科斯揺幡招魂。科斯是什么人、科斯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货色呢?科斯其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以经济组织或制度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明晰私人产权，降低产权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些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文即《企业的性质》(1937年)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之中。在这两篇论文中，科斯从交易成本入手，认为只要企业产权是私人的，其市场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由此，他进而得出了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不如私有制高的结论。他的这一套，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或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所以，长期以来，科斯及其产权理论在西方学界，影响并不大，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尘封几十年无人问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在全球推进私有化，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以实现其全球扩张的目的，需要美化私有制，丑化公有制，便四处寻找理论武器。这时，他们从故纸堆中发现了科斯的这一套，于是，对科斯的理论进行包装炒作，给科斯的基本观点戴上了两顶桂冠：其一是“科斯定理”的桂冠，其二是1991年授予科斯的“产权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科斯及其“私有产权理论”从此名声大噪。科斯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这一良苦用心心知肚明。从此，他更加积极主动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战略图谋效力。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启动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急于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这个机会，将我国的改革开放纳入他们预设的新自由主义轨道，利用各种渠道向我国传播新自由主义。1980年底，科斯便迫不及待地指使其弟子张五常尽快返回中国，在中国传播私有产权理论。1982年张五常果然不负其老师科氏之所望——到香港大学任职，此后多次窜到内地，在各种讲台上大放厥词，攻击马克思主义，污蔑公有制，传播科斯的私有产权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企图在中国重建私有制，并培养一个科斯和张五常本人“喜欢的中国经济学派”，专门从事误导中国改革的勾当。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学派，尤其是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干扰从未中断过。直到十八大前夕，美国学者、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一伙，还伙同我国的某些精英炮制了一个《2030年的中国》的所谓研究报告，其核心思想是在中国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建议中国将国有经济降到10%左右。值得庆幸的是，在十八大上，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了这些干扰，确保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但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他们纷纷再次粉墨登场，对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所谓解读，说什么《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市场说了算”，就意味着“大型国有企业的权力垄断要打破”，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或者只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或者借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只主张外国资本、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不提倡国有资本进入私营企业，不提壮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国有经济，搞垮国有经济。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用科斯的以私有产权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那一套曲解三中全会的《决定》，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可能的干扰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进一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清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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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迈尔：《从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的比较中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何秉孟、姜辉、张顺洪编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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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高锋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5]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3年。
[6]靳辉明、李崇富主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7]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编辑：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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