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基本观点概论

 

不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科学认识社会形态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经济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这一点，就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的创建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及意识形态学说开端萌芽并初创的标志性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0年9月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历史学笔记等，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人对于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等著作堪称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系统成熟的代表作，也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利用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及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毛泽东则在比西方资本主义远为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成功探索，并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著作，理论联系实际系统说明了中国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辩证关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及意识形态学说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们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不够充分发达之必然历史产物，并且是伴随私有制和固定的社会分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时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有限的财富只能由一部分人所掌握并支配而进行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这种局面势必造成人类的阶级分化和利益对立，从而造成一部分人不劳而获而另外的劳动者却劳者少获这种阶级矛盾的产生，并有可能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为了使那些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得到暂时的调和、缓解和控制，就需要有表面上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国家组织和国家机器这种强力组织凌驾于社会各个阶级之上来进行各种关系的调节与规范，来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与有秩序地发展。而“政治国家”或阶级国家也就是这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依靠其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实力取得胜利而成为占国家社会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根据自己需要确立一定国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管理治理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和手段。国家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社会的经济基础，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实质是在阶级斗争中获胜的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所确立的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他们所肯定和倡导的思想文化及其社会意识形式。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演变过程或者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层面、各种因素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现代国家”仍然不过是阶级国家，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工人阶级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国家”，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推行所谓的民主和法治，由于这时人的自由民主权力仅限于其金钱资本拥有的多寡所限定的财产权、商品交换权及与其相应的政治权力，所以它实质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总代理或“政治代理人”，它们归根到底是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和利润并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而服务的。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国家主权领土的捍卫与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职能实质都不过是为特定性质的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

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或物质利益关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也是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每当旧的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不能有效管理控制国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且完全失控时，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就上升发展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各个阶级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实力对比最终根据其胜负与利弊的权衡决定他们重新确立各自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政权及其组织这时也随之发生改变或易手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历史发展周期，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新的统治阶级来主导国家社会，确立新的国家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影响决定着人们的阶级关系结构和阶级关系演变，影响决定着这种阶级关系的性质和力量对比，进而影响决定着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和斗争结局，从而在这种意义上影响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发展阶段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历史属性。

因人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力不同，因而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存在分化对立，其物质利益的实现机制也各各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或物质利益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也要利用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谋取其在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和主导权力，使来源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工具，使国家政权成为其政治附庸并为其整个阶级的利益需要和各项权力与目标的实现服务。人们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的不同所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不可回避、不可抹煞的利益矛盾和分歧，因此而划分的阶级差别和对立也是不可回避、不可抹煞的客观存在，这就决定着阶级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实际上始终伴随并反映着各个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状况，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真正超越这样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可能真正超越存在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各不同阶级关系之上，而只能是根据其处境和社会地位按照本阶级或利益集团的需要去思想，去决策，去行动，想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代表所有人——那只能是幻想或自欺欺人的欺人之谈。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超阶级、超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政府，也不存在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的超阶级、超历史时代的党派。任何党派与国家权力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人类社会若没有阶级的划分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政党纷争与国家权力之争。政党与国家政权的思想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国家社会的管理治理大政方针、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向目标的不同与分歧对立，实质体现的是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政治路线与利益需要的不同，体现的是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国家在思想政治路线、发展路线、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目标方面的斗争及国家权力的争夺，实质体现的就是不同阶级为确立建立有利于本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格局而进行的斗争。尽管剥削阶级国家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利益需要、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打扮成普遍的利益需要，打扮成社会公权力及其化身，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宣传为所有人的思想观念并在全社会推行倡导，甚至依靠权力强制人们遵行，但其意识形态照旧不能超越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其虚假虚幻性是欲盖弥彰显而易见的。剥削阶级这些虚假虚幻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假乱真而且是具有历史继承性而代代遗传不断发展的，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基础都是剥削阶级的私有制经济及极少数人剥削奴役多数人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而且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它们无疑都要人为地、有意识地掩盖这些关系的实质和矛盾，所以它们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它们都没有伴随时代发展而历史地本质地发生改变的现实基础和可能而具有“非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郑重地告诫人们，自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以往历史的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不过是“虚假虚幻的利益共同体”，每个人的特殊利益、私人利益都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难以完全相互包容的；以个人私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所谓“市民社会”不过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残酷竞争斗争的私有者阶级社会”。而在阶级利益对立无法调和的阶级社会，在强权即真理、即法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任何人都只有取得社会支配地位、具有社会支配权、控制一定社会传播渠道才能具有真正影响社会的发言权，顺利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意志，甚至将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治权力与法律怎样貌似客观公正，怎样要求人的所谓“自然权力”、经济政治法律权力人人平等，个人意志思想言论如何自由，也根本没有条件和可能实现真正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不能建立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社会共同体”。这时，人类社会只能完全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决定按照“类似自然历史过程的进程”来实现其发展和演变，人类由此也就只能处于由“铁的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必然王国”发展阶段。这时，尽管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不断反抗和革命，但人类历史总难跳出类似于“恶性历史循环”的“历史周期律”，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上述历史状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才出现新的历史转机。造就资本主义文明的资产阶级是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现代教育、现代思想文化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的开拓实践者，同时它也是利用现代文明将私有制剥削压迫制度及其奴役性经济关系发展到极端——发展成世界性的最为发达的雇佣劳动现代奴役这样一个最文明、同时剥削奴役也最为残酷的剥削阶级。因此，这不仅使得资产阶级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最激进、最具有革命冒险精神和科学真理追求精神、拥有最先进社会化生产力并拥有超过以往所有富豪财富的新剥削阶级，也使得资产阶级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奢侈、最荒淫无耻、最伪善虚伪、最腐朽反动凶残的反动阶级。另外，资产阶级在创造发展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奴役新形式、新制度的同时，他们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制造了根源于这一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周期性发生的经济社会危机，而且自己为自己造就了埋葬自己的掘墓人。它使得工人阶级除了可供剥削者剥削奴役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使得这个劳动者阶级在私有制社会除了自由地遭受剥削奴役再也得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使工人阶级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与财富的最大创造者和最大牺牲品，使工人阶级既接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教育和洗礼，成为拥有先进文化、先进技术而且接受了现代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洗礼与锻炼的有文化、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者大军，同时也使得他们在这个社会成了世代遗传的最没有希望和前途而只能接受奴隶般待遇的雇佣劳动者，使得他们不消灭一切人间的剥削奴役与不公就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最后解放。因而，工人阶级最容易接受揭露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历史发展规律指出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最容易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极为发达但资本家阶级自己却无力驾驭的生产力而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加剧引发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时成为埋葬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掘墓人，成为以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公有制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经济——从而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最富有彻底革命性、组织纪律性、最富有民主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勇于为探索新的人类文明而献身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在历次资本主义危机中是首当其冲的资本主义受害者，所以每次资本主义危机都必将激起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剥削奴役制度的重新认识和反抗。而每次革命斗争的失败都只能是促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地觉醒和成熟，迫使他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在革命时机来临时继续进行革命的反抗和斗争，直至他们夺取最后的革命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学说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指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完全新型的国家，首先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它们完全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之手。不仅如此，工人阶级为完成其历史使命，它还要彻底摧毁而不是简单地继承旧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国家机器，使国家机器和国家政权适合工人阶级整个阶级作为国家社会主人、作为经济基础财产所有者之经济基础需要。由此也就需要工人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条件下对整个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适应工人阶级经济基础需要、适应人民当家作主需要的深刻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

对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列宁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做过很好地说明。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政治”作过精辟的解释，他说，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而且是各个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实现发展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包括斗争手段、斗争策略、斗争目标、斗争的主体和对象以及斗争的艺术和过程。毛主席关于政治的有关说明解释基本上是延续列宁的说法而做进一步说明的。他说政治就是把人民的敌人搞的少少的，把我们的人民和人民革命队伍、社会主义建设队伍搞的多多的，大大的。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其初级阶段，由于还存在阶级差别，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显然就是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优势，团结人民群众，联合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瓦解和孤立社会主义敌对势力，限制与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轰轰烈烈、蓬勃健康地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与建设的领导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组织与改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使他们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引导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联合中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最终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广阔发展前景和道路的。而在这个过程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则无疑与中小资产阶级及农民作为小私有者阶级历史形成的顽固的自私观念及“官国”官僚特权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落后陈腐的传统习惯势力、剥削阶级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有着密切关系，更与我们在一些时期认识和工作上的错误尤其是政治路线的混淆不清有着紧密联系。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团结争取对象资产阶级错当作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错当作社会主义依靠力量，把资本和资产阶级错当作社会主义建设依靠力量，另外，有时我们还受到小资产阶级及流氓无产者的左倾盲动主义与我们自己头脑中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干扰，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走极端，容易 “左”右摇摆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现阶段，不承认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这种客观存在，丢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抛弃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这类概念，也就没有阶级政党和政治国家，甚至没有什么我们平常所说的“政治”和“法治社会”可言。当大家真正成为人人自由平等、人人成为社会主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与社会规则秩序，整个社会成为和谐一致、自由平等有秩序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时，当下一切传统意义的具有强制性约束力量的“政党”、“国家”、“政治”与“法治社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退出历史舞台了。而在根本不具备此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发展阶段，无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与政党之间的政治路线斗争空讲政治，那就只能是毫无实际内容的“空头政治”，或各人顾各人的“个人主义无所作为政治”。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存在阶级差别及一系列尖锐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不讲政治是非常危险的，讲政治不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不讲工人阶级的政治，去讲资产阶级宣扬或能够接受的政治，也就丢失了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路线、政治策略、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看不到自己的政治依靠力量、团结争取对象和斗争对象，这就容易敌我友不分，那同样也是要犯颠覆性错误甚至要犯蜕化变质、迷失前进方向和目标的严重错误而非常危险。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由于一些领导人不懂政治，不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颠覆性政治错误，从依靠党和劳动人民转向依靠资本和市场，依靠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这不仅严重影响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瓦解与否定了占主体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经济，而且在所谓“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分歧与对立”的名义下基本上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正常地发挥作用。不少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都不敢讲，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社会各领域自由泛滥，使改革开放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改革初衷和改革的社会主义目标与方向，由此陷进了国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们所预先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深渊，这样才导致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级分化和对立，一系列新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

苏东剧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更旗易帜，数千万共产党员竟没有一个是男儿勇于站出来表示反对，这实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自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等这些工人阶级叛徒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自己做新资产阶级却宣称“已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共产党已不再只是工人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工农联盟国家，而是全民党全民国家”，而且把工人阶级科学革命的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适合他们需要的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长期推行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这样的一条路线长期指引下，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都发生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道路的颠覆性错误，在经济上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实质是资本主宰一切的市场化）、契约经济、自由贸易；在政治上丢弃了工人阶级劳动者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丢弃了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和制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丢弃了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全人类利益至上，全世界都是一家人”，“和平过渡，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指引下，工农劳动者阶级完全放松了自己应有的警惕和必要的阶级斗争，新生资产阶级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全面渗透和根本性改造，逐渐实现了他们的和平演变图谋，重新成为垄断和统治一切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使党和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所以垮起来也就是一夜之间极其容易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国家学说毫不讳言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人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指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使亿万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社会的真正主人，才能保证整个国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规范下，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改造，对剥削阶级产生的一切土壤和条件进行不断地铲除清除，并顺利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从而也使阶级国家或“政治国家”在逐渐失去其存在基础的条件下逐渐走向消亡，使工人阶级政党和政治国家因其敌对阶级的最终消灭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使人民大众在真正没有利害冲突和阶级对立的情况下实现高度的联合自治、善治和共治，实现国家社会这个以往作为“虚假利益共同体”的社会组织真正变成包含了每个人特殊利益的社会普遍利益的社会共同体。人类社会也只有到了这样一个由革命的工人阶级主导和统治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先进的自觉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无私无畏地抛弃一切金钱利害关系的羁绊仅以科学真理为追求目标，以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需要为出发点和发展目标，使虚假虚幻的非历史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被彻底颠覆为科学求实不断创新发展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代替，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历史的本质的全新飞跃和革命性转变。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或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不过是为了顺利实现这一发展过渡而进行的工人阶级的全面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实践，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不可告人而必须向人们隐瞒的其他任何东西。无产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实质就是这样一种过渡性的国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原则而进行国家治理管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实质也就是这样的一种依法治国家或社会。那种排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共产党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所谓“法治国家”，绝不可能是具有任何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只能是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国家。

 

既然国家与其意识形态是伴随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又取决于该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作用，那末，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历史的科学抽象方法并结合经验实证的历史发展逻辑分析、超验的理性分析、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等具体历史的分析方法来反映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或历史辩证法，反映说明国家和意识形态本身发展演变的这一内在本质和客观逻辑，并对国家的现实生活以及其理论的意识形态进行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反思和批判，也就不仅是现实可能的，而且自然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意识形态学说的重要理论内容，从而也是我们今天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所必须承担和解决的理论任务。这不仅对于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同时也对科学说明各不同性质国家、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变化，各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作用，尤其是对科学说明现当代政治国家的国家关系，阶级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变化特征，现当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演变和演变规律，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依据，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战略和策略，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制定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和策略，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这显然是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现在一些人主张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实现所谓“由党国体制转到国党体制”，“由人治走向法治”，这实质上不过是割裂“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将本来有机联系的这两者割裂对立起来，用以来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颠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否定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德法兼治”国家社会综合治理，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寻找借口和说辞。试问，在现代国家有哪个国家的国体、政体能脱离阶级及其政党的操纵和控制，能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进行超阶级的国家社会管理治理和法治，世界上迄今为止有超越阶级、超越一定阶级政治的国家治理和法治吗？有不体现统治阶级阶级利益需要和其意志的法律和法治吗？任何政治国家它不是剥削阶级专政就是劳动者阶级专政，有超越任何阶级的民主与专政而进行无阶级统治的国家和国家政权吗？如果事实上没有，赫鲁晓夫等人所宣扬的“全民党”或“全民国家”不就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吗？

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契约论国家学说”以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归根到底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以个人利己主义和天赋人权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超阶级国家学说”。目前很多人鼓吹超阶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认为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公民社会普选”基础上而形成的“民主法治、秩序、规范性的超阶级国家”，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依照法律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精神为全民服务进行社会秩序化管理并保护每个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国家，实际上这是在为否定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舆论。历史上自私有制阶级分化出现以后，从来就没有介于国家和经济社会之间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所谓“公民社会”或曰“市民社会”，这个所谓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社会共同体”，实质不过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基础上而形成的时刻处于分化与对立的阶级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以阶级斗争及通过斗争所达成的共识和协约与道德规范来协调与规范个人行为的一种非政府性社会组织。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成为社会的最高主宰，有没有资本和掌握资本的多寡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身份和权力，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资本增殖与逐利的经济过程和运动对他个人命运的影响和最终决定，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只能屈从资本的驱使奴役和安排，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哪里会有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所谓的“普选”只不过是资本金钱的选举罢了。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国家所有的职能与任务始终也都不过是作为总资本家要为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及资本主义剥削奴役社会秩序而服务，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在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政府及政府官员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或损害了资产阶级某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便会立即受到来自整个资产阶级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与驱逐，政府和政府官员或者被赶下台，或者被解散与暗杀，或者被失去财政税收收入来源而被迫宣布破产，总之国家和政府官员若是不为资产阶级服务是根本无法存在下去的。所谓“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社会共同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正义、秩序、规范”等这些被神化、被标榜为“普世价值”的国家意识形态，实质也不过是脱离实际而被抽象的观念化和神化的、颠倒事实本来关系真相的虚假虚幻的意识形态。大量历史事实足可证明，西方现代国家实质仍然只是以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为其全部内容的资产阶级国家，即便是那些被渲染为美好无比的抽象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旦它们为工人阶级所利用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奴役与统治，它们就会立即被无情地当作假面具而撕掉，使国家和政府露出资产阶级专政血腥的狰狞面目。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这时才会有以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形式组织起来的所谓人人自由平等的真正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即“公民社会”，但这种公民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市民社会”。没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不光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政治上层建筑难以立足，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难以立足，就是真正人人自由平等的所谓“公民社会建设”也是毫无希望和可能的。

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国家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本质体现。寒江豹雪网友在网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由谁行使法律，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而在一个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各阶级共同意志的表现，而只能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反映。因此，法律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阶级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所具备的其他属性，则是从属于其阶级性的。”“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说因不再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而日趋衰落，逐渐为以胡果、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和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所取代。历史法学派并非真正要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法律，而是打着‘历史’的招牌，妄图翻转历史的车轮。功利主义法学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分析法学派的锋芒已经不是指向封建制度，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出现了众多的现代资产阶级法学派别，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社会法学派和规范法学派。前者主张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认为法学应以影响法律的各种社会因素或社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主张在行动中研究法律，把法律的适应过程看作为最重要的。后者则把法律和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割裂开来，主张从逻辑形式上分析所谓‘法的外壳’。这些思想观点都是垄断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的反映，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武器”[①]

但人类社会只有到了科技文化充分发达，现代工业技术普遍应用并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和现实生活的认识均已达到本质规律性认识而且能够利用这种科学认识有效地改造世界，并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使他们摆脱以往人的各种关系限制和束缚，摆脱各种剥削和奴役，能够自觉地认识利用各种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来改造世界、改造自我。而只有在这时，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或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才能最终建成，人类也才能最终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王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这显然有一个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完善并最终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断发展过渡的历史过程。

以上历史事实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论说明，国家社会的性质与人的自由解放和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其客观物质条件及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客观历史条件和人的主观精神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契约国家说”以及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法权来解释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由平等、自愿合作、民主、宪政、法治、人权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之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是毫无事实根据与历史根据的，在逻辑上也是违背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不能自圆其说的思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荒谬逻辑。资产阶级思想家根本无法说清人权为何是“天赋人权”而不是人经过各种现实可能的斗争为自身争取到的各项权力，传统国家以至发展到“现代国家”为何都只能是“契约国家”而不是经过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最终是经过决定胜负的阶级大搏斗而建立的阶级国家或“政治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所有法律或契约实质不过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意志而最终确定和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自然赋予”、“上帝赋予”还是别人赋予的权力能是资产阶级宣扬的不可予夺的“天赋人权”吗？根据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则而制定的所谓契约或建立的“契约国家”能具有天然合理的“国家理性”合理调节与约束人们间的利益博弈及阶级斗争，使之成为受国家法律和“国家理性”绝对约束限制而符合“国家理性与秩序”所确定和规范的阶级斗争与利益博弈吗？如此的假设和理论推定能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国家形成发展、人的权力的形成发展之历史事实吗？这样的国家和人权还不是可以随着人们的思想原则及人们理性的改变而任意改变的吗？它能有逻辑的说服力和事实根据吗？若资产阶级国家都是根据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所谓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原则及其“国家理性”确立和建立的，而且是超阶级超历史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国家，那资产阶级及以往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及其政权还会覆灭吗，还能有改朝换代的历史兴亡与更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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