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革命理论，是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深刻揭示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需要而阐释的无产阶级政治学说，当代西方政治学说有许多流派，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生活条件，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需要斗争需要，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思潮，自然就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冲突并构成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革命理论的挑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各种政治学说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其根本错误，就成为我们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毋容置疑的政治任务。
一、战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挑战
自由主义是在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它以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为核心，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形成了17和18世纪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目标、突出强调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19世纪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初，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了垄断资本的恶性膨胀，不仅使广大劳动群众失去了自由，也使中小资产阶级失去了自由，“个人至上”的传统自由主义面临严重危机，于是新自由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抛弃了政府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主义，提出国家干预经济，限制垄断资本发展的主张，强调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要兼顾公共利益。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等又提出建立一种合乎“正义”的社会制度，以保证资产阶级在获取高额利润以后，能拿出一些钱来救济穷人，使穷人在富人的收入大量增加的同时，生活也有所改善，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和谐”。这实际上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利用政府的干预而奉行阶级调和主义，靠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改良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调和与社会和谐，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美国的布兰代斯、杜威、罗斯福和罗尔斯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D•Brandis,1856——1941年）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证，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就没有政治上的自由。而大垄断资本的统治使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和雇佣劳动者失去了自己活动与谋生的自由，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为了保证个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取消大垄断资本的统治，保护私营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自由，使国家成为维护自由的工具，使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列席企业董事会，使公民有参加政府管理和对国家大事提出意见的自由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给各个民族以民族自决的民族自由权利。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是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以“积极的自由”代替“消极的自由”，以“新个人主义”代替“旧个人主义”。他认为“个人至上”的旧个人主义已经过时，已经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必须用“新的个人主义”来代替它。所谓“新的个人主义”，就是要根据变革了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不再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在茫茫的世界里独自奋斗，必须用群体的力量和智慧来摆脱面临的恐惧和不安，且只有如此，才能抵抗危害其自由的强大压力，走上机会平等的道路。“积极的自由”就是建立在“新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有条件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是“消极的自由”，它的原则是：一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行使同等自由的权利，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别人不能干涉。“积极的自由”则在个人发展自己潜能并对社会福利有所贡献的前提条件下才将自由视为是一种权利。杜威把自由放在第二位，而把人的经济上的机会平等和所谓的“社会福利”即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足以实现资本主义的逐渐改良与进步，主张用实验探索的方法通过一点一滴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改良来改良资本主义，并把这种改良称为“社会工程”计划，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Roosvelt，1882——1945年），是资产阶级改良家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者，他指出，没有经济上的安全、独立和平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他说，“自由这个词，其本身的含义必然意味着从某种束缚之下获得自由。1776年，我们从专制政治的暴虐之下——从拥有王室赐予特权的18世纪亲英分子手中争取自由”，而今要从垄断资本这个新经济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争取自由。为了解决垄断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使绝大多数人感到不自由的问题，罗斯福大力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罗斯福新政”，认为美国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公众及其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依靠这样的政府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据此，罗斯福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三R计划，即Recovery（复兴）、Relief（救济）、Reform（改革），对经济、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为整顿金融，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为整顿农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为调整工业，提出了“工业复兴法”，开展了以“蓝鹰”为标志的工业复兴运动。为解决失业问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由国家拨款，举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为了解决劳资关系问题，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限制雇主干预劳工组织活动，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并成立全国劳动关系局，负责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后来又通过“工资计时法”，限制每周最高工时和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在社会保障方面，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规定向失业者、老年人提供津贴和补助。在实施“罗斯福新政”获取一定成果后，罗斯福把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联系起来，把机会平等和收入保障联系起来，把自由和和平联系起来，把个人自由和国家干涉联系起来，把自由竞争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权利法案》，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使自由主义获得了新的思想含义。
1971年，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年）在过去著作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了一本系统阐述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著作《正义论》，把“正义”引入到自由权利的讨论话题，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合为一体的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必须合乎正义的标准和价值。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而调节权利和义务，调节利益分配的正义原则，或者说，正义原则若要提供“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则首先要贯彻平等自由的原则，其次是要贯彻机会公正平等与个人利益差别相结合的原则。个人和制度是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正义原则，所谓制度的正义原则，是指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即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基本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制度包括公共法规定的官职、地位、权利、权力、义务允许和禁止的界限。而个人的正义原则是指个人应尽的政治义务。如果制度是正义的，一个人又自愿接受了这种制度，并从中得到了利益，作为公职人员，那就要尽这个制度所规定的义务。而对于一般普通公民来说，如果基本制度在某些方面违背了正义原则，就可以不服从这些制度所规定的义务，但这种不服从只能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能诉诸暴力。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应该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就是说，正义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享有人人平等的、与他人所拥有的一种同样的自由权利，某些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当它们使每个人，特别是使最少得益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补偿能得到其最大利益时，才是正义的。这也就是所谓“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只要人们都接受这一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各种制度，战胜自私自利倾向，互相贡献福祉，互相友爱，那么，一个自由平等与和谐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将会出现，而且永世长存。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年），是出生于奥地利的英籍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与前述几位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他坚持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观，坚持自由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市场，他因此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称自己的理论为“消费者主权理论”，认为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意向，而这个意向只能通过市场的竞争来实现。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向在市场上选择商品，通过市场将自己的意向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根据消费者意向进行生产。这样，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在自由交易的市场，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能满足自己的最大利益，社会也能实现最高经济效益。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消灭了私有制，使市场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无法正常传递信息，无视消费者的主权，否定了个人的私有权和利己的动机，使企业和个人缺乏首创精神和责任感，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导致经济效益低下、失业和通货膨胀。哈耶克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有二个方面，其一是有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其二是机会均等。而确保自由的前提即，维护私有制和实行法治。他认为保护私有制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只有生产资料私有，个人才有选择的自由，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致富。而在政治上实行法治，就是要按照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制定法律，使政府的一切活动受法律的约束，以保护个人的自由竞争与机会均等。哈耶克由此反对国家权力及其对经济的干预，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法西斯经济、凯恩斯主义混为一谈，而抹杀它们的实质差别，反对对剥削阶级剥削压迫秩序的私有制基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他断言私有制社会是“富人得势的世界”，是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社会，而公有制社会则是“只有得了势才能富的世界”，是机会不均等而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
自由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而且不只是单纯的意志自由和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在阶级社会不能脱离人们划分为阶级的社会存在，它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打破超越各种关系束缚的一种人的社会规定性、历史过程性、本质性的存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对自由本性的追求永无止境，而且受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自由纷繁多样，几乎无所不包，在实现了的自由中又包含着新的不自由，人类要永无止境地为争取自由而奋斗。但资产阶级思想家限于其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总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活条件限制抽象地谈论自由，而且他们谈论的大多是思想言论自由和个人意志自由，最多只是把自由理解为个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的自由、自由买卖和参与管理的自由。这种狭隘理解的片面有限的自由显然是偏离了人之自由的现实存在，也缺乏丰富而真实的思想内涵。但如果绝大多数人在私有制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条件，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在别人役使下来生活，所谓的机会平等和自由自然也就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成了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只能选择被剥削被奴役的自由了。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要捍卫的自由，恰恰是资本剥削奴役劳动人民的自由。
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之所以必然发生贫富两极分化，劳动人民之所以要遭受剥削阶级的剥削奴役之苦，其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生产生活条件下人生来就有财富和生产资料占有的巨大差别，穷苦劳动人民生来就注定了要在被剥削奴役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求生存，而无法依靠个人的努力改变这种命运。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决定了一切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决定了人间一切的奴役和不自由，绝不是在不消灭私有制、不变革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下能够发生根本改变的。罗尔斯说的公平和正义，就其道义标准和实际内涵而言，它们是有社会历史规定性和阶级属性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视野里，正是由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属性所决定，按资分配这个对工人阶级来说极为不公的分配方式和制度就是最符合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公平正义”分配制度，也是在最符合“机会均等”——资本自由平等竞争原则的“公平正义”分配原则。在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法制根本政治制度不可改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谓“公平正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充分保障每个人获得最大收益的的自由竞争权力，并对最少收益者给以一定补偿的原则，实际上就是首先满足富人恃强凌弱的弱肉强食需要，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然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从资产阶级的口袋里拿出极为有限的一部分财富来救济丧失了生路的穷人，免得他们被逼走上革命造反的道路，以实现所谓的阶级调和和“社会和谐”，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秩序和制度长治久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充其量只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而在资本主义进入到了腐朽反动即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就仅仅具有幻想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来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而挽救资本主义的消极历史意义了。
罗斯福的自由主义是对个人至上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修正。在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罗斯福认为在经济领域内个人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在个人自由危害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就必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他把这种主张变为国家政策用强力加以推行。但在金融寡头操纵经济命脉并把持左右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这种国家强有力干预实际往往是导致了反共反人民的麦卡锡主义，导致极少数人对绝大多人的法西斯暴政，如99%的人反对1%的人的美国华尔街运动，就是在这种名义下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血腥镇压。私有制国家和社会历来是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惨遭剥夺和奴役的社会，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又必然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几千年来都没有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之所以陷入贫困状态，没有客观物质条件享受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好吃懒做，而是因为他们处于弱肉强食食物链的最下端，受尽了剥削和奴役，他们的劳动所有权及私有财产权在自发而盛行丛林法则的自由市场竞争中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哈耶克等人所谓只有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而且有些还属于商业机密，是无法进行科学统计并用以组织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必然是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而自发的市场调节又属于事后调节，这就难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哈耶克所谓自由市场的信息互通与市场均衡，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理论假设。因为盲目的市场调节不仅必然造成劳动的巨大浪费，而且还势必加剧市场竞争中的弱肉强食现象，所谓的个人自由也就只能是弱肉强食的自由。
二、战后存在主义政治思想的挑战
存在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危机的产物。它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的德国，尔后传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西欧各国风行一时，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法国、意大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一种时髦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至50——60年代，存在主义在美国、日本、印度也风行起来，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较大影响；1980年代，存在主义在我国思想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很大影响，而影响较大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则是雅斯贝尔斯（K•Jaspers,1883——1969年）和萨特（J•P•Sartre,1905——1980年）。
存在主义以抽象的人的存在与本质关系分析、异化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和阶级分析，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取代人类解放，但对消除异化而实现人的自由又持悲观绝望态度。雅斯贝尔斯认为自由和存在是两个相互替换的概念，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说，自由是思想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是给人生的历史社会现实以哲学的说明，“自由的证明不依靠知识，而依靠行动；也不依靠某种一次性行动，而依靠天长日久的行动，依靠个别人的生存”。个人是人真实的存在方式，集体和社会是人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方式，自由意味着个人随便怎样思考和行动他都是自由的。人的真实存在指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主观心理本能的存在；人的不真实存在则指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是和这个和那个环境或他人发生关系，是整体中的个人，无论整体和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但他认为，当人与社会发生联系时，个人就已不是真正存在的人，而是被异化了的人，即失去了个性的、受他人和社会约束的个人，是一种被他人、集体或社会所吞没了的人。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人是没有阶级性和社会属性的纯粹生物体，只是由于彼此间的交往和沟通，才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而有了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个人的自由，但现代政治官僚机器使人受到限制和毁灭，使个人的一切都有被官僚机器碾的粉碎的威胁，必须以大力提倡人权和法治的新人道主义来克服这种威胁。他“一方面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国家机器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却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攻击马克思是反人道主义的，不是依靠人道主义精神，而是企图用物质和暴力挽救现实危机，通过破坏来实现创造，结果适得其反，导致最大的暴力和不自由”。
萨特认为，存在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实存，它亘古不变，它既不由自己创造和改造，也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所影响、所改变，也不作用于人类社会。自在的存在具有天然的给定性、自在性和自然而然性，它在我们意识里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当下的存在，没有过去和未来，存在和本质是同一的。自为的存在就是人，它具有超越性、生成性和自由性，是自在的存在的纯粹虚无化。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是在自在的人的基础上因为有了人的主体主观性而成为自为的人的存在，具有了区别于自在的存在的人的自由自为生成性的本质。因为只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就必须首先以人的主观性为出发点，“首先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人首先是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存在。”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就是人的本质的存在，它不受任何外部的东西所决定和限制，而以“纯主观”“纯虚无的存在”（即纯自我意识形式）无条件无根据地、任凭其自由地、孤独地选择与决定人是其所是，并且自己对自己的自由而自发的选择负有历史责任，它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但每个人的自由又都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在要求自由的时候，发现它原来完全依赖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我们的自由。……只有当我把他人的自由当作目的时，我才能把自己的自由当作目的”。而“一旦在生活生产的彼岸对所有的人都存在一种实在的自由的领域，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将终结；一种自由的哲学将取而代之”。萨特这种为了个人自由而自由选择的哲学自然使他滑向了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既促使他以此为武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但同时也用来抨击社会主义，却同时也寻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充分显露了其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性、动摇不定的不确定性及其历史的没落性。
存在主义自称是人道主义人学，但它研究的人不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与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生产关系相联系并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的现实的个人，而是仅仅具有本能冲动和思想感情、甚至仅仅具有纯粹自我意识形式空无所凭的孤零零的个人，是把他人和社会视为敌人和地狱而一概加以排斥与反对的个人，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受任何约束、自以为是、满世界瞎闯的个人，是满脑子充满孤独、恐惧、烦恼、寂寞和绝望的个人。存在主义把这种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化分析绝对化，不仅势必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导致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而且势必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基础与客观历史实际，成为一种荒谬的谬说。而其脱离与他人、与集体和社会的联系，幻想摆脱客观规律性及各种历史条件限制，空无所凭地进行所谓个人自由选择及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所谓自我实现，当然也就只能沦为空想和幻想。
存在和本质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世界上既没有无本质规定性的存在，也没有脱离事物存在的质的规定性，萨特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而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分析认识，则不能脱离人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只有切合实际地针对人的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社会矛盾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阶级社会还要进行切合实际地阶级分析，我们才能把握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历史趋势。而存在主义脱离背离上述科学分析原则，依靠自我意识的想象，只进行抽象的人性分析、抽象的行为方式和实践分析、抽象的思想情感分析和人的异化分析，显然是舍本逐末，抓住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某些思想幻象而丢弃了真正现实的社会历史分析，在理论上则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科学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个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具体的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为主要分析认识方法，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科学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立足已有历史条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基础上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人道主义学说，它与人本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学说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解放事业是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事业，脱离现实的生活实际，脱离集体和社会，脱离群众和群众的组织，任何个人都将一事无成。
三、“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挑战
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社会改良主义及更早一些的拉萨尔主义。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Bernstein，1950——1932年），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被称为“修正主义始祖”。1899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集中论述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理论。在该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关于工业不断集中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预言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提出质疑，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通过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逐步地朝着民主的方向来改造国家的改良主义策略，企图将马克思主义修改成为一种改良主义学说。伯恩施坦说，民主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点：第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使资本主义崩溃，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灭亡；第二，“社会主义在前进中根本不需要危机”，而是要走渐进的、改良的、和平的和民主的道路。伯恩施坦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理论结论，明确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激烈方式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变革，主张以民主的、和平的议会方式，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现实制度和国家机器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年）不仅肯定和发展了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的观点，而且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违反了民主原则。
二战后期，英国工党积极倡导重建社会党的国际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的准备会议，协商共同纲领，克服和协调各种矛盾，在作了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之后，于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353万选民。大会通过了社会党国际的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正式宣布社会党国际成立，并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
社会党人一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现行的民主道路和平演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利用议会以及现有的国家体制来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带有破坏性的过时理论，攻击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不仅不能彻底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相反，是一条“急速的、粗暴的、甚至是流血的道路”，“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因为现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高度程序化、合理化、法律化，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一部分，这种民主的共同属性，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成为可能。
社会党人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不应该直接登上政治舞台，群众运动和革命的斗争形式因为对已有社会秩序有破坏作用已不再适用，而应由社会党的领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和其他党派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上台执政。此后，便可运用国家政权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改良措施，或者利用自己的在野党地位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使党的各项改良措施得以贯彻。这样，既不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动乱，使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合理的东西得以保留，同时又能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进行社会改良，进而就可保障社会平稳而有序地过渡到人类共同理想的美好社会。而社会党人所追求的凝聚着人类共同理想的所谓美好社会，也就是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政治上实现各阶级阶层合作，建立超阶级的民主国家体制，思想上坚持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多元化民主化社会”。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断言，“非意识形态化”能够保证社会民主党创造性的探索自由，能够保证用其他学说的原理来充实它们的思想内容。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社会党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而吸收了基督教人道主义、批判的纯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黑格尔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理论、社会现象学、社会批判理论等等。根据吸收来的这些理论，他们强调说，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真理，必然的规律，它是渊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根据伦理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的目标成为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剥削制度造成的阶级差别，已经成为“社会伙伴关系”。总之，在非意识形态口号下，社会主义从科学换成了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换成了基督教，新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被社会党人篡改成为一种基督教伦理的精神约束和规范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危机，只要不消灭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不可能消除，而是会不断发展与激化。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或利润而进行的生产，一旦失去了利润，一切生产都会停止。而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生产日益社会化，一方面又是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都归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所得到的仅仅是勉强维持生存和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劳动收入，这就势必造成生产和消费的严重脱节，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对现有的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是靠破坏现有生产力来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新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阶级分化，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为资本主义积累与准备新的更大的经济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就是这样而得出的科学理论结论，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
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过程，且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够成熟，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缓解资本主义各种固有矛盾的各种改良，当然也就会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过程，而导致资本主义矛盾与经济社会危机周期性地发展和发生。
和平改造资本主义，使之过渡向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要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或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为前提。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劳动者阶级不掌握强大的暴力工具，就试图通过议会选举与和平改良而过渡向社会主义，这在现实中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任何先例。
在阶级统治的政治国家和私有制社会，国家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富人依靠对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的垄断而剥削压榨穷人的国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实质不过是金钱资本的选择，是以金钱资本贿选政府议员和政府领导人，普通人即便被选上政府的议员和政府领导人，他也不能摆脱金钱资本的左右和制约。在资产阶级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社会财富的国家和社会，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凭借对资源与财富的垄断而左右支配一切，哪里会有什么“保障公民人人自由平等的人民政府”？
没有民主自由，诚然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自由是有阶级性和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必须以无产阶级劳动者阶级联合为阶级为阶级基础，还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经济基础，没有上述这样的基础就只能沦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所左右和支配的民主自由，沦为金钱资本所左右支配的民主和自由，或者沦为狭隘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没有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广泛联合和组织，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仅仅依靠分散而孤立的个人所行使的所谓民主自由权力、选举权力及言论自由权力对资本主义进行伦理的、道义的谴责和批判，进行管理者、剥削者的选择和批判，是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这样的民主和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
资本主义生产生活过程的阶级合作关系，是在工人阶级为生活所迫条件下而形成的合作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及救济是经过工人阶级不妥协的斗争所争取的，而且它们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不过是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施舍来存活的可怜制度与举措，何况这种可怜的救济举措，还要以不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经济发展为前提，还要受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及沉重的债务经济的多重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延缓资本主义灭亡过程、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及社会安定的必要举措。资产阶级在这些方面所进行的改良及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阶级合作关系，绝不是取消无产阶级反剥削反压迫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更不可能与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实现的真正的人与人互助合作关系同日而语。民主社会主义鼓吹阶级合作与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民主社会主义所鼓吹的“第三条道路”，不触动剥削阶级私有制，在经济上搞什么“民有、民营、民享的多元化混合经济”；政治上搞阶级合作，多党制，三权分立，精英治国，建构多元化的“自由和独立的”组织和政党妥协政治架构，建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思想上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他们建构的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要建构一个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妥协并诱导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向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投降妥协的“四不像社会”。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挑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兴起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逐渐影响到全世界的一股思潮，也是一度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它体现了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意向，呈现出以现代西方哲学来重新理解并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倾向；作为一股政治思潮，它力图在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分析总结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新的分析和估价，对革命的目标和道路作出新的设计和构想，试图通过“总体革命”实现“总体性的社会主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观点有：
第一，反对“对马克思概念的歪曲”和“教条式理解”，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并用新的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György•Lukacs，1885——1971年），1923年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自发论”，认为中欧、西欧革命的失败，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成败仅仅归结为经济条件，以为只要坐等经济条件的成熟，革命的胜利就会自动到来，忽视了教育与觉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任务，于是才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卢卡奇认为，恢复被第二国际“科学主义”所排除和抛弃的“总体性方法”，是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因为总体性是把一切现象同整体联系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支撑者”，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总的体系和总的脉络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各种观点，并将其运用于总体的革命实践，才能正确解释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总是企图从现有的事实中寻找革命的答案，理解革命的意义，只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没有从革命的总目标出发，去把握和理解阶级斗争。
第二，反对极权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总体性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共产党内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反对斯大林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根据和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思想家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对“传统的东方社会主义”横加批判，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被人称为“当代费尔巴哈”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年），从人本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和物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恢复人的和谐关系和完整性，建立一个兄弟般友爱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既然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消除异化的人道主义社会，就是实现了“总体人”的社会，就是消除了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一场经济变革，而单单经济或政治的变革并不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并没有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要使人得到真正解放，必须进行深层的文化革命或心理结构的革命。于是法兰克福学派主张要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成果对资本主义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科学技术批判，通过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文化及心理结构的批判来改造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总体性社会主义”，是一个人性得到真正实现的自由社会，是“总体的人”即“自由集体”中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人民主选举最高权力机关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是消除了人的自我异化，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而个人尤其是人的本能得到全面解放的社会。它不仅是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而且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的社会，在“总体性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精神文明就集中表现为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和文化的需要的彻底变革，亦即意识和心理结构的彻底变革。
第三，通过“总体革命”的路径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通过资本逻辑的统治，而且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知识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及大众传媒的统治和操纵实现了对人和人性的全面奴役，使人变成了畸形病态的完全被异化的“单面人”，是整个社会变成了畸形病态的社会，要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不能只是进行经济或政治的变革，还“必须无条件地通过总体革命来彻底改变现状”，通过“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总体的改造。而这首先就是争取文化的领导权，进行文化革命，唤醒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把受旧思想约束的人“自我改造”为新型的人；其次就是对资本主义采取全面否定的“大拒绝”斗争形式；最后就是把“日常生活批判”作为“总体革命”的开端，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和掩盖的世界真相，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社会批判和改造。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着“民主同化”或“一体化”趋势。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富裕的社会里，群众已分享了社会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具有了广泛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并依靠现代国家法治社会的治理具有了“体制化的合法化”，社会对抗被有效地和民主地控制了。由于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原来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分化和同化，“白领工人”逐步取代“蓝领工人”，“非生产性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现在是在人道主义的条件下受资本家剥削，而且资本主义剥削又往往在经营合理化的掩护下来进行，使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丧失了革命的意志，不再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生力量，而是关心如何参加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如何使社会保持稳定有序发展。在这种条件下要进行“总体革命”，就必须由新的革命主体来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的革命主体，首先是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贱民”，包括流氓无产者和“少数民族”，其次是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最后是造反的学生和对资本主义不满的知识精英。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它的出现自有其历史的根据。20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并未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反而却在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及为缓解资本主义矛盾而进行的社会改良基础上，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劳资矛盾也得到缓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和人类的前途命运如何，如何对待原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结论，自然就成为知识理论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理性至上的绝对理性主义、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历史决定论，强调革命的主体能动性和“总体性”，从实际出发吸收优秀思想成果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讨适合西方的革命道路，这没有错。但他们吸收与马克思主义异质的资产阶级学说来嫁接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由此而走向思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不触动资本主义现实基础的“自我意识批判”、单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及心理结构的改造，走向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和“本能革命”，走向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和非历史决定论，否定和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分析、阶级分析等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否定一切的“大拒绝”，这就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去了。
法兰克福学派用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总想找到一种决定人的本质和行动的永恒的因素，找到一种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固定的”永恒的动力，认为性欲与饥饿就是这样一种永恒的动力。这样，他们就把人完全归结到纯粹生理学的自然人和抽象的人那里去了，归结到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非现实的个人那里去了。从这种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各种文化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人道主义批判，从人性的复归和人的欲望与本能的释放与实现角度探讨人类的解放，这种脱离现实的批判，脱离人的现实基础的解放，与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理性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单纯伦理价值的、人道道义的批判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与乌托邦空想毫无二致。这种说教非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非但不能启发和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的学说拉回到之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去了，甚至拉回到更早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去了。
知识、科学、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与引擎，是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基础与条件，但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作为资本要素而被资本主义式地选择和利用，就可以成为奴役奴化和同化工人阶级的工具与武器，成为“合理化”管理工人阶级并人道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与条件。而要避免和克服知识、科学、理性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些负面作用，显然不是靠反理性主义的抽象理性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意识形态批判，而必须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变科学技术和理性的资本主义式利用为社会主义式利用，防止它们被作为资本要素而被资本主义式地利用。
在生产高度自动化及资本主义业已获得充分发展的现当代条件下，工人阶级队伍及其生存状况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及各种固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作为整个阶级仍然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尽管有工人阶级的上层部分地被收买、被同化、被一体化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而堕落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和敌人而走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但从总体上看，工人阶级由其所处阶级地位所决定，他们仍然是要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然，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也需要摆脱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及其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革命和观念的革新改造，需要有能动的自觉革命、自我革命和阶级革命意识，但人的改造，思想文化和观念的改造离不开革命阶级对整个客观世界的革命改造，只有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及整个社会存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的思想和观念及整个的认识框架或心理结构才能相应地发生革命化的改造。而这一系列革命，显然都离不开革命阶级劳动者阶级有组织的联合革命、不断革命行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教育和组织，而且要有切合实际的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幻想依靠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左翼激进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漫无方向和目标地否定一切、拒绝一切，对已有的一切都采取否定与拒绝态度，那是绝无可能实现任何革命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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