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应搞清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1]

杨思基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背景及话语语境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背景及话语语境，而且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也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并揭示其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关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历史趋势、社会历史本质和特征的论述，是以“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为线索而展开讨论和论断的。而无产阶级政党应用于实践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则是在结合无产阶级具体实践需要而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普遍真理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制定出来的。所以，尽管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在以后的人类历史实践里一再被证实为普遍真理。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来不把他们针对某特定对象而言的特殊理论结论当做万能的灵丹妙药，当做可以普世皆准的真理任意搬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用以来说明社会问题时代问题，用以来描述社会历史的那些理论和概念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不是凭自我意识想象或幻象出来的，而是深入现实生活实践，从人类生活实践以及由其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及其变化运动过程的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内在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由此才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理论和概念，而具有特定历史条件的特殊理论结论和概念则只具有特定条件的适用性，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化以及与其相应的历史分析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发展理论，不能把他们使用的那些概念凝固化绝对化为抽象的脱离历史条件的绝对概念。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他们一生都生活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革命并推动资产阶级依赖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革战胜封建主义和封建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年代，同时也是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业已暴露、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社会危机开始周期性发生、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并为寻找新的历史出路而为人类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年代，他们终生都在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一生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理论。他们结合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现实运动过程的研究来批判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并是在这些批判并不断总结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揭示与发现历史规律、历史发展趋势——从而阐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人类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与历史文明可以脱离人们已有的生活条件与现实基础，当然也没有任何理论和概念范畴可以脱离它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与人们的社会存在，归根到底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行为活动与思想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当然也是如此，它们不可能超越它们自己的理论限定而成为例外。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界受黑格尔主义及西方学界影响，总是围绕现代西方哲学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分析而制造的所谓“现代”、“现代性”、“后现代”、“后现代性”、“人本主义”、“新人本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理论范式”、“文明模式”等理论和概念范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既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和群众，不接地气，也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理论原则与发展方向，显然是需要认真反思正本清源的。

　　另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界还流行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阶级分析、社会形态分析的方法，将具体历史过程质和量、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割裂对立起来，只讲科学技术，只讲现象和偶然性联系，只讲生态和市场，讲资本逻辑、数理逻辑及其因果关系的变化，这不仅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和发展方向，而且是远远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陷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生态主义、现象主义、非理性主义、市场统治与资本统治逻辑和历史杂乱无章非决定论的泥坑。但实际上，无论假象乱象如何丛生，偶然性表现得再怎么偶然，现象永远摆脱不了其本质的规定，偶然性永远摆脱不了其必然性的约束，生态、资源、市场、资本、空间布展及其因果关系变化永远摆脱不了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规范与限定，摆脱不了国家社会制度的约束与限定，当然还包括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定，在阶级社会阶级归属性的限定，它们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不变且可以为所欲为的物什，因此绝不能将它们孤立神化为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神化物。

　　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人类学笔记》和《历史笔记》，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那些被人的自我意识所神化的意识形态战斗，无时无刻不在批判揭露资产阶级仅仅靠自我意识的杜撰而臆造的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国家和历史学说这些意识形态神话。他们不仅深入工人阶级生活实际，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斗争实践，也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资产阶级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他从来不刻板抄袭前人别人的学说，更不无条件无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终生都在为工人阶级战斗的英勇无畏的伟大战士。那种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之说为据，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继承抄袭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才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创造活动的抹黑与误解，是难以成立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于实践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随便借用什么理论或任性的自我意识根据自己需要而实用主义臆造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这里不仅有个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的问题，还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究竟是从谁的实际什么实际出发、如何实事求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为实践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只能是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根据人民大众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问题，并充分依靠并组织调动起最广大人民大众，利用已有的现实条件与可能来解决人民大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此才能推动中国社会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其他。脱离上述实际的理论无论怎么从“实际”出发，怎么个“中国化”法，都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一些人长期在立场上左右摇摆找不到立场，在观点上跟风跑找不到方向，但每每亮相却都又固步自封为掌握绝对真理的架势，他们除了把自己的立场抽象化为“超阶级的一般人”的立场或者是所谓“无立场”以外，其常用的伎俩就是把自己的观点或说法神圣化抽象化为超越任何限定条件的说法和观点，这样便似乎可以无需进行结合现实生活实际的推敲与论证而成为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了。但这种超越任何人特定社会存在超越任何条件限定的所有说法和观点，实际只能是非人的、自因自果的“自我意识”和“观点”。

　　二、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

　　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就浩如烟海，要从上百卷的著作里掌握其思想精髓，尤其是掌握精髓中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发展理论基本理论和概念，就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由揭示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揭露社会发展本质、规律、过程、阶段以及社会历史时代特征、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未来社会态势的一系列理论构成的，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也就是为表述这些思想内容所使用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和逻辑论证框架。

　　首先，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原点逻辑原点是现实的个人。

　　社会发展理论的起点和逻辑原点，不能是自我意识，不能是人们幻想的东西和观念，必须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之自然的基础以及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实践的前提。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他们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作为人们的生存基础被相应纳入人们的历史进程，与人类历史的活动相互作用。物质生活的需要及其满足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实现其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超越动物界的界限，是历史的诞生地和基础。人本身是通过自己的物质资料生产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是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为满足其他生活需要奠定基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内在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其本质关系。生产方式就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它取决于人们已有的和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特性，不仅应当从个人肉体生命的生产来加以考察，更应联系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加以考察。而个人怎样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生产关系是人们最为基础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交往形式和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在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及各种交往形式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现实的个人是一个历史地动态变化的个人，其人格主体性和个体性归根到底由其特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赋予和规定。伴随分工及生产力质和量的历史发展，生产方式发生历史的变革，由此推动人的各种关系发生一系列历史演变。以所有制关系为标志的人的社会关系形态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依次演进的各历史发展阶段。

　　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个历史活动，是不断革命的奋斗过程，是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在以往历史上，个人力量总是转化为异己的物的力量，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个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在实现自身解放的工人阶级联合体中才能真正实现。实现人的解放必须超越个人特殊利益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狭隘性，必须有经济的普遍联系、普遍交往和普遍经验的个人，而且要有这种个人的经济联合体或利益共同体，使个人、集体、社会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实现特殊利益与公共共同利益的结合与融合。一切个人利益相互矛盾而缺少共同利益基础的共同体都是虚假的共同体，只有自由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联合体才是真实的利益共同体。而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他们自己，只有砸碎私有制剥削阶级旧世界，才能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新世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工人阶级自由联合体的组织互为条件——并且它们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真实共同体实现的前提条件，它们都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为基础的。

　　其次，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人类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在人类生产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庞大复杂的有机整体，包括人类社会相互联系交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各个层面、各种要素，而尤以人类主体为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活实践为轴心和基本层面。人类有哪些生产生活实践，就有哪些与此相关联而产生的生产生活领域，并为保障这种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而形成的附加关系、秩序与组织的实践活动及其派生关系实践，而每种实践显然都有其实践的主体、客体及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间关系及交互作用。所谓的社会矛盾亦即这些关系无一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或矛盾。有矛盾，才有变革和发展，才有克服矛盾并由此而产生新的矛盾之根源，而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就是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人类社会在其各个层面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都充满了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由此才构成并推动人类社会有机体及整个人类文明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在诸种社会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尤其是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或称社会基本矛盾基础层面，基本矛盾另外还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其具体的矛盾情形及作用，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再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根本的社会推动力量，它包括潜在的生产力和现实的实际生产力，潜在生产力包括生产的天然自然力和人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资源要素，甚至包括气候、地理位置、环境、可利用天然能源、天然交通便利条件等因素。而实际生产力则是在人类现实的生产过程实际发挥作用并由此而决定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否需要调整变革的人工自然力及其他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服务于人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的力量。潜在生产力能在什么条件下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取决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生产的劳动方式和社会组织管理形式以及生产关系是否合理，即取决于当时的科技发展与应用状况、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否合理，是否适应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潜在生产力与介于它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环节的科学技术越是能够充分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越是能够在实现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生产过程得到充分利用，就说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整个社会组织架构和管理形式是合理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否则它们就是不合理而需要变革和革命的。而且这里讲的“适应”和“不适应”不仅同样是个矛盾，而且“适应”总是相对而言的，不够适应才是绝对的，它们总是从基本适应——不够适应向基本不适应转化。当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基本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基本不适应经济基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生尖锐矛盾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的变革与否就成为能否推动事物继续发展前进的关键，于是人本身的改造和革命也就成为推动历史继续发展的关键。

　　因为无论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化能够得以传承的条件下它们都是不断积累加速度发展的，由此便促使人类社会各个层面和关系需要不断调整变革，甚至需要生产力内部的各个要素和层面不断调整变革，以解决对业已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够适应的问题和矛盾。正因此，生产力才成为人类社会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和推动力量，而人和人的关系作为生产和社会变革的主体也由此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关键因素。正因如此，我们才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突飞猛进的“火车头”。

　　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和基础，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社会实践理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过程、阶段和时代特征理论，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未来社会的构想理论等社会发展理论实际都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建构发展起来的。

　　鉴于笔者对社会有机体理论及社会生产再生产理论早有探讨[2]，下面仅就其核心问题作一概要说明。

　　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是一个最终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而反复进行并不断发展的生产系统，其中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的精神文化与智力的生产，劳动服务生产，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产等等。这些不同的生产本身又相互包含、互为前提，相互实现，而且同一活动在不同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如产品的消费，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它表现为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消耗，但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它们本身即被视为生活消费，同时也被视为人类自身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被视为生产目的的实现和生产过程的结束。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就构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相互适应与协调、相互渗透与实现、协调发展的生产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与制约其他生产环节的正常进行。这种相互影响制约有时甚至具有强制性，如物质资料生产的供不应求，包括结构性供不应求，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制约其下游的生产与生产结构，还直接影响制约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迫使这些生产不得不压缩其生产规模，调整其生产结构，并迫使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变。由此而引起整个社会的连锁性反应，导致整个社会有机体发生连锁性的调整与改变。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地位，便是由此而奠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生产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没有强制性的影响和约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人们的智力发展水平，精神文化生产状况，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应用状况，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状况，并对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人类在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对自己的生产与生产过程缺少系统性地全面思考与研究，缺少全面系统性的战略统筹与安排，是有不少历史教训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类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在本质上又是生产的，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我们只有运用系统论的、有机联系的社会有机体的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表述，领会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性和有机性联系，领会每一代人、每一生产环节对以后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何等地具有刚性强制性（每一代人都不会重复前人的活动，但都会以前人的活动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为先决条件而继续前人还没有完成的活动）。

　　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去行动，去努力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从他们个人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每一个意志由于生活的特殊条件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追求与行动就各有不同，“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4]。不仅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相互冲突与矛盾，整个社会各种势力和力量同样也是相互冲突和矛盾，最后便形成一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合力，或者说是这种综合起来的历史合力在决定着历史的具体过程和走向，决定着历史的变革内容、变革进程与速度。可以说，每一种力量，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但历史作为最终的结果却只能为各种力量综合起来形成的合力所左右，而不能为各个具体的个人和力量所左右。历史不能由个人的思想动机来解释，相反，现实的个人只有在其历史实践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科学解释。

　　再次，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规律，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与时代特征。

　　历史是人类活动过程的集合体，一时一事很难看出历史的本质、规律和历史时代的特殊性与历史特征，但从历史运动的较长过程，从事物运动的较长过程，从事物运动过程的总和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历史和事物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性及其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历史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商品运动的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周期性增长运动规律，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资本主义竞争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矛盾积累和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运动规律，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运动规律等等，无一不是遵循他们揭示的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而且是从偶然性现象的个别与特殊之总和到共有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之认识规律的认识结果，而且是运用二重性矛盾分析方法、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分析方法并在阶级社会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获得的。

　　历史不在自我意识的想象里，它在自我意识的想象之外，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活动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大量实践活动，构成了总和的历史和历史运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是处于无知或停留于抽象空洞的模糊认识水平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基本暴露，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而且近现代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基础上，才发现并把握住了上述认识规律和历史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各种特殊社会矛盾以及历史过程的本质和时代特征，并在揭示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历史主人，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而且是人民群众总和的群众运动才能推动历史发生革命性变革，推动人类文明朝着人类解放的总目标不断前进。否则，人类历史质的飞跃与发展，人类文明质的改变和人类解放就是奢侈的空谈。

　　社会历史的对立统一规律基于事物有差别的联系是普遍的联系，基于人们新陈代谢生命延续及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而为满足生命、生产及生活的需求，人类就需要对自然与社会已有的各种条件和关系进行改造、利用与斗争，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社会实践和矛盾。人类总是在矛盾的现实生活世界里生存发展并在矛盾的现实生活世界里通过不断地解决与克服矛盾而不断前进。社会历史事物在这种有差别的联系中总是以其特有的本质规定性来相互区别并相互联系，有的甚至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关系，且各自都为了拥有自身生存发展的权力与条件，而使这种矛盾的联系必须是相互适应，相互影响制约和改变的联系，而不能只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和联系。即便是在矛盾的联系中处于优势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可以脱离与其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存在，而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它依然要有自身的生存发展基础和条件，也仍然是处于一种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体之中，并由于其矛盾的存在和克服而推动着它继续前进和发展。这便意味着社会历史事物既有其质的规定性，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当矛盾的统一体处于相对平衡而没有被瓦解与突破的阶段，事物处于其量变的渐进过程，而当旧的矛盾的统一体在量变的积累达到一定界限，要瓦解和突破旧的矛盾统一体时，这时事物便处于质变的突变过程，甚至整个社会都要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而且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质变是量变的积累和结果，质变之中有量变，量变之中也有质变，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这就是社会历史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

　　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在社会对立统一规律及量变质变规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规律，它不仅呈现出对立面的相互矛盾和相互转化，还呈现出事物的自我矛盾以及因为事物的量变和质变而发生的事物的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伴随历史的延续而相互转化等情形。当维持事物性质的事物的主导方面处于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事物主要处于其量变的渐进过程，而当促使事物发生质变的事物的否定方面处于事物矛盾的主导方面时，事物就处于其质变的突飞猛进过程，而事物的质变已经完成，新事物已经诞生，原来促使事物发生质变的方面这时便可能成为新质事物的维持与肯定方面，否则，在新事物中必然会成长出维护事物发展的新的东西来取代它。而当新事物获得足够的发展，其量的变化受到其存在形式或矛盾统一体的限制妨碍其继续发展时，它就会向旧事物转化。这时，伴随事物环境条件的变化，又会从事物内部产生新的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因素力图改变与打破事物的存在形式及统一体，作为事物的否定方面推动事物向更新的事物发展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辩证的否定或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讲的就是事物尤其是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这一历史规律和情形，而非机械地照搬黑格尔式的抽象的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或抽象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三阶段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告诉我们要透过历史现象即从各种历史现象的总和中来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又告诉我们要从历史的总过程与历史发展趋势里来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也就是马克思超越经验归纳综合抽象、逻辑思辨抽象而实现的科学历史抽象。人类生生不息，历史总过程漫长而悠久，曲折而复杂，但其中的发展线索与文明递进及因果联系仍清晰可见，足可以祛除一时一事的浮云对历史本质规律的遮蔽。只要我们不回避历史的基本事实，正视历史总过程的基本联系与其发展趋势，对人民群众当时的基本社会实践有个客观全面的了解，就足可以使我们把握其中的历史本质和规律，而且能够通过把握各个世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关系本质，我们就能把握各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

　　商品经济运动的价值规律，社会生产再生产运动规律。

　　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自原始社会中后期开始，至少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们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它们的运动规律所知甚少。只是到了近代，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和资本逐渐成为主宰决定一切的东西，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系统性研究。但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究竟是什么，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二重形式分别是由什么决定的这类问题。是马克思使用科学的历史抽象法并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说明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生产商品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在商品中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和价值载体，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和劳动凝结。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是在当时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实际也就是该商品生产平均所需要的社会劳动耗费。也就是说，同一商品不能有多重的价值量，在商品交换中，必须有一种等质等量的劳动为基础才能使它们对等并发生等价交换，在商品的价值量的计量上，不能以个别具体劳动、私人实际耗费的劳动来衡量，必须将它们还原为社会平均化的一般人类劳动或社会平均化的实际劳动耗费来计量。这样便最终说清了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问题，克服避免了古典经济学一直没有说清楚的自相矛盾说法，从而最终说清了商品交换以其价值为基础，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及商品价值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在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之所以一些商品生产经营者最终亏损倒闭，一些商品生产经营者盈利赚钱，其企业日益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前者的实际劳动耗费高于或接近于商品价值，而后者的实际劳动耗费低于甚至大大低于其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商品价值。价值规律其实就是商品的劳动所有权规律，即谁提供的劳动和商品其价值归谁所有的规律。在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一般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大多只能按照其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决定的价值来进行交换，真正聪明的商人只能靠诚信、靠自己商品的成本低于他人、靠自己商品的个别实际劳动耗费低于社会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来实现盈利，而不能总是靠贱买贵卖耍小聪明来实现盈利。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其优胜劣汰作用就是通过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商品以价值为基础等价交换作用来实现的。也正是因为商品经济在这里优于不计成本的产品经济，能促进生产经营者降低其生产经营的劳动耗费和成本，并做到优胜劣汰，它们才逐渐取代产品经济而上升为主要经济形式并最终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能用于商品交换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则加速了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

　　分工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人口的规模越大，需求越是多样化，商品经济越是发展，社会生产再生产就越是需要有计划按比例而且需要各种生产经营相互协调地来进行。伴随经济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商品经济越来越不适应整个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这就为私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发展转变提供了客观需求和现实可能。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周期性增长运动规律，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资本主义竞争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矛盾积累和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运动规律，这些规律都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时为揭示资本主义特殊历史本质和时代特征——同时也为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而揭示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或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腐朽性和贪婪性，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经济，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唯一目的和根本目标，只要有钱可赚，任何法律与道德都限制不了资本的逐利性，而只要失去了赚钱的机会，资本马上就会停摆并成为死物一堆。而要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使资本能够成其为资本，成为带来剩余价值而不断增值的资本，它就首先必须在市场上寻找到除了受雇于资本家为资本家打工而别无任何出路的雇佣工人——即劳动力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经济基础的前提。而只有劳动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时，劳动者才不得不选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在每次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后，他们都只能得到其相当于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费用。工人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它们在任何时候都难以超出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工资一旦超出了这个费用，雇佣工人就会生产出更多的劳动力，生产出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更多的劳动力，而使部分劳动者难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难以将自己的劳动力顺利出售，由此而形成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者竞卖劳动力而不得不将自己的工资降到这个费用以下标准的情形。所以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显然也就是劳动者生产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生产的平均费用。但雇佣工人一旦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那劳动力的使用即活劳动也就不归劳动者所支配，而任由资本家所支配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自己的资本能够增值与存活，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成其为资本家而不至于沦落为雇佣工人，他们就要极尽所能地迫使雇佣工人不仅在生产过程再生产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而且要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即剩余价值，还要原原本本地通过具体劳动将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这样，资本家在出卖了自己的商品之后，就不仅是收回了他们原来的投资，而且得到了剩余价值或利润。所谓资本，也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当剩余价值被看作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即工资的产物）时，它们就是剩余价值，当剩余价值被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它就表现为利润，利润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们都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只不过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不能提供活劳动，并不能给资本家创造新价值并带来剩余价值，当剩余价值被当做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由于利润率远远小于剩余价值率，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剥削程度就被大大降低而予以掩盖了。

　　由上可见，剩余价值完全是资本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部分活劳动即剩余劳动的结果（对于雇佣工人来说，再生产劳动力费用的那部分劳动是以工资形式得到补偿的必要劳动，而另外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则完全是无偿无酬而提供给资本家的劳动，叫剩余劳动），所以，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体现劳动所有权规律的价值规律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之后，这时商品的劳动所有权规律——价值规律也就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了。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实质也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和劳动成果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都是在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正是在价值规律和这一规律作用下，并且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必须尽可能把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甚至要借助金融手段来进行最有效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改进技术，降低劳动耗费和成本，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并不断加速资本的周转和流通，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包括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这样才能赢得市场，站稳脚跟，赚取利润，使资本和企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活力，更有生命力。但如此一来，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发展愈快其矛盾积累也愈快、进而导致周期性爆发经济社会危机、进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周期性增长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总爆发的规律便会呈现出来。而无产阶级只要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就休想摆脱受剥削受奴役且陷入贫困的地位，于是无产阶级一而再再而三的革命运动不仅在动摇着资产阶级的统治，锻炼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成熟，也必定会加速资本主义的衰亡和死亡进程。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没有边界，可以无限地创新从而使资本主义永葆生命力和活力，而是伴随着其寄生性垂死性的增长，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逐步成熟，而且资本主义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发展将一如既往地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总过程的始终，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噩梦。由此也就决定着资本主义只具有历史暂时性，它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而绝不可能永恒，不能成为千年理想王国。它顶多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理想王国。

　　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经济基础

　　恩格斯说：“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5]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归根到底是来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们只有在其经济基础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它们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其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依靠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统治而建立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只不过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是经过不同阶级的政治斗争而确立建立，它们有了政治斗争这一中间环节而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已。

　　哲学、宗教、道德、国家、政治和法律等，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属于一般的意识形式，而是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自觉的社会意识形式，在本质上它们从属于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需要。但在表面上，这些意识形态却表现为对于任何人都具有决定作用的精神因素，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被理解为体现公众利益、影响制约每个人一切行动的根本的精神动因，这就导致旧唯物主义以人们的动机来解释说明历史的发展动力。各种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认为历史人物的动机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而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它也不是在历史本身中来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是被统治阶级思想家神圣化而隐藏着它的真实关系和历史本身内在联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们所直接表现出来的关系，恰恰是对事实和历史本来的现实关系一种颠倒的关系。其实，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的动力，往往是不自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并且决定这种不自觉的意识或动机的最终的原因不是个别人物（包括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而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整个阶级行动起来、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各种历史因素。按照这种思路来探索历史变迁的原因，才是我们探索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历史规律的唯一正确途径。虽然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头脑，但这些影响人们行动的动机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是由社会的经济状况、阶级状况，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生产方式的状况所决定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诚然，在形式上，单个人的行动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或他的意志的动机来进行，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和法律的形式才具有普遍的效力，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究其内容为什么人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国家和国家的法律，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民法还是刑法，都只不过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在确认其经济关系在一定情况下的合理、合法性和正常性，同时赋予这些貌似公正的国家意志和法律形式以具体的阶级内容。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无论什么样的道德说教，都不能抹杀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法律的资产阶级性质。

　　国家是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呈现出来的。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和意志，它就越被说成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独立于社会和各个阶级之外的纯社会管理机关。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这样，这种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也就日益模糊起来，甚至在人们的视野里会完全消失了。

　　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这里，尤其是在宗教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则更远、更复杂，因而也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好像它们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最不相干。但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它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而被当作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来对待了。实际上，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仍然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只不过把这仅看作思想过程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罢了。比较神话学已证实了民族神伴随着民族的存在而存在，伴随着民族的灭亡而灭亡。新的世界宗教，如基督教这种已经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在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中产生，并同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相适应。它演变发展到中世纪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宗教，就把其他一切意识形式——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得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让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披上宗教的外衣。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一开始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由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组成的、不属于封建社会任何等级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平民革命派，自己则作为宗教异端的市民温和派。而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正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正是异教徒的宗教革命（德国路德和法国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的逐步发展与接连失败逐渐揭示出它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使宗教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国教，并最终迫使资产阶级撕去宗教的外衣，由宗教革命演变为纯粹资产阶级政治形式的革命，使基督教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专有的统治下层阶级的统治手段。由以可见，宗教的产生与原始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分不开，后来宗教的发展和变革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引起的。15世纪中叶欧洲的文艺复兴，名义上是“复兴古典文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寻找反对封建的思想武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文艺思想本质上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意识形态是包含某些传统的思想材料并作为人们一种习惯势力被模式化而支配人们头脑的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它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发挥作用的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纯思想对于人们行动的支配过程，而实际上这种形式掩盖着它的产生基础和历史根源，也掩盖着它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内容，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内在联系的颠倒的反映。而实际上构成意识形态的那些思想材料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物质利益关系的存在所决定的。

　　四、人类历史发展既有其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究竟是什么？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揭示与总结了人类一般历史规律，也揭示总结了资本主义特殊历史规律，而且说明论证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征。不仅如此，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帝国主义阶段变成争夺世界霸权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又会具有新的一些时代特征，而且各个国家由于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的具体发展道路也是多姿多样的。

　　在总结叙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历史过程时，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的整个内部关系均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生产力有着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任何新的生产力都是伴随分工的扩大而产生的，分工是生产力质的方面的内容，属于生产的劳动方式，它是生产的占有方式（分生产要素的使用和支配两个方面）和财产关系的基础，分工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为所有制各不同形式的更替奠定了基础，而且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着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所有制关系及阶级社会的历史演变都是与固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一并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旧式固定分工显然与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阶级划分具有相同的含义。固定分工是私有制和阶级划分的基础，私有制和阶级划分是固定分工的结果。正是由于固定分工，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产生了原始社会氏族家庭内部及至整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关系，使单个人、单个家庭的利益与互相交往的所有个人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使分工中处于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既得利益者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即便他们没有政权也要凭借其分工和经济上的特权而夺取政权），其他人则成为从属于他们的奴隶。[6]而且只要这种分工不是出于人们的自由自愿选择，而且出于自然的强制性必然，这种状况便不会消失。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皆然，它们的区分，仅仅在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水平不同，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阶级结构和统治阶级也有所不同（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皆萌芽并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后期）。

　　总之，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并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不过是关于他们的关系的思想和观念。生产力、分工和内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决定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决定着它们的所有制形式和历史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处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时代，应当说他们所讨论的“现代性”或者“当代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属性与时代特征，这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的著作中有大量经典性论述，这里也是择要述之。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讨论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说，“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它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直至它建立起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在现代代议制国家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使国家政权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7]这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根本的政治特征。

　　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联系；“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8]。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

　　另外，资产阶级还处于资本积累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文化不断突破其民族国家的界限与壁垒，成为世界性的关系和文化，使民族国家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使资本主义文明真正成为世界文明，使不同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世界公共产品；使广大的农村从属于城市；使尚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小商品生产让位并从属于日益工业化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人口越来越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和财产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同时也使政治日益集中起来，使原来“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0]甚至统一的国家和世界政府。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它使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和通讯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发展，而且使人口也获得空前的增长。但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是在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只是到了后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尤其容纳不了机器化学工业的生产，资产阶级才依靠自由竞争炸毁了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并获得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但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2]。因为它造成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民困人口，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远远脱离了工人阶级有支付能力的实际需要，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因而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说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这仍然“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3]。因为这些办法只能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它永远不可能根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个资产阶级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而市场越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扩大，相对于有限的世界市场而言其能够继续扩大的市场也就也越来越有限。总之，原来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生产力这个有力武器，现在却是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由原来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作用的阶级伴随自己的发展现在自己成为革命对象了。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垂死性命运也由此而定。

　　以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现代性或历史发展趋势与命运。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问题，绝不能随便套用与泛化式地滥用这个“现代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所谓“现代性”，不过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性和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阶级属性、社会属性。当然，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或属性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必复述。

　　那么靠谁来运用资产阶级锻造的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来克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局限呢？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当然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是伴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并发展起来的阶级，而且它受到资本主义竞争与市场波动的一系列恶劣影响，并伴随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的广泛采用和分工，越来越成为机器或资本的附属物。资本家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其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而且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他们像兵营里的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每时每刻都受到来自监工、管理者、资本家、小业主甚至机器的排挤、奴役和剥削，经济繁荣时他们受过度劳动之苦，经济萧条时受失业和劳动不足之苦，还要受通货膨胀经济萎缩的打击，他们不反抗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甚至不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就没有翻身机会和出路。

　　工人阶级开始只是围绕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但伴随这种斗争的延续，也就使工人阶级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才能使整个阶级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解放”的含义：它不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而是包括从人的一切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个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劳动解放、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的总体性的社会解放，是一个不断解放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超越一切既定关系束缚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其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总是以一定时代的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及其运动也不例外。人类的不平等和各种矛盾是由分工和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不够充分发展而产生的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分化、贫富两极分化的消除有赖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人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以及普遍经验的个人取代地域性的个人，消灭旧式的固定分工，而且有赖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和和世界性联合，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国家和法律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以财产关系所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有赖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则受生产力及生产力的交往形式的制约。人类的解放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紧密关联，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还是人自身的改造都需要相应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阶级的分化与对立达到严重激化的程度，社会大多数成员无力承担压在他们肩上的重负而且具有了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之时，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会到来。

　　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必须拥有足够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而且需要与以往不触动人们生活基础的单纯政治革命划清界限，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使劳动者真正获得彻底解放，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现实实际可能出发设计与选择共产主义革命变革的道路、方针和策略，根据实际可能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消灭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工人阶级惟有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而且需要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一切受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影响而形成的那些陈旧肮脏的东西，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实现自然和人的双重改造，成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不断胜利前进的历史主体。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演进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前进性和阶段性而揭示的。在社会形态划分方面，有依次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和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与此相应地也有五个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另外还有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说。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思想起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的完善，最终完整地表述于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但这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整体将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而不是说每个国家和民族不论客观条件如何都要依次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三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认为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三种社会形态，这是从人的关系特征而对人类社会社会形态的划分方法，显然并不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相矛盾，而是进一步补充完善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方法。与此相应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的历史主体性及自由自主程度对人类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或两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类似自然历史发展阶段及真正成为历史主人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上三种不同的方法，互有差异，互有交叉，紧密联系，相互补充完善，并且前一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孕育包含着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完整的社会形态演进发展学说。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律，又要受制于它们具体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条件，社会发展规律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现和表现也必然有着千差万别的特殊性，使它们具体的发展道路会各有差别与特性。

　　以上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一般历史规律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规律可循，也就是有一般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特殊历史发展道路可循。但由于当今世界的联系十分广泛，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千差万别，它们又必然有具体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别，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历史发展道路具有复杂的条件性和多样性，而且历史发展不会是笔直的直线性发展，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也必然是反反复复，曲折而复杂的。“现代化”概念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仅具有资产阶级属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属性时代属性的“现代性”概念，现代化既有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但不够彻底和全面的现代化，也有社会主义现在正在进行的为完成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而奋斗的完全彻底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现代化道路可以遵循，就更需要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必须产生于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在完全占有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来进行，但由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并且要超越与战胜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它又必须有自己一系列独有的社会历史特征与具体道路独特性。具体说来，其独特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要战胜资本主义，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的自动化，要占有资本主义的已有物质成果，而且要超越资本主义消灭贫富两极分化，超越资本主义单纯器物的革命和单纯政治革命，经过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变革，真正使劳动者组织起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人，成为生产资料与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成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历史主体，并从物质匮乏的物质生产的必然性约束中解放出来，从旧式固定分工及私有财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劳动者逐步获得劳动解放、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关系的解放，逐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全面地发展，使国家社会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使狭隘经验的个人成为普遍经验的个人。

　　（二）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矛盾以及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无产阶级贫困化、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周期性发生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表明，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由严重弊端和历史局限的，要超越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物役性社会以物以资本为中心的只有物质生产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之物本逻辑，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现代化，并超越物役性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转变到劳动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以人民为中心（一盘散沙的原子式孤立存在的个人难以真正成为历史主体），变资本和资本逻辑、市场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为共产党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成果共享的由工人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的现代化。

　　（三）由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和仅仅是金钱利害关系的市场逻辑关系所决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必然是畸形片面的现代化，是不彻底的现代化，现代化成果只有部分人享受，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各领域存在结构性失调和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是生产力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能为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另一方面是精神颓废堕落，广大工人阶级贫穷落后，普遍沦为技术工具和机器的奴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的附属物，毫无经济政治地位与人权保障，生态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与文化自觉，找不到精神的家园与落脚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是从人类彻底解放角度来设计与推进的整体的、全面的、而且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逐步推进的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单纯政治革命，不仅要实现现代化发展成果共享，而且要实现经济、政治、精神文化、思想观念、生态环保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全面的现代化，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齐头并进，总之要使人的整个社会文明协调平衡地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朝着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不断地前进。

　　（四）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和谐、不平衡、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资本的有无及拥有占有量的多寡决定着一切，不仅存在着阶级的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而且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甚至地区和地区、民族和民族、国与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现象比比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显然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些弊端，要通过以所有制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为基础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变革来解决这些不和谐、不平衡的矛盾。

　　（五）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是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在历史铁的必然性支配下自然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但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有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前车之鉴，而且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论的自觉，更有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社会制度的保障，它理应是在理论和实践的预判、在科学设计及有计划地推进中而实施的历史过程，是标志人类自己创造人类自己历史的开端。

　　（六）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既然不是乌托邦理念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片面的、畸形病态的既成的现代化，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在已有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而逐步实现的现代化。不断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发展，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新经验，为发展中落后国家提供新路子，无论其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将为人类开创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新文明提供经验和借鉴。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020）。

　　[2] 杨思基：《社会有机体理论新论》《论生产的四重规定性》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6]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3——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4——2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0]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7——2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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