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的经历和感受中，尊严与居所的关系给我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不说身边司空见惯的例子，挑些异国他乡的场景借以说明。
曾看过一个讲述内战背景下萨尔瓦多贫民窟儿童的电影《无辜的声音》(Voces Inocentes)。其中有一首感人的背景歌曲，是委内瑞拉已故黑人歌手阿里·普里梅拉(Alí Primera)的作品，名叫《纸板房》，歌的开始唱道：
那雨声听着多么凄凉
落在纸板房的屋顶上
我的人民多么悲伤
住在纸板房里度过时光
铁皮顶的纸板房已经成了拉丁美洲的贫穷符号。
20年以前，在墨西哥南部的深山里，走进过一户印第安人的家——用山里的芭蕉杆、叶搭成的一个窝棚;泥土地上一张破席，一口同样放在泥土地上的大铁锅，就是全部的家当。10几年以前在墨西哥的大都市近郊，看见过在垃圾深沟两边铲出的一块块巴掌平面上盖起的简易房——那是进城的无地农民在能够找到的无主土地上搭建的住房，饮水问题靠他们用双手把废弃的水泥管从下到上铺设解决。
符号一样的“居所”使人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耻辱，看到了繁荣皮下的暗疮。于是，1994年萨帕塔游击队诞生。
那一年，我们在秘鲁雨林地区的伊基托斯走到了被介绍的“景点”之一贝伦区(Belén)。我们登上了高处，眼前出现了当地最地道的“景观”：不远处河滩地上一排排二层木板房群，枯水时两层住人，涨潮时人住上层，或者撑起小船漂泊四方，打工乞食。垃圾遍地的亚马逊河滩招来成群的乌鸦，与雨林人成为常相伴的邻居。黑色使者的阵阵呱叫是贫穷的咒语。不久前，一个从那里回来的朋友在微信上说，世界上的贫穷也见过不少，最不能容忍的，是它竟被当作旅游一景。
麻木是抵达人类良知的第一道障碍。
在科雷亚执政之前的厄瓜多尔，我见过政府将贫穷刻意打造成景区、招揽观瞻的例子。厄瓜多尔沿海的瓜亚基尔城由两座山包组成。两山之一的圣安娜山与许多拉美国家的山城相似，前山往往是富人区，他们既能享受到安静和好空气，又能迅捷地驶向市区。高处则是穷人苟延残喘的地盘，一共400多级台阶，居民必须拾级而上。经过政府为发展旅游从2000年开始的大规模改造，高处的“纸板房”区成了十分别致的“民居”：门口挂着修复前的旧“门脸”照片。但可笑可悲的是，只粉饰了门面，内院贫穷如故。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大墙背后”的有碍观瞻暴露无遗。但是人们照样生活，从屋里传出叮叮咚咚的热带音乐，平衡着清贫的日子。拐角处一个小饮料店里，破旧的墙面上，与音箱、酒瓶、圣母像作伴，挂着一张超大的切·格瓦拉画像。居民天天习以为常地爬上爬下。台阶上有人背着没有双腿的残疾老人登坡，扛着自行车攀爬。
1990年代的亚洲城市马尼拉，赤贫一字不差地坐落在闹市中心。沿河的贫民窟鬼影绰绰，像无声的质问，伴随着都市的轰鸣。那一次短旅我走进了一座马尼拉的清真寺，在它朴素的廊檐下，宁静地躺卧着一些贫穷的旅人。以往被告知的“寺可以是穷人的栖身之处”一下子成了被激活的感知。
在2003年的伊宁，我们被一位看守“鲜花清真寺”的维吾尔老人请到寺边的家中做客，一边吃着甜蜜的西瓜，一边听同行之人与阿訇的聊天：清真寺，也被称作“安拉的房子”，而复数的“清真寺”，意味着真主给所有的穆斯林在世间提供的居所。
确实，天房，真主在大地上的房子，以它所象征的无限慈悯感动着四面八方跋涉而至的追求者。
风云变幻的“六十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主教神父们，行使上帝在人间代言人的角色，也曾打开教堂的大门，让进无家可归的卑微者，以仁慈的实践超越了仁慈的言辞。
一千多年前，杜甫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留下了证据。当然，如果在今天，“广厦”要换成“楼盘”。
2012年，我们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看到了当代殖民主义一手制造的世纪贫民窟。苦熬了六十多年的一排排难民房舍是入侵者的罪证。在一位常年的病人家里，我俯身向一位老人问候，她躺在家徒四壁的地上，她的居所使我想起了30年前墨西哥深山里印第安人屈辱的住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回家，也被禁止旅行，被禁止许多工种，被禁止享有国籍和身份。然而，他们的大门上依然挂着从老家带来的钥匙，暗色的土墙壁上，难民营出生的儿童画上了巴勒斯坦的国旗和想象中的故乡房屋。
屈辱和尊严在那里是一对双生姐妹。
回国后，有人给我传来以色列旅游宣传片的视频，自那第一眼罪恶的“美景”出现，我就恶心地将它彻底删除。
惊心动魄的尊严住地是在西班牙格拉纳达雪山之麓获得的印象。当地人的公共汽车缓缓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凝心屏息地翘首仰望一个修建在断头崖式山坡上的小村落。那一定是五个世纪前被大一统的天主教政权驱赶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强行被迫改宗的西班牙穆斯林)留下的底子，否则这个村子为什么像怀着跳崖般的决心、不合情理地落根在这无法获取补给、只能以死抵抗的绝地呢?
栖身之所、一席之地一类修辞所连带的居住问题，常常映照着时代的大变迁。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由于气候地势缘故，年年受水患之难。化雪的日子里，贫民区的沿河桥洞便成了无家可归的穷孩子的“家”。但是在阿连德“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人民恢复了神圣地位。当一年一度雨季来临、洪水泛滥时，圣地亚哥不再象过去是穷人流离失所的城市，大学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参加义务救灾，甚至把生病的孩子们接到舞蹈系的贵族式练功房里照料。电影《马丘卡》讲述了那个历史年代里一段在一个善良的富家子弟和一个穷孩子间的友谊。
影片里三次出现贫民窟区：第一次，富孩子跟着穷人出身的同学破天荒地进入了贫民区，他目睹了穷人的窘迫，闻见了垃圾的味道，也看见了忙碌的建设和生活。同学简陋的家里，墙上挂着“我们将胜利”的标语，挂着阿连德和人民歌手，维克多·哈拉的画像。影片中第二出现贫民区是在皮诺切特政变初起，来找同学的富家小孩看见了一场暴力拆毁贫民区、鸣枪驱赶居民的惨剧。第三次，贫民区再也没有出现，小男孩在高坡上看到的，只是遥远山角下已经被抹去的贫民区的依稀废墟。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切·格瓦拉交钥匙也是一个让人怀念的的场景。
那一阵，担任各种要职的切·格瓦拉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困居民区盖新房——他许下过诺言。从计划被批准，切·格瓦拉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直到亲手把把钥匙交到每一个居民手中。
2005年，我们从秘鲁南部山区沿海返回利马时，迎来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景象。单调无彩的沙漠上，散落着成千上万个“房屋”，它们用草席或硬纸壳类的材料搭成，有的有顶，有的无顶，向着缓缓上升的海岸山坡弥漫铺陈。直到在2009年出版的《把我的心染棕》里，我还无知地写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海滨浴场?太寒酸了;贫民大军的居所?太简陋了;季节性棚屋，什么用场呢?我只觉得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在干旱的沙地里，倾听着永恒的涛声。”
直到又过了一些年，读了台湾朋友阿伟写作的《拉美地誌》，我才知道：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利马海岸海市蜃楼般迅疾出现的“萨尔瓦多村”的隔世遗迹。那是一次无地无房农民的占地行动。流入城市的无房农民拖家带口来到了海边的流沙之地，从刚开始的200户人家，一两周内发展到9000户。幸运的是，贫民的“违法”行为得到了当时执政的胡安·贝拉斯科将军左翼军人政权的支持和被时代感召的社会的援助。一场非“法”的占地运动，变成了民办官助的社会救援：军车运来面包和毛毯，官方架设路灯，提供大型水箱储水。教育、卫生、娱乐、法律咨询等社区建设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循序出现。然而，时代变迁，世风调向，左翼的人民东风被右翼的“自由主义”西风取代之后，无边无垠的萨尔瓦多村遗迹对外人来说，就成了“纳斯卡线条”(Nazca，秘鲁南部荒原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迷局)一样的奇怪景象。
1992年，我在墨西哥奎纳瓦卡市参加了一次向一位解放神学神父告别的葬礼。抵达教堂大门之际，一幅醒目的标语夺人眼目。那是一张写在普通白纸上、四周用黑色胶带固定的标语：“今天谁还想着穷人?”
这样就说到了孙恒和他们的“工友之家”。
他们的事业与底层两字难舍难分，他们的设施甚至脱离不了一个“寒酸”做形容词。但是当你在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与他们一同在在手语中唱起正气回荡的《劳动者赞歌》时，当你看见穿着各式各样的劳动者工作服在台上表演打工模特秀、抬头挺胸走着步子、心里想着“我们也很美丽”时，你会觉得，他们的艰难事业的确还包含着一个庄重的名词——尊严。
工友之家有个“打工者博物馆”，也许是中国第一个此类博物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在“伟大腾飞时代”由文明的主人、从自己内部建立起的博物馆。博物馆的灯光是昏暗的、地面是粗糙的、冬天没有暖气。但是，他们完成着记录自身真实历史的使命，而不像在英国的昔日奴隶贩运港利物浦，让西方人抢先把废奴功绩无耻地记载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工友之家的图书馆或许称不上图书馆，只能叫图书走廊，因为去过的人都知道，它只有一个供一排人坐下阅览的过道空间。但是，这里潜藏着他们的文化梦和乌托邦理想。
在我所知道的类似组织中，皮村的“工友之家”是懂得“觉悟”二字重要性的少数共同体之一。我曾提及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的民间大学，巴西解放教育学家巴勃罗·弗莱雷;我没有料到，这些都在他们主要领导人的知识视野之内。
文化、教育、文明是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空洞术语。从六十年代起，觉悟者就懂得这一点。弗莱雷认为扫盲应该是一个恢复人民主体地位的觉悟过程，他为此颠覆了传统的教学程序：从学员们身边现实的大写文化向着狭义文化的字母拆解。“解放教育学”运动得到了当时的巴西左翼古拉特政府支。古拉特总统接见扫盲班学员时，一个学员对他说，我不是“群众”，我是“人民”。
2003年，委内瑞拉也开始了扫盲进程。他们采用了古巴的扫盲模式，这个模式有个名字，叫做“我能够”。两年以后，委内瑞拉被宣布为没有文盲的土地，1482543人学会了读和写。学员面对查维斯总统自豪地说：“我能够!”
尊严就这样被保护和提升。
“工友之家”的环境的确摆脱不了“寒酸”的形容，但是隐藏在寒酸背后的是什么呢?工友们一定渴望着整改和提高。难道就不能动一下那些百分之一们享受的高尔夫和跑马场吗?
多年来，我们的书写和发言无非是想说明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道理：在“发展”的道路上，应该有人道的规划，应该有人心的指标，在“法治”的建设中，应该有一条以保护尊严为内容的神圣法规。
在皮村小学，我们见过常受迁居之苦的孩子们画的、从老家跟随他们而来的“会飞的房子”，他们在集体作词孙恒作曲的歌中唱到：
我多想，从梦中醒来可以看到妈妈啊你的笑脸/我多想,有一个稳定的家有你陪伴有你的爱和温暖/我多想,和她们一样一起玩闹在阳光下自由奔跑/我多想,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不再流浪不再四处漂泊孤单。
今天是12月25日，明天是12月26日，在这样的日子里写下上述杂感真是个巧合。岁末的钟声就要敲响，真正的严冬即将来临。但愿为“饥寒交迫者”驱散寒冷的，不要只剩下身体的温度，但愿他们心中的冉冉炉火更不要被霜雪扑灭殆尽。
2016年平安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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