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汪晖对话集：巨变中的世界/为未来而辩论》由汪晖教授的七场跨领域演讲、十七次专访、十九场深度谈话构成，其中涉及汪晖教授对多重空间中的运动、文明及其跨体系性、现代中国的历史位置、新文化的政治、艺术作为反媒体的媒体等当代思想、文化关键问题的思考。这本书不仅呈现了各国学者问的思想碰撞，更是一份对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跨领域互动的精彩记录。本书通过对话的形式，重构了21世纪之初的世界与思想图景，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全新角度。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本书第二册序言《“2020+”——危机连锁与正在降临的未来》，以飨读者。本文以汪晖老师在北京红砖美术馆“2020+”展览上的开幕演讲为引子，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共同参与的模式、对空间进行不同于旧的地缘关系模式的思考。然而，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变化的可能，2022年的种种新突变不过是此前一系列矛盾积累的后果。即便疫情有所缓解，世界也不会回到过去所谓的正常状态。为此，我们需要摆脱去政治化的政治，探寻新政治和新文化的新/旧路径，从危机的现实中摸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本文节选自《汪晖对话集：巨变中的世界/为未来而辩论》，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特此感谢！
“2020+”
——危机连锁与正在降临的未来
2020年夏天，我在云南考察。北京红砖美术馆举办了一场题为“2020+”的展览，要求我为这场展览做一篇序言并发表开幕演讲。通过网络，我在洱海之滨对冒着暴雨前往北京红砖美术馆的观众做了这场演讲。“2020+”这个标题喻示此后的发展有一些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条件，同时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回到过去或所谓“正常状态”来面对正在降临的未来了。记得那时有人问我新冠疫情有什么独特性，我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
北京红砖美术馆“2020+”展览海报
首先是它的规模和速度。疫情从一个地方开始，迅速地蔓延到各个地方，全球卷入，时间的长度和蔓延的广度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没有全球化的条件，疫情不会以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发生，因此对疫情的讨论不可能不同时对全球化进程所内含的矛盾进行思考。其次，这次疫情的危机不是一场单一的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危机，它同时是一系列危机的连锁。疫情触发了或者加速了已有的其他危机，又引发新的危机，所以它既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同时又是地缘政治的危机，是社会关系的危机，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同时卷入，在疫情中相互纠缠。再次，这些连锁危机凸显了一个矛盾，就是旧的语言和新的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希望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疫情而言，病毒的传播方式导致了防疫过程中的社交距离，但是维持这种社交距离，实行隔离，又要大规模地依靠集体的认同。我们需要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进行保护。也就是说疫情重新定义了社区、社群及其相互关系，但表述这些关系的语言基本还是处在旧的模式当中。这不仅是旧的语言，也是在旧的关系之中的旧语言，在有效与无效之间滑动。再比如危机是全球性的，但保护主要发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人们当然知道单一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但就全球范围内而言，疫情的防护依旧以国家为中心。如何用新的语言去描述危机，其中有现实的选择问题，也有一个想象力的问题。最近，许多朋友提出了“疫苗国际主义”，以疫情为情境和契机，重新提出国际主义问题。现阶段中国大规模地输出、捐赠疫苗，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在错综纠葛的危机当中，这样的“疫苗国际主义”又迅速地被另外一些力量解读成地缘政治、竞争等等。很明显，如今我们需要再提一种更为广义的国际主义，不只是停留在疫苗和防疫问题上，这样的国际主义存在着显然的现实需求，但在所谓全球化时代，却看不到实现新国际主义的现实力量。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也需要问 ：我们应该怎样去描述包括疫苗国际主义在内的行动？
《保持社交距离》宣传画（加拿大）
冷战结束以来，有两个最突出的主题，一个是“历史终结论”，另一个是“文明冲突论”，此起彼伏。如果放在今天这个冲突条件下来观察的话，这两个描述的问题暴露无遗。就亚洲地区来说，从 19 世纪开始，东北亚地区持续地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从16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持续变化的一个部分。这个地区整个的冲突，包含了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从19世纪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刻，大国竞争、大国角逐就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持续性现象。早期有英俄的冲突、日俄的冲突，后来有日美的冲突、苏美的竞争，再后来有中国的崛起，以及伴随这一态势而形成的区域的和国际的局势。所有这些是持续地发生着变化的。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这些危机是蔓延至今的、未曾彻底完结的大国冲突的持续。当代许多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的。我们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观察这个地区，并判断这些框架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陈高华 译；孟凡礼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 亨廷顿 著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 译
新华出版社 2010-01
伴随20世纪的变迁，东北亚地区出现了其他非西方地区罕见的工业化条件，在全球所占的经济、政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在今天，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经济体，都聚集在这个地区。如果把中日韩的GDP相加，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总量相当大的部分。这是500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心的转移正在发生，但地缘政治的模式似乎并未伴随这一重心转移而变化，霸权国家及其持续扩张中的联盟导致这一迅速崛起的区域内部矛盾重重，并以旧的国家冲突形式展开，以致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这一区域尚未形成内部整合，在文化上被纳入儒教文明圈的国家很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不过是美国霸权的延伸。因此，与其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文明冲突，不如把它放在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因为所谓文明冲突的“文明”本身就是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在这个漫长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去描写所谓“文明冲突”。
这个地区的第二个特征，是多重遗产的并置。殖民遗产蔓延至今，与冷战的遗产、后冷战的遗产相互纠缠、生成变异，从未终结，并产生出新的认同政治的条件。这是一个多重矛盾、多重历史关系并置的区域。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历史终结论假定两种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的终结，或者说，试图通过探索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的终结。但今天孕育、形成和爆发的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冲突正在重新以旧的意识形态加以包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比其他体制更加强调也更加具备其意识形态性，这一现象其实正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尝试退潮的后果。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述也终结了。在这些并置的危机当中，亚洲地区的鲜明特征是冷战和后冷战的并置。这二者的并置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最为直接。当代世界秩序形成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和冷战的终结。事实上，在东亚地区，冷战从来没有终结。所谓冷战终结不是由双方的和解促成的，而是以一方的失败告终的。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胜利的一方完全忽略了掩盖在自身社会体制当中的危机。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
汪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03
由此，当代世界状况是双重的政治制度的危机。第一重是社会主义体系的挫折，也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为标志的政治体系的衰落。但是，随着冷战危机的终结和苏东世界体系的终结，另一重危机以迅猛之势扑面而来。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讨论的民主危机，也就是冷战中处于胜利一方的制度自身正处于危机之中。经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的等等现象，其实就是第二重危机，即民主危机的产物 ；而被这一政治危机的紧迫性所压抑的更为深刻、广泛、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乃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催生的，疫情及其传播方式正是其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旧的语言——我指的是冷战的语言和19世纪所产生的针对旧制度的语言——难以描述政治危机的性质。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这一套论述在今天可以说是过度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内涵的语言。
从政治的角度说，我把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今天所面临的真实的危机称之为“代表性的断裂”。什么是代表性的断裂？就是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和它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脱节。我们看第一重危机的浪潮，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完结，产生于它的基本政治价值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人民不能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一政治现实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之间构成了矛盾。今天，民主的危机同样是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脱节，因为这个政治民主的形式、票选的形式无法解决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生态层面）存在的高度不平等和分化，政党政治无法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人们希望超越政党政治的框架直接去加以表达，但并未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由此所产生的混乱局势，经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但这种民粹主义，根本上正是民主危机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如果只是从表面去描述和谴责这种民粹主义，而不是分析其背后的代表性断裂状况，是无法把握和克服这个政治危机的。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汪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05
“代表性的断裂”和当代政治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产生于多重的原因。第一，“20世纪”是在政治竞争或社会模式竞争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其实是在其表现最为有力的时期展开的。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和它的遗产在很多地区被抛弃了，资本主义不再具有一个外部竞争的力量，资本主义体制的内部改革从而变得更加困难。第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原来促成大众性的社会民主政治安排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大规模地被削弱了。第三个方面是产业重组，随着金融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新的财富拥有者实际上掌控了相当大的社会权力，他们与旧的工业集团寡头有所不同。这些新的权力正在侵蚀今天的社会体制。在所有这些条件下，一方面是过去几十年全球财富的快速积累，但另外一方面是无论区域之间，还是区域内部的阶层之间，社会不公平的大规模爆发。快速的发展主义导致大规模的生态危机，财富的增长拉大了区域和社会间的不公平，新的社会危机应运而生。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负的问题，都是全球内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全球性的解决框架，达不成全球性的协议。当我们还是用旧语言、用“民主”“非民主”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新的矛盾、新的危机，实际上也就错过或误认了危机的症结点。旧的语言所提供的方法不能解决我所描述的代表性断裂，不能回应断裂背后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旧语言的一再重复，只是会短暂形成某种社会动员，但对解决问题而言其实是无效的。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思考，而新的思考需要综合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遗产并加以总结。
第一个要思考的是在中国和亚洲漫长的历史中，不同的文化、宗教、社群能够长期共存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政治的、地缘的、文化的种种条件在当代能够有创新性的发展吗？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方法里面，而是从旧方法中提取有价值的要素，总结后加以发展，以对当代世界围绕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冲突结构有所超越。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平等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们面临的不平等问题表现在区域方面和社会阶层方面，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因此，不是回到旧的平等概念里面，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平等和多样性的关系。亚洲地区存在着制度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在这个多样性条件下，如何探索可以共存的、和平的条件？如何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寻求和平的道路？在今天，和平，是真正的全球性课题。我在此谈及的是和平运动，而不只是应时而起的反战运动。争取和平是一场广泛的国际斗争，其核心在于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和大规模冲突的条件，例如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同盟，自殖民主义时代发展而来的霸权构造，以及为人类的存续和发展而重建国际秩序、区域关系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针对霸权的斗争，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去霸权”的过程不应该终结，因为霸权的构造就是今天社会冲突的起源。不是去维护这个霸权，而是形成去霸权的力量和形式，促成整个区域关系趋于平衡和平等，使得多极世界的秩序可以成型。
第三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比如在中国进行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项目，这些工作的成败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否进入一个更加公平的新时期。扶贫和乡村振兴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探索解决贫困、减少贫富差距、缓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形式和价值方向。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出适应时代条件的新的政治形式，使普通的人能够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否则就很难避免通常所说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和冲突。
脱贫攻坚大型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
伴随后冷战条件的形成，在亚洲和欧洲都曾出现区域整合现象，形成超越民族国家或者以之为基础的区域整合的努力。但在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个过程都陷入了新的危机。英国退欧是欧洲危机的标志之一 ；在亚洲，能否用“新冷战”描述现在的格局尚可讨论，但伴随中日关系的调整、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的施行等多重因素的出现，这个地区重新陷入了新的军事同盟及其潜在危机之中。区域矛盾不仅限于区域内部，我们在亚太地区可以看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盟，可以看到五眼联盟，也可以看到所谓印太战略框架的浮现，也可以看到北约东扩在这一区域的后果，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力量和变化对区域内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探索区域整合的新路径是必然的选择，因为曾经或仍然存在着相对成功的案例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存在各种挑战和争议，但跨越旧的区域整合概念和区域联结模式，不是在单一的区域内形成整合，而且通过跨区域的和参与性的，以及尊重参与国的自主权的连接模式，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在今天的交通等技术条件下，这样的模式应该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模式，一个思考新空间的模式。我们需要对空间有一个不同于旧的地缘关系上的思考，其目的是增进人们的交流，增加互联互通，形成一个新的和平的全球秩序。
在辞旧迎新的此刻，我们看不到一个突然降临的变化，这并不是我们目光短浅，而是因为旧的矛盾并非一天形成，2022年的种种新突变不过是此前一系列矛盾积累的后果。即便疫情有所缓解，世界也不会回到过去所谓的正常状态。当前的危机是在过去的“正常状态”中孕育的，“正常状态”不是出路，而是问题本身或孕育危机的温床，而新的矛盾的叠加又产生出了新的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摆脱去政治化的政治，探寻新政治和新文化的新/旧路径，从危机的现实中摸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如同今天的危机并非突然降临一样，新形态的萌芽存在于曾经发生的重大实践（包括失败的实践）之中，也因此，探索未来与重新思考过去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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