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来自知乎用户炭翁的专栏，原文链接为范式转换中的叙事革新一一修正学派：历史转折中的苏联史研究 - 知乎 (zhihu.com)，经授权后发布。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西方的苏联史学界经过长期的发展与争鸣，其主流早已不再将苏联视为一个完全受最高领导人肆意操控的“极权主义”国家，而是深刻地发掘了来自下层的社会动力如何影响了20-30年代苏联历史的发展。了解西方苏联史研究的这一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吸取苏联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认清少数国家文化霸权所缔造的关于苏联的假象，而且也能为我们理解本国历史带来些许启

范式转换中的叙事革新一一修正学派：历史转折中的苏联史研究

　　目前苏联史研究现状可谓是庞杂无序、鱼龙混杂，那些无趣老旧的刻板印象自然老生常谈、随处可见，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些“红目”阅读到了国外苏联史学界的一些资料，尽管被迫痛苦的认识到斯大林是靠群众性阶级斗争而击败反对派，后续也持续领导着阶级斗争。但仍相信洋文造成的“信息差”足以搞“知识垄断”，在“想象力大爆发”的基础上坚持其过去的一套荒谬观点，因此导致逻辑混乱且与大量基本史实相悖。

　　虽然此类人等较之其过去也算是一种进步（但却更加可笑和可耻了），但这种情况仍使得部分只能参考中文资料的当代左翼学习苏联史既困难又容易被带偏，也激励着我们肩负起总结这份革命遗产的历史义务。本文正是试图通过梳理西方苏联史的历史脉络，以便于大家获取相对前沿的资料，通过批判性的阅读总结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应当说，在二战前西方关于苏联的史学研究存在着这样一个“史前时期”，用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研究的文化方法有一个史前史，他可以回溯到像伦纳·费罗伯-米勒1928年撰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外貌》那样的早期研究。但是这种方法在后来对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占上风后消失了”，该时期的研究依赖于各种“当事者”单方面的回忆和论述，西方资产阶级驯养的反动知识分子绞尽脑汁的从那些极具偏向性、史学价值近乎于神话的回忆中“汲取营养”，竭尽可能的抹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例如伊雷马什维利1932年在德国出版的《斯大林和格鲁吉亚的悲剧》，倚仗自己曾是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神学校同学的身份，这位前孟什维克现亲纳粹分子，毫无依据的抨击斯大林所谓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统治欲，顽固任性和难以接近。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著名的政治叛徒托洛茨基在其中居于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跳梁小丑的角色，在其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撰写了三卷《俄国革命史》、《我的生平》、《斯大林伪造学派》和《斯大林评传》等极对全世界反动者胃口的“亲历者著作”（据说在1930年，希特勒欣喜若狂的一边惊呼“妙极了”，一边向身边的党羽挥舞托洛茨基的那本《我的生平》，感慨说“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你们也能学到！”），对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极尽攻击和抹黑，甚至说斯大林还不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其称之为“金托”（格鲁吉亚语中意为无赖）。

　　沃尔科格诺夫读后承认：“打开托洛茨基的书，一个可怕的亚洲式暴君跃然纸上：阴险残忍、狂热、愚昧、睚眦必报。对此，托洛茨基这个流亡者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很显然，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公正的回忆者，更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然而遗憾的是，就因为他先前在布尔什维克中的地位高，看似有说服力，并且愿意甚至狂热的对苏维埃政权肆意攻击，其的相关著作成为了这个苏联史研究荒蛮的“史前时期”诸多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无耻的托派分子苏瓦林在1935年巴黎出版的《斯大林传》，甚至从斯大林的血统入手搞起了“黄祸论”，试图论证斯大林领导苏联是亚细亚暴君对欧洲人的统治，必须加以反对。

　　而其中最大的典型莫过于贝特兰·沃尔夫（Bertram D. Wolfe）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即《制造革命的三个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传记史》，在这本书中，沃尔夫对列宁和斯大林加以否定和攻击，而对托洛茨基加以肯定（可见被资产阶级饲养的反动知识分子是多么感谢这位无私叛卖抹黑苏维埃政权的“同仁义士”呵！），美国学者格尔森称赞这本书出版后“立刻被承认为历史学的杰作，是第一批撕去苏联迷信学的画皮，还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以真面目的著作之一”，法国学者毕珊科甚至称赞它自出版以来“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总结性的说，这一时期西方苏联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偏向于用虚无飘渺的权力欲来解释斯大林或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政治人物的政治轨迹，甚至于为了质疑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将十月革命简单解释为统治欲旺盛的个别阴谋家为获取权力操纵下的结果。但如罗伯特所说，“这种方法在后来对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占上风后消失了”，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形势的不断发展，更规范体系化反共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越来越普遍地被西方政界、学界用于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快速下沉到民间。而在这一术语遭到滥用的同时，对其话语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构建也发展了起来，并奠定了此后二十年西方苏联史研究的基调。

　　1951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首次在详实的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斯大林的”苏联如何是一个可以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的极权主义政权。此后，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于1956年构建了“极权主义综合征”的模型，认为其包含了官方意识形态、单一的“独裁者”政党、“恐怖的警察控制体系”、对大众传播手段和武装部队的垄断、对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六个方面，而整个社会因此表现得如“原子化的海洋一般”。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苏联学中，以美国为中心、综合了区域国别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极权学派”日趋形成。在阿伦特开展对“极权主义”理论构建的两年后，哈佛大学教授梅恩·芬索德（Merle Fainsod）的著作《俄国是如何被统治的》（How Russia is Ruled）系统地描绘了一幅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党、国家和法律的强制机构和各种社会组织，对整个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独裁统治的图景。这一获得1953年伍德罗·威尔逊奖的著作很快得到了大量的印刷，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后续整个“极权学派”的叙事。

　　他的同事，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紧随其后，于次年完成了代表作《苏联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的写作，在其中着重强调了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帝国专制文化传统的继承，并宣称苏联是一个通过俄罗斯人的武力征服建立、以极权主义方式维系的压迫性帝国。相对的，在美国空军资助下完成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HPSS）的两大成果——《苏联制度是如何运作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和《苏联公民》（The Soviet Citizens）则分别从上层政治和基层社会两个层面着重突出苏联作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如何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形成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也是在此期间，芬索德基于美国于二战中取得的斯摩棱斯克州档案进一步构建了苏联“极权主义”基层统治的权力结构。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麦隆·拉什（Myron Rush）、马丁·玛利亚（Martin Maria）、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等学者不断涌现。他们往往都以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为核心，从高层政治斗争、政权机构、民族政策等角度出发，强调苏联政权对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突出恐怖和宣传在其中的作用，并构建了一整套“克里姆林宫学”的解释框架。

　　在这套叙事中，自列宁时代以来的苏联政权都通过“灌输”官方意识形态以控制社会，并在动员党员的基础上，通过警察胁迫和恐怖来强化其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更是被认为通过推行一整套的通盘计划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顶点。而苏联社会则被归结为一个受极权主义政权的有力行动塑造和操纵的被动客体。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理所当然地不被视为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

　　这里我们不得不强调，作为在冷战中于美国政府推动下形成的产物，“极权学派”从方法论上便已经被打上了深刻的冷战烙印。其支持者往往不加分辨地采信苏联移民甚至政治叛逃者的口述，并甚至以此为豪。而他们所主要依赖的哈佛移民访谈项目的采访者在特定语境下采取的引导式提问和选择性摘录，便已经造成了生成文本的严重失真性。这些问题在部分“极权学派”学者史学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大一一例如，在派普斯（此人同时也是CIA的讲师，专门负责冷战文化宣传），历史学的艺术在于“根据自己的标准”选取事实，从而编制出能使人信服的同时“在美学上令人满意”的叙述。

　　正因为如此，在“极权学派”大当其道的年代，已经有一些亲左翼和非左翼学者向起发起挑战，尽管他们往往其实并不真的认同马列主义。甚至早在“极权学派”出现之前，前托派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便于1949年在其《斯大林传》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即便建立了“极权国家”的机器，但仍与列宁时期一样“驱逐了野蛮”，并且仍鼓励年轻人热爱与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经典文化、以人与人的根本平等启迪民众，这一观点坚持在此书1965年的第二版中得到了延续。而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则在其撰写的《苏俄史》第三部《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动。除此之外，当时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的亲左翼学者莫什·勒温（Moshe Lewin）在反对列宁与斯大林间存在延续性的同时，也强调强制集体化是粮食收购危机所导致的“毫无准备”的政策，而非任何既定的政策。

　　与此同时，“极权学派”内部少部分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也事实上隐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中基于档案展现的丰富个人生活及地方主义与其关于“极权主义”权力控制之间的矛盾便被后来的“修正学派”充分利用。而《苏联公民》一书更是进一步地指出，苏联并非是一个完全压制个人积极性、完全控制话语权或将个人“原子化”的社会，而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调整框架”。这本身便预示了，在难以获取高层政治档案和史学界方法论革新的背景下，史学研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普遍利用必然对主宰50-60年代苏联史学界的“极权学派”叙事产生冲击。

　　而其的“助产妇”是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深深地陷入了越战泥潭，而西方多国的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由此，西方社会中的冷战道德共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入了左翼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60年代后期，以威斯康辛大学为中心，美国学界逐渐形成了冷战史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重视经济因素的他们强调美国在冷战爆发中的责任，并相应地为二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的辩护。然而，采取政治学手段、聚焦于国际关系的冷战史“修正学派”在论及苏联内政时，仍延续了苏联史“极权学派”的叙事。

　　但也正是受到冷战史“修正学派”的启发，苏联史学界的“修正主义转向”于70年代初开始缓步启动。随着60年代美苏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及两国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美国的教授和研究生得以在苏联逗留相对较长的时间。由此，他们能够和普通的苏联公民和社会环境产生更多的直接接触，这无疑进一步催生了他们中许多人对“极权学派”叙事的怀疑。

　　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的亲左翼学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便是“修正主义转向”的最初推动者。从60年代末开始，他便超越了争辩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前辈们的步伐，着手探索苏联学的“替代性方案”一一不仅仅是对“极权学派”叙事的替代性解释，而且也是寻求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发展的可能。他从意识形态入手，首先于1970年论述了布哈林和列宁理论中的“反国家主义”本质，接着又试图通过布哈林传记《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论证，作为列宁继承者的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的继续本可以成为比斯大林的强制政策更为民主、温和的替代方案。很快，他的导师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也加入了他的队伍，而勒温也在大西洋彼岸的伯明翰大学响应他的号召。

　　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这部分“修正学派先驱”学者的所谓左翼背景是相对可疑的一一他们的研究往往根植于当前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用后来戈尔巴乔夫的话说便是“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因而主要倾向于反对“极权学派”对1929年前苏联历史的叙事，表现“原始布尔什维克”的民主色彩，并否认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系一一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苏联“民主社会主义”派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著作《让历史来审判》（Let History Judge）的深刻影响。在论及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变革时，他们将其阐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源于多伊彻的此般论述在部分肯定斯大林时期政治变革的合理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如“极权学派”一般强调以斯大林为首的极少数人在改造苏联社会时存在预定的通盘计划，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极权主义”性质。

　　就在“修正学派”之风刚刚吹起，起源于法国的社会史研究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这两大西方苏联史研究的中心开始繁荣发展，由此推动了史学研究议题、方法和智识风格的转变，并促成了对量化研究、社会结构和“自下而上”方法的强调。而苏联史的“修正主义”转向也顺应了这一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籍学者希拉·菲兹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很快脱颖而出。

　　菲兹帕特里克本科毕业于墨尔本大学，随后在牛津接受了进一步的深造，并在此期间于1966年前往莫斯科访学。她的非左翼立场使得她并没有受到现实关怀的束缚，因而能够对高层政治之外的问题展开细致的考察。1972年，她接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年讲师合同，并就此开启了她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在科恩的邀请下，她参与了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AASS）的全国大会，但她对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延续性的坚持，和对延续新经济政策的宽松文化政策的现实性的怀疑，最终使得会议不欢而散。

　　而在两年后的于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斯大林主义”研讨会上，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她和科恩等人观点的尖锐对立：在她看来，基层党员、青年工人和部分专家的呼吁和支持，对20年代末苏联变革的发生同样有重要推动作用。没有下层民众的支持，斯大林孤掌难鸣。这一“自下而上”的观点在随后不久的《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32》(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32)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她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强制集体化是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这一斗争是地方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基层热情的产物。最高领导层“只需释放他们”，他们便会积极铲除旧资产阶级专家和官僚等“眼中钉”。

　　此后，菲兹帕特里克在《苏联的教育与社会流动》（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一书中，她进一步利用了社会史方法，向学术界展现了一幅在他们看来难以置信的图景：20年代后期的布尔什维克通过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源于工人、积极支持当局的新干部，并因此在民众中得到了持久的声誉，而这些新干部也在大清洗中取代了旧官僚的地位。就这样，尽管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学者们经历了几十年才真正部分的相信，颠倒的历史开始部分的颠倒回去。

　　紧随着菲兹帕特里克的步伐，一大批社会史学家对集体化、大清洗等关键问题展开了细致的探讨，“极权主义”模式和“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命题的挑战。基于苏联地方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书信等原始材料，彼得·所罗门（Peter H. Solomon）、林恩·维奥拉（Lynne Viola）指出，苏联当局在强制集体化期间对农村的地方控制相当有限，而许多激进措施往往来自基层官员。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来自社会上的不满、压力、支持或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了最高领导层的行动。例如，维拉·邓纳姆（Vera Dunham）认为，苏联的新精英阶层和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大交易”，而这对“斯大林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塑造起到了重大作用；阿尔奇·盖蒂（Arch Getty）则强调，官僚机构的内部紧张状态和劳动者对经理、厂长的不满是大清洗的重要诱因。因此，强制集体化、大清洗都很难说是事先计划好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更有甚者，加布尔·里特波恩（Gabor Rittersporn）提出，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专横和腐败不满才是大清洗的决定性推动因素一一这直接地将对斯大林时期变革的性质解释颠倒成了“自下而上的革命”。总之，他们普遍强调下层对苏联政治变革的推动作用，并认为斯大林政权的行动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尽管科恩等先驱此时快速趋于保守，强烈批判他们的观点，但在方法论上也开始向其趋近，很多人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社会史方法。与此同时，在英国，一批以经济史方法对苏联史进行替代性解释的专业学者涌现了出来。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eorge Wheatcroft）通过人口学方法对强制集体化和大饥荒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做出了远低于“极权学派”的估计，而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则对二战前后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做出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其中存在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并且系统性的驳斥了所谓苏联取得二战胜利完全依靠租借法案的谬论。

　　英国学界的风气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受老一代的经济史学者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W. Davies）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缺乏甚至逊色于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史“修正学派”。相比他们的美国同行，除了对于数据的精良计算外，他们更关注特定的社会群体扮演的角色。例如，剑桥大学教授约翰·巴伯（John Barber）就对“大转折的年代”的苏联历史学家展开了聚焦，揭示了其内部从1928年起业已存在斗争，而斯大林只是后来才介入其中；尼古拉斯·兰伯特（Nicolas Lampart）则考察了苏联经理和技术专家成分、思想上的流变。

　　自然，新生的“修正学派”对苏联史旧“极权主义”解释的挑战，必然受到“极权学派”学者的大肆抨击。在冷战的环境下，他们很难不受到政治上的严厉指控。对菲兹帕特里克、盖蒂等学者来说，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早已是家常便饭。对“极权学派”观点的反对常常会被歪曲为对“反人类政权”的“洗白”。在接受《新共和国》采访时，“极权学派”在80年代的领军人物康奎斯特将菲兹帕特里克的丈夫杰瑞·霍夫（Jerry Hough）和惠特克罗夫特斥为“斯大林的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宣称纳粹没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英国作家）”。“修正学派”作品的发表当然也为审查制度所影响。例如，受政治因素影响，菲兹帕特里克在70年代末根据电话簿估计清洗人数的论文在15年后的1993年才得以出版。不仅如此，由于自己的澳大利亚国籍，她还一度担心自己遭到美国移民规划局的驱逐。

　　而罗伯特·瑟斯顿（Robert Thurston）甚至因为猛烈的政治攻击而被迫离开了苏联史研究领域一一这里我们不妨详细谈谈这个事件，瑟斯顿利用新近获得的档案资料，主张对20世纪30年代进行彻底反思：强调斯大林对恐怖并无计划，只是对事件做出了临时反应；恐怖并不是一种大规模现象，大多数人并不害怕；大多数普通苏联人热爱斯大林，因为他们从斯大林的统治中受益；伟大卫国战争中的群众英雄主义证明了这一切。他对于学术变革是如此的热情，以至于忘掉了一个修正学派必须掌握的“要诀”一一讨论苏联时，一句好话得跟三句坏话。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干脆直接让康奎斯特出面，诊断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案例，他自信的总结说这是一个“接受篡改、否定既定证据并曲解较新材料的思想流派”。来自极权学派的“战马”践踏如果说是意料之中，那么真正让瑟斯顿失望的是修正学派的战友们也对他的著作保持了沉默，唯一站出来为瑟斯顿的著作辩护的是菲茨帕特里克。但她也明确表示，她这样做仅是出于原则（学术探究自由和学术言论自由），这一次，修正学派和极权学派从根本上不同意该书的叙事一一近乎直白的为苏维埃政权、为共产主义辩护。

　　此后，瑟斯顿远离了苏联史研究，先是写了一本关于猎巫的著作，然后又写了一本关于私刑和暴民谋杀的著作，现在正在一边喝咖啡一边研究咖啡。这个故事和修正学派的著作（例如盖蒂在其的著作中不断强调“东正教传统概念”加以历史解释）一起向我们反映，修正学派的本质仍然是史料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学者（包括后文将会提及的“后修正学派”），尽管相较于极权学派具有进步性和可取之处，但实质仍非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史观。对于当代左翼而言，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性的阅读从中汲取有用的史料，但显然，它只能作为阶梯、远非终点。

　　即便如此，对于西方苏联史学界而言，到了冷战后期，“修正学派”还是在80年代中期成功占据了西方苏联史研究的领导地位。社会史在俄国近现代史中终于如其他领域一般成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苏联史也摆脱了苏联学的附庸地位，成为各大高校历史系的热门项目。“极权学派”学者的研究生也时常“叛变”加入“修正学派”。不仅如此，美国的各主要苏联史研究学会也近乎被“修正学派”所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内部的审查压力自然迎刃而解。至此，西方苏联史学界的“修正主义”转向实现了重大的阶段性完成，但还远没有迎来终点。

　　具有讽刺性的是，真正让旧极权学派退出西方学界历史舞台的，恰恰是苏联解体，大量的档案文件开始迅速公开，事实证明，修正学派的研究往往更接近实际情况，例如在此之前，惠特克洛夫特就一直反对苏联30年代初的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谬论，并乐此不疲地用越来越多的档案数据来抨击宣扬此类观点的康奎斯特等人（康奎斯特的成名作就是《悲伤的收获》这一抨击苏联种族灭绝的著作），随着档案文件的公开，曾经不可一世的康奎斯特开始不断败退，先是在马克·陶格（Mark Tauger）的交流中，他承认了粮食全面短缺的事实。并随着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最终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一一在2003年，康斯奎斯特开始与惠特罗夫特联系，坚持声称他从不相信饥荒是蓄意的。令人遗憾，这位曾经高傲的极权学派悍将被迫战胜了自己。

　　只有部分极权学派为了避免“晚节不保”，强撑姿态心虚的单方面不断精神胜利，例如派普斯以胜利者般的口吻宣布，苏联解体恰恰证明了“修正学派”关于苏联政权的稳定性、社会支持等论断不攻自破云云，但显然，随着一场场辩论的“盖棺定论”，旧极权学派在学界的全面退潮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尽管凭借刻板印象他们在学界和民间仍然保持着相对浑厚的持续影响，却永远也无法重现曾经支配整个苏联史学界“遮天蔽日”的“盛景”了。

　　比起“极权学派”的老调新弹，是新崛起的“后修正学派”（the Post-Revisionist School）对“修正学派”的主导地位造成了真正的冲击。这一产生于1990年的学派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看来，权力既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听过话语、实践和制度传播，在个人内部和个人之间形成，它无处不在，并且同时具有生产性和强制性。而在“后修正学派”的早期著作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磁山》（Magnetic Mountain）。在书中，科特金通过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30年代变迁的详细考察，揭示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在民众中间自发再生产的过程，并由此提出“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是一种国家计划和下层即兴创作结合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

　　“后修正学派”对话语和主体活动的聚焦同与“修正学派”对社会和群体行为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实际上也是史学界文化转向的深刻反映。他们批判“修正学派”对意识形态的忽视，但与“极权学派”不同，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构建，而非单纯地由统治者强加于人。然而，他们之间从未出现过“极权学派”与“修正学派”间曾发生的尖锐对立。除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外，这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修正学派”实际上以全新的视角阐明了“修正学派”所试图展现的社会下层对苏联政权的认同，所以“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曾经“极权学派”和“修正学派”那样泾渭分明的界限。

　　不过，“后修正学派”的兴起仍然促使“修正学派”的前辈们不断自我调整和革新，而后冷战时代的环境和档案馆开放带来的大量史料刚好给了他们极佳的契机。许多人开始关注情感、认同、饮食、性和性别等文化史的新旧范畴，而菲兹帕特里克又一次地走在了前列。她从1993年便开始关注社会认同的形成，而她接下来的著作《斯大林的农民》(Stalin’s Peasants)《日常斯大林主义》（Everyday Stalinism）分别以农村和城市为中心，考察了苏联阶级身份的建构性和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塑造。

　　与“后修正学派”的后辈们对主体性和个人意识形态塑造的关注不同，她主要探讨的是身份概念和个人对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利用。与此同时，在作为冷战对立面的苏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修正学派”学者不再需要担心受到“亲苏”的指控，因而得以放开手脚，阐述和论证更具颠覆性的观点。例如盖蒂就在其撰写的尼古拉·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Ежов）传记中提出，恐怖的缔造者叶若夫既非如“极权学派”所宣传的那样是斯大林的无情刽子手，也非部分热衷阴谋论的学者所力图塑造的那样，是对斯大林阳奉阴违的奸佞权臣，而是一个坚定却又独立的布尔什维克，一个革命以来契卡原则的虔信者。

　　除此之外，冷战的结束也使得东西方学者进一步合作的展开成为了可能（尤其是与俄罗斯学界）。从1992年起，盖蒂、里特波恩等人便和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泽姆斯科夫（Виктор Земсков）、欧列格·纳乌莫夫（Олег В. Наумов）在计量史学、社会史等领域展开了多次合作，总的来说，在后冷战时代，西方苏联史学界的“修正学派”转向受政治环境改变、新史料的大量开放和史学范式的新转向影响，彻底终结了极权学派在学界的统治，并且修正学派利用了新的窗口，顺应了史学文化转向的趋势，并以与“后修正学派”不尽相同的方式进一步地推进苏联史研究的发展。“后修正学派”转向并非简单地取代了“修正学派”转向，反而推动了后者全新面向的出现，两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西方苏联史的议程发展。

　　最后，对于西方学界而言，作为探究自身学术源流的重要命题，西方学界对“修正主义”转向和“修正学派”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阿伯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作为最早对其展开学术史阐述的学者之一，强调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修正学派”产生的影响。“修正学派”泰斗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自己经历的基础上，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诠释了“修正学派”产生并逐渐取代“极权学派”地位的原因，而受她培养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也通过对她学术生涯的聚焦，表现了“修正学派”的演变及菲兹帕特里克扮演的角色。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将“修正学派”的议题同法国大革命和纳粹德国研究的相关议题展开了比较，并就其方法论提出了批判。马克·艾德勒（Mark Edele）则在全景式展现冷战时代西方学界对“斯大林主义”问题论战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修正学派”内部争鸣和产生脉络更为复杂的一面。

　　相比之下，我国自80年代以来的苏联史研究则表现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时至今日，不仅大量的基本资料没有得到翻译和研究，很多国外学界老生常谈的领域至今仍未有人涉足，其主要关注的范围很小，仍然局限于政治史和外交史一一这种差异很难说是偶然，尽管因为苏联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其发展期出现了重合，依照苏联史研究的惯性使得其可以对许多过去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议题展开进一步探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探究仍然是有限且被诸如郑、沈之流的顽固守旧的学阀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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