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的”多元论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回信》
唯生产力论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忘了人的社会性，他们把生产力从一个有机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剥离出来，却无视了具体的生产关系。很明显，唯生产力论将生产力视作一种客体，一种要素，那么如何解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呢？因此，生产力绝不是对生产方式的所有构成因素的罗列，而是要将生产力视作一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优先于社会实存，生产会自己划分它的环节，在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被生产出来。
那么，历史制度变迁不能完全从生产力的变化中推演出来，那么难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格式塔结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历史决定论同样也在预设历史的目的。如果社会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替进步，那么革命是否只是时机成熟时的按部就班？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为什么一战后许多欧洲国家都试图进行革命，但最终只在俄国获得了成功？
“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待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而当马克思主义者摆脱了还原论的思想禁锢后，他们也只能以滑向多元论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危险。矛盾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这总会表现为一种矛盾的过度决定，或者不足以决定的形式。经济因素绝非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会无视其他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因素。但是，承认其他因素具有与生产力类似的首要性，其结果将有滑向韦伯式理论的危险，即承认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历史变迁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把社会看作多重交叠和交错的权力网络，这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即在社会中最终什么是‘第一性的’或‘决定性的’。对社会、它们的结构和它们的历史作总体说明，最好依据这四者的相互关系，即我所谓的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关系。”——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无限多样的局部因素”总起来导致某一特定历史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各种原因在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选择强调哪一种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目标。这种多元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非一种历史科学，我们在毛那里看到他对多种矛盾的强调，也是为了其政治战略所服务的战术：革命的源头不能直接地从一个经济事实或者某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结构、矛盾中去找，而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伪装、转移、转化，我们最终找到主要矛盾。而这种战术本身“去政治化”上升到了战略层面，便会腐化为小布尔乔亚的实用主义哲学或者是无政府主义：通过普遍的“去中心化”，让小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占据了“普遍性”。问题就在于，此时中心化是不可能的，那“去中心化”又是如何谈起的呢？
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必须重新回到生产力概念。
作为目的论的生产方式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中，巴里巴尔区分了两重关系——所有权关系、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资本家占有剩余劳动，这是所有权关系；而“当他（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这是人对自然的占有的“劳动过程”，此时没有资本家出现，只有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只有在这种关系中，生产力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生产力是一种生产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一方面通过所有权关系相互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人对自然的占有中联系起来，即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协作和分工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必须在所有权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
“生产关系内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强调劳动关系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劳动关系作为中介的地位，不然这与我们之前提到的“货币形式与内容”、“国家形式与内容”等结构功能主义同路了，而没有看到在劳动关系中也有可能包含着反映特定所有关系即特定社会权力的内容，从而得出“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般（即劳动关系） 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要继续保存和发展下去，不过要在另一种所有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结论。
同样，某些所有关系也可以像劳动关系那样表现生产力，或者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功能。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自然的解放一定同时呈现为知识的解放，客体性永远是被建构的。社会本身是人类实践的场域，社会实践如何，人类社会便被建构为如何的形象。而实践/劳动作为经济领域的最后的、无法再予分割的要素，乃是基于目的论设定。“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更高明”，因为建筑师的劳动过程已经在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根据意识而产生的目的论设定在本体论上必须先于物质的实现，同时目的论设定只有通过现实化才能成为真正的目的论活动。
分工所引起的间接的、往往拥有极其复杂的中介环节的实践设定，同样具有目的论因果特征，只不过这一目的论设定不再指向自然对象而指向他人，即对直接劳动者的指挥与监督。这种目的论活动的动因，也就归功于对剩余的占有，只有某种被垄断的合法化的暴力即国家才能确保并扩大对剩余的占有。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那么，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促成两种目的论活动的制度条件，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
社会存在的不可逆性
“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优先性，生产力的每个阶段必须在现存生产关系留给它的空间内发挥出其全部的潜能，直到产生矛盾/不适合，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新的内容，在这里，生产关系起到的是限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作用。但是，这种将生产关系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与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反作用等同起来，实际上就默认了生产关系只有一种功能，即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这样一来，那些割裂了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榨取型关系”就可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通过纯粹的剥削实现剩余的增长。
我们可以从齐泽克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中看到：根据/“形式的基础”，即直接的对“真实本质”的指涉，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在同义反复。而“真实的基础”，则是对这个形式的基础增加一种空洞的、幻想的实证内容。“完整的基础”则是对两者的统一，但“完整的基础”这个提法并未提供新的东西，而只是在真实的基础与被奠基之物的关系中理解基础。
“简言之，我们只能通过在基础和被奠基之物的关系的整个网络的细致分析中回到‘为什么是此环节而非彼环节’的问题，它解释了为什么是恰恰是网络中的这一要素承担了基础作用。所达到的走向下一步的步骤就是基础的最终模式，完整的基础。”——齐泽克《延迟的否定》
因此，具体的偶然性反过来使得必然性被回溯建构起来，经济基础得以成为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例如，亚当·斯密将商品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从“事后”进行思考的——在商品顺利地与其他商品实现了交换之后的事情。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等的人类劳动的物化，而是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即齐泽克所说的“拜物教即社会现实”。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上来就是：一元决定论只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事后”的总结和概括，即“事后的超定辩证法”。
在苏联，虽然革命后彻底改变了旧的剩余占有关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关系，使之全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达到的水平。列宁承认十月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布尔什维克要做的是通过政治革命为先导，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但很明显苏联并没有做到，最后迎来了苏联体制的最终失败。因此，导致某一系统最初发生变化的原因，并不必然等于这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只有后一种原因才会带来系统的“不可逆转性”。而保证社会存在的不可逆转性/历史性的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整体的、不可逆转的变迁要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在卢卡奇那里还包括必要劳动的永恒递减与社会存在的自然限制永恒退却。
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变迁要满足这一目标——使相对剩余劳动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而这受生产力的影响。换句话说，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阶级斗争、国家间的战争等因素），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即完成它自己的再生产，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并以此带来相对剩余劳动的提高（提高工人的利益）。
对于唯生产力论者来说，他们将生产力视为一种客体，一种效率指标，因此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绝对剩余生产的提高而不是相对剩余生产的提高，这实际上是诉诸残酷剥削手段的榨取型生产关系，而其生产的提高也与生产力发展全然无关，还容易引发和加剧阶级冲突，从而为制度危机铺就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方式的变革要以生产力的提高为目标，或者说，真正地让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
参考：
马克思《资本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延迟的否定》
齐泽克《视差之见》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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