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以“怎么办？”的提问，对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和修正主义派争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辨析，指出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及其关系问题、建立革命家的组织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在思考和解决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及其关系的问题中，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断，批判了自发论在工人运动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强调工人阶级需要的是革命的运动；革命的理论是工人运动中的批判力量，它能防止工人运动滑入机会主义的陷阱，引导工人运动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思考和解决建立革命家组织的问题中，列宁分别从思想、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革命家组织的品格以及它所承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思想使命和新文化培育的使命。列宁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并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昭示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我们今天思考世界历史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文化观 第二国际 《怎么办？》 自发论 自觉论
《怎么办？》是列宁生平中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对于这部著作，国内学术界一直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建设的角度来评价，而没有将其放在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批判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语境之中，从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去分析列宁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评价列宁的这部著作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值列宁逝世100周年之际，重读这部著作，就是将其置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派批判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语境之中，提炼这个时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构建问题，探讨列宁是如何在研究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中阐发他的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以此昭示这部著作的时代价值及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一、“怎么办？”：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列宁写作《怎么办？》一书的时间是1901年秋至1902年2月。这正是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伯恩施坦派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进行激烈论战的时期，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列宁写作《怎么办？》就是为了挽救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但是，列宁没有就俄国问题谈俄国问题，而是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置于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这一时期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怎么办？》一书的序言中，列宁写道：“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原本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在这段话中，列宁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都是有关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如何“行”的问题。在列宁看来，这个问题虽然是从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但它绝不是俄国工人运动独有的现象，而是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中提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俄国工人运动的典型性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鲜明和具体，因此，人们要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如何“行”的问题，就必须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思考俄国的问题。
列宁对俄国问题普遍性的研究，是围绕着揭露俄国经济主义具有国际机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展开的。列宁之所以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两点认识：其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研究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课题不是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从现实的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人们要了解这些新课题，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成就，就必须揭露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本质及其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危害；其二，俄国的经济主义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但这种思潮不是俄国独有的，而是第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米勒兰机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变种，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性的现象，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消除经济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就需要从俄国经济主义的思想源头讲起，即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实质讲起。正是基于这两种认识，列宁把揭露俄国经济主义的国际机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作为研究“怎么办？”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列宁强调，他在广义上使用“经济主义”一词，旨在揭露俄国经济主义具有国际机会主义的一般性质和特征。据此，在《怎么办？》的第一章中，列宁以“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为题，论述了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派之间的对立，指出了俄国的经济主义不外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米勒兰机会主义的追随者。在论述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派之间的对立时，列宁指出：“现代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在这段话中，列宁在“现代国际”一词下加了一大段注释：“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这段注释表明，列宁这里所说的“现代国际”，不是指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而是指第二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是指第二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派之间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根本对立，并且这种对立不是局部的和部分的，而是整体的、国际性的，它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两大思想体系的对立；列宁强调米勒兰把伯恩施坦讲出来的东西“作出样子了”，旨在强调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新特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列宁看来，由伯恩施坦讲出来的东西和由米勒兰做出来的东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要求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走一条“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由于伯恩施坦和米勒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对工人运动所带来的危害程度又有很大的不同：伯恩施坦采取了讲出来的形式，是以理论的形式表达修正主义的政治欲望，是理论的伯恩施坦主义，它的危害性主要是在理论上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因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驳斥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讲清楚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米勒兰采取了做出来的形式，是以实际运动的形式去实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政治欲望，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它的危害性主要是向工人运动灌输资产阶级文化，腐蚀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因此，要消除米勒兰的机会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就需要在“行”的层面上阐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策略，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引导工人运动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而，列宁分析了俄国经济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指出俄国的经济主义大讲“批评自由”，并以此来批评所谓的“教条主义”，实质上是在理论上追随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主张，在实践上奉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典型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派别。正是在这层意思上，列宁强调他所用的“经济主义”这个概念是广义的。
列宁对俄国问题特殊性的研究，是通过对比德国的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展开的。在列宁看来，自米勒兰入阁事件之后，机会主义虽然已经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但是，由于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现状不同，各国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亦不相同，由此决定，各国社会民主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必然不同，这其中，德国和俄国的情况尤其具有典型性。因此，人们要研究当前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就需要结合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历史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对比分析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和所研究的问题。列宁认为，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点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是坚持现有的东西，还是改变现有的东西这个问题上，两者却持相反的态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反对现有的东西，要求改变。列宁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这两种相反的态度恰恰是由这两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工人运动的现状所决定的。就德国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策略，伯恩施坦提出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现有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把议会道路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坚持“现有的东西”，坚决地否定伯恩施坦有关议会道路的主张和观点，与此相应地，在理论上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讨论议会斗争的限度、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与之不同，在俄国，现有的东西恰恰是机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工人运动中盛行，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人员十分庞杂，其中“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这就造成了理论混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要求坚持“现有的东西”，其实质是要求人们崇拜自发性，满足于俄国的现状，相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工人运动流行的“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他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这种要求反映在理论上，就是把创造完整的革命理论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列宁认为，创造完整的革命理论虽然是在俄国革命中提出来的，但它不是俄国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问题。这是由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性和先进性所决定的。列宁并不否认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遇到过巨大的考验，具有典型性和先进性，但是他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巨大的考验不过是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因而它的典型性和先进性只是相对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相比之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遇到的考验比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遇到的考验要严酷得多，因为它所面对的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反对势力，这就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比之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具有典型性和先进性。列宁充分地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特点，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历史地位所决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理论问题也必然是这个时代世界革命的普遍性和前沿性的问题。这表明，列宁研究俄国问题的特殊性的落脚点不是俄国革命的个别问题，而是世界革命的一般问题。
透过列宁对俄国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意义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提出和研究俄国问题，他把创造完整的革命理论这个问题具体化为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运动及其关系的问题、建立革命家的组织问题，是为了解决如何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社会主义现实，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这里，列宁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即科学社会主义“行”的问题。列宁写作《怎么办？》一书，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新课题的探索。
二、完整的革命理论的创立与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自发论和自觉论，是第二国际内部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所持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自发论是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派所持的观点，这种观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力图使工人运动停留在经济斗争的水平上，本质上是一种工联主义的观点，代表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自觉论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坚决反对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领域，主张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观点，代表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把创造社会主义文化观、增强社会民主党自觉性的问题提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分析了自发论在俄国的表现形式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缺陷，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论断不仅表达了列宁对自觉论的肯定和对自发论的否定，而且表达了列宁对如何确立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和培育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的思考。
列宁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论断的根据，是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列宁在《怎么办？》中“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一节的开篇写道：“我们说，必须用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列宁在这段话中所说的“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指的是俄国早期的民粹主义者的精神。俄国早期的民粹主义者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他们的革命信念不是从当时尚不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运动的俄国本土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刚刚传入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获得的。由于缺乏俄国本土的工人运动基础，所以这些革命者只能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谋刺沙皇行动的成功上。列宁并不赞成早期民粹主义者的这种革命方式，但对这些民粹主义者在谋刺沙皇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决心和毅力是十分赞赏的。所以，列宁拿他们的献身精神来批评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在列宁看来，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思想界远远没有跟上俄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领域，俄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但是在思想领域，既没有革命的理论去指导工人的罢工运动，也没有成熟的革命领导人去领导工人的罢工运动。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思想观念侵蚀了俄国的工人运动，使俄国的工人运动陷入了自发运动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水平低下，认识不清经济主义的本质，不能辨别经济主义的理论错误和策略错误，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工人运动中自发的因素和自觉的因素的相互关系，使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理论危机。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俄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群众觉悟不高和理论修养不足的问题，这就是列宁在这段话中所说的“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的问题。正是基于对俄国工人运动这一状况的清晰认识，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断。但是，列宁提出这一论断又不仅仅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具体问题的解答，还是对第二国际内部的自发论和自觉论争论的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
首先，列宁思考和解答了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工人运动的问题。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工人运动，是自发的工人运动，还是自觉的革命运动？这是自发论和自觉论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主张自发的工人运动。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工人运动的最高目标就是争取自身的生存条件，因此，工人只需通过工会同工厂主和政府进行经济斗争就可以了。从这一观点出发，机会主义者把工人运动等同于工会运动，认为工会运动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以此反对自觉的革命运动。俄国的经济主义者追随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这一观点，也拒绝自觉的革命运动，不过，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混淆自发的工人运动与自觉的革命运动的性质。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不能一概地否定自发的工人运动，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有不同的形式：有的自发的工人运动是没有自觉性的，比如俄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骚乱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有的自发的工人运动是自觉的工人运动，比如俄国19世纪90年代的工人罢工运动。他们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罢工运动是工人自发的，但是工人在这次罢工运动中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有事先的考虑和计划，这表明这一时期工人自发的罢工已经是自觉的工人运动了，也证明工人自身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这个论点实质上是以自觉性可以从自发性中生长出来为由，拒绝自觉的革命运动。为了驳斥俄国经济主义的这一论点，列宁考察了俄国19世纪90年代的罢工运动的历史背景。列宁指出，19世纪的罢工运动之所以有工人自己的要求、有事先的考虑和计划，是因为得到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指导，比如，1896年5月—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之后的罢工运动由于受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这足以证明，工人运动的自觉性并不来自工人运动中自发的因素，而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据此，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列宁以是否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判断标准，区分了自发的工人运动和自觉的工人运动，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而只能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发展”出来。通过这种区分，自发的工人运动的根本缺陷就被揭露出来了，这就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工人在这种运动中注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政治使命和思想使命，与之相反，自觉的工人运动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运动，这种运动的最高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必须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政治斗争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自觉的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实基础；工人阶级，就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来说，需要的不是自发的、工联主义的工会运动，而是自觉的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的革命运动。
其次，列宁思考和解答了自觉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自觉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是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发论者常常以工人运动的完满性来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俄国的经济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1901年9月，俄国的一群经济主义者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火星报》写了一封信，指责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犯了夸大思想家的作用的错误。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火星报》在解决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任务方面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火星报》的主要缺点在于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于运动的方向的影响，这个缺点贯穿在报纸的各栏中，并由此产生它的其他大大小小的缺点。同时，《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知道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工人运动的一定形式并且决定着运动的道路，而思想家们，即使他们受到最出色的理论和纲领的鼓舞，作出一切努力，也不可能使运动脱离这个道路。”在这里，俄国经济主义者已经将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的理由陈述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来自工人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这是工人运动的内在的、主导性的方面，不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多么正确，多么出色，不管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家们有多么优秀，都抵不上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力量，亦无法改变由自发性规划好了的工人运动的方向。概括地说，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是完满的，由此决定，自觉性对工人运动的介入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因而是不必要的。列宁驳斥了俄国经济主义者的这一论点，指出，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是不完满的，由此决定，工人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不是决定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的方面，真正决定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的，是思想的因素，是思想家的力量，因为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力量恰恰能够克服和消除自发性的缺陷。据此，列宁在1901年12月写的《同经济主义拥护者商榷》一文中指出：“写信人的主要错误，和《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着重参看第10期）完全相同。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杂志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机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很明显，在这段话中，列宁不仅指出了经济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待自觉性与工人运动关系问题上的对立，而且指出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经济主义者是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自觉性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力图以物质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来否认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动作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非批判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者是用批判的辩证思维方式来看待自觉性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动作用，是工人运动中的批判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克服和消解物质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缺陷，因而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就是说，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动作用不是工人运动以外的、凌驾于工人运动之上的东西，而是工人运动的内在规定，是决定工人运动的性质、命运和前途的方面。不仅如此，思想的因素、思想家的能动作用还构造了工人运动自发的因素和自觉的因素之间的批判关系。这就是有关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俄国的经济主义者否定自觉性在工人运动中批判的、能动的作用，就在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所以，列宁说：“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杂志）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判家们’和伯恩施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最后，列宁剖析了自发论的认识论根源，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建设的任务。列宁认为，如何看待和评价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的又一大对立。俄国的经济主义者否定工人运动中的思想的因素和思想家的能动作用的意义，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甚至维护落后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不承认俄国工人运动的现实是思想家的自觉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一事实。与之相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清晰地认识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危机来自群众的自发性压倒了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来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主导了俄国的工人运动，具体地说，就是承认俄国工人运动的现实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低，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列宁强调，承认这一事实，就是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列宁概括了俄国经济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特点：其一，“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其二，“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其三，“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常常是在对待“‘新’问题上犹豫不决”“跟在运动后面做尾巴”；其四，“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针对这四个特点，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创造的主要任务，即反对自发性，“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现实的群众运动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哪些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必须研究“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必须研究如何教育群众、培养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性，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灌输给工人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研究“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的任务，需要通过研究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运动来完成，而教育群众、培养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性，把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灌输给工人的任务，需要通过研究革命家的组织问题来实现。因此，列宁在解决了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问题后，又进一步探讨了建立革命家的组织的问题。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革命家的组织
自发论和自觉论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而且表现在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任务的理解上。在这个问题上，自发论者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而自觉论者则要求建立一个自觉的、能够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列宁认为，自觉论者要求建立的这样一个组织，具体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情形，就是要建立革命家的组织。列宁把这个组织的内容概括为“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一概括凝结了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思考。
在思想方面，列宁提出，要建立革命家的组织，首先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指的是自发论的组织观念。列宁把这种组织观念称为“手工业方式”。列宁分析了手工业方式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以经济主义思想为根据，要求建立一个适合于经济斗争的组织形式，它的论点是：“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个论点实质上是把组织任务限制在工人群众自发斗争的范围内，即“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另一种是“革命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现行的组织任务就是“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这种观点看似与机会主义的观点相对立，而在实际上与机会主义的观点一样，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性”。总之，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超出自发论的理论框架，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手工业方式固有的特点：“缺乏修养”“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与自发论的这一组织观念相对立，自觉论的组织观念是建立在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基础上的。政治斗争的特点要求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必须超出经济斗争的框架，而要进行有效斗争又要求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具有独特的品质，由此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并且这个组织的模式不能是一些小组，而必须是“全俄的集中的组织”。这一点，已经在“劳动解放社”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斗争经验中、在俄国罢工运动的失败教训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知道，“劳动解放社”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都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些团体除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还领导过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规模从地方扩展到全国，这些以小组形式为单位的革命团体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了。于是，建立“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就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建立“全俄的集中的组织”是基于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践需要，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组织观念，即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面对的是整体的资产阶级。因此，它的组织必须是能够集合整体的无产阶级的集中组织。这个集中的组织，在俄国是全俄的集中组织，在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集中组织。这一组织观念就是列宁在俄国和在国际上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思想基础。
在政治方面，列宁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组织观念混乱的状态，提出了解决革命家的组织和工人的组织关系的方案。革命家的组织与工人的组织是工人运动中的两种不同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这是执行政治斗争任务的组织；工人的组织是工会，这是工人同厂主和政府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这两种组织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从来就没有混为一谈，所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区分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作为讨论的主题，他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策略问题。但是，俄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俄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受到十分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把革命家的组织概念和工人的组织概念等同起来，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方面的任务与政治方面的任务一样，从革命民主主义滑入了工联主义。这就使区分革命家的组织与工人的组织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思考“如何着手”的前提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首先分析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将革命家的组织和工人的组织等同起来的原因。列宁认为，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区分革命家的组织和工人的组织，是由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个方面是来自沙皇专制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压制。沙皇为了阻止工人运动，禁止任何的工会和任何小组的存在，同时把“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定为一种刑事罪，这样一种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人是提不出建立革命家的组织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流行，使得一些参加政治斗争的人“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所以，这一部分人也提不出建立革命家组织的问题。进而，列宁根据上述情况，分析了俄国的革命家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区别。列宁指出，俄国的革命家组织与工人组织因活动的内容不同而具有三点区别：第一，工人的组织是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职业的组织，它的成员是“行业”工会的会员，而革命家的组织是为政治斗争而建立的组织，它的成员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第二，工人的组织具有群众性的特点，因而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而革命家的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组织；第三，工人的组织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而革命家的组织是“尽可能秘密的组织”。列宁以这三点区别为依据，提出了建立革命家的组织和工人的组织之间的联系，把自觉的革命活动与自发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把非法的斗争与合法的斗争相结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列宁强调：“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证明，列宁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一个能够保证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实施有力领导的方案。
在文化方面，列宁强调报纸对于建立革命家组织的重要作用。在列宁看来，革命家的组织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载体、政治载体，而且还是文化载体。作为文化的载体，革命家的组织需要通过报纸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不仅如此，报纸还能让人们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学习，怎样去获得经验。《火星报》就是这样一种报纸。《火星报》是列宁亲自参加创办的一份政治性报纸，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份报纸把全俄的事业当作唯一的工作。列宁把这份报纸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为四点：第一，“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第二，向参加革命工作的所有人指明这种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级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地减低不可避免的破坏在革命队伍中引起的慌乱；第三，“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也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第四，通过评论和讨论“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组织能够“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同时也会聚集所有的革命力量。这四个方面的作用表明，革命的报纸是革命家的组织的文化，也是革命家用于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引导革命活动不断地从自发性提升到自觉性高度的阵地。它表明，革命家的组织是一个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思想使命和培育新文化使命的载体。这样，列宁就在思考革命家组织的建设中找到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着手处。他坚信，只要有了这样一个革命家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能够走出正在经历的“混乱、瓦解和动摇”的第三个时期，开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四个时期。列宁预言，“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列宁强调，这种“代替”的号召归结起来，就是“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答：结束第三个时期”。
从俄国革命的历史看，列宁所预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四个时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十月革命的时期，列宁对“怎么办？”问题的解决就是这个时期的理论准备阶段，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个理论的伟大实践。这表明，《怎么办？》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就是列宁所阐发的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运动的关系；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发的一整套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是他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这个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要深刻地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就不能不研究列宁对“怎么办”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不能不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不能不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在20世纪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历史变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重读《怎么办？》这部著作获得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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