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理论的核心，但它一经提出就受到孟什维克代表人物马尔托夫等人的误解和抨击。为此，列宁撰写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等一系列重要篇章，通过梳理历史、澄清概念、驳斥托洛茨基的相关批评等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澄明。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理论也不断发展而走向成熟。列宁这一理论具有多重意义：它充分认识到农民的革命作用，因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体理论；它在革命转折期这一特殊时刻所起的澄清误识、坚定方向的作用，彰显出特定的历史意义。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俄国革命并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对中国革命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马尔托夫 俄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研究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理论的核心，但它一经提出就受到孟什维克代表人物马尔托夫等人的误解和抨击。从1905年4月初步提出这一概念，到1909年3—4月发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通过撰写一系列重要篇章捍卫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俄国革命进入曲折期的特殊历史节点上，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是对前一阶段俄国革命的深化、总结，发展了列宁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它同这一时期的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坚定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铺垫。笔者将重点剖析列宁通过对马尔托夫等人错误观点的批判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作出的澄明，并揭示其理论、历史与实践意义。
一、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的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由于沙皇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切矛盾的焦点，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05年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从组织问题转移到革命道路问题上来。虽然两派都认为1905年革命或即将到来的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关于革命主体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二者的认识却截然不同。二者分歧的核心在于：工人阶级是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领导农民一起推动民主革命的胜利，还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后者取得胜利？前者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孟什维克支持后者。托洛茨基后来回顾这一过程时谈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将“转到什么社会力量手里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虽然托洛茨基与这两派的观点皆不同，并受到列宁的批评，但他对两派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分歧的概括言简意赅。
列宁在写于1905年6—7月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观点：“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难发现，列宁并非一概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要与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之所以存在这个区别，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明确。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农民和自由派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科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级对待这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必然要有本质的差别。”而孟什维克却忽视了这种区别，将自由派资产阶级视为事实上的革命主导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普列汉诺夫虽然表面上承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却反对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他在1905年的《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中写道：“事实上，向我们提出责难的同志们同我们一样认为俄国现在所面临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我们劝无产阶级（它注定要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及时地关心使唯一能参加斗争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都参加这个正在进行的斗争。”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尾随在资产阶级之后，失去对革命的主导权。
列宁初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在1905年4月的《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中。他写道：“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让步，而是真正推翻它，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临时革命政府取代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要在真正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另一方面又要能使选举实际上完全自由地进行。试问，社会民主工党可否参加这样的临时革命政府呢？”孟什维克否认这一点，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就意味着要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俄国目前还处在民主革命阶段。列宁认为这是把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混为一谈，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恰恰是要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还有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一道参加临时政府，这无异于推崇资产阶级制度，无异于推崇保存监狱和警察、失业和贫困、私有制和卖淫。”这种观点有一种逾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冲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激进主义，列宁认为，首先要争得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广泛、更方便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社会民主党所应参加的这个临时革命政府，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以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权，因而可以简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在随后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他同时指出了这一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一文本中，列宁不仅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路线，也批评了主张立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观点，即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掌握政权，认为“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手里。……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
但在现实中，上述各派关于革命道路的设想并未实现。1905年1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缓和政治危机，同意召集国家杜马，并赋予其一定权力。但杜马的权力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不同阶层的选举权是不平等的，例如地主拥有高于农民、工人的选票权重。在第一、二届杜马相继被解散的背景下，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理论：“第二届杜马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是我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1905—1907年）不容置辩地证明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动摇性和反革命性，证明我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证明民主派农民群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
因此，进一步明确革命方向和斗争目标就成为迫切需要提上议程的问题。然而，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争取什么？》一文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迷雾，如果不及时澄清，将对俄国革命产生严重干扰。为此，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中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澄明。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澄明
列宁通过梳理历史、澄清概念、驳斥托洛茨基的相关批评等方式，对马尔托夫的观点进行驳斥，从而有效澄明了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理论。
（一）梳理历史
列宁首先梳理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历史缘起。这一概念由布尔什维克于1905年4月提出，但当时并没有被纳入会议决议，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就此与孟什维克发生争论。当时两派分歧的焦点是是否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1905年4—5月，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的党的工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同时召开，分别形成了两派的决议及其在这一点上的分歧。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孟什维克反对加入临时政府，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有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标，而应当始终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而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参加临时政府，但要始终保持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独立性。此外，布尔什维克还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但要肃清其中掺杂的种种反动成分，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彻底实现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两派分别制定了决议草案，其分歧由是否参加临时政府转移到无产阶级的地位这一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要“引导农民前进”，而孟什维克则认为无产阶级要“做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者”。就像列宁总结的：“两个派别自己把分歧归结为这样的对立：是做‘引导’农民‘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领导者’呢，还是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
在革命第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原则上坚持了自身的主张，但孟什维克在策略上则自相矛盾。由于受到1905年10—12月革命经验的影响，它们部分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要想很好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经过这样的途径，即自己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斗争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的要求民主化，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如果再读一读普列汉诺夫写于1905年的《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就会发现，列宁所指出的这种矛盾绝非偶然的。普列汉诺夫既承认无产阶级“注定要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又希望“使唯一能参加斗争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都参加这个正在进行的斗争”。那么，哪个阶级起主导作用呢？另外一重矛盾表现为，孟什维克是反对参加临时政府的，却在决议草案中写道：“在国内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唤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来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个充满矛盾的决议草案只能理解为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孟什维克已经完全乱了套，向布尔什维克交出了阵地”，列宁因此总结道：“现代俄国的胜利的革命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二）澄清概念
马尔托夫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中的“和”字上做文章，认为这个用法与布尔什维克会议决议中的提法相矛盾。列宁指出，这“就是用无谓地抠字眼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1906年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民群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争取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说法均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诚如马尔托夫所说，布尔什维克反对过“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说法，但这绝不意味着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只是因为“依靠”这个词在俄文表达上不是很恰当，“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但从原则上来说，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列宁继而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有三层含义：“（1）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袖作用；（2）承认斗争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下夺取政权；（3）在这些‘帮助者’中间，农民占据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要反对这个观点就应从这三个论点出发，而不应从字面出发发表那些只能徒增混乱的议论。
此外，马尔托夫认为考茨基和列宁都否认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列宁指出这是根本违背事实的，真正搞混问题的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错误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质’即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同革命动力问题混为一谈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等于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他的第二个错误是“把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混为一谈了”。而考茨基区分了这两点，一方面承认俄国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划清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尽管两者都可以归入资产阶级民主派范畴，但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才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和依靠对象。
（三）驳斥托洛茨基的相关批评
马尔托夫与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不一致，但由于托洛茨基从另一个角度反对过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所以马尔托夫借用托洛茨基的相关论点来攻击列宁。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尔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参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争论，即一切非当事人的争论。”列宁见招拆招，拆解了托洛茨基这方面的三个论点。
第一，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有支配影响或者农民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立政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证明，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列宁就此指出：“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决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列宁进一步指出，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曾以各种形式“联合”了上百次。而在托洛茨基看来，似乎只存在政党之间的联合。与之相反，列宁认为阶级之间不仅可以联合，而且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第二，托洛茨基认为，革命阶级专政的“整个问题都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构成政府中稳固的多数”，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表示反对。托洛茨基主张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农民的支持，但必须体现工人阶级在其中的多数地位。马尔托夫援引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论点来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列宁看来，“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工人代表还是农民代表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中占多数，而是二者能否在民主革命的目标导向下联合行动。而且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政权的形式往往是未定型的，不能“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全归结为完成的和定型的现象，而忘记完成的和定型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型的东西”。
第三，列宁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的〈‘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自觉性并不比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在列宁看来，马尔托夫与托洛茨基均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1905年底的革命高潮中，农民的觉悟就有过显著提高。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虽然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忽视了农民的革命作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马尔托夫可以“援引”托洛茨基来批判列宁。
三、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的重大意义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列宁革命思想的重要内核，在驳斥马尔托夫的过程中，列宁对这个概念作了细致的论述和深入的辩护。如果不是马尔托夫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忙于革命的列宁或许不会专门撰写剖析这个概念的作品。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列宁对这一思想的辩护和阐发正值1905—1907年革命第一阶段告一段落的转折点，这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理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别需要总结经验、制定目标，正如列宁在《沿着老路走去！》中所说的：“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本性，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列宁对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错误思潮的批判，起到了澄清误识、坚定方向的作用，这为后来的革命胜利作了理论准备。
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是“尽管还很软弱、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确实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长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符合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设想。同时，列宁还致力于把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体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其革命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在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德国的考察中，他们谈到了工人与农民的联合。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在1870年为《德国农民战争》所作的第二版序言中更是对“小农”作了细致的划分：一种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一种是“佃农”，指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大都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因而就像佃农依附地主那样依附高利贷者”；此外就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农业短工”。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解救前面三类“小农”，而最后一类“农业短工”是城市工业工人“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初步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而列宁则发展了这一理论，工农联盟成为列宁革命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与此同时，囿于实践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工农联盟的论述并不详实，是列宁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并制定了从这一概念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策略，后者在俄国革命中付诸实践，并被检验是正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三，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对中国革命具有启示意义。近代中国与革命前的俄国相似，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中国革命必须发挥农民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如果对照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内涵，那么不难发现两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列宁这一思想的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阶级联合”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相联合又相斗争的方针。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与列宁“阶级联合”应当采取各种形式的论断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总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理论的核心。通过梳理历史、澄清概念、驳斥托洛茨基的相关批评，列宁有力回击了马尔托夫等人的抨击，捍卫、解析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思想，使这一理论更加成熟，成为透视列宁革命思想的重要窗口。它肯定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体理论；它形成和发展于俄国革命进入转折期的关键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运用和检验，而且对于中国的革命道路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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