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玛丽娜·普伦图利斯（Marina Prentoulis）在2021年出版的《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从杰里米·科尔宾到我们能党的教训》一书，试图从拉克劳、墨菲的理论立场出发为左翼民粹主义辩护，将其视为西方左翼未来的发展方向。但Eddie Doveton撰写的这篇书评指出，左翼民粹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当代变种——只不过是以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呈现，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与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一样，它只能屈膝于资本的要求。这一事实在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能党的执政历史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来源：Left Voice网站
翻译：赵丁琪
左翼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现已几乎消亡）和革命左派之间”。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它仍然不过是旧的改良主义策略的化身。因此，左翼民粹主义的历史轨迹和政治实践很可能会导致与过去一百年来改良主义政治相似的失败和灾难。普伦图利斯在书中重点介绍了三个案例研究——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英国的科尔宾运动。每一个案例都旨在从有利的角度展示左翼民粹主义。然而，她的例子实际上是在警告人们，当受左翼民粹主义影响的政党上台执政时，等待工人阶级的将是什么。
对于围绕这三个“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事件，普伦图利斯以观察报告的方式进行写作，给人一种旁观者的感觉。这种文体旨在支持左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所诠释的社会观：即社会是无定形的流动的。这为普伦图利斯的左翼民粹主义解释提供了“政治逻辑”。
什么是左翼民粹主义？
要全面考察民粹主义以及普伦图利斯的导师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穆夫（Chantal Mouffe）的政治理论，需要比本文更多的细节。但一个简短的概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普伦图利斯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理论回应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及动荡。然而，拉克劳并没有过分关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普遍危机。相反，拉克劳关注的是这场危机的政治结果。拉克劳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政治身份被创造出来。随着拉克劳理论的发展，他的社会政治概念逐渐脱离了对危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考虑。拉克劳的进一步讨论完全是在脱离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政治场域中进行的。在此框架下，拉克劳将民粹主义的发展视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对抗性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民粹主义表达了对统治集团霸权统治的“断裂”。民粹主义为对抗发出了声音，而对抗的方向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因此，它可以是进步的（左翼民粹主义），也可以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在《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伦敦：Verso 出版社，2005 年）一书中，拉克劳谈到了民粹主义的断裂是如何挑战现状并为政治变革提供契机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的拥护者会争辩说，左翼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正如我在上文所断言的那样。他们会说，它只是一种“政治逻辑”。左翼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政治行为方式。左翼民粹主义试图解释社会，但否认自己在解释社会。在使用“政治逻辑”这一概念时，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否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而是以对社会特征和性质的某种理解来构建其论点。根据韦氏词典，这种“政治逻辑”与意识形态没有区别，后者被定义为“个人、群体或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或内容；构成社会政治纲领的综合主张、理论和目标；特别是关于人类生活或文化的系统性概念”。
左翼民粹主义者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否认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将其归为几个一般社会学类别之一。但忽视阶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相反，该理论关注的是个人，他们被组合在一起形成“人民”的分析范畴。这是为了取代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范畴。但正如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一样，建构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永久的社会固定物；它是流动的；它来了，它走了。承认这种短暂性，就意味着左翼民粹主义并不代表对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理解。
普伦图利斯认为，阶级被归入了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她写道：“民粹主义摒弃了‘阶级分析’。民粹主义使左派考虑阶级之外的其他身份认同，而不是将身份置于由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特定位置，这一论点是有道理的”。普伦图利斯的分析乃至墨菲的分析的问题在于，它是以对马克思社会分析的错误批判为前提的。仅仅几行之后，我们就被告知，“民粹主义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的斗争，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的定义更加宽泛的背景下，工人阶级采取了新的形式，扮演了新的角色，超越了白人、男性、产业工人的范畴”。但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并不是普伦图利斯所说的狭隘的社会学描述。事实上，墨菲和普伦图利斯对阶级定义的理解，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只停留在社会的表层，或经验层面。
普伦图利斯似乎犯了一些现代评论家常犯的错误，即把工人阶级归结为体力劳动者，或者如她在上述句子中所说的那样，归结为“男性体力劳动者”。这种人为缩小工人阶级范围的做法使普伦图利斯得以开始谈论“人民”，将其视为一个比“纯粹的”工人阶级范围更广的范畴。但这不是马克思对社会阶级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定义是所有需要以雇佣劳动的方式谋生的人，所有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这个工人阶级可以是工厂工人、护士、公务员或教师。这个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工会，或不组织工会，或参加政治运动，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但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通过缩小工人阶级的范围，普伦图利斯（与墨菲和拉克劳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定义，创造出必须占据左翼民粹主义空间的“人民”。
普伦图利斯讨论希腊广场运动的发展时对此进行了说明。普伦图利斯认为，“这不是一场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运动通常是由工人阶级代理人组织的，例如希腊的希腊共产党或西班牙的国际联盟”。普伦图利斯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论证希腊共产党与新兴草根运动的疏远。这意味着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根本不符合要求。他们不了解新运动的动力，根据墨菲和普朗图利斯的说法，新运动是一种超越狭隘阶级限制的社会力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否定。首先，希腊希腊共产党以其宗派行为而闻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代表了共产国际旧斯大林主义政党僵化的政治方法。因此，这不是“工人阶级政治”的合理例子。其次，更重要的是，普伦图利斯试图用左翼民粹主义将广场运动重新贴上“人民”的标签，以证明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但广场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希腊或西班牙社会突然变得“去阶级化了”，而是因为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已经失败，因而自发产生的。广场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的，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已经蜕化成建制政党。
广场运动不是无阶级的原子化集合，而是一场工人阶级运动。这是一场处于孕育期的运动，是一个再创造的时刻，就像我们以前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中发现的那样，旧的斗争方式和手段被抛弃了，新斗争形式正逐渐形成。抗议或占领活动中有没有工会旗帜并不能改变抗议者的阶级出身。墨菲和普伦图利斯希望将这场运动归类为匿名“人民”的集会，并从“政治逻辑 ”的角度来评价这场运动。通过将分析局限于这种“逻辑”，他们只从潜在的改革方案——即局限于议会选举的方案——的角度来考虑变革。因此，这是一种改良和/或反改良的意识形态。
广场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响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危机。这场运动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 “自在阶级”，“自在阶级”的定义是“与生产资料有着共同关系的一类人，他们可以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活动”。现阶段的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困难和问题的回应。它还没有成为——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的另一个范畴，即“自为阶级”的阶段。“自为阶级”是指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积极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左翼民粹主义只关注“政治”，只从政治本身来理解政治，因此，它就会像水上的软木塞一样，从一个波峰晃到另一个波峰。相反，“政治”实际上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左翼民粹主义不再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体，而只关注“政治”的表现，并从中寻找机会将左翼民粹主义构建为霸权运动。因此，它将政治本身视为社会结构的整体。马克思关于政治不过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的理解被排除在外。于是，对左翼民粹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它的本来面目”的一连串审视。
这与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浸透并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因此，“阶级斗争”和商品生产的本质（产生于资本主义）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达的一个方面就是“政治”。马克思认为，“政治 ”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相反，政治被视为社会大舞台上阶级对立的反映，是由资本本身的性质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这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人与人关系中，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本质中，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语言、意识形态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中。正如贝尔泰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在谈到《资本论》时所说，“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本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我们通常认为与资本外部相关的因素被视为单一结构中的共同要素。”因此，政治、社会运动以及诸如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能党（Podemos）等政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结构化现实”，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化现实。因此，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这将包括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
相比之下，拉克劳使用经验政治意义上的“连接”一词来表示他的主题，而使用“还原”一词作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回应。这一点在拉克劳理论的第一次迭代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他说：“有必要得出结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存在于一个连接而非还原的过程中。”。后来，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中将“连接”这一概念重新表述为一种“政治逻辑”：走向激进民主政治（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在该著作中，他最初提出的民粹主义主张被进一步阐释为一种普遍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拉克劳完全剔除了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将其与社会转型中的任何重要角色联系起来。这使得拉克劳和墨菲可以宣称：
我们认为，要想在确立社会对立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分析多种多样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立场，并摒弃完全统一和同质的主体的想法，如经典话语中的“工人阶级”。寻找“真正的”工人阶级及其界限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此缺乏任何理论或政治意义。
在普伦图利斯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成熟的关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另类意识形态。
基于经验观察的叙述和研究方法
普伦图利斯这本书的主题虽然以左翼民粹主义为框架，但却是欧洲人所熟知的新改良主义。的三个案例研究——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英国的科尔宾运动，都是新改良主义运动，通常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为左翼民粹主义概念和政治轨迹的可行性提供了案例研究。
普伦图利斯处理案例研究的方法与拉克劳和墨菲如出一辙，他们希望避免所谓的“过度决定”；这体现在普伦图利斯认为她所描述的政治事件没有特定或一致的“决定因素”。她的方法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以及不同政治人物或政党的行动（尽管所呈现的本身就是经过选择和过滤的数据）。这些事件都是作为独特的、特殊的，作为其所处的社会的创造物而呈现的。激进左翼联盟面临的问题是激进左翼联盟和希腊政治格局中所特有的；我们能党面临的问题来自西班牙的政治；同样，科尔宾运动的问题与英国和工党政治的特殊性有关。当然，所有这些都有其道理，即在一定的分析层面上，所有事物都显示出差异——每一粒沙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关键的是，她的分析并没有超越这一点，因为否认“宏大叙事”，所以她忽略了任何普遍性的原因或因素。实际上，这意味着忽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理解。这并不是说，在普伦图利斯的书中没有为我们提供某种形式的“宏大叙事”。我们看到了，但她的叙事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诠释，符合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逻辑。在这种理论逻辑中，社会表现为一种流动性，无边界的事件不断演变、产生和消亡。正是在这种流动性中，普伦图利斯猜想可以创造出一种进步的“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用她的话说，可以产生出一种“政治逻辑”。
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温和而充满活力，但左翼民粹主义在讨论实际事件和过程时，本质上是一种旧的经验主义哲学，一种所见即所得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任何直接的日常经验之下的现实都是被否定的。与传统经验主义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所见即所得”被置于可变的“结构化现实”之中；它们是某种“我们能够触及”的东西。正如拉克劳所言，“重要的是确定话语序列，社会力量或运动通过这些话语序列进行整体政治表演”。
这种“实践的经验主义”是构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庸俗理想主义的直接结果，左翼民粹主义就是从这种理想主义中汲取其政治逻辑的，无论是阿尔都塞对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还是墨菲对集体意志或“人民”的主张。这些概念被建构为“主体自身”，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从社会中产生。也就是说，上述“意识形态”或“人民”的建构并不涉及具体的唯物主义或历史理性。因此，在没有唯物主义因果关系和解释的情况下，这些事件都是按其表面现象“原样”处理的。
普伦图利斯和其他左翼民粹主义者可能会反对我的断言——即他们的理论中除了眼前的事件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当然，左翼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更广泛的跨阶层分析。然而，这却忘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逻辑，它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工具，却否认了“宏大叙事”。既然不可能有“宏大叙事”，那么就只能按照事件的表象进行解释，我们最终会陷入类似于传统经验主义的境地。
结论
我们不应怀疑左翼民粹主义者真正的进步意图：他们确实渴望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明的社会。他们也真诚地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视为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替代品，以及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进步防线。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解决危机的办法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奏效。左翼民粹主义已经并将继续走上与之前的左翼改良主义相似的道路。然而，历史上左翼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保留了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有时这也是一种约束），而左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因此，左翼民粹主义不仅走的是左翼改良主义的反改良道路，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它对于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的迎合。从“大众阶级”的角度重建工人阶级，“就事论事”地看待政治，导致了对资本主义所有意识形态“垃圾”的迁就。因此，我们看到墨菲实际上在为让·吕克·梅朗雄（Jean Luc Mélenchon）提供建议，而后者在法国接受了反穆斯林议程的内容。在德国，我们发现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在左翼党（Die Linke）内部呼吁更多的民粹主义议程，并主张限制难民人数，还评论说如果寻求庇护者一旦犯罪，就应当失去被庇护权。
这与马克思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被剥削阶级，而且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阶级。因此，他们的自由必须同时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政治事件不仅仅是政治行为者赋予其色彩和实质的任意环境的结果；相反，这些行为者不仅在特定的舞台上表演，而且还在阶级斗争的剧场中表演，这种剧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塑造，并反过来塑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那么，普伦图利斯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呢？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是对2008年后欧洲发展起来的新改良主义的政治考察。她在三个国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希腊、西班牙和英国。该书的思想立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都紧紧追随墨菲（Mouffe）和拉克劳（Laclau）的理论思想。因此，书中对左翼民粹主义的阐述是后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新 ”形势下“政治斗争的新方式”。
然而，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左翼民粹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翻版，并不一定属于左翼。事实上，由于缺乏与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会制约传统社会民主的政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对国际银行业、垄断性跨国公司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攻击。
普伦图利斯在书中回顾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历史，并强调了这些最初的表现形式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她希望将这一结果仅仅描述为失误和不幸情况的结果，而不是反驳她的论点。她的主要基本论点是，墨菲和拉克劳对左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洞察，在评估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仍具有先知性和洞察力。激进左翼联盟、我们能党和科尔宾运动的问题在于左翼民粹主义发展仍然不充分，而现有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又受到了旧的等级制左翼政治的持续影响。这破坏了左翼民粹主义的稳定，削弱了其影响力。普伦图利斯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纯粹左翼民粹主义的成功版本。但既没有逻辑、证据，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支持这一论断。相反，左翼民粹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翻版，它将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上类似的悲剧之路。
然而，围绕我们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现象，还有一些重要的分析领域。这篇评论并不是说民粹主义这一范畴不是研究政治进程的有用概念工具。相反，这篇评论试图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提出批评，这种建构源自拉克劳和墨菲，而普伦图利斯则复制了这一建构。就其核心而言，左翼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是解释当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简而言之，是一种意识形态框架。这种框架本质上可以归类为社会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使用了后现代的语言。但与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一样，它只能屈膝于资本的要求。这一事实在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能党的执政历史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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