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政治哲学；马克思；阿伦特
自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作为寻求、探讨和规划最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政治哲学”正在重新兴起，“哲学”实际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学”，以致政治哲学几乎成为今日哲学中的“显学”。而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1]的阿伦特和“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2]的马克思，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及其相互关系，也因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确实，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之间有许多共性之处：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夺人类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自觉的人、属于这个世界和在他人中存在的能力方面，马克思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也许是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批评家；在批判极权主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剥夺了人类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自觉的人、在世界中就像在家的感觉一样的能力方面，阿伦特则是一个天才的极权主义批评家。因此说，“政治观”就是阿伦特和马克思相容之维的“入口”。[3]在一定意义上，当前对阿伦特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注和研究，正在直接影响和左右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和走向。
一、当代政治哲学兴起中的
阿伦特与马克思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著名美籍犹太裔女政治思想家，被公认为20世纪政治思想最独特、最伟大、最不平凡和最具影响的“局外人”之一。这位“来自远方的姑娘”(席勒诗)，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异乡人”，一直坚持对人类黑暗世界的独立思考。在西方，自《极权主义的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就逐渐引起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而后随着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她的思想和著作又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阿伦特的著作及其影响更具有世界性而不仅仅是在欧洲和美国。她的著作“犹如一个采矿场，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掘出一块弥足珍贵的宝藏。”[4]在今日之世界范围内，阿伦特名声鹊起：“除她之外，还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作家受过大家如此多和如此广泛的关注。”[5]在国内，关于阿伦特的研究大致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基本展开，但在这短短约十余年时间里，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却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热点”和“生长点”，大有“超过”甚至“取代”最富影响和盛名的罗尔斯之势，以致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或无视阿伦特这个“局外人”的存在。
实际上，作为“黑暗时代”的思考者，阿伦特决不是“局外人”，她已经成为21世纪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以致美国最权威的阿伦特传记作家扬-布鲁尔，在阿伦特百年诞辰之时专门写书强调“阿伦特为什么重要”：“阿伦特去世后的三十年里，无论理论家还是活动家，只要考察公民、国家或是国际关系的当代形态，无不把她奉为关于极权统治、革命类型、暴力与战争形态的权威分析家。”[6]但是，作为“不用扶手思考”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也是公认存在争论最多的：“阿伦特的思想所激起的问题远多于它所提供的答案。”[7]因此，阿伦特的许多难以归类、“不合时宜”的独特思想，还有待于我们今天继续深入挖掘和探讨。其中，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阿伦特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伦特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置于同马克思相比较的过程当中，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坐标轴，以此来锤炼自己的思想，以致在阿伦特著作和思想的背后，一直巍然耸立着一个高大的马克思形象。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两位最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和最关心人类生存境况而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爱这个世界的重要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与阿伦特的生平和思想之间确实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正如英国学者莱斯诺夫在评价阿伦特时所言：“在我们这个世纪，就一个政治思想家的生平对于理解其思想的至关重要性而言，虽然没有谁能够把这一点表现得比她更为真实，也没有哪个政治思想家比她更好地反映着这个世纪的政治史。”[8]实际上，这一评价也完全符合19世纪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后人面前，一直是以多重形象存在的。但在笔者心目中，马克思最完满、最真实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斗志、拥有“怀疑一切”的自由批判精神、一生不停地“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永不屈服的革命斗士。这也就难怪马克思最好的朋友和终生的战友——恩格斯为什么会盖棺定论地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就是一位变革政治规划和政治蓝图的“政治哲学家”。为此阿伦特强调：“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9]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刚刚走向社会时，就通过批评费尔巴哈的“政治观”而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政治关怀”：费尔巴哈使自己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0]对此，英国学者认为“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11]实乃一语中的。但是，随着20世纪末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苏东剧变”，人们开始对马克思的“革命形象”及其“政治学说”产生了质疑。“在我们目前所处的21世纪初露黎明之前，马克思的各种理论以及他对世界的构想在全球范围内都遭到了抵制；以他的名义建构起来的政治实践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12]由此可见，普遍的“政治无力感”是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去大众拥护和信任的最主要原因。
“苏东剧变”之后，以美国的福山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消亡”，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历史终结”了。他们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他们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13]这些呼声可谓甚嚣尘上、鼓噪一时。但与之相对的是，西方另一些左派学者，却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历史并没有终结，“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理论一起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而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激励。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14]可见，真正死亡和终结的只是背离马克思的“苏联模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苏联的解体，如果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那也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15]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按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看法就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于晚期资本主义?”[16]而其潜在的含义就是作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在“苏东剧变”之后还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对此问题，以法国学者德里达、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美国学者詹明信及英国学者吉登斯和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许多知名学者都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在此意义上，真正的马克思不但没有死亡，反而获得了“新生”，马克思及其幽灵“复归”了。而在这一幽灵的“复归”过程中，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及其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阐释(虽然存在一定误解)确实功不可没。
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历史局限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学则是众多学科中的首要之学。然而两千多年后，我们发现除阿伦特外，似乎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还在坚持和论证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反而是在现代政治理想家的著述中，人由“政治的动物”变成“社会的动物”，再由“社会的动物”变成唯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的动物”，人们在越来越远离和遗忘了“政治”。只有这位一生“充满激情的思索”的女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依然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并坚持其政治性在于人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谈，与他人互动，使人能够超越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必然性的自然限制，获得自由而臻于不朽。在此意义上，阿伦特确实可算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17]阿伦特一生所做的，就是重建作为“积极生活”的关注人类“言说”和“行动”的“本真政治”，努力恢复政治在人们公共生活中的最高地位，避免政治误解带来的人类灾难，以此丰富她对20世纪政治的理解。但是，由于阿伦特对“何谓政治”或“本真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奠立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城邦制的基础上，导致当她以“言行的呈现”作为政治的本质时，使她的“政治”存在两种内在冲突的矛盾：一方面她过度扩大了政治现象的范围，使其纳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她又不必要地排斥功效考虑与物质利益，使政治的内涵空洞化。[18]这一矛盾，从她把“政治领域”与“公共领域”划上等号，并与“私人领域”和“社会”严格区分开时就产生了。在阿伦特这里，孤寂的心灵生活与公共的政治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由此，阿伦特要复归古典政治的努力，要重振公共领域、联结政治行动与人类本性的理想，以及她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和对共和制参与式民主的追求，似乎都是建立在颇有问题的、不牢固的假设和理论想象之上，因而最终只能成为理想化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乌托邦”。毕竟，阿伦特在根本上仍然没有跳出学院化的思考道路，最终只能是徘徊在20世纪的现实事件和政治思考之“十字路口”的“政治异乡人”。
作为孤独的思想者和观察者，虽然阿伦特的思想很难定位，但总体上她还是一位关注政治问题和政治生活之“哲学解答”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一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中人的自由的实现问题，她探索的道路就是“政治领域免于必然性，免于工具性，免于手段/目的模式下的智力盘算。”[19]阿伦特虽然十分关心政治问题，但是她根本上走的还是一条从哲学思索开始、最后又回归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阿伦特希望最终通过哲学思考和判断，能够启明当代政治世界。特别是参加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后，促使阿伦特重新反省人类“平庸之恶”的“无思”状况，她又从一直激情关注的“古典政治”之“言说和行动”，走向了“现代政治”之“精神沉思”：“我已在政治上尽了微薄之力，不再做了；从现在起，剩下的时间我要从事超越政治的事情”——“回到哲学去”。[20]因此，她本人根本就无法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由于阿伦特“如此沉湎于纯粹政治活动以至于根本就无意于政治行动的目的”，她“将政治变成一种‘生活戏剧’而将政治美学化了”，她“在政治上仍然是异化的”。这导致阿伦特与她私下理论表述的行动必然性相反，以致“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之间出现断裂，她自己也明显“不能介入公共领域”，也同样“不能公开地扮演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私下设定的政治角色”。[21]所以说，阿伦特关于政治的思考，虽然确实确立了许多固定的立场、作出了严格的概念区分和相互关联的承诺，但“它们依然是可修正的和不完备的。”[22]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开创的“回归古典政治”的“政治问题的哲学解答”之路，虽然对我们今天反思和批判“后极权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其全球化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它的乌托邦色彩和乡愁韵味仍然过于浓厚，我们推进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最终仍然需要“超越阿伦特”——阿伦特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解构似乎本身就需要一种解构。[23]而在“超越阿伦特”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独特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其时代意义就越发凸显出来了。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意义
在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际上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为了克服和拯救这一危机，现代的技术、语言分析不是关键，而古典的道德、政治论证才更为根本。所以，他们主张返回“古典”政治哲学，最终寄希望于以“德性”对抗“技术”，借此来拯救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以“德性”对抗“技术”的重返“古典”世界，实际上只是从思想源头上来“修正”现代性的方向，结果依然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之内继续“筹划现代性”，[24]因而根本无法摆脱现代性的逻辑，最终仍然难以克服和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而罗尔斯主张通过重建“作为公平的正义”来拯救和超越现代性，虽然没有重返古典世界，但其“正义论”主张却完全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善”——“自由、平等、博爱”进行修正和完善，因为他既不要求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也不主张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所以，罗尔斯的“正义论”最多只能算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形式超越”。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和拯救则与之根本不同：使马克思区别于罗尔斯之正义的，并不是资源应该被平等化到怎样的“程度”，而是这种平等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25]罗尔斯采取的是使每个人所能获得的私有财产的数量平等化，马克思却持另一种立场：消灭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采取的是一种“实质性超越”，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6]唯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才能敲响，剥夺者才能被剥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正义”也才能最终实现。
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从尼采开始经海德格尔到阿伦特，再到罗尔斯和鲍德里亚等这些所谓后现代的“徒子徒孙”们对西方现代性和政治哲学危机的批判和拯救，实际上要么是从其“源头”来“修正”现代性，要么是从其“延长线上”来“批判”现代性，因此其结果都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现代性，仍然是在与现代性“联姻”和“共谋”。对此，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西方的现代性批判，“自以为处于超越的位置上，而事实上他们仍然滞留在由黑格尔所阐明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前提之中。”[27]因此说，黑格尔之后的整个西方现代性批判，仅仅是沿着现代性的“外围”做了一次雾里看花而又孤芳自赏的“思想之旅”，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一些对现代性的“形式性”补救和修正。而真正“本质性”地克服并超越现代性及其政治哲学危机的，正是通过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内核”，而实现在批判人类现实经济事务中发现新世界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为此，恩格斯曾深刻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8]在这一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批判”，就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以“经济术语”替代“政治和哲学术语”来解释政治，[29]最终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说明和实现。所以说，正是马克思对西方这一“观念论”政治思想传统之彻底颠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学真正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不是从现代返回古典，从而为我们克服和走出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开辟了一条现实的可能性道路：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将经历一种全面复兴，这种复兴有助于开启关于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视野。[30]可以说，韦尔默的这一论断，正是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之伟大时代意义的深刻揭示和根本澄明。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也无法绕过和忽视的，仍然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诚如阿伦特自己在进行“小小的马克思研究”时所指出的：“一解读马克思，就发现不把政治哲学的所有传统放入自己的视野，就不能探讨他。”[31]这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又具有具体而鲜明的时代意义。事实上，当代政治哲学无论是关注自由、民主、解放、公平、正义等问题，还是探讨国家、阶级、革命、政党、社会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无视”或“绕开”马克思的存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乔治·布伦克特曾深刻指出：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这两项广泛的运动，深刻影响了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32]因此说，作为“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批判”之解答，马克思政治哲学对拯救和超越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推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并转变为“第一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思想史意义。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创建了一种革命的政治，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解放的政治。正如阿伦特所言：虽说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只有一些“结论性论断”，如“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助产婆”等，但这些“结论性论断”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33]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马克思政治哲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重大政治问题的探讨，都少不了马克思的在场和声音，都必须与马克思展开对话。在当代，任何有影响和吸引力的政治思想都必须解释和回答社会-政治制度应该如何谋划-规范社会现实的问题，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和完善一种关注人类自由解放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说到底，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根本上代表着一种人类性的伟大世界精神。
虽然阿伦特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思，有时甚至还颇有微词，但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巨大思想史和现实意义的肯定和赞扬，却是毫不掩饰：在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断绝”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最具有影响力和冲击力，以致“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34]所以说，在当今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继续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发挥和施加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幽灵”，而这一“活着的幽灵”必将重现人世间。对当代政治哲学来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只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已经成为政治哲学中堪与自由主义相对而立的另一极坐标。[35]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和蔓延，促使人们又开始重新“阅读《资本论》”，更加关注和思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无疑是对其重大本质意义之最强有力的回应：“现在是时候去除伪装，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讲述马克思那不可思议的命运以及他非同常人的智慧与政治轨迹，……发现这位针砭时事之人的卓越之处。”[36]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年伟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对所有关心黑暗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政治观”是什么样的，马克思都会对他们持续提供有意义的启示——马克思“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其意义深远的政治哲学永远是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助产婆”。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的兴起有两次浪潮：第一次大致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围绕罗尔斯的“正义”问题而展开；第二次是进入新世纪后，围绕阿伦特的“政治与公共性”问题而展开。而在这两次浪潮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都是必须与之交锋而无法绕开的主阵地。而在另一层意义上，无论罗尔斯还是阿伦特，他们的政治哲学都是在或隐或显地关注和回答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自由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都是在为马克思作“注脚”并与之展开“对话”。即便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也依然离不开马克思开创的地基。而未来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必然是从阿伦特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走向马克思对古典和当代政治哲学的“超越”。一句话：面向人类未来，我们既需要“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更需要“改变世界”的马克思。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单位：白刚、李德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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