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工艺学”几乎不为国内科技哲学界所知，其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以至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充斥西方后现代话语，因此，重建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经典话语权对当代技术研究是必要的。根据文献学的学术传统和技术哲学/史的分析规范来重新核查马克思工艺思想的文本形态，可以呈现马克思从对技术的抽象人本学分析到基于社会历史因素批判性考察具体技术问题的转变过程，同时也可以呈现作为的马克思的读者旨趣与认识论旨趣对立与统一的过程。另一方面，与主流工艺学不同，马克思工艺学是一个以资本批判和劳动解放为主旨的技术思想体系，但尚待完善与开发。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比传统习见要丰富得多，具有整理与重构的深远意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是否有技术哲学思想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因为不论是对技术异化的批判，还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论断，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学科体系，而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应该拥有思想史源流、经典著述、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等学术构件。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科建设是如此，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科技哲学界，有关马克思工艺或技术思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忽视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手稿》中的工艺学笔记部分，或者忽视马克思对工艺学笔记等部分再整理所形成的《引文笔记索引》（Verzeichnis zu dem Zitatenheft）等部分。缺乏对文本的全面占有也就意味无法把握马克思工艺思想的全貌，对它的诠释也有失偏颇。把这些文本串联起来，我们就能窥见其工艺思想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从摘录笔记（《工艺学笔记》）到对笔记的整理与分类（《引文笔记》）；再到对《引文笔记》的主题化（《引文笔记索引》）；直到创作出成熟的理论著述（《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个过程，表面上是马克思对以往研究的整理与分类，实际上是他不断思考如何将研究材料向着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进行自我主题化的过程。
有关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已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国外学者往往强调其《工艺学笔记》中的细节，缺乏整体性的视角。国内某些研究极其精致富有见识，但都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框架。工艺学思想属于科技史/科技哲学范畴，有其特定的学术规范和思想传承，因而更需要将其置于科技史/科技哲学的范畴中加以考量。国内学者虽然开始重视《工艺学笔记》，但是对马克思《引文笔记》中的工艺思想及其相关的思想布局等问题缺乏关注。本文重点在于从技术哲学/思想史的维度审视马克思不同阶段的《工艺学笔记》等文本及其思想的演变，将马克思的相关文本置于马克思工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之中、置于当时工艺学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此来检视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发生过程、理论构成、思想特点和发展态势以及开拓空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应该是他对既有“工艺学”的研究、批判与超越，从而建立起强调劳动解放的新工艺学体系。
一、马克思工艺思想的文本构成及其出版情况
判断马克思工艺思想文本构成的关键在于对“工艺”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具体而言，马克思文本中的“Technologie”及其变体形式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工艺学”“工艺上的”。根据MEGA2的编者考证，在《资本论》第二版（1873年）中马克思对这一词的使用进行了修正，多处的“Technologisch”（工艺学的）被“technisch”（技术的）所取代，并对“Technologie”与“Technik”进行了更精确的区分。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工艺/工艺学”（Technologie）概念逐渐被内涵更加广泛的“技术”（Technik）概念所取代，马克思也因此在《资本论》的后续版本中对该术语进行了调整。
所以，在1873年之前的文本中，马克思通常使用的是“Technologie”（工艺/工艺学）。在《资本论》第二版中，马克思将“Technologie”界定为揭示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体系等。除此之外，他还在强调与人的手或劳动相关的技艺的地方使用“工艺”一词，如传统工匠的手艺、手工业者的技艺以及机械生产的工艺。这一思想主要是受到工艺学的学科创始人德国著名学者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的影响，他将“工艺学”界定为劳动活动及其劳动结果、原因的系统阐释。而技术（Technik）一词是指具体的机器与工具等实体、技术规则、方式方法等。但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构成、目的和旨趣来看，将其思想概述为工艺思想或许更为精确。
马克思与工艺相关的文本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从工艺学著作中摘录的内容，形成了《工艺学笔记》；第二类是马克思在对《工艺学笔记》再整理过程中形成的《引文笔记》等；第三类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的通信，这些信件展示了马克思在研究工艺学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思考；第四类是马克思本人有关工艺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哲学的贫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
第一类文本，即《工艺学笔记》。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只出版了一部分，其中布鲁塞尔时期的《工艺学笔记》（heft5）出版在MEGA2第四部分的第三卷中，或可参见莱纳·温克尔曼（Rainer Winkelmann）的《卡尔·马克思：分工、机器和工业摘录》（Karl Marx:Exzerpteüber Arbeitsteilung,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首次进行了工艺学研究，他研读并摘录了查尔斯·拜比吉（Charles Babbage）《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工厂哲学》。马克思此时的关注重点表现为“对机器和工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不是直接的技术兴趣”。关于拜比吉的著作，马克思从此书的第十三章（政治经济学部分）开始摘录，主要涉及商品质量的检验及其对价格的影响（占4.5页，共22页）、大工业的原因和影响；关于尤尔的著作，马克思重点摘录了书的第四部分，即“工厂体系的商业经济”（占3.5页，共14页），这一著作的重点是技术问题，但这并未引起马克思的重视。
虽然MEGA2尚未出版《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部分（B56），所幸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将其所收藏的马克思原始文献公布在网站上，同时有学者将这部分笔记单独编辑成册，即汉斯·彼得·米勒（Hans-Peter Müller）的《卡尔·马克思：工艺—历史摘录笔记》（Karl Marx: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n Exzerpte），这是“伦敦笔记”时期的工艺学笔记的首次公开问世，同时也是目前学界研究这部分笔记的重要文献依据。这一时期的《工艺学笔记》主要是马克思对约翰·亨因里希·莫里茨·波珀（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Poppe）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力学》《一般工艺学教程》《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和其他实用工业专用物理学》《从上古至现代的数学史》《工艺学史》以及尤尔的《技术词典》、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的摘录，共44页，其中摘录最多的是波珀的《工艺学史》（占26页）以及尤尔的《技术词典》（占7.7页）。对于《工艺学史》，马克思主要摘录了制表技术（占124行）、谷物碾磨机和一般碾磨机的发展史、技术原理与操作流程等（占107行）、羊毛织物的生产工艺（占88行）等；对于《技术词典》，马克思主要摘录了蒸汽机的原理与发展史（占89行）、铁路（占44行）等。
第二类文本是《引文笔记》以及《引文笔记索引》。1852—1857年，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被迫中断后，为了重新开展研究工作，他重新整理了以往的笔记，对这些繁杂且分散的笔记进行了主题化分类，形成了《引文笔记》。这些主题代表着他准备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思考的重点问题，因此，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等文本中看到《引文笔记》的痕迹。《引文笔记》计划在MEGA2的第IV部分的第16卷出版，目前仍未出版，这部分原始文献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引文笔记》是23张纸对折装订而成的自制笔记，共有92页（缺25—28页），没有封面和标题，标题是根据《引文笔记索引》确定的。
《引文笔记索引》是马克思按照统一标准“对《引文笔记》中的材料所作的概括性索引”。它被公开发表在MEGA2的第II部分的第2卷中，中文版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第31卷中。这些文献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是《1861—1863年手稿》的直接理论材料。《引文笔记》的第23—24页马克思以“M）机器”（Maschinerie）为标题。在这一标题下马克思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机器对劳动力的需求”“机器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影响”“儿童的长时间劳动”“将以往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节约生产成本（原材料和机械）对利润率的影响”。在《引文笔记索引》中，马克思将原先在《引文笔记》中23页的“M）机械”整理为“V”点，即“（v）机器（23）。以往的生产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2、24)(25、26)(68）。工人妄想分享自己劳动的生产率（68）”。这些数字对应的是《引文笔记》上的页码。
第三类文本是马克思与他人之间的通信。信件是研究过程中容易忽略的一种文献，但是通过阅读这些信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工艺学问题以及他的处理方式等。与工艺思想相关的重要信件主要有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批判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关于机器与分工的思想；1851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交代了他最近在伦敦图书馆钻研工艺学；1863年1月2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件中写到他在动手写“机器一节”中遇到的问题。四天后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围绕这一理论困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从这些信件的日期来看，这些时间节点都是马克思工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首先，1845年马克思首次研究了工艺学，1846年遭遇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中关于机器的专章讨论，1846年12月28这封信也是马克思首次将自己的工艺学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理论阐述中去，这些思想被发表在《哲学的贫困》中。其次，从1851年这封信中知晓马克思移居伦敦之后重新开始了工艺学研究；最后，1863年的两封信使我们知晓马克思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机器”问题的理论困境、处理方式以及思想的转变过程。
第四类文本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著述。马克思有关工艺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哲学的贫困》《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等。这些著作表明，马克思不同阶段对工具、机器等的理解是不同的，要想弄明白其中的缘由就需要将这几类文本串联起来，对比马克思不同时期对技术的了解程度，关注的重点问题的改变以及思想的演变等。例如，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只注意到机器的消极性，将机器作为异化劳动的形容词，“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然而，到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机器、工具等视为生产力、一般生产工具，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中来分析，同时强调了机器应用的历史进步意义，“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停留于对机器作宏观、抽象分析，而是深入到具体机器内部进行微观经验分析，如“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
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待机器的理论态度和考察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这是为何？要想弄清楚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的理论态度及其主题的变化需要厘清马克思理论阐述背后的思想资源、理论支撑以及针对的现实问题等。
二、不同时期文本的主题及其意义变迁
厘清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的主题及其意义变迁，需要遵循不同类别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从《工艺学笔记》到《引文笔记》《引文笔记索引》再到《资本论》等理论著述，表明了马克思是如何将研究思想转变为成熟的理论著述的过程。马克思系统研究工艺学著作分别在1845年与1851年，1845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外在于技术本身的技术应用问题；1851年马克思则逐渐转向了技术本身。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当马克思准备整理自己之前的笔记来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时，关于技术本身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笔记再次遭到“冷遇”，参见《引文笔记》《引文笔记索引》。只有到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机器一节”时他才忽然停下笔并且真正意识到，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不能缺乏对技术的经验分析部分。《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性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的产物，在这一著作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工艺学概念。
1845年马克思首次研究工艺学，他关注的重点是技术—经济学等技术社会应用问题，在《布鲁塞尔笔记》（Heft 5）中，马克思重点摘录了机器的应用对生产效率、商品价格、劳动分工、工资等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工艺学摘录笔记发现，他对工艺学著作中有关具体技术的问题并不感兴趣，在遇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跳过，直接阅读原著中技术—经济学的内容。由于目前仍未有文献表明马克思此次工艺学研究有什么具体或直接的目的，因此，这种阅读和摘录的选择实际上是马克思直接面对文本的兴趣，即“阅读旨趣”。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这种阅读旨趣？为何他会关注机器与劳动分工、制作（指少数个人的生产）与制造（众多个人的生产）的区别或手工业和大规模工业的区别？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工艺学笔记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之间。从《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他这一阶段对工艺学著作的研读实际上也完全是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的目的。从马克思摘录的内容来看，他此时将机器等技术问题视为政治经济学中的子领域，而非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或独立的学科（工艺学）来看待。马克思是通过阿道夫·热罗姆·布朗基（Adolphe Jérôme Blanqui）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欧洲从古至今的政治经济学史》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书了解到尤尔、拜比吉的著作。如此一来，也就能理解马克思为何对书中有关具体机器经验描述的内容“视而不见”了。
据MEGA2的编辑所言，关于拜比吉《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马克思直接跳过了书的第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各种技术发明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而首先摘录了书的第二部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于尤尔的《工厂哲学》，马克思同样首先跳过了该书的第一卷，这一卷阐述的是英国纺织业的制造阶段向机器阶段的过渡，从第二卷开始摘录，第二卷主要论述了各种工厂的工作条件和相应的立法，最后才回到第一卷，摘录了5页左右的内容。然而当马克思试图驳斥蒲鲁东关于机器与工具区别的错误言论时，他不得不重视具体的工艺问题，直接引述了拜比吉有关机器的定义、尤尔关于工厂手工业以及自动工业体系之间的区别等内容（参见《哲学的贫困》）。据学者考察，这些引述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马克思1845年《工艺学笔记》摘录的内容，由此可见，与蒲鲁东的论战使他重新阅读了拜比吉与尤尔的这两部著作，补充了之前忽视的内容。
1851年马克思参加了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此次博览会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一切与技术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促使其进行一系列属于政治经济学之外的研究，如工艺学等。这些内容可以通过马克思1851年10月13日与恩格斯的通信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来获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伦敦时期的《工艺学笔记》（B56）大致是此时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初衷使得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工艺学笔记》记录的内容达到了技术人员或工程师所处的水平，它聚焦于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机器发明史等。1851年，马克思多次向恩格斯提及自己在伦敦博物馆中钻营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学科，即工艺学，这种表述实质上已经暗示了马克思将工艺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认识，事实上他确实是如此做的，与布鲁塞尔时期的《工艺学笔记》相比，伦敦时期的《工艺学笔记》更加倾向于技术本身的问题。在B56笔记中，马克思记录了手工业的各种操作和手段以及“谷物磨”“纺纱机”“蒸汽机”的技术原理与发展史等内容。马克思此时可能尚未意识到这些技术细节将成为他日后分析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还有另一重要文本，即两本有关伦敦工业博览会的展品目的和说明：《1851年大博览会展品所代表的各国工业及工业原料》（第1部）、《各国的工业，第2部—工艺、机器、工业的现状概述》（1855年）。阅读《资本论》可以发现，马克思从这两部著作中引述了大量内容，尤其是第2部，《各国的工业》是马克思《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机器的发展”的重要材料来源，如“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各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马克思并未将这些内容摘录在笔记本上，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直接从原书中引用，他重点关注了蒸汽机、电磁发动机、纺织机器、制造机器的机器等，这些机器是当时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同时也是自动化机器体系的重要构成。由此可见，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先后研读了工艺学主流学者如波珀、贝克曼等人的著作，使马克思了解了工厂手工业及其之前的工艺史与技术原理，而工业博览会及其相应著作则帮助马克思了解了最新的科技成果、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体系等。此时，马克思不再将技术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子领域，而是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理解，由此，他才可能发现在讨论机器等问题时，工艺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1853年以后，马克思开始投身新闻事业，直至1858年他才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次研究马克思撰写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册）《1861—1863年手稿》等。按照上文的分析，机器等工艺问题已经被马克思作为独立的核心问题来研究，然而他并未就这些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当马克思准备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他是如何处理这些工艺学研究材料的？从《引文笔记》来看，马克思此时系统化处理的仍旧是机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B56笔记中的内容似乎被马克思遗忘了。在创作《引文笔记》的第一阶段（1859年1月—2月），马克思虽然以“M）机械”为题，但是马克思并未使用工艺史、工艺学等文献进行分析。如讨论“机器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影响”他主要从“固定资本增大”的角度来讨论；讨论“传统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时，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文献有《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第二阶段（1859年3月—5月），马克思在笔记本的第51页和68页继续以“机械”为题，前者记载的主要是棉纺织工厂的机器和工人数量的统计表，后者涉及机器代替劳动、扩大剥削、节约材料等内容。这些标题与具体内容代表着马克思这一阶段所思考的重点问题以及理论创作的初步计划。从这些内容来看，《伦敦笔记》中工艺学部分似乎面临“尘封”的命运。然而，从《1861—1863年手稿》来看，马克思最终大量采用了伦敦时期《工艺学笔记》中的内容，这种转变因何触发？
在撰写《1861—1863年手稿》“机器一节”时，马克思忽然中断了这一节的写作。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解释了具体的缘由，“我在动手写我的关于机器的一节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始终不明白，走锭纺纱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随后几天马克思再次写信说明这一问题，“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机器一节”是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节，根据马克思信中所说，在一开始撰写这一节时（第V笔记本）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不得不中断这部分的写作，之后马克思又在这个手稿中的第XIX、XX本中对这一节内容进行补充，根据马克思在第XIX笔记本封面所写的时间，补充的时间应该是1863年1月。这些内容最终构成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13章。
所谓“第一次整理的时候忽略了”，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在创作《引文笔记》的过程中忽略了技术本身的问题。但实际上马克思在185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视具体的工艺问题了，那他为何再次忽视？原因或许在于，马克思并未打算将这些技术细节（B56）用于手稿的撰写中，他才记录得如此详细。然而，当马克思实际写作时，他遇到了“走锭纺纱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这一理论困境，为何这个问题会促使马克思决定重新研究机器等工艺学问题？工艺学的创始人贝克曼将工艺学界定为对所有劳动活动及其劳动结果、原因的系统阐释，这种界定将工艺学划归为研究实际劳动过程的学科。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1年左右就已知晓。
因此，他意识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借助工艺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重新考察了他1851年的《工艺学笔记》，这一笔记摘录的主要是对各种工具、机器与生产工艺等的经验描述。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去听了罗伯特·韦利斯（RobertWillis）教授给工人开设的应用机械学课程，韦利斯教授“从1853年到1868年曾在政府矿业学校兼任机械学讲师”，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地质学校”。马克思主要吸收了韦利斯《机构原理》中关于机构、传动机的定义，这直接关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具与机器的本质区别的讨论。当马克思进一步了解了具体的技术情况后，他对《1861—1863年手稿》的“机器一节”进行了补充，补充之后的内容主要就是工艺史、机器发展史等，这些技术细节被马克思创造性应用到《资本论》中。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明确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马克思以约翰·怀亚特发明的纺纱机（“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的例子来说明，工具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工具机，因为工具机使“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人现在只是作为一种能够随时被自然力、机械力代替的动力作用于工具机，而发动机如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的发明并未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未引发工业革命。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借助走锭纺纱机来说明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分析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对早期摘录的技术细节的批判性应用与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概言之，马克思唯有到此时才真正自觉意识到要想探究传统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原因等问题，仅仅依靠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是不够的，工艺学是他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且需要将其应用到理论创造中，如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具有科学性。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对工艺学无甚了解，他对机器的理解主要基于哲学人本学，代表文献有《巴黎笔记》《巴黎手稿》等。1845年，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工艺学著作，但是他主要关注的是技术应用问题，代表文献有《布鲁塞尔笔记》中的工艺学部分；1851年，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工艺学研究，此次研究的摘录笔记记载在《伦敦笔记》中，主要是关于工艺史、机器原理等，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研究视阈从外在于技术本身的技术应用问题转向了技术本身的经验研究。但是，从《引文笔记》等来看，马克思在50年代末进行理论创造时，他依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工艺本身的问题，即使“机器”作为标题在他的理论计划之中，但也仅限于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理解，直到马克思在创造《1861—1863年手稿》的“机器一节”时，他遇到了自动化机器体系是如何改变劳动过程这一理论困境时，他才不得不重新审视工艺学。在马克思工艺思想的生成过程中，技术本身的问题总是被有意无意的忽视，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读者旨趣”和“认识论旨趣”的冲突所致，它同时也展示出从《工艺学笔记》到《资本论》中成熟的工艺思想创作之间的复杂过程。
三、马克思工艺思想的独特性
纵观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发展过程，工艺思想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然而，马克思的工艺思想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工艺学。首先，马克思研究工艺学是为了了解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这与技术的发展直接相关；其次，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工艺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工艺学概念及其方法论；最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处于感性实践活动中的人，其理论旨趣是劳动解放。
首先，马克思阅读的工艺学著作是他所处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它们几乎构成了工艺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史。贝克曼是工艺学学科创始人，他主张工艺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使用或加工原材料以适应各种用途”的学科，但他的著作却未能实现这一“宏愿”。波珀是贝克曼的学生，他在继承和发展前者的基础上，将工艺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包括手工艺、机械制造品等所有与工艺操作及其产品相关的领域。但是，这两位学者受限于德国当时落后的技术状况，对当时的前沿技术关注不足，尤其是贝克曼，他几乎忽视了机械技艺与机器构造等内容。拜比吉与尤尔是当时最先进国家的工业生产理论家，他们推动了工艺学的现代化转换，前者带领工艺学离开手工业、行会等封闭世界，进入竞争性的世界市场；后者则分析了当时最发达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工艺学的学科史不仅是一部思想史，更是一部技术发展史。对这些著作的阅读，使马克思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从传统手工业、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工艺与劳动方式。
其次，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工艺学”概念进行了界定，“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一概念它不同于德国工艺学学科创始人贝克曼、也不同于波珀、尤尔等人，波珀在贝克曼的基础上，认为一般技术或工艺学根据预期目的的相似性，将工艺和工厂所有的工作和手段集合在一起，并将适用于各种工艺和工厂的教义和规定汇集在一起。这些人虽然作为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理论资源，但是马克思对其始终保持着批判态度，他在研究工艺史、技术原理等内容时，不仅注重技术本身的问题，而且还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社会历史因素。正如贝克曼意义上的工艺学是一门描述、编目的科学。同样，波珀的工艺学也仅仅是对工具、机器以及生产工艺等的描述，而不是以劳动的社会组织为背景。显然，马克思并不认同这种缺乏历史因素的抽象工艺学。他表示，“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最后，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始终是处于现实生产生活中感性、具体的人，研究工艺学也是为了揭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存在状况。马克思对具体技术的经验研究使其真正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他明确表示，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劳动的具体目的和形式是无关紧要的，考察实际的劳动过程属于工艺学的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准备处理机器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时，就自觉转向了对技术本身的研究。毕竟“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政治经济学针对的是生产一般，它并不研究“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它并不研究劳动过程的具体操作与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技术应用研究”与“技术经验研究”统一起来，对机器应用如何作用于生产过程的探究需要以了解具体工艺为前提。正是基于对技术进行实证经验考察，马克思才能科学揭示出机器对劳动的剥削与规训，而非道德评判。
随着学界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学者对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赞誉愈盛，如学者温德琳表示，“20世纪和21世纪的技术哲学在马克思叙述的两极之间循环往复”。“看来可以这样说：像A.孔德这样的哲学家是与技术哲学的考古学联系在一起的，而K.马克思是与技术的当代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芬伯格等人更是将马克思作为自己技术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然而，由于有关马克思工艺思想的部分原始文献在近些年才逐渐被编译并公之于众，因此关于马克思这部分的思想仍旧有待深入挖掘，可以肯定的是，“决定论”“异化”“技术应用”等简单命题都不足以形容马克思工艺思想的精神实质。
四、结语
国内学界长期将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等同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即使提及马克思的科技思想也不过是技术“异化”、科技作为“生产力”等只言片语。本文研究表明，这些习见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亟待改进的。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思想而言，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那么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则是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的“发源地”。
第二，马克思的工艺思想极其复杂，仅就文献形态而言，它不仅有文献摘要、读书笔记、会展实录和正式出版物等多种形态，而且每种形态都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些文本至今依然在编撰过程之中。要全面了解马克思的工艺思想，可能需要长期的文献甄别和技术史研究。本文只是略作梳理而已。
第三，仅就目前的文献梳理看，马克思的工艺思想是一个以资本批判和劳动解放为主旨的技术思想体系，对当代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由于文献和研究有限，马克思的工艺思想及其文献体系尚不完备，亟待整理和开发。
：陈敏、安维复
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2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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