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不是相互独立的思想体系。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如果离开唯物辩证法只讲唯物史观逻辑，很容易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方式看待问题。在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成功后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这种谬误表现为，只强调生产力水平低和物质基础薄弱的“国情”，不讲整个世界历史环境的深刻改变特别是在这种改变下，落后国家已经不适宜按照历史顺序搞资本主义，从而否定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的社会主义，甚至把适当超出生产力水平的集体经济定性为“左”的产物而推倒。这种谬误的存在和延续，又在生产力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与现在的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尖锐冲突，开始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后，对这种发展变化根本不察，依然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充满“兴趣”和“信心”。按既定方针管一百年。这些谬误，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使社会经济陷入困扰的思想根源。
一、离开唯物辩证法讲唯物史观逻辑认为落后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及谬误所在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搞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这是经典作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系统回答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打着马克思旗号否定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社会主义的声音不少。
“社会主义改造是利用政权力量所进行的一场超前的改革；中国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是民粹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社会主义阵营中大都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大面积失败，就是因为超越了历史阶段”。俨然一副落后国家按照历史顺序搞资本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头。
民主革命成功后执政的共产党内，也有领导人认同这样的“马克思理由”：“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农业上“三级所有、生产小队为基础”这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被定性为“左”的产物推倒，工业上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其它的都通过“改制”采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公有制的经营性资产占社会经营性总资产的比例，已经降到30%以下，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口在经济领域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则不到20%。”（周新城《关于公有制主体问题的思考》2017年7月31日《》网）；国有经济的占比甚至达不到社会主义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水平（王立华《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状况及建议》2024年1月27日《红歌会网》）等等，都是在这样的“马克思理由”支撑下进行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证明这样的“马克思理由”，属于离开唯物辩证法只讲唯物史观逻辑产生的一种谬误，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做的理论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世界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在不断发展变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或者说特殊性，反映这些发展变化和统一性多样性的真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和具体性，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情况得出的结论，或者不顾环境条件会发生改变而刻舟求剑，都是一种谬误。
真理的全面性很好理解，片面看问题当然是错误的。但真理的具体性，即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真理，都有自己的前提条件和适应范围，世界上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适用的抽象真理，则未必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比如，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这一真理的前提条件是平面。在曲面上还套用这一定律，就成了谬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早就深刻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要求不能把他们的学说当成教条只能作为行动指南的原因，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道理所在。中华传统文化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称作审时度势。世界发展的这种特性，要求在运用唯物史观的时候，必须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观察适用于唯物史观的历史环境是否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少，但始终存在。比如，“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从而生产关系的变更在这一刻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就表明适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一般原理的历史环境已经改变。
那么，离开唯物辩证法讲唯物史观逻辑，认为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谬误体现在哪里呢？
先看真理的全面性。落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物质基础薄弱当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站在全面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发现，与此并存的，同样有不少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有的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支配力。在这种生产方式上生长出的帝国主义，为了缓解类似“英国百万工人大罢工”、“占领华尔街”、“法国黄背心运动”这样的国内大冲突，继续维持自身统治，已经开始对落后国家疯狂侵略掠夺，目的是从由此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奥巴马就很直接：10多亿中国人不能都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的生活。特别是1949年北约成立形成帝国主义联盟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处境更加困难，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等的入侵，都能看到帝国主义联盟对落后国家合围打压的身影。“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历史环境，表明唯物史观描述的那种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大相径庭，所以落后国家按照正常的历史顺序搞资本主义总行不通。晚清以来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种特殊社会形态，就是由国内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在国际上具有支配地位的资本垄断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打破了一国的发展道路理应由本国选择的常规。这是与“国情”并存的第一个事实，而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2）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上很快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原苏联以及东欧帮助援建我们的156个大型项目，就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较快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这样的发展，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适应。这是与“国情”并存的第二个事实。
（3）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马列毛主义已经产生并为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经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锻炼，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尊重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两个绝不会”是人类还没有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被动接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结果。这一点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但却为实践所证实。我国成功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充分认识并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具体道理这里不展开）。这个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像西藏这些更落后的地方，甚至堪称跨越千年。这是与“国情”并存的第三个事实。
（4）工农大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正在不断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形成了在生产力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群众基础。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寨、大庆，以及后来那些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分田单干后仍然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早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是这些“自为阶级”的先进代表。南街村与小岗村形成不同道路后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别，不在于生产力水平不同，而在于领导班子和群众基础不同。这是与“国情”并存的第四个事实。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越来越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产生尖锐冲突，不但经济危机爆发频繁，而且危机后的复苏更加艰难，时间更长，连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资本论》来寻求解决办法。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甚至在08年危机后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到底还适不适合人类生存这样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并且肯定不会从“蒸汽磨”开始从头发展，可能没有发展多久社会经济就会陷入泥潭，如2008年后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而且，生产力越发展，生产效率越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困扰会越频繁（这个问题后面专门讨论）。这是与“国情”并存的第五个事实。
当离开唯物辩证法去讲唯物史观逻辑时，这些与“国情”并存的事实特别是具有全球支配力的垄断资本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不在观察的范围了。在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逻辑，不讲适应这个逻辑的历史环境是否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必然单凭生产力水平低物质基础薄弱这一点就否定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社会主义。
有人可能会说，国情是主要的，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发展道路。但你见过在全球化背景下，有离开世界环境单独存在的“国情”吗？牛皮轰轰的大清天朝，怎么无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变成了半殖民地。旧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为什么国家还是四分五裂，难道不是因为割据在各地的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吗？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中深刻指出：“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毛主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并非像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片面强调的那样，根据国情不照搬“十月革命”道路。毛主席根据世界环境和历史条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无法担当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只能由共产党领导同样是联系实际。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质，由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显然不合规，与一些人认为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不够格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合规的旧民主革命失败了，不合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胜利了。这是毛主席“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的结果。毛主席不愧为唯物辩证法大师。
再看真理的具体性。尽管上述那些变化并未改变唯物史观描述的社会基本发展规律和总体趋势，但却表明，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落后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先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不合适。这与在曲面上还套用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不合适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唯物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世界上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适用的抽象真理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在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搞社会主义反而更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还认为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真搞社会主义，就如同“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还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一样迂腐。
经典作家早就批评过这种迂腐。19世纪中叶，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在地球上差不多已经绝迹。但俄国“农村公社”却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保存下来了。当俄国“农村公社”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面临道路选择的时候，在国内产生了激烈争论。俄国学者求教于马克思后，马克思虽然没直接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但却对有学者不分析历史环境，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直接否定：“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1至342页）。虽然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回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面临如今落后国家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更不可能看到今天的俄罗斯搭上资本主义末班车后，各方面都一落千丈的问题，但马克思根据俄国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引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同上，340页）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措词多么严厉，表明马克思对这种离开唯物辩证法讲唯物史观逻辑形成的“马克思理由”十分愤怒。难怪面对类似的“马克思理由”，他都要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阐明唯物史观不是在任何历史环境下都成立的抽象真理，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回信中，还根据古罗马的历史进程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同“大地产的形成”与“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同上，342页）。其实，就俄国在19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原始的农村公社就足以证明，尽管人类社会确实存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但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千篇一律。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都不长，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却长达两千多年。正如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阐明的那样：“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社会形态更替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证实了的史实，又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共识，只要不离开唯物辩证法单独强调唯物史观逻辑都可以看清楚这个问题。
二、抹黑社会主义的谎言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种弊端
仅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明离开唯物辩证法单独讲唯物史观逻辑，很容易产生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谬误还远远不够。如果诸如“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公有制没有效率共同贫穷”这类以假乱真的谎言，特别是资本发展经济的神话，在处于左边和右边中间的庞大群体中还有市场，那么，你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得再明白恐怕也收效甚微。只有戳穿那些以假乱真的谎言和资本发展经济的神话，才有助于庞大的中间群体清醒过来，形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共识。
（一）“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公有制没有效率共同贫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这些谎言的共同特征，都是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以混淆视听。
首先，把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与“贫穷”“短缺”混为一谈。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所谓“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潮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从而生活没那么充裕与“贫穷”和“短缺”是两码事，更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半毛钱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相对较大，对生产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投资比重相对偏小。
二是不得不实行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对“低消费高积累”窥一斑而知全豹。笔者老家所在地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点名气的水果，但这种水果收获以后基本上都不投放国内市场，生产队采摘下来后直接运送到火车站，出口换汇。
粮食凭票供应也是一样。既要满足工业化进程加快后工业用粮和城镇人口用粮的大幅增加，还要用部分粮食出口换汇，情况可想而知。国家不得不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政策。连提出这个方案并被中央采纳的陈云，都感觉自己挑着一担火药（详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208页）。
如果不优先重工业投资，把这些钱都用来发展主要为人们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如果不实行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那将明显是另一种情况。“甘蔗没有两头甜”的道理，“专家”们不可能不懂。况且，尽管为了追赶世界潮流而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实行了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但党和国家并没有忽视过民生。毛主席的《论是大关系》，强调“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的同时，就强调要“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列，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因此，尽管新中国一穷二白，还要优先考虑重工业提升国防实力，但仅仅发展了20多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到了很大改善。50年代我们只有5亿多人口，到70年代后期就有9亿多人口，20多年间增长了4亿多，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与现在因人们不堪生活重负而导致人口出生率出现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且，这种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半毛钱关系的问题，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并提升了国防实力，具有相应的国际地位后，国家就会反过来予以解决。70年代初实施的“四三方案”，就重在改善民生。
80年代以后能够逐步取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陆续提高粮食、油料和棉花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量军工企业能够转型生产洗衣机、电冰箱、摩托、电视机和小轿车等等，都是建立在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提升了国防实力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样的基础，这些“改革”成果难以想象。当把本该继续保持的重军工项目也下马后，就被“海湾战争”惊出一身冷汗，知道我们的国防实力又落后别人太多了。
把我国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有了重工业这样的物质基础，有了“两弹一星”这样的国防实力和重要国际地位后，可以大力发展为人们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可以取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并又发展了几十年后还仅仅是市场上流通的并非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资料的相对充裕，说成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在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难道可以建立在没有重工业和国防实力的基础之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但不感谢前人反而造谣污蔑前人，这是什么德性？
其次，把生长周期不同形成的总产量不同与生产效率混为一谈。毛泽东时代的农副产品，都是坚持自然生长的有利于人们健康的绿色食品，生长周期都很长，总供给数量自然赶不上“高科技狠活”下形成的非绿色甚至有害健康的食品供给数量。比如一头喂粮食和青菜的猪自然生长至少要一年才能出栏，而“高科技狠活”下三个月就可出栏。如果为了保证人们的健康，现在的生猪也自然生长而不允许搞“高科技狠活”，在总供应量减少四分之三的情况下，面对10多亿人口，恐怕还赶不上毛泽东时代。自然生长下有利于人们健康的绿色农副产品的总供应量赶不上“高科技狠活”下不利于人们健康的非绿色农副产品的总供应量，是公有制没有效率吗？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人们按照教科书已经回答得头头是道。这里讨论的严重弊端，是指在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之下，这个生产方式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哪些不协调和冲突，让人们看清楚隐藏在资本发展经济神话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东东。
面对年均两位数的高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说这是遇到了“战略机遇期”。但为既得利益阶层代言或自身也与资本利益关联的“专家”们，却借此机会，开始打造资本发展经济的“神话”。他们先是鼓捣出只有大量包容资本主义甚至反客为主的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紧跟着开始散布“公有制没有效率共同贫穷”。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由这种严重弊端导致的2008年后经济增长开始连续10多年下滑的问题，却被他们掩盖起来了。
我们承认，在只要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被到处使用这样的动力下，会一时一地的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时间，车子房子多了，商场里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我国以发展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经济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是与这样的资本动力分不开的。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除了同样存在剥削，只是方式不同外，还一开始就孕育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孕育着私人积累与社会经济横纵向发展的冲突，孕育着社会生产的异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些矛盾或冲突必将更加尖锐从而不断困扰社会经济发展。这样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的生存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大弊端：生产与消费存在矛盾。
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整个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主要目的，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相对提高利润，资本家们必然尽其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由此形成的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我国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大城市还不够一个月的房租，拿什么来进行其它方面的消费？二是为了更多获取利润，资本家们总会不顾社会的实际消费需求开足马力生产，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点评说：“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种为追求更多利润的盲目生产，不但会与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产生冲突，而且还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总是有限发生矛盾：即使不差钱，一般家庭也只需要一套住房，谁也不会今年买了汽车和彩电，明年又接着再买，没有谁有钱了就会把一日三餐改为一天五顿，不惜撑死也要促进消费。人们往往只讲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忽略了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总是有限与生产无限扩大趋势的冲突。马克思是早就讲到这个问题的。
一旦消费速度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经济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就使整个社会经济倒退回20世纪初甚至是19世纪末的水平。我国自2008年后被高调吹捧的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也是大量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消费速度远远赶不上生产速度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当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时，消费速度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一时不会凸显，社会经济暂时平稳。
二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越高从而生产效率也会越高。当生产一部手机从原来的10多分钟发展到20多秒后，消费速度远远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锐，社会经济就焦躁不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16世纪后期，在19世纪初期前社会经济一直快速发展没有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是在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下，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时间不会凸显；二是19世纪前的生产力水平从而生产效率，还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的惊人距离。
同样，我国在2008年前以发展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经济能够高增长，一是建国后由于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和增强国防实力，实行“低消费高积累”，生活资料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时没有凸显。二是10多分钟才生产一部手机的效率，同样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的惊人距离。
胡锦涛总书记的“战略机遇期”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分析，但生活资料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和生产效率还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惊人距离的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期”和前提条件，一个不会一直存在的“机遇期”和前提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一旦这两方面的情况明显改变，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2009年发展改革委、工业信息化部和监察委等十部委就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这时候的中国经济，连续10多年增长下滑已成必然趋势。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我国2023年房地产暴雷，不过是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国内经济发展深陷泥潭的导火索，本质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是那些专家学者要拼命掩盖的问题。
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包括生产者自身在内的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可能为了相对提高利润效益刻意压低工资，造成有效消费严重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又总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不可能盲目扩大产能。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永远不可能出现所谓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只要有计划按比例，总是多多益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优越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使社会经济总能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同样处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的原苏联，不但经济仍在高速发展，而且还借此机会，大量获得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当时急于用来换取“流动性”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很快，原苏联就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大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第二个超级大国。我国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算起，也只用了20来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在周期性泥潭中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很快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无法解决。国家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甚至具体到大规模的以旧换新，放弃“房住不炒”的定位，都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一时缓解生产与消费的冲突，暂时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
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恩格斯，早就阐述过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顽疾：“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相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大弊端：私人积累与社会经济横纵向发展的冲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税收和工资大体满足国家开支和人们生活需要后形成的社会劳动剩余，只能形成私人积累。由这些私人积累堆积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为了获利实现增值，必然与社会经济的横纵向发展产生以下冲突。
在横向发展上，有利可图的行业和地区会投资旺盛甚至“经济过热”，无利可图的行业和地区冷冷清清，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一方面存在有些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国计民生短板；一方面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
“西部大开发”是江总书记那时就提出来的，中间又经过胡总书记提出的包括平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8大报告还专门指出了我国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然时至今日，西部地区除中央硬性要求的“援建”外，有私人资本去投资开发吗？西南某地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拟修建一条地方铁路。但在实施混合所有制后一年多的融资时间里，基本没有私人资本投资，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家们看不到投资这条地方铁路短期内的利润预期。你发不发展与我何干，我只管眼下能不能赚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了现代化，恐怕也是所谓粤港澳大湾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二线大城市的现代化，西部相当多的农村地区能继续保持脱贫就不错了。
在纵向发展上，只要短期内看不到预期收益，这些私人积累都会对新的经济循环毫无兴趣，从而使社会经济质的不断提升和量的不断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有利可图就把“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种狂热与无利可图就消极冷淡并存的情况下，一旦感到“社会经济不景气”，这些分散但总量庞大的私人积累，不会再参与新的经济循环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香港某大亨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一旦投资利润率下降并预感到一些情况后，资金就开始全面逃离。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国家经济能不能向纵深发展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能不能赚钱。
当闲置的资本存量不参与新的经济循环后，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还往往需要国家和各地政府不断“借鸡生蛋”甚至举债。
改革开放初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资金相对不足。大量引进外资不失为一种选择。那时候，很多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宣传栏上，都有这样醒目的六个大字：“你发财，我发展”。可以说，引进外资对推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弊端也很明显，我们确实发展了，但社会劳动剩余都归了别人，导致我国经济的后续纵深发展，缺乏足够的公共积累支撑。只能不断“借鸡生蛋”或举债，甚至不得不通过超发货币从而收割劳动人民本就不多的财富来维持经济发展。在现代化是动态标准的情况下，国家发展长期靠“借鸡生蛋”或举债恐怕不是办法。并且，生产力越发展，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尖锐，市场越容易饱和，到时还有没有以盈利为目的国外资本来投资，恐怕要打个问号。如果既无公共积累又无法“借鸡生蛋”，国家经济发展很尴尬。
二是社会经济纵深发展需要科技支撑。但急功近利的资本，不会把心思花在“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的科技发展上。我国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上，又发展了近半个世纪，却始终缺乏科技含量高的新质生产力，就在于在急功近利的资本眼里，“搞导弹不如卖鸡蛋”。至于像“华为”和“威海光威”不怕“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几十年坚持发展科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性。比如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但在航天技术上却一度落后于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原苏联，直到原苏联50年代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60年代又第一次实现了探测器登陆月球后，才迫于巨大的压力，由国家立项投资，在航天技术上后来居上。这不是美国资本家没有这样的研发能力，而是他们不屑于航天技术这类“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形成大量所谓“过剩资本”，且本行业市场饱和很难盈利之下，才会迫于压力去开发新技术。当今美国大量新技术出现，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只要有钱赚，就不但不会去开发新技术，甚至还会打压封锁影响赚钱的新技术。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屡见不鲜。
在私有经济占据大半壁河山的情况下，鼓吹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其它的都可信，唯独“贡献了70%的技术创新成果”不可信。比如，个体企业采取“投资小、难度低、周期短、见效快”的办法，开发了大量的APP软件，尽管也属技术成果，但数量再多也构不成华为“5G”那样的新质生产力。而且这里面还有不少游戏软件甚至是色情软件。这样的数据会误导社会。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满足国家开支和人们生活需要后的社会劳动剩余，必然形成公共积累。这些公共积累的首要任务是更好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其次才是收益。因此，即使成本巨大收益微薄甚至短期内只烧钱没收益，公共积累也会义无反顾。比如，为了改变生产力布局的“大三线建设”中城市大工厂的搬迁重建，为了让人们吃饱饭的杂交水稻培育，为了治病救人的青蒿素研究，为了“西部大开发”和更好满足人们出行需求修建青藏铁路和“八纵八横”高铁等等，没有公共积累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而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免费医疗、上学和住房，也只有在足够的公共积累下才有可能。这是朝鲜和古巴的人均GDP没有中国这么高，却能实行免费医疗、上学和住房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大弊端，社会生产的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生产的用于服务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奴役自己的异己力量。经济发展不是为了人们，人们的存在是为了经济发展。与马克思说的劳动异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表现为“为买而卖”，人们把商品卖出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买回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其公式为：商品—货币—商品。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反过来表现为“为卖而买”，资本家大量采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通过劳动力商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以后，卖出去获得利润实现资本增值，其公示为：货币—商品—币值对等下的更多货币。
这是私人占有的商品生产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必然结果。“为卖而买”的商品生产，必然改变社会生产的性质，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成为资本获利实现增值的平台。比如资本研发药品的目的，就不是奔着治好病而只是控制病，从而让人们需要长期吃药去的，而且价格虚高十分严重。人们戏称现在的药“吃不死，但治不好”。至于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奔着彻底治病救人去研发的，被许多外国患者称为中国神药且价廉物美的“双氢青蒿素”，你想都不要想。
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社会生产的异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为了垄断利润打压封锁造福人类的新技术，而且在海外扩张过程中，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由争夺海外商品直至资本输出市场而发动的一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间惨剧，就是这种登峰造极的杰作。社会生产的异化，达到了人们的生命都需要服从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的程度。这样的社会生产，除了总归可以带来对人们有用的商品这一点外，其趋势完全在朝着满足人们生活生存需要的反方向在运动。
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决定的社会生产异化，只有回归社会主义才能解决。长官意志下的行政干预，只能使异化程度得到一定遏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比如，高房价是社会中间阶层以下的群体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很多人会因此而成为一辈子的“房奴”。人们生产的商品房成了奴役人的工具。但由于只有获取超额利润实现资本大幅增值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但贯彻不下去，一旦暴雷导致经济疲软后还需要采取大量政策来维持房地产高位运行。“土地财政”会进一步推高房价加剧人们的生存压力，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下，不搞“土地财政”又不行。住房压力成了人们生活的“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大山。GDP上去了，人口出生率却下来了，甚至，还有悲剧发生。
又如，超出社会商品价值总量发行货币，会在无形中收割劳动群体本就不多的财富，加重人们的生活生存负担。但在投资利润率严重下降私人积累“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不以此来降低打工群体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对提高民营企业的利润，刺激投资欲望，经济发展又会出问题。
我们不准备列举更多案例，仅这些，就足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主观愿望，在社会生产异化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面前有多么苍白无力。社会生产的异化，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大量的年轻人，不但失去了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而且普遍选择了“躺平”。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越发展自动化程度越高，失业的群众也会越多。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积累起来的成果，反过来让人们有吃不上饭的危险，更多的人都会很无奈。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在财产共同拥有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采取轮岗的方式轮流工作。而且，由于自然力取代人力后需要的人手很少，一年内轮岗的时间也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休闲、娱乐和旅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谈人们的收获感、幸福感，只能画饼充饥。
三、离开唯物辩证法讲唯物史观逻辑，不会关注发展变化，忽视私有经济已经不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无疑包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要跟上的问题。社会主义以前对不适应生产力性质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社会暴力革命完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来确定，前提是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否则，当农业机械化甚至自动化都基本实现了，仍然会认为分田单干不能动。
如果说，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表现为束缚了“蒸汽磨”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却表现为，生产力越发展生产效率越高，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越频繁，复苏越困难。2008年发生的本质上还是由生产与消费矛盾导致的经济大衰退，就比1929－1933的经济大危机的复苏还要困难。日本2024年一季度的经济还是负增长。资本家们采取具有计划因素的订单生产，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透支消费，又透支出了由次级房贷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已经“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我国自2008年后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同样属于私有经济在经营性资产和大众就业上占据大半壁河山这样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
然而，当大脑里没有唯物辩证法思维后，对现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要求，不是懵然无知，就是视而不见。甚至按照既定方针，这样的生产关系要管一百年。其结果就是由于现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要求，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陷入泥潭。
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建议权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讲社会经济陷入泥潭是现存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引起的，如果不是他们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本身就存在根本缺陷，只能在信心、循环、政策工具上打圈圈，无法涉及问题实质，就是他们的立场使然。他们向往资本主义，总是夸大生产力的落后面来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国情”依据，掩盖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一面，以阻止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时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比较低，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之后，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专家们在“实事求是”时，总是夸大落后，不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水平有了哪些重大发展。
比如，伴随新中国成长的农村人都知道，小时候农村使用的都是手推磨。一家人吃顿豆花，用手推磨磨豆子就要折腾半天。但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实现，到70年代初期，就跨越到了电动磨时代。磨豆子仅需几分钟。70年代的农业，拖拉机特别是手扶拖拉机已经大量使用，打稻谷都实现了半机械化，装在打斗里的脱谷机械，可以像缝纫机那样脚踏转动。特别是不少科学技术，以及由此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已经接近或处于世界前列。尽管从总体上看，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但赵紫阳在87年做党代会报告时，还堂而皇之的宣称，8亿农民仍然基本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醉翁之意不言自明。仅农村的电动打米，就早已告别了用石碾碾米的时代。至于又发展了几十年之后，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甚至自动化与分田单干的冲突，就更是他们忌讳谈及的事情了。
在立场使然下，对领导人讲话精神的解读，也总是朝着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拐，或者对回归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利的，采取选择性失明，集体性失声。
比如，“三个代表”思想中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尽管人们对此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按照字面理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肯定不是一回事，“蒸汽磨”这类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就要求废除封建生产关系。然而，为了防止这样的解读不利于发展私有经济，清一色的解读都是，要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都可以采用。资本能发展生产力，所以要大力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
又如，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有一个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对此，立场使然下的专家们，就采取选择性失明，集体性失声。
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献计献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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