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号上交流，戴洪国说：“钟先生很有才华，理论自信也可以。但所写的脱离实际，人们的思想认识是达不到你写的那么单纯。当年，生产队长、会计、保管等多吃多占是常有的。为什么连产承包制实行不久，农民可以吃饱饭？因为积极性调动起来。政策放宽，农村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如今，农民盖楼房、建别墅，买套房。普通的百姓，安居乐业，都可以吃好穿好住好，旅游普遍性。”
在这里我想对戴洪国先生说的是，我本来也是个农民。早在小学高年级读书时，平时在上学之前的早上或放学之后，参加集体劳动，在星期天及寒署假、忙假，同样也参加集体劳动。在读初中和高中的同时，我兼任着队里的记工员。高中毕业即回队务农，直到分户种植的1983年。
对于人民公社及生产队模式的有关问题，我发言较多，是因为我有8年左右的生产队实际的生活，因为形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因而有长期的观察、了解和思考，特别是对工分制变化规律和生产队发展过程的观察和了解。后来又结合经济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因而对人民公社体制和生产队模式的有关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戴洪国先生说，“人们的思想认识是达不到你写的那么单纯。当年，生产队长、会计、保管等多吃多占是常有的。”
我觉得戴洪国先生这个说法恰恰是脱离实际的。
1，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时，那时人们的思想纯不纯？但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队伍会不断壮大？由少到多，由由弱到强？相比于上井冈山时的社会环境，我国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进一步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难道人的思想不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劳动者更容易接受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模式？
2，在毛泽东时代，类似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等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在当时环境下，人民公社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良好的环境和扎实的制度基础。
3，从生产队发展过程看，社员的行为状态是与工分制具体形式的变化阶段相关联的：在推行大塞工时，由于采用的是评工制，因此，社员处于十分主动、积极的劳动状态。有些农活，多用不着队长布置，社员会主动去做完；在采用定额工时，社员为了多争工分，在劳动中会你追我赶，争先恐后，那种集体劳动川流不息、热火朝天的景象，不是今天环境下的人所能想象的。在生产过程中的社员，其行为状态主要是由决定分配的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决定。
4，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在土地和生产资料方面，大家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正因为不存在资产所有的差别。因此，生产队的社员并不存在产权方面的利益要求。相反，由于生活消费的家庭个体性，社员在消费需要和劳动投入方面是存在着差别的。因此，能不能反映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的差别，并通过分配把这种差别体现出来，决定着社员能不能发挥劳动潜力，决定着社员能不能积极参与集体劳动。而生产队所采用工分制来计量社员投入的劳动量，并根据社员个人或家庭的工分总量进行集体生产成果的分配。恰当地体现社员对劳动所有权方面的要求。因此，人民公社体制和生产队的公有制模式，它不是建立在社员一心为公的基础之上的。相反，它是建立在社员需要体现劳动投入的个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社员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这个利益基础之上的。按资分配体现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分配方式，同样，按劳分配是体现劳动投入个体所有制的分配方式。换句话说，人民公社体制和生产队模式的出发点恰恰是体现个体利益要求的制度模式，它所体现的恰恰是劳动投入的个体所有。因此，说什么社员思想不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说法是完全不懂得人民公社体制的性质和特点。
5，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经常实体。你这个生产队搞好了，可以0.80-0.90/工；你搞得不好，可能只有0.30-0.20/工。你搞得好，你这个队的社员不仅可以吃饱，而且可以有余粮；相反，你这个队如果搞不好，就要吃返销粮，甚至要外出讨饭。因此，人民公社是有很好的纠错机制的。生产队管理人员的管理如果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正常情况下，那他们就会被社员大会免去职务，另行选择合适的管理人员；在非正常情况下，社员不能通过社员大会的途径来更换队长或其它管理人员，社员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他会把你骂到自动离职。
6，在人民公社或生产队也可能会存在贪污行为。但是，由于在采用工分制进行分配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干部或管理者的贪污行为都是直接对社员利益的侵害。因此，一旦发生这种贪污行为，就会被群众所举报、被处理；同时，当时也常有工作队进驻社队，办学习班，采用专业人员核查和群众举报相结合的多种办法，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人民公社时期绝大部分干部和管理人员都是廉洁状态的。
二，戴洪国先生说：“为什么连产承包制实行不久，农民可以吃饱饭？因为积极性调动起来。政策放宽，农村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为什么连产承包制实行不久，农民可以吃饱饭？因为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农民个体经营方式在人民公社之前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从先秦发展到合作化之前，农民的积极性是不是一直处于调动状态吧？为什么偏偏到了1980前后后粮食亩产才能达到千斤以上呢？
很显然，这是因为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的实践彻底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从不通电到农业生产电力化，从靠天吃饭到农业生产水利化，从原始种植的农业生产状态到农田种植和管理的科学化；从人力与畜力为主到实行农田机耕；从没有农村工业到社队企业的兴起等等；从依靠有机肥料到化肥的大量使用，从人工防治病虫害到农药的大量使用，从人工除草到除草剂的使用等等，从没有良种到杂交稻的推广等等。所有这一切，正是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积累式的改变，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发展了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进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之后，从1964年起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呈现一个前慢后快的加速增长状态。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1959年是252公斤，到1979年是340公斤，平均每年增长4.4公斤。而从1970年到1979年从289公斤增长到340公斤，平均每年增长是5.56公斤，比20年平均增长速度快了1.56公斤。如果人民公社保持不变，人均粮食占有量按照每年增长5.56公斤速度计算，从1979到1983年会增加22.24公斤，加上340公斤，1983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会达到262公斤，事实上是要略高于1983年的360公斤的实际人均占有量。所以说吃饱饭是因为推行承包制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的。
三，戴洪国先生说：“我认为，应该看大方向，看主流。全国有几个农民去关注公有制、私有制。他们关心的是有活干，能过好日子。”
对于戴洪国先生的这个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农村推行承包制之后已经有四十多年时间。在推行承包制开始时，有些人感到没有了集体，感到自由了，解放了。但是，分户单干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的问题。而农业实现不了规模化经营，不能实行高度机械化，客观上使农民的劳动生产力长期得不到提高，从而必然影响了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过去在人民公社时，仅仅靠种田，一对夫妇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负担三、五个孩子到成家立业。但现在仅仅靠种田，农民连自己都难以生活。度过温饱可能没有问题，但要是生个大病什么的，根本就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再负担孩子的生活了。现实的生活场景，使农民不得不重视所有制的变化问题。
生活所迫，使农村能够离开的人，都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去了，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农民中的主力军都离开了农村，形成了农村空心化的现象。“过年回乡村，归来泪满巾；田荒藏野兔，不见种田人。难寻儿时伴，多见老少孙。青壮搓麻将，翁妪带幼孙。儿童多留守，未见爹娘亲。偶见两书生，手机玩不停。蓝天依旧在，碧水无处寻。乡音虽未改，面容已陌生。红砖碧瓦青，豪宅空无人。”这个网上流传的打油诗，是目前农村的真实写照吧？
从1983年到现在，人民公社已经消失四十多年了，但为什么在媒体上还在讨论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相关话题呢？这恰恰表明由于所有制的变化导致农民生活变化，从而使他们重视起所有制的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了大的飞跃，但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而言，这种变化和影响却是负面的。农民劳动生产力不高、农业收入低，农产品缺乏与国际农产品的竞争力，导致了进口粮食大增，而本地农产品却难以销售等等。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农民生活处境艰难，如果只是守着那些责任田，连自身的简单再生产都已经维持不了。农村和农业，如果连最基本的劳动力都留不住，又如何期望它能进一步发展呢？
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其努力方向就是要发展集体经济。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在理论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特别是对过去的人民公社的认识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状况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已有的人民公社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也影响了发展集体经济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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