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壮大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反抗已占据社会政治经济统治地位，且早已联合起来的国际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领导下，国际工人运动在英、法、德等国工人运动兴起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联合起来迅猛发展。以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指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将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此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壮大，一浪高过一浪，展现出其蓬勃的生命力。1848年欧洲大革命风起云涌，气势磅礴，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世界范围。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失败，但她开启了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的先河。国际共运历经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不仅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未工业化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尤其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国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各主要工业国将世界瓜分完毕，便开启了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时代。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也因此为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列宁领导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历史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的突破，开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也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尤其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短短数年就迅速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集体化，赫然蒸蒸日上的世界强国。其制度优势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普遍萧条形成鲜明对照。不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力量，而且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和策源地，推动了中国等东方民族的觉醒和民主革命。形成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
尤其二次世界大战，英勇的苏联红军在苏共和斯大林领导下，浴血鏖战，横扫欧亚，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击队和人民，也奋起抗战，俨然反法西斯战线之重要力量。总之，二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把人类从德日意法西斯铁蹄下拯救了出来！也解放了众多国家民族，极大地壮大了人民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也从苏联一国发展为战后十几个国家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
紧接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决战（人民解放战争），在二战后四年取得了完全胜利。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被彻底推翻，工农等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阵营横跨欧亚大陆，其总人口也占到全世界近一半，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将战火烧至中朝边境，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出兵抗美援朝，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将美军等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并迫使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是极大的鼓舞！之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阵营更加扩大。广大亚、非、拉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占了上风。用毛主席的话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国防发展迅速，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又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实现宇宙空间遨游。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族民主革命也成燎原之势，社会主义阵营已对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压倒优势。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似乎已指日可待，为期不远！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盛而衰，先于国际资本主义失败
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际资本主义呈压倒优势，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分歧。先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些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苏共及多数东欧国家都普遍出现“修正主义”思潮，质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苏两党的论战导致国家关系的严重对立，乃至出现激烈的边境武装冲突，及双方军事力量大规模对峙，几乎酿成全面战争。团结一致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趋于分裂瓦解。各自的国家利益取代了共同的思想信仰。尽管越南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全力支持下于1975年战胜美帝及其支持的南越傀儡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仅三、四年越南就为实现其大印度支那梦想公然入侵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柬埔寨，并激起同中国的边境战争。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都暴露出政治上缺乏民主，民意监督机制缺位则必生腐败和新的特权阶层。以及经济发展失衡，民用产品落后短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及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这种种政治经济问题引发民众不满。这又导致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激烈争论和路线斗争。
思想意识方面，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开始动摇瓦解，渐渐倾向西方，在经济方面更偏重于解决短缺而不管什么方法。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出现了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靠拢、过渡，并因此产生两种体制环境变换带来的损公肥私机会。由于这些经济改革理论指导上的缺乏，均被美国为其自己的利益以“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
对共产主义理论信仰的彻底背弃，导致苏联不仅从东欧全面撤军，而且将其经济改革完全交由昔日的敌人——美国来设计主导。于是美国等国际资本完全控制了苏联金融，并以其“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迅速完成了苏联庞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表面上每个苏联公民都得到了一份股份，但已完全操控苏联金融市场的美国等国际资本频频制造金融波动，很快将苏联人民几十年社会主义积累的巨额财富（约28万亿美元）洗劫一空。美元与苏联卢布的比值也因此由1: 3变为1:50000。曾经强大富裕的苏联帝国一贫如洗，实力被美帝经济战摧毁。
强大的苏联是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维系的精神力量凝聚在一起的，随着这个坚强无比的精神凝聚力的瓦解，她也必然会解体。随着1991年8月24日苏联共产党解散，1991年12月26日苏联终于分裂解体。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失败。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也相继改变了其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随着1976年毛、周、朱三位伟人去世及之后的政治动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也早已动摇瓦解。凡是苏联党内出现的问题中国党内也一样不少，特权阶层及其腐败状况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及政治民主的缺乏，这些并不比苏联逊色。但是在经济改革中，中国却并未采取不切实际的“休克疗法”，虽然也是摸石头过河，黑猫白猫，但还是根据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基层生产组织责任落实等问题而进行了针对性改革，因此最初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工农业都出现了较强劲增长，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但在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改革中出现了双轨制损公肥私机会，“官倒”等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终于在1989年爆发反官倒、要民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此后，民权民意以“维稳”之名不断被压缩。毛主席在文革中倡导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民主监督精神也因此荡然无存。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有些已名存实亡，民意及其监督功能由此日渐缺失，腐败也因此越发严重。乃至权势者竟可公然以改革之名大规模侵吞国有资产。并形成持续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缺失了民意监督制约机制的改革开放，必然是以腐败的方式进行的“改革开放”！民众不仅无力阻止社会公产被权势者私分掠夺的“改革”，更无力阻止美、日等国在深度渗透基础上勾结我买办权奸出卖掠夺我重大国家利益的“开放”。美西方经大规模渗透在我政府要害部门及学术教研机构形成新的买办权奸势力且日益强势，竟可堂而皇之操控我金融、财政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及其政策，以持续十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破坏性地“挤干泡沫”，把中国人民各项福利（教育、医疗、住房等）及各种资产价格压至最低，以利外资大规模进入坐底，并以最低价格大肆兼并我国企，生生将原本满足内需为主的我国民经济体系变成依附美西方市场的买办化殖民地依附型经济。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在美国已对中国彻底暴露出其敌意后）也要大部购买美国债，以此极端损害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方式支持美元霸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变质，三十年来，中国工人以其刻苦耐劳坚韧勤奋为全世界生产，俨然“世界工厂”。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也取得了长足的科技进步，在许多领域已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但中国却未能保住与此相称的经济利益，至今仍是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5月28日记者会，李克强总理：“有6亿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此乃何故？长期大规模财富流失使然！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终究是一场灾难，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非法收入（权势者侵吞的巨额国有资产及国际资本在买办权奸配合下轻松掠夺的巨额财富）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全都外流。30年来，财富流失规模约达二十万亿美元。不仅流失了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从储蓄≡投资，变为：（储蓄—资本外逃金额）≡投资），其产生的通胀因素，既大增成本又严重抑制需求，彻底封杀了中国社会利润空间，企业生存困难大量倒闭。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三），不仅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错配巨大浪费，也使我们面临通胀与失业并存，金融和宏观经济风险空前巨大的严重局面。并给年轻人造成巨大生活压力，使其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
美西方对中国的深度渗透，不仅是金融、财政和经管部门，以实施其金融经济战；在医药卫生、疾病防控、农业等领域，其渗透时间更长，也更凶险。以转基因农业/食品和病毒、疫苗为武器的生物战，加上金融经济战的组合交叉攻击，既摧毁了中国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意愿，也摧毁了其生育能力。现中国平均一个育龄妇女只能生出1个孩子，面临种族灭绝前景。显然，中国已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来日无多的发展道路。
苏联的失败是亡党亡国，而中国既无亡党也无亡国，其失败是其质变蜕化，乃至将亡种族，亡未来。苏联亡党亡国和中国蜕化变质来日无多，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先于国际资本主义失败。虽然还有朝鲜、古巴等坚持其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因国家太小而难以影响国际共运大局。
三．国际共产主义先于国际资本主义失败的理论原因
曾搅动天下，摧枯拉朽，气势磅礴之国际共运，在其对国际资本主义据有压倒优势之时，竟好景不长，先于国际资本主义而失败。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此其何故？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众多原因中，必有那共性、必然性的根本原因，起着影响全局的主导作用。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政治上缺乏民主，乃至国家缺少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并因此而产生腐败和特权阶层。经济上发展失衡，民用产品落后短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及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这种种政治经济问题引发民众不满。并都发生了向市场经济靠拢的经济改革。正是这些共性的问题中蕴含着必然性。偶然不过是必然的个别表现。由普遍性所体现的必然性，一定是居于思想意识指导地位的错误，即思想理论上的错误。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于国际资本主义失败的理论原因。
马克思经典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错误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使用价值入手，对其价值理论又给出了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他的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基础上分析价值表现，但杰出的辩证分析才能使他的价值表现理论为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货币及价值表现理论是统一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马克思在此关键领域开创了出色的辩证分析方式。他是这一重要理论领域的开山鼻祖。但由于其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不彻底，他未能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其社会内容，从而未能发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错误。
（1）使用价值内容和形式的混淆，使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马克思最初对使用价值及其物质形式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写道：“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注1】“它们的物质属性，总的说来，不过在使它们有用，从而使它们成为使用价值的时侯，方才叫我们考虑。”【注2】
但马克思对价值表现形式的研究，是与其叙述顺序相反，是从价值表现的完成形态（货币形态）——金，开始的，但货币金不像货币铜，铜明显还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而在金的物质材料上淹没了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于是随着从货币（金）→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的推论，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就消失了。这种混同影响到马克思对一般等价形态、扩大等价形态和个别等价形态的分析论述，在《资本论》关于价值表现的第一章第三节里，所有的等价形态（不管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都是以自身的使用价值以及和它没有区别的物质形体去表现相对价值。于是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注3】
在价值形态的完成形式——货币形态上，货币是以自身特有的物质材料去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为商品界提供价值表现）；同时又是以其一般的使用价值（一般财富的代表）的身份去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一般的使用价值这个身份，任何商品即使其自身的物质材料再怎么适合作为货币，也难以担当货币这个角色。货币特殊的使用价值，是由其一般使用价值的社会地位生出。
历史上有不少商品曾充当过货币角色，如：牛、羊、各种粮食、贝壳、布匹、等等，它们的自身物质形式并不适合作为货币。但因其都曾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物（马克思称之为一般等价物），具有可与任何商品交换的一般通用性，因此充当过货币。
而自身物质适合作为货币的商品，如：金、银、铜，也并非成为商品伊始就是货币，而是在有了交换的一般通用性（一般使用价值物的性质）后才成为货币。如：金作为商品，至少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但作为货币却只有3000多年。
关于货币金和货币铜的演变，我在《价值论》中有如下论述：“某商品一但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它就有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用途，即作为直接的交换价值物充当交换媒介从而表现其它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这种新用途便和它的旧用途发生分裂，如果它自身的物质属性适合新的用途，它就可长久停留在一般等价物的宝座上；反之则被排挤出去。最后，金属铜由于其广泛的用途以及相对于需求来说的紧缺性，便具有了可交换的一般通用性【注4】，所以它很自然地占据了一般等价物的宝座。这个新的社会用途要求它必须有质的均等性，可分割性，以使其每一个可除部分都代表相同比例的交换价值；此外，还要耐磨损（适于流通）；而铜恰好具有这些特点，于是就有了铜货币。它的不同使用价值的分裂使其对相关物质属性的要求也发生分裂，作为货币的铜不必再做成具体铜器具的模样。但最初的铜货币还保留着铜铲或铜刀的形状，例如我国的刀币和布币。它说明真正的铜刀和铜布（铲）由于使用的广泛和紧缺，便具有可交换的一般通用性，成为还带有具体用途的一般等价物，经过历史演变才发展为失去原具体用途的刀币和布币。作为货币的铜已经不同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铜刀和铜铲，货币铜（包括刀币和布币）既是以自身的物体也是以其既一般又特殊的使用价值身份作为一切商品共同的交换价值。铜的一部分货币职能最后逐渐由银和金取代，那是因为金和银的物质属性也很适于作为价值表现的材料，因此便也相继成为货币——最一般又最特殊的使用价值；又由于它们比铜更厉害的稀少性决定了其更昂贵的交换价值，因此比铜更适合于大额的商品交易，具有绝不亚于铜的可交换的一般通用性（可替代性），最后便在大宗的商品交易领域排挤了铜货币。现在在货币金这里，它是以自身的物质材料表现商品界的交换价值，而且这种特殊用途本身就是它具体的使用价值，它又是一般的使用价值，因为它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是万能的使用价值。它是一般使用价值唯一的具体代表物，除此之外，作为具体物，它再没有其它用处，因此它又是最特殊的使用价值。可见它是以既特殊又一般的使用价值的身份及其以这个特殊身份相适合的物质材料去充当这个角色的。从本质上来说，金和货币铜完全一样，但在铜货币上还可看出和货币物体不同的其它使用价值的影子，因为铜除了当作货币外还有很多其它用途。但货币金的其它实际用途（首饰、器具等），由于金属金完美的可替代性和相对于社会需求的紧缺状态使有具体用途的金器有着昂贵的交换价值，仍然具有近似社会直接的准交换价值物的地位，其具体的使用价值则被认为是由于它货币材料的性质生出。在金的物质材料上淹没了使用价值和其物质材料的区别，于是随着从货币→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的推论，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混淆就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使马克思没能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它真实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的一系列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注5】
可见，成熟的货币形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一般的使用价值（一般等价物，确切地说应是一般价值物）。其二，自身的物质形式适合去表现其它商品的价值。仅有后一项条件——以自身的物体去表现其它商品，只是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因而不是充分条件。根据逻辑推理的原理，前件是后件的充分必要条件，后件也才是前件的充分必要条件，从后件往前件回推才是可以成立的。因此，仅根据货币形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表现其它商品的物质形式，往回推理，从货币→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于是，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态就被当成同一个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导致了马克思“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的错误论断。
那么，如果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那这二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使用价值，交换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换得它；所以，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
见下面示意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简单关系
可见，商品就是对其所有者的交换价值和对他人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两重物，其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样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区别只是由于其对象不同。因此，并非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才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不是商品之间的关系，而是商品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互相对立的商品，也不是商品在互相对立，而是其主人在互相对立。商品不能自己相交换，相使用；离开人，也无所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的商品，对对立的交换者而言，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要我们分析的视野不仅看到互相对立的商品，而且还看到在互相对立的商品后面的人，我们就会一目了然地看清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关系。
马克思商品价值形态分析的缺点，就是将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对立关系，仅看成是商品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与互相对立的交换者的关系。
（2）由于将使用价值当作物质形式，使马克思未能从对其分析中抽象出一般的使用价值。结果抽象出来的社会内容就只是劳动，因此必然是承袭劳动价值论，其剩余价值理论也只能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基础上。
如果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当作商品的社会内容（如他在《资本论》一开头所说 “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则根据其辩证分析方法，从各种不同的具体使用价值（具体效用）中应该抽象出一般的使用价值（一般效用——能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的一般性质）。（《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未出现“一般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一般”等概念，这不符合他的辩证法，有具体就一定会有它的对极——一般。）
因马克思将商品的使用价值认作其物质形式，结果从对其分析中抽象出来的（不同于其自然物体的）社会内容，就只能是劳动了。如此对劳动价值论的肯定在当时是必然的，当时经济学就发展到那个水平，（虽然德国人赫尔曼.戈森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著名的“戈森定律”，即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已经是一般效用的概念），但在《资本论》第一卷成书的年代“戈森定律”还不太为人所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才出现“边际革命”。）因此，在当时经济学尚对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缺乏更多研究的时候，即使马克思能够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内容，他离正确解决价值理论仍有一段路要走。这是时代的局限，智者千虑也有一失，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尽管他是罕见的天才，也难以超越历史赋予他的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承袭了劳动价值论，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只能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基础上，而不能违背这个理论基础。
（3）根据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所以只有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压迫。这就把所有私营企业主全都推到资产阶级敌人那边去了。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
劳动价值论之错，错在其从商品的代价方面（负面的价值）理解并定义商品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长期的经验观测和数据记录，表明商品长期的价格变化和工资代表的劳动量变化的一致性；但这只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能够成立，到了大工业时代，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彻底颠覆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长期变动基本一致的不再是工资表示的劳动，而是资本。于是又出现了其它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也和劳动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这些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处都是从“成本”和“耗费”的负效用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
从价值表现形式来说，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商品社会等一的价值尺度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社会标准的一般使用价值。（杨芳洲《价值论》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是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使商品的交换价值（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和取得商品的代价（负的社会效用）保持着大约一致的比例。而作为交换价值波动中心的所谓内在“价值”，其实就是人们对得到商品所付代价的一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定义，它的内容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主要是工资体现的与商品价格有一致比例的劳动，而在大工业以后则是获得平均利润的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一些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如剩余价值理论，此学说原本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既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何来剩余价值？）但马克思坚持要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于是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价值）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力商品学说，用将劳动力“商品”和其使用价值——劳动相区别的方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矛盾。劳动力是马克思把商品的存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唯一“商品”。但这实际上并未能解决问题。
商品之所以被人购买，是因为它具有买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因商品体和其使用价值不能分离，为得到商品永远的使用价值才买断商品的所有权。如要购买商品仅仅一个时期的使用价值，那是对商品的租借，是买商品暂时性的使用权。马克思写道：“这种关系的继续，还要求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所以，当作一个人，他必须能不断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所有的财产，当作他所有的商品来处理。要能做到这样，他就只能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让买者去支配它，消费它，而不在让渡劳动力的时候，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注6】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雇佣工人的资本家买断了劳动力的所有权，而只是买了这个“商品”“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的使用权——即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除了在一定时期中去为买主劳动还能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既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商品”；又不认为这个劳动力“商品”被“一次卖尽，卖绝了”，而仅仅是这个“商品”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即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劳动）被工人出卖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只有后一个能够成立，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还是劳动。等量劳动相交换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矛盾其实并未解决。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所以只有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推翻资产阶级，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压迫而获得解放。）这就把所有私营企业主全都推到资产阶级敌人那边去了。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
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广泛存在着剥削，尤其今天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残酷剥削。但我们所见到的剥削，却并非由于正常的等价交换造成，而都是利用权势、暴力、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包括勒索、贿赂、收买控制对方管理者、诱骗、操纵市场、垄断、制造经济波动）。并且剥削并非只局限于雇佣关系，如：国际经济关系中，美国对全世界的剥削。又如：法纪混乱的国度，权贵、官僚买办对全社会（并非只是工人）的剥削。正是这两种剥削，构成当今我国人民遭受经济剥削的最大根源和最主要部分。
除了公然的掠夺，一切对财富和劳动的剥削，都是以看得见的手限制看不见的手（由等价原则维系的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人为制造剥削他人的获利机会，因此，都不是正常的等价交换，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剥削也是如此。剥削与等价交换非此即彼，等价交换的剥削是不存在的，是剥削就不是等价交换，是等价交换就不是剥削。
在雇佣关系中真正剥削压迫工人的是有政治势力（或许还有与之勾结的黑恶势力）背景的权势老板，这种剥削经常是赤裸裸的，残酷的，根本谈不上等量劳动相交换。
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以剥削而论，不仅牵强，而且美化了剥削。（在当今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险恶世道，公平无欺的等价交换已经是太美好的事情了。）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私营企业的彻底否定，使苏联、中国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努力消灭私人工商业而代之以全面公有制。在中国，一般私人民族工商业雇八个人以上就算资本主义剥削，中国对民族资本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远比苏联温和的赎买方式——公私合营，因而未造成社会动荡，在工商业领域成功地从新民主主义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等量劳动相交换仍存在剥削）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分配的理论，将工人阶级与私营企业主的矛盾看成不可调和的绝对斗争关系。因此无疑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彻底否定了私营企业继续存在的历史价值。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包括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私营企业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其并未完全丧失历史合理性，它仍然普遍存在，对解决就业和支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工人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除了有斗争和对立的一面，也并未完全失去其同一性（老板干不下去了，企业关门工人也会失业），私人企业中员工和雇主还将继续共存，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无限的。
因此，真正危害社会的是垄断资本和权势资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上打倒和经济上没收的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就是这样的邪恶资本。对一般私人资本应该是限制（防止其以财力支配社会，）、利用、规范、管理的问题，而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只要能严肃法纪，防止私人资本垄断行业、传媒，防止其操控政治和公共事务，就能使私人资本有益无害。）
人类社会发展诸多问题需要靠增长财富（经济增长）来解决，而仅靠政府创业经营发展经济，要受政府财力、物力、人力、领导力诸多限制，以政府养天下莫如让天下人养天下，况政府财力物力也是取之于天下。因此，鼓励天下人积极创业乃发展经济第一要务，况民营（私营）创业经营不需政府投入而自担风险，还能为政府贡献税收。只要政府维系严肃公平的法制环境和秩序，堵住一切靠歪门邪道损害社会的发财之路，使人们只能通过等价交换，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使用价值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私营（民营）企业就能对经济发展起极大的积极作用。因此，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国企还是民营，都应鼓励发展。有些公共领域是不适合私人资本经营的，但没有一个领域是国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应进入的。成为原则的应是国民经济的利益得失和发展需要的考虑，而不是所有制形式。
民营老板也并非都唯利是图，其中一些爱国企业家为国家民族所做贡献巨大，堪称民族英雄也当之无愧。如当今撑起国家科技革命大旗的任正非等，又如民国时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卢作孚、陈嘉庚，晚清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胡雪岩。这些爱国企业家因有其所掌控的企业力量方能大展宏图建功于国家民族。如无这些自己掌握的公司商号，他们则很难有用武之地。（假如他们都在国企，凭其性格人格，很难在官场脱颖而出作到老总，就是当了老总也长不了。）民营企业可为真正德才兼备的爱国者提供实现理想的舞台。
（应该指出的是，工商登记的民营企业中有些是改头换面的官僚或权贵资本，其中有不少是流失的原国有资产。真正的民营资本应该是没有官僚权势及外国势力背景的民营企业。）
（4）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不可能正确理解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表现，于是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都出现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其一：缺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效率的交换难以平衡协调，总是存在制约全局的严重短板和浪费（尤其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不可能正确理解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表现，以致于他甚至幻想没有货币的劳动证书式的交换和全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也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后虽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仍继续维持商品交换和货币。但排除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效率的交换难以平衡协调，不仅总是存在制约全局的严重短板和浪费，而且必定有挥之不去的黑市阴影作为补充（对规律的压制总是会使其以各种形式顽强而扭曲地表现出来）。
最突出的就是农业，因农产品皆基础产品，其价格低廉可使生产低成本，物价低水平。于是为获得大量廉价农产品，计划经济就使工农业剪刀差不断扩大，农业生产严重滞后。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农业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凡是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几乎全都是最富裕的农村，农民都过上了好日子。可见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农业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排斥市场调节机制效率造成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不平衡，及集体组织内部责任制问题，而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实践证明，农业集体经济更适合市场环境。）
其二：由于经典理论不能区分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分不清不同使用价值内容（效用）种类相对变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具体产品形式的社会需求及其生产短期内迅速变化的区别。乃至计划总和需求脱节。
由于经典理论不能区分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总是把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和其社会内容混为一谈，分不清（社会欲望决定的）使用价值内容（效用）种类（如：满足吃、喝、穿、住、行、等欲望大类的食物、饮料、衣服、住房、交通工具等）之间相对变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具体产品形式的社会需求及其生产短期内迅速变化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明白：国民经济计划越是粗线条就越精确（符合社会欲望内容种类的变化规律），而越是过细地将计划落实到具体产品就越荒谬。（一切生产都是具体物的生产，是具体物的具体规格和型号的生产，同类产品具有较大的可替代性，相关的产品往往有互补性。在市场环境中，各种具体产品在不断改进，不断有新产品冒出来，有的产品很快就被淘汰（甚至还未问世）。因此市场对社会具体生产的调节和分配有着自然的合理性。而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计划经济，除了在基本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时期，总是显得计划和需求脱节，“计划赶不上变化”。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概莫能外。）
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因为战时的社会生产几乎都是国家订货的物资生产。而在和平时期，具体产品的生产只有随时适应市场变化，才不致总是生产过时的淘汰产品。
（杨芳洲《价值论》第二章第六节第一部分<对具体欲望和效用的抽象分类>对此有较祥尽论述【注7】）
（5）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使政府控制着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传媒等），因此很难落实人民民主。
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社会自身有力量能够制衡上层强权的产物。这种社会自身的力量既体现为社会自身（非政府）的组织程度和传媒的非垄断，也体现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计划经济时代都不具备。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联系就基本上都变成了受党和政府控制的联系，党和政府是这一切社会关系的中枢和管理者，传媒业更是如此。各种社会关系多为纵向而缺乏横向联系。因此社会普遍缺乏民权民意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因此难以抑制不断生产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和腐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终于颠倒了，不是人民选择党员为其公仆，而是公仆选择人民中谁可以进入执政党。官僚主义因此而发展，执政党的理想主义之魂也逐渐消散。
在中国，毛泽东主席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有悖于民主革命落实人民主权的初衷。于是思考再三，决定发动民众以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权“造反”（并不仅限于基层），用民意制约官僚主义滋生的腐败，然后由民意完成基层甚至中高层整党清党；隔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民意与党权的不断对立，不断地实现党权与民意重新统一。这种以民意纯洁党组织，自下而上开门整党的思路，的确是一个创举，也说明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掌权后不忘民权的真正人民领袖。
但由于权力的来源依然在上面，民众无民权要求且陷于分裂内斗，遂成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属品牺牲品，文革最终演变为一场混乱而归于失败。可见，文革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问题，若简单予以否定，它何以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若简单肯定，则为何它又失败了呢？它看似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产物，但其实质乃是党权和民权的历史性冲突，既不能抛开党权也不能无视民权，却要使党权永远能代表民权民意，与其达成统一的一种理想化实践。因文革失败，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渐被彻底剥夺，无民意制约的党权腐败蜕变从此再无阻力。乃至邓小平自以为可流芳百世的经济改革仅15年就完全蜕化变质。走上了买办化殖民地依附型发展道路。
（邓公其实没整明白，市场并非万能，其资源配置功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有一最基本前提，即严肃公平的法制环境。并非有益于社会之正道才可挣钱，造假币、坑蒙拐骗、卖国、破坏生态环境、贩毒、贪污贿赂、抢劫、偷盗、假冒伪劣等歪门邪道也能发财。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损害社会谋利之途，社会成员才能在其谋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以等价交换方式增进社会利益。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才是有效的。而维系市场经济的严肃法纪环境，除了必须的法律制度，还须有国家政治体制保障的民权民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否则司法也会腐败，而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场灾难。正是邓公35年前对民权的严厉打压，破坏了国家的民意监督制约机制，也毁了其市场经济得以维系的前提。）
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贡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穷国。领土主权日渐沦丧，财富源源外流。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及腐朽的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富于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曾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各种斗争都失败了。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但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三座大山压迫。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彻底革命！为此必须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造反！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就是唤醒千千万万工农群众造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人民起义尝试过各种思想武器以凝聚人心，（黄巾）五斗米教，（北宋）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直到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从未有如马列主义能将中国人民如此广泛而紧密的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如此坚强的核心与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也空前强大。这倒不是由于其正确无比，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正确无比。她最能凝聚人心，统一信仰，以至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始终没有出现历次农民起义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公开分裂和自相残杀（如汉朝赤眉绿林起义，隋末人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等）。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错误，其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国家始终未能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究其原因，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还不是将马克思经典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带有很大的民主革命色彩，中国革命则完全是民主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更适于作为揭竿而起的大旗，凝聚一切反抗旧制度压迫的力量，她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远大于将其经典理论付诸实行取得的成果。
由于民主革命时期还谈不到实践社会主义，加之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错误就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无关大碍，反而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崇高美好，及更适合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要求，因而更能吸引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之奋斗，从而成为统一天下人民反抗力量最具凝聚力的旗帜。无数革命先烈（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为此理想赴汤蹈火舍身取义，终于使新中国浴火重生，于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再次雄踞世界东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起了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的巨大历史作用！
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取得胜利的，因此革命成功后必然还要沿着这面旗帜指引的路继续走下去。直到遭到挫折，人们才会对这条道路重新思考。此时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错误再也无法回避，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前文中已全面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远大于其理论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问题。如果不是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启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怕是很难翻过这个身来。中国人民也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很深的感情！尽管马克思经典理论有错误（是人都会有错误），但仍被视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在经济学术方面，马克思的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货币及价值表现理论是统一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马克思在此关键领域开创了出色的辩证分析方式。现在我们摈弃了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更彰显出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而马克思正是这一重要理论领域的开山鼻祖。他因此仍不失为最杰出的经济和社会学家。（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面对西方金融制裁，规定俄罗斯出口石油、天然气等商品只收该国本位币卢布，而不收美元等西方货币，从而迅速稳定了卢布和俄国金融。此举表明她深谙马克思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理论，货币真正的价值体现在与该货币对立的一系列商品上，而非不同货币之间交易的市场操控中。）
五．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取得震惊世界的伟大建设成就，其中合理性不可忽视。
共产主义具有巨大的人文精神价值。无数理想主义者和摆脱了奴役、压迫的人民，以国家主人的精神面貌无私忘我地工作，曾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短短十几年，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也是短短十几年就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迅速完善了庞大的水利、交通等系统。当年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建设激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朝鲜等国也都曾经历高速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建设成就，一方面是因计划经济适合战争，所以在战前、战时和战后恢复期，都能有远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效率和速度。彰显出其特殊历史时期巨大的制度优势。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时、战后的苏联最为明显。
再者就是人的因素，不仅当家作主的人民具有建设国家的高度热情，而且共产党历经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出大批清廉无私、德才兼备的理想主义者。这些宝贵的干部储备不是民主选举的产物，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双向选择的宝贵人才（共产党和人民从正面选择，敌人从反面选择）。他们是人民革命牺牲千千万万烈士的代价所造就并幸存下来的精华，任何民主制度也难以选出如此优秀的官员。正因有此一大批宝贵的干部队伍，新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迅速撑起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发展高潮。
社会主义国家强盛时期蒸蒸日上的伟大建设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国防、科研等物质力量方面，在文化艺术、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社会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也远胜西方资本主义。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社会主义也需要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于是在长期的和平发展中，前文（三.（4））所谈到的排斥市场调节效率的计划经济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战争年代涌现的干部人才年老故去，难以落实人民民主渐生腐败的政治体制很难再产生大量德才兼备的官员，显出人才断档，一代不如一代的颓势。于是，社会主义国家辉煌伟大的建设成就，也就是持续一两代人的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应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预言：寄希望于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
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她曾经的辉煌依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璀璨光芒。她在特殊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巨大制度优势，仍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备用机制——必须有可随时转入计划经济，平战结合无缝衔接的准备机制。
为此，必须有国家完善的储备体制（包括硬通货和各类战略物资）和各个领域的国家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必须是真正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民族脊梁（也应包括爱国企业家承担国家重要任务的民营企业），而不应包括那些徒有国企虚名，对外输送利益，对内引进灾难的买办内奸企业。
（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国企私有化浪潮，其实质并非公有、私有的所有制之争，而是将私有制神圣化并以此为旗帜，利用权势掠夺社会公产，然后将其资本外逃，掏空民族财富。如果将此私有化浪潮看作所有制之争，那是太高抬了那些抢掠社会财富的窃贼，将其卑劣地盗窃行为美化为不同理论信仰的“主义”之争。）
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东山再起！国际资本主义也正在失败！
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于国际资本主义而失败，但她毕竟代表了人类摆脱奴役、压迫，实现解放全人类（维护人类正义、平等、民主、大同、富足、自由联合）的美好理想。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奴役、剥削和压迫，这个理想就不会熄灭！无数志在天下，苟利苍生之仁人志士，就会再凝聚起来为之奋斗。可谓天道人心，生生不息！
继承了前苏联大部分国土、人口、资源、及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俄罗斯在普京总统领导下，励精图治，依靠爱国的人民，已基本清除了勾结美西方的内奸买办寡头，荡涤了腐败的污泥浊水，又重振雄风，扛起了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及邪恶国际资本（压迫、剥削、灭绝人类）的大旗，俨然苏联再兴！普京总统也深得世界人民之心，必为伟大的世界领袖！
在中国，因其民族发展生存权被美帝视为对其美元霸权的严重威胁而遭其严厉制裁打压，对此中国正意图走出买办化殖民地依附型歧途。但能否成功，还要看其能否依靠人民清除盘根错节内外勾结的强大买办权奸和贪腐势力。
而深度垄断控制全球金融、经济、传媒、政治（各国政要）和美军的国际邪恶资本，妄图支配人类命运，消灭占人类80%的所谓“垃圾人口”，消灭主权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政府，永不受限地发行世界货币，独占地球资源。其逆天道悖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正在走向失败和灭亡，只是暂时还未崩溃苟延残喘而已。
长期以来，美国将其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剥削全世界。此乃以阴谋对抗规律【注8】。为此，美国用尽各种卑劣手段（包括美元与石油挂钩，收买贿赂、威胁利诱各国政要（甚至不惜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石油及第三世界初级产品出口的美元再掠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发动经济战，以高利率等强势美元政策剪各国羊毛，操控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拉美、俄罗斯等众多国家进行金融洗劫，诱导经济转型国家的腐败改革，制造其大规模资本外逃，并勾结各国买办权奸频繁制造经济波动掠夺财富，等等），于是，维持了其数十年美元霸权。但阴谋只能得逞一时，终难抗衡规律。对此，全世界人民已经觉醒，彻底看清美元霸权已面临崩溃前景。
邪恶国际资本及其深度控制的美国等政府和某些国际组织，妄图以其生物战（病毒、疫苗、转基因生物）消灭大多数人类，害命谋财。并制造了2019—2023长达四年之久之久的全球新冠疫病和有害疫苗灾难，无数人死亡，更多的人饱受长新冠及疫苗后遗症摧残，健康和生育能力严重受损。现新冠等疫苗的严重危害在全世界已被全面揭露，国际邪恶资本和美帝等发动的灭绝人类的生物战争唤醒了各国人民，使全世界人民彻底认清其反人类的真面目。
去年以来，邪恶国际资本及其操控的以色列和美帝又对巴勒斯坦人民大肆屠杀，虽妇孺不能幸免。这更加激起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现美以军对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抗的镇压和武力威胁已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呈必败颓势！
失天下人之心，必将为天下人唾弃。邪恶国际资本及其操控的美帝已人心丧尽，公然与全世界人民为敌，他们被全世界人民清算审判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国际资本主义正在失败！
即将重振旗鼓的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延续上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超越以往的更广泛的反对邪恶资本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彻底消除国际资本对人类的支配权。
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要求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妄图用资本支配、主宰人类命运的邪恶势力！为此必须约束、限制、利用资本，使其只能发挥利人利己利天下的积极作用。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严肃法律制度，依靠人民严格对资本的监管！使资本不能垄断市场、行业，更不能垄断（控制）金融，尤其不能垄断（控制）传媒和政治。
在经济政策方面，经典理论导致的排斥市场调节效率的计划经济弊端，已在实践中被各个国家充分认识，完全（甚至过度）纠正。因此，不会再拘泥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其当作重要原则（农业或许是个例外【注9】）。也不会再将市场机制和经济计划对立起来，任何经济计划都应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基础上，而不应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惟如此才会有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并且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其社会化性质所要求的前瞻性社会计划的指导和管理。
国际邪恶资本在世界各国的深度渗透，培植了与之勾结的众多代理人（即影子政府、深层政府）。正是依靠这些各个国家的买办内奸势力，邪恶国际资本才能呼风唤雨，祸害天下，荼毒人类。因此，如何依靠人民力量，清除这些听命于邪恶国际资本的各国内奸势力，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只有依靠人民，彻底清除了各国买办权奸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势力，才能真正落实人民民主。也因此才能有效约束资本，使其利国利民。因此，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世界各国人民需要互相支持！形成全世界无产者新的大联合！唯如此才能彻底战胜无孔不入深度控制这个世界的邪恶国际资本！
各国内压制、敌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正是那些勾结邪恶国际资本的买办权奸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势力。因此反抗邪恶国际资本的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远动，也同时就是各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民主革命。她不会天上掉馅饼自然降临，而是要经过人民艰苦的斗争，人民只有经过自己的斗争，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胜利。
由于市场经济和网络的普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已充分发展。在彻底清除了买办内奸，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势力后，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能够在各成员国内实行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全面更深入的真正人民民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曾成功地实行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建立了民主选举的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左派占三分之一，非左派（只要不是汉奸）占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民主是把双刃剑。民意有其局限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她不仅有能监督制约腐败的积极作用，也有其破坏性的消极一面：其一，可利用选举多数侵犯少数族群利益。其二，会被利用来分裂国家。
国家历来是按地域划分的，只有原始部落才是纯粹按血缘划分的民族区域。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有不同的民族并存是历史形成的很自然的事情，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不仅一个国家有多个民族，而且在某一民族集中的地区也有多个民族。如果让那些和外部势力勾结的极端民族主义野心家煽起的民族仇恨使分裂阴谋得逞，分裂和战争就将无休止的进行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要分裂到哪一步，死多少人才算完呢？
不仅如此，分裂使原本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细碎分割成很多互相要征进出口关税的小市场。分裂还将使国内不同的地区变为互相对立的外国，许多原来的内地变为新的国界，这都需要增加军队和武器装备去保卫。原本隐蔽着的“内耗”就要变为公开的，代价高昂的“外耗”。各民族不仅将失去发展的机会，而且很难避免历史性的巨大倒退。
（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民主改革”造成的国家分裂，战乱频繁，各族人民互相仇杀，多少人死于战祸，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车臣、摩尔多瓦、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科索沃、黑山、俄罗斯、乌克兰，哪个不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本来经过长期历史融合，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形成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共同体，但分裂使他们在战场上拼死保卫着身后的家人，面对的敌人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不仅是伤在身上，更是痛在心里。）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选举政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补充民意不足：1.不得利用选举多数侵犯少数族群利益。2.必须是爱国者（维护国家统一和利益）才能具有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人民和平、安定、幸福、自由、繁衍、发展的基石，是最大公共利益，因此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分裂！任何国家公职和司法人员、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政党、政治团体、宗教人员、教育界人士、传媒工、公司领导人、及普通公民，都有责任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效忠国家。凡反对维护国家统一者，均不得担任任何政府公职、司法机构职务、宗教神职人员、立法机构民意代表、政党党员、政治团体成员、教育工、传媒业者、公司领导人、不得参军。
此反分裂法条款必须落实到选举法、公务员法、宗教法、教育法、公司法、传媒法、兵役法、政治团体法等各方面具体法律法条中。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才断档，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新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涌现出新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各国人民清除买办内奸贪腐黑恶势力，争取人民民主和解放的斗争中，必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但要适合历史形势的需要，还需有教育的培养，需要有新时代的蔡元培、陶行知、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们用最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培育大批志在天下惠泽苍生的理想主义者。在和平建设时期，还应吸取（早已被西方国家吸收借鉴的）中国历史长期行之有效的（包括科举考试等）文官制度，选拔人才，考核、监督、奖惩、任免官员。再辅之以有效的民主选举制度，定能选拔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盛不衰，持续千秋万代的人才！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注1：《资本论》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2：《资本论》第一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3：《资本论》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4：见杨芳洲《价值论》第一章注5（第19页）：
1983年以后，在中国，钢材成为最紧缺的东西，黑市价格直线上升，到1985年已是计划价格的两倍以上。这时市场经济虽已为辅，政府已允许钢厂按市价自销少部分钢材；但计划分配＋计划价格的计划体制仍然为主。于是货币的功能便受到了限制，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但货币万能的交换功能是商品经济绝对不可缺少的，于是，先是重要物资之间的串换开始流行起来；而最具有串换的一般通用性的东西就是使用最广泛最紧缺的钢材，特别是因建筑业迅速发展而最紧缺的品种，如线材、螺纹钢、小圆钢便停留在流通领域，执行起货币的功能。结果使最紧缺的钢材的社会库存量反而直线上升，经常的库存量相当于大半年的钢材消费量，而库存量上升最快的便是那些最紧缺的品种——事实上的万能货币。其货币功能比真正的货币还厉害。这使我们有幸在货币诞生几千年后重新目睹了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过程。
以后，由于家用电器消费的增长，冷轧薄板、镀锌薄板紧缺起来；于是它们代替了线材、螺纹钢执行起货币的功能来了。新的功能产生了新的大量需求，价格也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1987—1988年，中国进口冷轧板、镀锌板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1988年下半年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后，家电消费水平下降；这下麻烦了，这两种钢材的货币功能也随着紧缺性的丧失而丧失，于是需求大减，两种钢材市场价格一直降到高峰时的一半左右。——注
注5：见杨芳洲《价值论》第一章第一节第四部分<一个显著的缺点: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态的混淆>（第5—9页）
注6：《资本论》第一卷15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7：杨芳洲《价值论》第二章第六节第一部分<对具体欲望和效用的抽象分类> （第46-48页）
注8：特里芬悖论：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必以逆差流向世界，在国际货币市场形成该货币不断贬值的压力。而作为世界货币，必须能胜任其世界储备货币（储藏手段）职能，因此其长期趋势必须坚挺，而不能不断贬值。这就是一国主权货币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规律。
注9：这几十年弱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而盲目迷信私有单干的“改革”，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不可持续的死路。它只能为资本下乡掠夺农民土地开辟道路。历史实践已证明，凡是坚持集体经济的乡村，农民都过上了好日子。反之则一片衰微破败，三农已濒临彻底消亡之绝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地千差万别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要求与此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多种经营的系统性，必须据此统一规划耕地、山川、林地、河流、水利、各类工厂，以实现各种物产、生态环境、人类生存繁衍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农业只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才能实现合理的统一规划安排。
另外在市场环境中，集体的农民比单干的农民有更强的交易谈判地位，并且能够抗衡权贵资本官商勾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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