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见面礼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马进带着王小燕等一班加入四清运动“经风雨、见世面”的苏南工学院学生，仓促地从农村退回锡城市校园。而此时此刻，王小燕那个烈士父亲的老部下，原省委宣传部部长武遥，也在进行一个人生道路上的战略转移。
列车飞奔，车轮铿锵作响。背靠套着猩红绒套的软座椅，身子随着车身轻轻晃动，感觉很惬意。江南地区从梅雨季节刚钻出来，就撞上第一个热浪，气温骤升到35度左右。幸好夏天第一个回合的进攻，也许准备得不够充分，气势汹汹嚣张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地消退了。列车地板上的地毯，也是猩红色的，与猩红色的椅套相映辉，就使整个软席车厢里，充溢着一种暖乎乎的色调气氛。如果是在寒冬腊月，这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如今将要进入使人汗流浃背的盛夏；前几天，在享有“三大火炉”盛誉之一的南京，晚上已经有人在汗水中辗转翻侧，不能安睡，这种暖色调的装饰布置，就显得不合时宜。
武遥想：对政治气候的变化，人们所作的反应和调节，往往敏感而及时；但是对自然气候的变换，有时候却反应迟钝，麻木不仁。但是他随即又想：这样下结断似乎也不对，车厢里的空调不是开着吗？丝丝的冷气，轻轻舔着端着报纸的手臂，汗毛孔上,可以感到阵阵细微的寒流在撩拨。显然，列车长已经充分估计到，有了这种寒意，就足以抵消红色氛围造成的暖意。但是武遥心里又反驳：热浪已过，这空调照样开着，未免有些浪费。因为据他所知，这沪宁线一带工业地区的能源供应，并不宽松。应该厉行节约，随时随地精打细算才对。你上海铁路局不归地方管，但是节约了煤炭，可以通过铁道部，调拨出来支援那些能源燃料紧缺的地方；关键是，他们对那些缺柴少火地区人民的困境，缺乏切肤之痛的体验。武遥就不同，前两年去苏北农村检查“四清”工作进展情况时，知道好多地方，连烧饭煮水的燃料都保证不了。县里的领导借机乞求呼吁，“请上边支援一点工业用煤吧！”武遥闻言不语，却当场就在心里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几无可能。他与省委工业口子的领导很熟，知道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为了使正在摇篮中的现代工业逐步成长发展，必须委屈一下五亿农民兄弟。因此每当在农村贫困地区，看到那些几乎惨不忍睹的情景时，他的心境基本上是平定的，咬紧牙关再熬上几年，暂时的局部的牺牲，是必不可免的……
然而此时此刻，就因为感到汗毛孔被冷气吹拨得有些酸凉，他心中就觉得老大不安宁。在宣传口子干了十多年，似乎得了多愁善感的毛病。所见所闻，只要跟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联在一起，他就会变得过于敏感，耿耿于怀。其实这空调的事，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今天如果不搭这班车，这空调也照样开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他乘上了这班车，也轮不上他来摆布干预这件事。在软席车厢里，比他级别还要高的首长，相信有的是，也不一定都能管得了这件事。
物理界有惯性，惰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着惯性惰性走。老的习惯固然不容易打破，而新习惯一旦形成，也就马上产生跟老习惯同样具有的顽固性。夏天来了，把红色换成绿色，要跟惯性惰性作斗争。热浪退了，要把前几天开顺手了的空调重新关上，也要与惯性惰性作斗争。武遥想：一个社会如果总是被惯性与惰性所摆布，恐怕就会产生一种危险性。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在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当然也时有挫折和失败，使那些不愿意看到变化的人心怀不满，抱怨不迭。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带来了众目共睹的历史进步。中国在走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哪能处处一帆风顺呢？武遥收拢思绪的缰绳，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手头的报纸上。
一段时间来，中央看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平常的事情。首先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人注目地把前几年农村刮起的“单干风”和党内出现的所谓“翻案风”，与历史剧《海瑞罢官》联在一起。报界耐人寻味地沉默了十几天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都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洋洋长达万言的文章。矛头所向，《海瑞罢官》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首当其冲。
武遥曾听说：毛主席早就要北京市市长彭真，组织力量批判吴晗这个剧本的政治问题，可是彭真认为，把《海瑞罢官》跟“翻案风”挂在一起，纯属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有人从北京回来告诉武遥，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已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武遥对彭真宁可冒犯毛主席而不愿触动吴晗的做法，并不很理解。因为按彭真的说法，“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似乎有些勉强；吴晗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副市长，当然清楚知道那位原国防部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毛主席的犯颜直谏，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定彭德怀1962年写的八万字书为翻案书的情况。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宣传海瑞刚直不阿“骂皇帝”的“硬骨头精神”，坚持这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显然与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精神相违背。毛主席还特地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段话，如果把小说两字换成剧本，再结合姚文元文章的一些提法，彭真难道就一点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武遥的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载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5月1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一向活跃于北京政治舞台活动中心的彭真，没有露面。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时隔不久，武遥又读到了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危言耸听地提到了“类似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的问题。北京还传来了毛主席直接批评彭真的严厉声音：“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宣告：“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1]
武遥把社论中有关文化大革命性质的阐述，用红笔划了起来。文章中所充满了的一股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政治警觉。就在同一个6月1日的晚八点，武遥正在忙碌地打点行李，为第二天个人生活中的历史性转移作准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电台联播节目女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广播的内容之异乎寻常，如果不是亲耳聆听，几乎使人难以相信和想象——这是一份北京大学哲学系部分师生把矛头对准大学党委的大字报。九年前，文教系统那些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所遭遇的下场，至今仍然停留在好多人的记忆中。1957年的历史，会在1966年重演吗？
第二天早晨，省委宣传部派小车送他上火车时，带给了他当天的《人民日报》。横在报纸中间的一条头版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触目惊心地映入眼帘。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全文。[2] 在这篇文章的上方，《人民日报》还刊载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3] 从中央传达《五．一六通知》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宣传口径和格调气势看，武遥觉得与1957年相对照，这一次的矛头显然是指向党内的。可是，在1957年初，整个气势看上去，也是针对党内的，也是在这梅雨刚过不久的初夏季节，形势却一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武遥坐在这趟沪宁线的直快列车上，为了撇开头脑中纷乱的思绪，待列车一出常州地界，就把眼神转向列车的南侧车窗，频频眺望顾视远处的一堵山脉。这座山，就是闻名江南的惠泉山，通常被人称作惠山。此山虽然不算得怎样高耸挺拔，在平野千里的江南之地，也算得上是座巍峨大山。从车窗中朝南遥遥望去，除非近处有高大建筑物的阻隔，给乘客的感觉，好象整趟列车，就是不停地在远远围着那座山脉转悠。
这惠泉山，因为拥有九龙十三泉，又称九龙山；其中名声最大的，就是“天下第二泉”。武遥听昔日江南大学的师长、今日的老丈人作介绍，二泉已有1200多年历史。“天下第二泉”这个名号，由古代杰出品茶专家竟陵人陆羽评定。唐朝诗人李绅任尚书左仆射之前，在锡城家乡惠山读书之期，曾作有《别泉石》一诗。诗序云：惠山寺，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间灵液。清鉴肌骨，含漱开神虑。茶得此水，尽芳味也。诗文曰：
素沙见底空无色，青石潜流暗有声。
微动竹风涵淅沥，细浮松月透清明。
桂凝秋霜添灵液，茗折春芽泛玉英。
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
后来，宋代皇帝宋徽宗慕二泉之名，干脆把其列入贡品，月进百坛。诗人梅尧臣、王禹、蔡襄、黄庭坚、苏东坡、秦观、杨万里等，皆有佳句称颂。尤其是苏东坡“独揽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名句，对二泉赞誉备至，广为传诵。清朝康熙、乾隆两帝品泉后，似乎均被二泉激活了思绪，都欣欣然地题词作诗。近代著名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靠着惠泉山水所品尝到的，却又是另外一番穷途困顿、颠沛流离的滋味，一曲《二泉映月》，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名扬天下……
武遥点起一支中华牌香烟，两眼从远处不停打转的惠泉山，缓缓拉回到车窗近处急速向后倒退的田埂、水稻、房屋和忙碌耕作的农民，随后又收回到车窗内，又短又粗的卧蚕眉，微微皱起来。他的思绪，好似受了惠泉山的牵引，就象一节长长的列车，隆隆作响地驶入九年前发生的往事中；而他今天最终抵达的目的地，便和这些往事紧紧地连在一起。
对好多人来讲，回忆品尝1957年的往事，是压抑甚至痛苦的。而武遥的感觉，却回荡着使人舒心欣慰的主旋律，虽然在这一主旋律的音调声符转换中，也间杂着某些无可奈何的遗憾和内疚。如果没有那一年到《锡城日报》报社的基层蹲点，在那关键性的人生交叉点上，他与妻子杨玲，就既不会相遇，更不会结合。
在报社群工组首次见到杨玲时，那张皮肤细洁的小方脸，很秀气的尖鼻粱，很秀气的小嘴角，很秀气的下端朝内微卷的齐耳短发，还有那一双秀气而透亮的眼睛，是属於那种看一眼就使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这样一种形象给人留下的总感觉，是娴静；娴静得就象一潭水波不起的深水。怎么也使人难想到，在这副温柔、安定和娴静的外表下，却隐藏埋伏着那么强烈的个人主见和不折不挠的执着刚强。这样的个性，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夏之交，无须作苦苦的动员鼓励，就很容易自动自觉加入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合唱”。而在报社蹲点的后半期，武遥的中心工作，就是按照中央精神，说服动员报社的人员，畅所欲言地帮助党整风。
他清楚地记得：文艺副刊组那位年纪最轻、学历最硬的瘦长个子高远，本应该是正好处在思想最活跃、精神最不保守的黄金时代，却在每个发言会上都箴默其口；那种与周围气氛格格不入的运动态度，终于迫使武遥不得不专门找他个别交谈，希望能够找到一把打开他心灵之锁的钥匙。然而，这位复旦大学的毕业生陈述的理由不仅很充分，而且态度很真挚：“我刚刚离开学校门，新到一个单位，情况不熟悉，又缺乏社会经验。只觉得报社领导处理各方面问题，都很有水平。特别是对象我这样的新手，又照顾，又放手。也许是我缺乏政治敏感，也许是我不具备老同志那样的分析头脑和眼光，确实找不出话来讲。老是好象把自己置身于运动之外，我也不愿意，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武遥觉得这年轻人反映的情况也是事实，就开导他把思路放得广一点，不要光局限在报社内部。报纸是党的触角，报社工作人员应该面向整个社会，敏感地发现察觉一切不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倾向和苗头，不知疲倦地加以揭露和斗争。于是，这个年轻人好似突然受了启发，说他在数周前，碰到本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剧团作家，向他陈述发泄妻子受辱却上告无门的怒火怨气。这名青年作家，经常接受本报文艺版的约稿。不知是因为这样一种合作关系，还是纯粹出于年青人对年青人的同情，他当时就不嫌麻烦地把这位作家，亲自带到报社群工组作伸诉，但是后来就不知下文。
武遥闻言作了详细询问，觉得那位青年作家碰上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建议他主动追踪，把情况好好摸一下，协助群工组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好。然而，就因为高远很虔诚很巴结地听取了这样一个“建议”，就在刚刚铺展开来的人生大道上，栽了一个“跌到了却再也爬不起来”的大跟斗。为什么？就因为那时候的群工组，正围着一件震动全市的工人罢工事件，忙得团团转。
这件事，最初是由杨玲受理的，报社领导开始时，也倾向于赞同她在有关“人民来信”上签的意见。但是报社的立场触怒了有关企业和主管局的领导，受到了市委领导、特别是市工交办公室主任俞迁的批评。于是报社后来又作了相反的表态。这一反复过程本身，也造成了火上加油、激化矛盾的效果。近千名盛怒之下决定罢工的市运输联社装卸运输工人，使车站和港口的运作几乎陷入了全面瘫痪。市里有关方面对此已经定了性质，市工交办和公安局为此成立了专案办公室。当时形势极度紧张，真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杨玲却固执地坚持原来的意见。在报社已经传达了市委明确的指示精神之后，仍然瞒着群工组领导下基层，洋洋数万言，搞出了一篇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了武遥。武遥在看了报告之后，一面跟市里的领导交换看法，一面直接向省委书记紧急汇报。省委最终表态支持武遥的紧急报告，并任命他全权处理罢工事件，杨玲成了他和闹事工人沟通谈判的得力帮手。
就在武遥和杨玲全力以赴处理平息风潮的这段时期中，社会上和报社内，正好进入热火朝天的“大鸣大放”高潮。如果按照通常标准作衡量，杨玲可以说是陷得比任何人都深，在中央对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正式发动反击后，处境会比任何人都困难，但是却她安然无恙。就在党和人民发动“大反击”的时候，武遥却因处理罢工有方，已经提前结束蹲点，正式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人们困惑了好长时间，直到半年后杨玲和武遥举行了令人惊讶的简单婚礼，才恍然大悟地把杨玲的幸运，归结于武遥的庇护。连那种闪电式的速度，也被视作是武遥实施这种庇护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可是武遥却不认帐。无论是背对人们的猜测议论，还是面对杨玲本人，都坚决地否认他在这方面施加过任何影响。他在杨玲面前私下供认：他对报社的反右结尾工作所作过的唯一干预，是请报社领导考虑让高远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那段时间，群工组的人手全被罢工事件捆绑住的缘故，高远按武遥的指示“追踪”了那位作家的案子后，就把整件事情粘在了自己手上。然后主次不分，立场不明，完全站在那位作家的立场上，为之到处奔走，鼓吹游说，配合那位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笔杆子”，为一己私情，丧心病狂地向党进攻。高远的下水，诚然如斯言：跟他缺乏经验有关。然后，武遥在收到他请新婚夫人捎给的求助信后，难免觉得有些歉疚。如果没有那一次谈话，这位规规矩矩、前程无量的小伙子，断然不会有这种需要，突然心血来潮地给他写信，冒昧地请求他能否向报社领导，转达其决心回老家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决心。
报社一班人最后各分东西之际，杨玲得知这位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本科生，终于没有去大西北的行列，觉得自己总算没有愧对昔日同事，心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其实，这件事跟她一点也没有关系。严格地讲，和老武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要高远把那件事捡起来，然后配合群工组的人作处理。如果高远有足够的明智，常为那位作家去群工组打听打听进展情况，及时作一些必要的转达和说服安慰工作，把主要心思用在自己的工作本分上，就什么令人遗憾之事，都不会发生。当然，那也意味着，群工组的接待办理人员，可能会经受不住考验，代替高远承担历史牺牲。特别是，如果那位接待者，正好是杨玲这一类角色，承担这种牺牲的风险，就会相当高。但是这种风险，对专职受理人民来信来访的群工组人员，是职业性的，并非高远所强加。幸好彼时彼刻，杨玲正全神贯注于工潮，群工组办公室里，很少看得到她的人影。现在看起来，倒竟好象是工人阶级的闹事，把她从知识分子的闹事中，恰逢其时地拯救了出来。
杨玲对丈夫的否认，也将信将疑，缺乏无保留的绝对信任。但是她想：老武这样一味否认，倒也不见得是存心欺骗她，而不过是爱的一种至诚、至善、至美的表现。什么是爱？有人说，爱意味着尊重，理解，信赖，服从，甚至牺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一般而言，这类解释翻译，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是未免失之笼统。如果更明确更具体地界定一下，什么是一个十三级高干，对一个行政廿三级的前报社人员的爱？什么是一名现中学教师，对一位省委宣传部长的期待？那就是——平等，不仅是形式上的，不仅是经济地位和家庭事务上的；作为一个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知识女性，她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相互平等。踞高临下，自命不凡，以恩主和保护神自居，这一类东西，哪怕只要在老武身上有一丝一毫的流露，对她来讲，都是难以忍受的。
杨玲的这种高傲，也许是从父亲的血液里面承接而来的，老武充分理解，为此不惜承受两地分居的不便和孤寂。新婚第一年，正好报社要搞政治运动后例行的大换班，武遥对妻子说：“调南京来吧。每一两个星期见一次，对我的失眠证来说，是雪上加霜。”
杨玲两眼闪闪发光，柔情如水，定定地注视了他好一会，却轻轻地说道：“不行。我不能把我老爸一个人扔在锡城市不管。”
“可以让你爹也一起搬来住么，”武遥忍禁不住地双手搂住妻子温热的身体：“我也常想念他老人家，怀念刚跟你建交时，三天两头和他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
杨玲摇了摇头：“不，他是不会愿意来的，除非你退回到二十年前去，重新坐在课堂里听他讲课。说实在，要是当初他知道你高谈阔论背后，原来心怀鬼胎想拐人，会把你这个学生逐出家门的。”
“这麽恶意曲解诽谤自己的丈夫，今天非要你认罪求饶不可。”武遥把两手移到妻子的腋肢窝下，义愤填膺地抓起痒来。杨玲“格格格”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告饶不停：“我投降，投降，今后坚决维护大部长的光辉形象！”
然而，真正投降的，是部长而不是部长夫人。最终向夫妻同居靠拢的，被历史所证明：是从石头城移向太湖之滨的丈夫，以便从此可以随时拜倒在妻子的石榴裙下。虽然武遥比妻子大了十多岁，杨玲觉得跟他的结合是幸福的。也许从第一眼见到这个省委蹲点干部起，她就被他那种谦逊坦诚、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吸引。在一次偶尔交谈时，她了解到原来解放前他在江南大学读过书；再一深入，竟是父亲教过的学生，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就一下缩短一大截。
杨玲想，丈夫不愿承认对自己政治安全所发挥的保护作用，不过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词，都会无微不至地体味照顾到妻子的心理和感受，这使她感到满足、幸福和陶醉。而这种体味照顾，并不是光为讨好自己夫人而承担的一种额外负担。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她的欢心，而专门做出这类姿态来的话，这固然能使她感到高兴，却并不会使她感到自豪。她对丈夫的这类素质，之所以特别满足和自豪，就因为这几乎是他个人品格中的一种内在特性。它具体反映在他对高远去向问题上所抱的关怀歉疚之心，他在罢工问题上对闹事者所表示的理解同情，他在下雨天对小车驾驶员开过低洼处不要溅着路边行人的关照……，诸如此类。
杨玲觉得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在干部中不算绝无仅有，也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因此她在拥有许多妻子都能够拥有的满足之外，还拥有其他妻子无法拥有的骄傲。在她少女的心灵刚刚绽开青春蓓蕾的时候，他父亲就告诫过她：你要找一个不仅是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而且要找一个对他人也同样好的人。杨玲仔细咀嚼品尝父亲这句忠告，直到和武遥结合后，才完全体味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深邃哲理。
然而，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妻子，几乎都认为自己对丈夫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妻子，能够完全避免在这种评价中，夹杂个人的情感因素或偏见，杨玲也不例外。她丈夫虽然帮了高远，但是在他的动员鼓励下，报社积极投入帮党整风的响应者中，一共有十一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其他十名倒楣蛋，当然并没有个个仿效高远向他写信求助，即使写了，武遥恐怕也只能采取装聋作哑、爱莫能助的态度。而在涉及维持她政治生命洁白无瑕的事务上，杨玲对丈夫的猜测，更是违反实情。为了证实他所作抵赖的真实可靠，武遥骇人耸听地告诉她，是毛主席，而不是他这位几乎都一度自身难保的蹲点干部，最终保护了她。
“不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人民日报》社论吧——《论职工闹事》，最近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亲手写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省委对我写的报告，也有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质疑我的政治立场。是这篇社论帮了我，也救了你，”武遥一边说，一边把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旧报纸，递给了杨玲。杨玲一下记起很耳熟的这个社论题目来，记得那天早晨看到这篇文章时，心情沉重的她，顿时好象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但是她既不知道，最终是这篇文章决定了她的命运，更不知道，这篇文章原来竟出自伟大领袖之手。
毛主席在这篇1957年5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说：“在我们国家里，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企业的领导人员则是代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来管理企业的，因而领导者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接着问：既然如此，在他们中间存在的种种矛盾，本来完全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却为什么会有罢工请愿之类的事情发生呢？他的回答是：“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的。”
毛主席接着说，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就说清楚，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觉，不去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来解决的。这时候，领导者要是头脑清醒一点，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听进去了，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检查一番，错了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错就对群众恳切地解释，那么问题还是可以烟消云散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不好办了，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从不愿意反躬自省。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加以打击。这样，就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
毛主席又问：群众闹了事，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他回答说：“很明显，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他认为:“闹事可以解决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可以教育领导者和群众。”但是，他又明确表示应当尽量避免闹事。避免的办法，“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对此，他在文章中说他打算专门另行专题讨论。同时，毛主席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
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他说：“明明有困难，偏偏说一切都很好。结果事情反而搞坏了，群众会说你骗了他们。事实上也是你骗了他们。为什么不敢把困难告诉群众呢？……职工群众都是自己人，你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来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来，群众是讲理的，是可以想通的。不是有许多职工申请要房子，后来听说国家有困难，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请吗？”
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他说：“旧社会有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有些同志在群众面前，似乎是‘天下无不是的领导’。但是事实是相反的：天下无不犯错误的任何领导者。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这就常常需要听取反面的意见，发现自己做出决定中的错误。……”
这些话语，对当时运输联社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颇有针对性。闹事的起因，就是涉及了同职工利益切身相关的住房问题。联社动用一部分集体积累资金盖了一些房子，本来说是要解决那些居住条件特别困难的职工住房问题。可是房子造成了，有一部分却被市交通局的某些领导干部占用了，于是工人们就闹起来，说是当官的占据了他们的劳动果实。而按照上级领导的理解和解释：联社职工的劳动收入，也是同上级主管机关领导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分不开的。而且他们恰恰是按毛主席在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刚一听到反对声音的时候，就起了“一种条件反射”，觉得提反对意见的人“存心不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种种方式加以打击。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死死地堵住了。
谁知那些拉板车、扛包子出身的装卸运输工人，性子犟得很，面对压力不仅不买帐，反而越压越闹腾得凶，终于走上了罢工闹事的路！而在象俞迁那样的市级领导眼里，他们对开始时的起因并不很注意和在意；心中更关心的，却是罢工闹事的后果和影响。不管领导部门有什么错，如果下面闹一闹，上面就作检讨退让，那就不是“天下有没有无不是的领导”的问题，而是按锡城市民“蜡烛不点不亮”的俗话，领导会不会在群众眼里成为“蜡烛”的问题。在没有见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省委的书面指示之前，他们很担心，如果给老百姓尝到了罢工闹事的甜头，造成“领导是蜡烛”那样一种错觉，今后他们就很可能动辄放火点“蜡烛”，那市委领导成天当消防队员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心思来抓生产建设！这就是他们原想严厉打击、杀一儆百的主要考虑。这场风波，最后终于由同社论精神具有不谋而合想法的武遥出面平息了。当时，他也许从未想到，十年以後他会重返锡城。这一次，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等待着他呢？
驱车去火车站接客人或首长，是许洪元在市委车队上班时的例行公务之一。然而，象今天这样，由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亲临押阵，却并不是十分经常的情形。恭鹏志三十多岁，爱修饰，重仪表，戴一副玛瑙框架眼镜。雪白的夫绸衬衫，两只袖管淌直，袖管顶端的纽子扣得严严正正，与贵宾候客厅里那些把袖管挽在胳膊肘的候客人士，形成鲜明对照。
在小车队司机的眼里，恭主任是一位官架子最小、并且愿意和他们闲聊、为他们解难分忧的领导。他在手下人面前，那笑容常开的脸神，常给人以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在市委大院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人士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把甚至不属干部编制的小车司机，也十分自觉地当回事，也真心诚意地放在眼里。
“一介车夫而已，”许洪元常常以这种自嘲的语气，向人作这种自我身分介绍。而那些属于大院之外的闻言者，不管许洪元对自身职业如何自我作践，仍然会显示和保持肃然起敬的神态。毕竟，这些车夫是属于最有机会接近核心权力人物的人士之类，首长的威仪，和对这种威仪无可避免的敬畏之心，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有失分寸地摆渡到他们的身上去。许洪元似乎颇觉得有些当之有愧，在真价实货的当之无愧者面前，就很知趣地夹紧尾巴做人。尤其是在今天，他有一份告状信要请恭主任笑纳，就分外做出一副殷勤巴结的模样。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恭主任却变得有些难说话。许洪元苦苦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几天，可是他把那份上告材料草草扫视一遍后，却冷冷淡淡地塞回许洪元的手里：“我最近太忙，顾不了这类事。还是按正常渠道走，送信访办公室吧。”
“我在信访办已经留了一份，但是他们那里最近积压得很厉害。你对奚大雄也熟悉，他希望我能把它直接交给你。”许洪元看到自己有辜负战友之托的危险，心里不由着急起来。
恭主任眯缝着眼睛想了一想，开口说：“这样吧，我建议你直接交给今天所接的这位首长吧。他是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
常给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开车的司机，多多少少都知道，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由来以久的矛盾，近来越闹越厉害，两人都已年过六十岁。接班人？哪一位的接班人？许洪元知道，恭主任刚才向他透露这一点，已经对他显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友情，打破沙锅问到底，是有违自己身分的。于是，他就只好把毫无把握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恭候之中的“接班人”身上。
在第一遭见到武遥时，许洪元就觉得这位刚下火车的首长，被选当“接班人”可算是个恰当人选。这位首长不仅看上去精力充沛，笑声爽朗，比起陆书记和俞市长，好象整整年轻了一个辈分，而且在同恭鹏志握手之后，竟然伸过手来，也跟他这个“一介车夫”握手寒喧了几句；而在通常情形下，他是不属于这种握手寒喧之对象的。他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沾了恭主任的光，还是新官上任，对方有意要表现一下其具有平等待人的态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洪元知道自己的揣测，一天半日间，极难确切地坐实验证。但不管怎么说，开场第一幕是令人鼓舞的，虽然他仍然很犹豫，心里对新首长的畏怯之心，却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少说也有一层楼面的高度。不过，他的疑惑之意却分文未减；不通过信访办公室直接收受上告信件，固然不合常规，把告状信直接交给下车伊始、级别更高的首长，不是更加不合常规吗？
去市委大院要穿过闹市区，许洪元在拥挤的人群车流中寻路而走，喇叭揿得“嘣嘣”响，心里却一直不停地在猜度想像：这封使他心理负担沉重的告状信，一旦呈交给新来的大首长后，对方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这封告状信跟他自己也有某种牵连，交给熟人还是生人的手里，含意与后果都可能明显不同。如果是在恭主任手里处理，倘若他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的话，十有八九，是会给予提醒、劝导甚至提出修改建议的。而如果这位首长把信交给许洪元所不熟悉的人员去办理的话，未知因素就会大大增加。
许洪元的思想在相互纠缠搏斗着，心中不由埋怨起奚大雄自讨苦头多揽事。如今是骑虎难下，箭在弓弦，不得不发了。不管怎么说，他对这位老战友是抱有深厚情感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俩在朝鲜战场上有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也不仅是因为在部队里，同乡之间总是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友谊，还因为他觉得奚大雄这个人正气，乐施好善，敢打不平。1960年困难年的时候，当他知道奚大雄瞒着自己，给他需要动手术的母亲寄了六十块钱的时候，他暗中流了泪。他已经为妹妹上县高中需要寄宿之费，向奚大雄借过一笔钱。他俩各方面的经济境况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他抽烟多，一天一包还不够；奚大雄却打从朝鲜回国后，就戒了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为自己拥有奚大雄这样的朋友而庆幸。现在朋友有托，他不能坐视不管。把决心拿定了，心里也就安定起来。这时候，那车子七弯八拐地过了几个十字路口，在一条路面平滑的小街上驶了三、四分钟之后，却不得不因为前面的情况刹住了车轮。“早知这样，就不抄这近路了！”许洪元心里嘀咕，用手掌恨恨地拍打了两下方向盘。
通向市委大院大门的，是一条夏日盖满法国梧桐枝叶的林荫大道。这林荫大道郁郁葱葱，沿着市委大院青灰色的高围墙，往西伸展四五十公尺的地方，是一个丁字路口，拐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路的一边，是跟着这条叉路拐了弯的市委大院围墙，另一边则是食品店，百货店，饮食店，书店等，还有一个小菜场，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闹市区。夹在中间的这条街，确切地讲，是条胡同，只是比一般的胡同略宽一点，却一天到晚都显得很繁忙。也许是因为在六十年代中，这座苏南古城里的绝大部分大街小巷，还都是由疙疙顿顿的弹石路面所组成，这条难得的带有现代色彩的柏油道，就格外受到行人车辆的青睐。自行车、小板车、三轮车自不用说，因为平滑的路面减少磨擦系数，不仅省力省时和降低轮胎橡胶面的磨损，操纵者的感觉，也跟在“得得”跳动的弹石路面上行进，有天壤之别。使人百思不解的是，许多市委小车队的司机，也喜欢走这条路，添繁乱，凑热闹；表面的理由也许是可以抄近路，仿佛踩着油门的脚掌，和蹬三轮板车的双腿，承受同等程度的负荷和体力耗费。另外的解释还可以找两个：一是车窗前贴着交警大队颁发的特许通行证，在人群和非机动车辆的河流中左摆右钻，机动灵活地作穿行，神气活现地把小车喇叭按得嘟嘟响，大概自有一种风味和乐趣。二是让上面的大官，经常有机会接触一下熙熙攘攘的市井气，在缓缓行驶的车窗口，鼻尖顶着几乎就贴在车窗玻璃上那些汗滋滋、黑乎乎、蹬动着三轮板车的黄鱼肚皮——当地人习惯把小腿部后侧的肌肉，称作“黄鱼肚皮”，可以不慌不忙地就近观察、打量和思考，苍头百姓的疾苦痛痒、喜怒悲乐，尽收眼底。据说，这后一条，还是市委陆书记的倡导和偏好。然而，与他意见相左、已升任市长多年的俞迁，据说在没有急事在身时，带着不同的着重点，也喜欢要小车司机走这一条路。有一次不巧被堵在离丁字路口不远的小菜场门口，等了十几分钟，不得不弃车而行，嘴里还不断嚅嚅地说：“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城市建设与交通的落后和不适合要求吧。再让我干十年，一定要把这小街旁边的那些窝窝棚棚都拆光，把它拓成一条笔直的通衡大道。”谁都知道，俞市长心中的梦想和宏愿，就是要把布满水路河道的锡城市，建成“东方的威尼斯”！而对这条小街的改造，不过是他心中宏伟蓝图中的一小笔。然而话虽是这麽说，这后两种解释的传言出处，都是无法确实查证的，也许实有其事，也许仅仅是人们凭着对这两位市领导的一知半解，发挥了丰富的猜测和想像力。至少，今天许洪元选择这一路线时，绝对没有上述因素考虑。而这眼前的堵车情况，不仅带有明显的人为性，而且带有重大的政治性。
许洪元安坐在驾驶位子上，肩负着保护首长和小轿车安全的重要使命，恭鹏志却下了车，从挤成一串的板车、三轮车、自行车中穿过去，挤进阻挡首长行进路线的一大堆人群中。恭鹏志在市委大院青灰色的围墙上面，看到了一样不寻常的东西。岂止不寻常，竟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使他大大地开了眼界。
恭鹏志之见多识广，以他所处的地位和工作性质，这市委高墙内外的大多数人士，恐怕都不敢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连多见广识之士都觉得稀奇，就难怪那些孤见寡闻的市井小民，都要人头攒攒地往这边挤，水泄不通地围集在一起，以显示和满足他们合情合理的好奇心，而并不顾忌考虑到堵塞交通问题的严重性。被人群团团挤压在墙壁跟前的，一边是一名穿着夏天警服汗流浃背的交通警察，另一边是两名一男一女的青年人，胸口佩戴着“苏南工学院”的校徽。三人两方，明显处在一种对峙状态中。那民警，来自不远处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岗亭里。在首长的眼皮下维持交通，当然都是经过交警大队精选的人，因此年年得奖旗。恭鹏志还曾在夏日炎炎时，亲自给他们送过冷饮水，代表市委领导和大院里的全体同志，向他们表示过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因此那位民警就一眼认出了他，就不甚正规地举手行了一个礼，报告说：“首长，这两位大学生要在这路口贴这份东西，我们觉得会引起围观，影响交通。”
“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力，阻挡我们在这里贴大字报？”那位脸孔圆圆、同样满头是汗的女大学生，气咻咻地高声喊，喊完，朝突然从天而降的首长瞥了一眼，却把头不理不睬地扭回去，仍旧正对着民警瞪眼睛。
这时的恭首长，已经把墙上所贴的文字内容，飞速扫视完毕。按标题和内容看，严格地讲，那不能算是大字报，而更象是一份通告。那一大张黄色的纸，湿漉漉的，浆糊未干。两个醒目的毛笔字，约占了整张纸的四分之一：“辟谣”。对眼下这近百名的围观者来说，大约多数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更不要说，见过用这个词来作大字报的标题，于是就发生了极大的好奇性。
“辟谣”之下的文字内容，大致是说：一段时期来，正当苏南工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时，在校园里却刮起了一股风。这股风，不是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和十七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对准敢于批判、敢于斗争的部分革命师生。有人散布谣言，恶毒污蔑这些革命师生是组织地下反党集团，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小撮反党分子。因此这是一股阴风，目的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一是要责问院党委，你们在煽起这股阴风中起了什么作用？居心何在？是不是想制造口实，借此镇压革命群众？二是要向全市人民紧急呼吁，识破谣言，明确方向，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人物作坚决的斗争！一起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学们，我叫恭鹏志，是市委办公室主任。正好开车经过这里，被堵住了。可以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吗？”恭鹏志觉得情况不仅涉及交通问题，而且有关政治，心里重视起来，就先作自我介绍，然后进行摸底。
“我叫王小燕，他叫何为民，”女孩子很爽快地回答说：“怎么样，恭主任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吗？”
“哦，王小燕同学，我觉得民警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把这张通告贴在这里，引起这麽多人的围观，已经影响了交通。你们有意见，有看法，为什么不直接找你们校党委的领导呢？”恭鹏志既然亮了相，就必须在众目暌暌之下，表现一个市委办公室领导应有的负责态度和明确立场来。
那位名叫何为民的男生动了动嘴，还没发出声音来，王小燕就抢先开了口：“废话！如果校党委能帮助解决问题，我们还贴这个‘辟谣’干什么？”也许是她被恭鹏志一下子就采取的反对派立场惹火了，口气变得相当不客气。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看到这个女大学生对市委领导干部竟然怎么出口不逊，都深为吃惊，心想这个小丫头，一定是吃了老虎胆。恭鹏志心里也有些恼，他很少碰上有人用这麽冲的语气对他说话，而且是当着这麽多人的脸。但他是经过世面的，不会跟一个小女孩动脾气，而是仍然用好说好话的口气讲道：“那也可以考虑贴到别的地方去呀。”
“我们刚去你们大门口，门口的警卫更不让我们贴。”这会那位男生插上了口。
“为什么非要贴在市委附近呢？锡城市的地方大得很嘛。”恭鹏志故作一副糊涂相。
“我们是要到处都去张贴，让锡城人民都知道真相。但是贴这里，是想要市委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关心一下我们学院的文革情况。这交通问题，不关我们的事！刚张贴时，并没有好多人围观。是他硬来干涉，才引来了这麽多看热闹的人！”王小燕振振有词地把破坏交通的责任，全推向了交通警。这时人群中，既然响起了一些含糊不清的附和声。
恭鹏志正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却听到有人在人群中喊：“小燕，把墙上那张揭下来吧。你出来谈。”王小燕圆睁着眼，看着人群外围招呼她的一位也戴着校徽的青年人，似乎不相信那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你出来，出来么。”那位新冒头的男大学生，晃着扁扁的后脑壳，一个劲儿地催促着，表示非要她走到人群外边，才谈得清突然发生的新情况……
“武叔叔！”王小燕欣喜地惊叫起来，在扁脑袋的曲湘川的身边，她看到了父亲生前的老战友。确切地讲，是父亲做地下工作时的老部下。
“嗨，你这小燕子，几年不见，一张嘴巴练得这麽厉害！又跟警察吵，又跟我们恭主任吵；我可是望而生畏呀。幸好碰上了这位同学，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武遥扬了扬他手里拿着的一卷纸：“怎么样，去把墙上的那张揭下来，我把这份带进市委大院去，同意不同意？”
“行！”王小燕高兴地一挥拳头，重新钻过人群，手脚利落地揭下来那份浆糊未干的大字报，然后同恭鹏志何为民一起走回到武遥和曲湘川的身边。在他们身后，好多双眼睛，都转向这一边，莫名其妙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新情况。
“我调到锡城来工作了。这个星期天，让杨阿姨为你做馄饨，咱们好好聊一聊。”武遥握住她的手，转身对恭鹏志笑着说：“这位丫头是我以前老首长的千金，狂得很。可惜他父亲已经牺牲了；否则我会搞通报，让他老子代你教训她。”
恭鹏志没有想到一个张弓拔弩的局面，最终会是这样一个喜剧性的结尾，心里松了一口气，脑子里的疑问也找到了解答。这麽张狂的一个小丫头，正纳闷是哪一家庙里出的尼姑呢！
陪在武遥身边的许洪元，目睹事情的全过程，看到新来的市委首长收下了那一大张纸，深受激励和鼓舞，觉得留在自己身边的那一小叠纸，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待遇。于是待首长同那女大学生聊完天，一坐进车里，就鼓起勇气来，转腰向坐在后座的武遥递上纸：“首长，我这里有一份告状信。”
武遥觉得有些突然，心想还未进市委的大门，倒已经有人接连给自己送起见面礼来了。伸手接过纸，摇下车窗，看到王小燕已经爬上一辆载着纸张和浆糊桶的脚踏三轮板车，就朝她挥了挥手：“别忘了给我打电话。你那个‘辟谣’，就不要再到处去张贴了，等我研究一下再计较。”
小车开动了，在经过转弯口那个岗亭的时候，恭鹏志向刚才那位忠于职守的民警，问候性地挥了挥手。
许洪元心情颇不安。他从车内的照后镜里，看到首长手里端着他方才递上的信纸，两道浓眉深深地拧了起来，。
车子沙沙沙地滑入市委大院，在圆弧形的四层办公主楼门前停靠了下来。许洪元先下车，为首长开了门，听见武遥正好在问恭主任：“这份材料你看了吗？”
“我在候车室翻了一翻，要他送到信访办去。”这是恭主任的回话。
“你直接下去查一下，然后把情况告诉我。”武遥把材料交给了恭主任。
转了一个圈，这告状信，不是仍然回到了恭主任的手里吗？他当初有没有预料到这种结局呢？他应该是能够预料的，许洪元想。连许洪元自己，此刻也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必然结果。可是这位恭主任，为何要让这材料在新来的首长那里转一下手呢？许洪元再一次认识到，作为“一介车夫”，他对政治运作的奥妙之处，实在是外行得很。尽管他在靠近权力中心的这个圈子里，已经混了好多年。
[1] 社论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于欺骗、愚弄、麻痹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2] 这份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责问：“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对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然后大字报罗列了上述三个人有关在北大开展文革的种种言行，诸如：“……‘现在急切需要领导，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然后，大字报咄咄逼人地责问：“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字报刊载版面的旁边，还配上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文章好象是对某些其名不详的党内人物，提出了严厉的政治警告！
[3] 社论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是违反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主席经常运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天天企图影响我们，腐蚀我们。当前这场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而且他们是准备、并进行多年了。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社论最后号召人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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