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告求有门
奚大雄的告状信，通过其老战友之手，来回兜了两个圈，落定在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的手掌之中。恭主任克尽职守，对“人民来信”认真负责，及时处理，这样一种值得称赞的工作态度，却在锡城市运输公司，搅起了一个效果可疑的政治波澜。而整个事情的起始经过，还得从公司五场的“政治议事中心”谈起。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政治议事中心，正规的，比如中国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美国的国会山庄；不正规的，例如英国的海德公园。在锡城市货运公司运输五场，这议事中心，是汽车调度室隔壁的驾驶员休息室。这个以休息室为椐点的议事中心，当然属于不正规之列，虽然不按国家正式立法条令运作，却能起到渲泄民心民意之效能，似乎有一点英国海德公园的味道。如果公司或运输场的领导正儿八经地要想发扬职工民主，象报纸上有时所谈到的那样，让企业职工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一个有效的措施，就应该在这个休息室内，悄悄地安装一个窃听器之类的现代“顺风耳朵”。电视遥测摄像之类更为先进的现代“千里眼”，可以暂时不予考虑，因为在六十年代中叶的中国，这违反客观条件许可，超越革命发展阶段。
在这个其貌不扬的区区斗室，四周围着一圈铁皮壁橱箱，空间显得有些挤迫紧张。那些壁橱箱的正面，被分隔成半米宽、一米高的一扇扇铁门。门内分成两格，上格供驾驶员放置毛巾、茶杯、替换工作服之类的东西；下格则放置各类工具杂物。被壁橱四周包围着的，是一排桌子，桌子周围，放一圈长条靠背椅子。在这片由壁橱、桌子、椅子所分割的空间，似乎永远充斥着一股由香烟、汽油和机油味混杂的怪异味道。如果把这休息室比作一碟炒菜，那些香烟味，汽油味和机油味，就好比是这碟炒菜中不可或缺的盐味和油气。整个“议事中心”的面积，不下四五十平方公尺。因此说它是“区区斗室”，在语气上，是夸张之言；在语意上，是缩小之词。但是，如果从政治含义上去理解，无论是跟人们经常在电影和照片上看到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相比，还是与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的美国国会山庄或英国海德公园对照，则恰如其分。但是有一点，却与那些闻名于世的政治中心不能相提并论：人们聚集在这块地方，并不象中国的人大代表或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名义上是接受民众的委托。也不象海德公园里那些名不见经传却激情洋溢的演说家们，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或使命感。运输五场的“车夫”们之所以聚拢到这里来，抽象笼统地概括，用落后一点的说法，是为了吃饭，挣工钱；用革命大道理来统率，则是为了全世界四分之三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为解放全人类，当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先行官。
但是如果不放诳言，实话实话，首先是因为这地方有他们的壁橱，壁橱里放着那些要伴随他们出征四方的各类物件用品。其次，他们是贯彻就近原则，等待与隔壁一门相通的调度室里，一俟传来叶子栋的呼唤，就可闻风而动，随即起身去接运输路单。接到运输路单，就意味着可以买甜买咸、购吃购用的的公里费，笑容可鞠地朝着他们的口袋行进而来；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捞到了已煮熟大一半的鸭子，就差没有进入嘴巴。因为有了运输路单，就意味着只要不发生三长两短，就会有几张翻动起来“哗哗”作响的诱人的人民币，指日可待地进入口袋。再次，就是人们除了有挣钱吃饭、养家活口方面的物质要求，还有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当时，西方什么“人类需求五层次”之类的时髦理论，尚未传入中国，或者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还不能见之于大庭广众。但是这一理论似乎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谓予不信？可以检视一下如下情形：
隔壁调度室里的电话铃声特别稀疏，好象电话机也要休息打嗑睡；叶调度呢，当你凑上调度柜台前，自告奋勇地询问今天的革命运输任务时，回应你的声调，却是无精打采的；溢脂流光的脸呢，显得死样怪气。这就意味着这一天革命任务短缺，供不应求；意味着他手里没有路单可以分发，也就没有公里费绽开笑容向你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候，仍然在休息室里流连忘返的驾驶员们，物质考虑显然就退居第二线；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会存在这样的少数派，其嘴巴，在加入有关公司外部世界海阔天空的闲聊，或涉及公司内部机密信息的传递；其耳朵，却仍然在注意聆听隔壁的电话铃声；可谓身处斗室，心系天下。此处这个天下，当然是指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从根本上讲同世界革命也搭得上界的出车任务。而占据优势的多数派，明了粥少僧多的基本形势，认定在这种革命任务特别缺少的情况下，自己与叶调度的个人交情之深度，也不足以获得关键时刻所需要的革命信任和委托。平时大家各奔东西，难得有此相聚一堂的良机，如果不是为了和开车的弟兄们畅舒胸臆，互通信息，尽可以在公司大墙范围之内各奔东西，处理形形色色的个人或工作杂务。之所以在这区区斗室里面逗留不去，就是为了满足与同事开展思想沟通和精神交流的需求。开车时虽然路途寂寞，但是行千里路，见万般事，种种触动与感慨，极想与人分享。同时，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公司却是老窝；自己在外“树高千尺”的时候，老窝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最新动态，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鼓舞或使人惶然地牵连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他们觉得应该时刻加以关切注意的。
这类思想动机和精神状态，一部分显然还达不到人类需要与他人精神交流的层次，因为这似乎仍然停留在对个人利益和安全方面的关注；一部分，也许已经超越了单纯与人交流的欲望，而是要掌握自己受命在外时，企业内部的动向和职工的情绪，明目张胆地或隐诲曲折地，表露其意欲充当企业主人翁的雄心或野心。而按照严格的定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主人翁”，是一个集体名字而非个体称谓。这一集体中的每一单个成员，如果真想成为一个企业的主人翁，弄不好，会使人联想起过去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老板来。于是在这些聚会者中间，就并不家喻户晓地存在着少数特殊的加入者。这些加入者通常都是“组织同志”，即所谓的“圆圆头”——党员，也有个别正在积极争取成为“圆圆头”的建党对象。他们积极参加聚谈，一是作为公司领导的触角，弥补在这个“议事中心”欠缺窃听器的不足，倾听了解人们有些什么牢骚怪话，在牢骚怪话中是否有值得警惕注意的动向，或者有可以吸取的正面营养。二是侦察是否有积极以“企业主人翁”思想和姿态自居的对象，如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这个对象是真心实意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弘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还是潜藏要想做企业老板的痴心梦想。因此，这些忠实履行“窃听器”职责的聚谈者，实质上，既是在发挥企业基层民主运作的功能作用，又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新形势下，担当站岗放哨的神圣使命。
奚大雄，无容争议，经常是这个“议事中心”的核心人物。这恐怕主要得归结于他的见多识广；他先后在部队和地方首脑机关开过小车的经历，仿佛是在一块不起眼的铁铊上，附上了经久不消的磁性，起到一种吸引听众和追随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许受他重情讲义性格脾气的影响，奚大雄从不按组织的期待要求，忠实履行上述一个党员应该履行的职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违抗组织命令；因为无论是场党支部或是公司党委，从来就不曾明确下达过这种任务。更不说明他已经成了党的叛徒；因为他只要听到“太出格”的、毫无正面意义的牢骚怪话，便会毫不留情地当面加以批评驳斥。但是他说过消过，从不把这些可能给弟兄们导致麻烦的胡说八道，搬到党员“组织生活”上去作情况交流，或者采取使人更加惊慌失措的动作，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向有关领导打上一个什么“小报告”。
至于要侦查言谈中“企业主人翁”色彩太过强烈的对象，也许他奚大雄就是头号种子选手。然而，他当种子选手是冠冕堂皇的，因为他是党员，做过“祖国最可爱的人”，给军政高级首长开过车，邱书记对他另眼相看，崔经理对他以礼相待。具有这样的过硬背景，关心企业情况，想履行主人翁责任，不仅无可挑剔，而且应该大加赞扬和鼓励！毛主席在中南海上床睡觉前，如果听说锡城市货运公司运输五场有这样一位种过田、当过兵、现在正当驾驶员的基层工人党员，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曾经被马克思所颂扬过的类似巴黎公社社员品质的话，他老人家在睡梦中，或许会甜甜地笑醒的。
可是，这两天，这位核心人物却在这个“议事中心”突然消失了。壁橱中属于他一格的、涂着草绿色油漆的铁皮门上，仍然不动声色地，挂着代表其拥有权的老式铜锁。那刻着古里古怪花纹的古铜锁，显然是他从乡下老家带出来的，现代百货商店或杂货店里，绝对没有销售。没有哪一级领导，明令要求改变或消灭这一历史痕迹。但是，驾驶员弟兄们在谈到这位颇孚众望的大高个时，神情却同可能会在睡梦中笑醒的中南海老人家迥然不同，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人去楼空，去向不明，人们一如既往凑到一起时，东拉西扯一番之后，话题总会不其然而然地落回到奚大雄的身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置信，觉得无法想像。然而流言在到处传布，犹如野火春风，不仅在运输五场，在紧连五场的汽车修理厂及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里，形成汹汹燎原之势，而且据说已经传遍了其它几个运输场。流言中的各种听似荒诞离奇的情节，虽然职工群众难以向企业有关机要部门核实查证，有些却显然已被最新发展情况所证实。那几天也恰好凑得巧，叶调度手中可派的路单寥寥无几，仿佛专门让奚大雄那些好奇与忧虑并存的开车弟兄们，有充分机会聚在一起，探讨现状，分析起因，评估后果，预测未来。
这一天中午时分，与奚大雄同住一个宿舍的李辉康，给“议事中心”带来了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惊人消息——大雄终于在一个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地方露面，“他在修理厂烧碱水缸！”
“不会吧？”有人将信将疑。由于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出乎于人们的猜测、想像和预料，李辉康的说话信用度，一下子遭受到了蛮不讲理的质疑和挑战。
“不信可以去看嘛！”李辉康忿然，但是分不清这种忿然，是冲着怀疑论者，还是针对这种使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现实。
“那么，那个女人呢？那个惯于拖人下水的狐狸精还在吗？”有人急焦焦地问。
“在，两个人一搭档。”李辉康的口气明显变得不高兴。对发问者把凌漪称为“狐狸精”，他似乎很不习惯；而且对在“狐狸精”之前外加“惯于拖人下水”这个定语，更是反感。什么叫“惯于”呢？惯于就是一贯性的，屡教不改的，带有专门职业老手性质的。用在凌漪身上，合适吗？除了那位局党委书记，她还“拖人下水”了哪一位？难道，奚大雄也算是一位吗？但是他的倒楣，根据迄今为止的一切传说和流言蜚语，只不过是他俩同在一辆车子上的时候，碰巧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而已。如果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把“拖人下水”转译成带有明白的猥亵性质，那就必须满足“捉*必须捉双”的前提条件，而且必须把双方的内裤眼明手快地抢到手中，使作*犯科者赤条条地裸露着两个无可抵赖的光屁股才行。这种无此关键性现场情节作支撑的罪名，套得到他俩的头上去吗？
“哎，这倒也奇；从有碱水缸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派过双人班头的。是不是看着那个女人太娇嫩，因此派个身高力大的壮汉当帮手啊？”这个插话人，带有一种不正经的幽默感，正事歪说，使得本来带有很严重政治含义的最新事态发展，转变成了不健康的低级趣味情调。
有思想觉悟高的人为正视听，站出来坚决地加以拨乱反正：“上头已经下政治结论了吗？奚大雄给开除党籍了吗？派到那种地方去，不是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了吗？让一个中共党员去干四类分子干的活，不是对党员光荣称号的玷污吗？”这是个自以为具有相当政治分析和推理能力的老兄，忿忿不平地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
但是也有不同的反应和表示：“大雄怎么会和那个女人搞到一起去？他俩之间到底有些什么花头劲，才使开车一向稳当机敏的他，闯下这样的大祸！”
“议事中心”虽然没有美国国会山那样尽善尽美的民主议事规则，中心的与会者们，也极其缺乏所谓“现代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操作规程的训练，不同的意见，还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至少，在1966年5月下旬的这个驾驶员休息室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允许，而且是一种现实。当然有一条界限，不能攻击诽谤组织领导，更不能以这种“言论自由”煽动对党的不满以谋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并且相信，存在这种界限是合理而必要的。在美国国会山，相信也一定是不会允许哪个发言人，借着自由民主的讲台，攻击诽谤自由民主制度对美国社会性命交关的作用地位，更不会容忍任何人，借着言论自由的名义，煽动推翻这一民主政体而建立“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算什么大祸？”有人立即反驳，作为一个深谙交通规则的开车同行，一派猩猩惜猩猩的论调：“要是是我俚跟在后面，自己超车时机选择不当，紧急处理措施有误，人家又没有从前面倒后来撞你的车！还不是自认倒楣！”。
“不是说，是他把中央首长的车逼到水稻田里去了吗？”又有一个立场比较含混的发问声音。
“我就不知道这些谣传是怎么来的？就好象专门有人在背后编故事似的！”刚才那位发言者看来不单是个懂行者，还是一个知情者，一个对颠倒是非、混淆事实真相的谣传到处流传百思不解的忿忿不平分子。
“嗳，问题就出在‘中央首长’这四个字上。耽误了中央首长的时间表，使中央首长吃了惊吓，这种耽误和惊吓所引起的后果，说小，可以是芝麻绿豆；说大，可以是西瓜地球。不要说他奚大雄抵挡不住，就是以前他给开过车的那些首长们，也担戴不起！”这是又一个具有政治头脑并且思路不为交通规则所束缚的声音。可是他随后说出来的话，却暴露出他的消息灵通程度，与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显然不成比例：“听说，那个中央首长是刘少奇，也有的说是彭真，是陆定一……到底是哪一位？”
“不知道，”众人皆摇首。事关重大，个别素向喜欢哗众取宠、专好贩卖狗皮膏药的吹牛说海者，此刻也变得谨小慎微，蹩头蹙眉地守着嘴巴，懊恼自己竟然不能勇敢无畏地出面澄清事实，指点迷津。
“开什么玩笑！彭、罗、陆、杨，彭真占了第一号，陆定一占了第三号，眼下写检查都来不及呢，还能上我俚鱼米之乡兜风来？看来，你得加强时政学习。”刚才那位自认为具有相当政治分析推理能力的老兄，对要想借机在“关公面前悠大刀”的后起发言者，老实不客气地扫了他一下面子。
被扫面子的后起者并不脸赧，只管自言自语似地说：“我也早就想，不对啊，不对。这位彭市长彭副总书记已经倒台，按说大雄就是直直地撞他一下，也不至于一下划到四类分子的队伍中去啊。”他一边表示自己早就产生同样怀疑，一边有意报出了彭真的两个头衔，以此抵消前者的讥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深信，在“议事中心”这班人马中，知道彭真为北京市市长的，恐怕不在少数；而知道其在中央书记处那顶乌纱帽的，则是凤毛麟角。用凤毛麟角来弥补自己一时疏忽中的失误，乃是聪明的做法。
又有人反对上述整个引诱人误入歧途的思路：“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是哪一个中央首长，而是那个同车搅在事故现场中的女人。大雄跟那种女人沾上了边，任他混身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李辉康这时候有些勃然动怒：“同在一个车上又有什么？一个单位里的同事，顺路搭车去外地一趟，我俚不是经常都这样做的吗？”李辉康对他此刻突然愤慨的缘由，自己也是认识不清的。他只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跟凌漪的关系，远超过奚大雄和她的关系。凌漪还不是从他嘴里，才知道一点奚大雄的情况吗？在李辉康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把凌漪当作一个勾引领导干部下水的坏女人，而只是把她当作天地间，圣贤圣德的一个大美人。也许是他跟她的交往直觉告诉他，凌漪不是那种下践、放浪和淫荡的轻骨头女人。也许，是这个放荡女人太过美丽，又善于伪装，手段精到，因此使得他这个涉世尚浅的技校毕业生真伪不辨，良莠难分。当听到有人语焉不详地把第二个男人，和使他暗暗心迷神往的对象莫名其妙地捆在一起时，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恼怒。幸好，他自己并没有细想这种恼怒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要他对这种恼怒作出解释。
然而，对他这种辨解性的论调，持不敢苟同之意的，也并不是绝无仅有。“换了你，你会让这种刚发配下来的劳改对象搭你的车吗？你不会，我也不会；相信在场大多数人也不会！”不以为然者以己度人，作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轻率结论。他对李辉康内心对凌漪的想法一无所知，也大大低估了其他男性同胞，对美貌女性所持有的强烈好奇和亲近渴望之心。对政治上并没有特别欲望和欠缺严格自律精神的一般驾驶员来说，就象所有的普通男人一样，有一个如花如玉的女人在寂寞的驾驶旅途作陪伴，不管她属于什么政治身分，只要不同她一起串谋策划去推翻共产党，如此赏心悦目之事，又何乐而不为？然而，这些男人们，包括李辉康在内，此刻却都没有那个勇气，站起来纠正这位同事以这种大义凛然方式所犯下的低级错误，只是低头不语，仿佛都在苦苦思索：是啊，是什么东西使奚大雄鬼迷心窍，把一个别人都不愿招惹的坏女人带在车里呢？
公司党委书记邱铭对上述疑问，倒是应该有发言权的。但是，正是这部分他在事故后所了解到的情况，恰恰是他对奚大雄最不理解的部分。本来，中央首长赴行前传下指示：查一查，肇事者有无政治背景，酌情处理。意思很明确，这个开车的人，政治上如果有问题，当然要查动机和企图。如果没有，则作一般交通事故处理。而如按一般交通事故处理，这当然算非责任性事故，什么处分都不沾边。奚大雄的政治背景这么过硬，这件事本来应该就这么了结了。可是不，情况复杂得很。中央领导同志的随从同时还留下了一份见证材料书。大概，是在凌漪掏手绢擦汗时从包里带落出来的，她没有察觉，却被警卫人员在奚大雄的驾驶室内捡到了。材料书涉及凌漪及其丈夫在1957年反右时的一桩公案，上面还有包括奚大雄在内的三个人的签名。中央首长所指示的“查政治背景”，并没有具体明确，是泛指查奚大雄一般性的政治面貌，还是指要查清有关这份见证材料的情况。看来，是要让单位领导根据情况自己作判断。于是，本来属于安全机务科处理的事务，却被转移到公司保卫科办理；他这个分管保卫科工作的公司党委书记，开始时也不知道内情。询问保卫科傅科长，傅科长回说是崔经理的指示，指示后面有中央首长的留言和那份见证材料作后盾。邱铭一思量，觉得也说得通。显然，按崔经理的指示精神，这奉旨调查的中心问题，已经跟那份令人生疑的见证材料紧紧联在一起了。再连带上事故发生时，那个麻烦女人也正好在车内的情节，就给人以无限想像和猜测的余地。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邱铭亲自找奚大雄询问了解见证书的前因后缘。奚大雄不隐瞒，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来了个竹筒倒豆子，都讲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就把千年的陈芝麻老帐牵了出来。尽管奚大雄自以为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得很，傅科长却不这么看，因为崔经理也不这么看。签字作证？作证干什么？不是明摆着要为那个女人的右派丈夫翻案吗？谁是发起者？奚大雄已经不打自招地承认了：是他主动提议的，不是在那个女人勾引下所作的卖身投靠。但是这样一来，就比勾引之下的卖身投靠性质更严重。党性原则呢？阶级立场呢？老时期的革命叛徒，是在严刑拷打之下才叛变投敌的；新时期的蜕化变质分子，是在资产阶级金钱美女糖衣炮弹的进攻下，才失足落水的。可是这位前“祖国最可爱的人”，现任中共党员，却是在未经敌人逮捕，金钱美女亦尚未对其主动出击的情况下，自愿投奔右派分子及其老婆的反动阵营。而且是借一边拿国家工资和公里费补贴开车的时机，一边为右派分子老婆出谋划策搞翻案；沉溺于为虎作伥的程度，既然达到不顾反视镜中，苦苦跟了多时急欲超车赶时间的中央首长小车。然后，可能是受右派分子老婆的教唆，也可能是在其潜移默化的反动影响下(注：真相待查。)把有急务在身的中央领导同志，逼入水稻秧田里，陷于污泥浊水之中。怎么能说，这个事故的发生，跟政治、跟那个女人坐在车上没有关系呢？
当然，以上这些说法，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线索和供认坦白，尚属推测假定。最终结论将产生在周密调查研究之后。但是，在作出结论之前，车子，是暂时断不能让肇事者继续开的。以免在查实性质之前，把方向盘仍然放在一双不可靠的手里，使之有继续作案为害人民的可能性。
对此，邱书记没有异议。他不同意的是傅科长所作的请示报告，建议在奚大雄接受审查期间发配碱水缸劳动改造。可是身为公司资深党委委员的傅科长，对新来乍到的邱书记的意见，并无顶礼膜拜之意，而是以沉默作抗拒。然后竟然有崔经理亲自出面，提议召开公司党委会集体讨论商定。在公司党委中，崔经理虽然只是挂党委副书记的头衔，却经常俨然以党委书记的政治姿态出现。原因之一，是他在公司经营多年，实力雄厚，上上下下，盘根错节，党委“一班人”并不听邱铭他这个名义“班长”的话，却都跟着公司经理的指挥棒转。果然不出所料，集体讨论的结果，大多数人都赞成傅科长的建议，崔经理甚至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从而再次证实，真正有实力的人，在场面上，根本就无须与人喋喋不休地计较争论。其实在众多党委委员中，对奚大雄抱有好感和同情的，并非少数。只是在政治问题上，自从57年反右斗争以来，人们大都已经养成了宁“左”勿右的习惯。就是连邱书记本人，也未在会上明确地投反对票。只是说，奚大雄是“一级副”驾驶员，放到机修班里，会比烧碱水缸更有经济价值。其他党委成员对他这种言论觉得很惊诧，用开玩笑的口气打趣道：“你这话，倒象是从主管业务经营的崔经理说出来的，不象是主抓政治工作的党委书记说的话。”
邱书记于是就为自己显得太多经济头脑却欠缺政治头脑而面赧。只懂得从经济角度算帐，而不会算政治帐，是生产业务干部的通病。政工干部怎么也会感染上这种跟自己工作性质对立的职业病呢？“错位，我这是错位。”邱铭自嘲性地在嘴上发表纠错声明，心中真正感到害羞的，是自己作为“一班之长”，却只能在全班人面前，当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因为他心里觉得，奚大雄所出的交通事故，以及他向自己所反映的政治情况，无论如何还够不上去碱水缸接受“劳改”的程度。是否属于为右派分子翻案？这个案该不该翻？也需要有更高一级的机构作复查裁定。在尚未裁定之前，怎么可以当作已有不利结论的做法，来对待一个组织同志呢？他早就耳闻，对崔经理这个运输公司的太上皇，奚大雄一直抱有不恭不敬的态度。但是据他的侧面观察，他觉得“太上皇”对奚大雄的态度，素来宽容仁慈，由此曾经对崔经理的豁然大度，暗生敬佩之心。心想他之所以能在公司数千人中令行禁止，称霸一方，恐怕就是因为既有霸主之威，又有王者风范的缘故。现在才算真正有所领教。在座各位均观他之神色而行事，也许早就都有所领教，收获良多。
于是这碱水缸上，一向就是单人单班制度，现在却让奚大雄和凌漪一男一女同时值班，工人中对这种窝工浪费现象，颇有微辞。邱铭心中明白，这是崔经理有意把一个颇得职工敬重的形象，跟一个已有臭名在外的女人形象，存心捏在一起，天天让他们俩在众人面前丢脸现眼，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去作种种联想猜测，从而使一个桀傲不训的人声名狼籍，以使广大公司职工受到生动形象的政治思想教育。崔经理虽然不是艺术家或心理学家，却懂得视觉形象的重要和有效。
对奚大雄这件事，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是把它当作一个机会来看待的。他对奚大雄有良好的印象记忆，因此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帮忙处愿帮忙。捡了鸡毛当令箭，因为某个中央首长带有松紧带性质的指示，加上这个姓奚的爱管一点闲事，就把一个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经专给部队首长和市委领导开车的转复军人，给予“劳改”对象的对待，似乎有些太过分。他让许洪元把信交给武遥，纯粹出于一种灵机一动的想法。对那位省委前宣传部长某些传奇性的处事方式和作为，他早有耳闻；其中包括1957年在《锡城日报》蹲点时，站在闹事工人一边，跟俞市长和陆书记唱对台戏，曾经在本市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一时传为美谈。陆书记同俞市长一段时间来闹矛盾，然后有撂担子甩手不管的表现，省委因此派来了替补队员武遥。作为市委办公室一名年轻有为的办公室主任，如何跟新来的市委书记接班人搞好关系，建立感情，就成了他心中的一大研究课题。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不过是雕虫小技，人学人会。恰好许洪元手中有封“人民来信”，被反应特别灵敏的他所抓住，作为跟将要“以副顶正”的武副书记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此乃“天助我也”的良机。因为以他的揣测，以武遥那样的领导风格，见到群众的告状申诉书时，绝对不会推诿拒收，官说官话。但是也不可能亲自查访，或者揣在怀里，等同手下人熟悉了一段时间后，再物色对象委托办理。十有八九，会顺手交给他办理。这样一来，新领导刚一下车，他就与之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从中表现出一点自己的积极干练，和明断秋毫的识见水平，树立起一个良好的起始印象，以后就可能被倚为左右臂膀，为锡城市人民多作贡献。恭鹏志不敢自夸料事如神，但七九不离八是做得到的，武遥果然把信交给他去处理。于是，他就百忙中抽出一空，兴冲冲地下基层作亲自调查。
接待他的，便是公司党委书记邱铭。在奚大雄的告状书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他出的是“非责任事故”，按常规处理，根本就不应该吊销驾驶执照，更不应该罚他去做监督劳动对象做的工作；这是因为公司领导层中，有人对他挟嫌报复。但是在信中，又没有提出为何要对他挟嫌报复的充分根据来。二是他让同公司职工凌漪搭车并不违法，写那份落到组织手里的见证材料，也不认为是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误。因为那见证材料本身，就说明以前对凌漪所作的处理是不公正的，违背了事实真相，因此他在那份见证材料上签名，是无可指责的；按照党“有错必纠”的一贯原则，是对党负责和党性强的表现。他强烈要求把那材料归还原主，以便征集更多当事人的签名，使沉冤昭雪，党的威信被维护；所谓“阶级立场不稳”之类的罪名，也能得到洗刷。
恭鹏志在来公司的车子里重新读过那封信，因此就把问题焦点，集中在有关见证材料和“挟嫌报复”两大要点上。几句话一接触，善于察颜观色、辨声听音的恭鹏志就发觉：面前这位邱书记，也没有把奚大雄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对目前的处置方式，也并不觉得尽善尽美。深入一交谈，了解到奚大雄以前对公司经理，确实有不够恭敬尊重的表现，但那也是跟其他职工的态度相比较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构成领导对群众打击报复的动因。于是，嗅觉敏感的恭鹏志就截住话头问：“这个崔经理是否一向就报复性特别重？在目前对奚大雄所作处置决定中，崔经理起了什么作用？”
邱铭对第一个问题，很机巧地不作正面回答，那当然就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事实上的肯定之意，同时又不承担背后非议同级领导的坏名声。对第二个问题，他就实话实说，尊重事实，以作为对第一个问题不置可否的一种绝妙补充。从这一番对答中，恭鹏志意识到，在奚大雄这件事上，公司领导层中有分歧。同时，他对那位素昧平生的崔经理，心中已经生出了一点不良的看法。过去只听说农村中，有些领导就象称霸一方的土皇帝。想不到，在城市企业中，也有类似不可冒犯的太上皇，只是手腕更巧妙，运用时机更洽当。而名义上应该是第一把手的公司党委书记，竟然也对之无可奈何！即使是在市委大院内，陆书记也不能象这位崔经理那样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把党委一班人操纵在股掌之中呀！因为陆书记与俞市长之间闹矛盾，他过去常为自己搞得无所适从而苦恼；此刻却觉得，比起运输公司崔经理的一统天下来，领导层中，还是象市委大院里那样，存在一种势均力敌的权力平衡和对抗比较好。后一种“一锤定音”的局面，手下人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正作这些触类旁通联想的时候，党委机要秘书按邱书记吩咐，把那份见证材料送到了恭鹏志的面前。恭鹏志眼睛看材料，耳朵听邱铭复述从奚大雄那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不仅觉得那凌漪的名字好耳熟，心里竟对那位女人的遭遇，暗暗生出了几分同情心；而对那位部队首长最终的下场，觉得还真有一点“苍天有眼”的味道。可是，光凭这份有三个旁观者签名的见证材料，能否改变那位可怜女人及其丈夫的处境？特别是考虑到，后来她又跟那位夏思云发生了两性关系，恭鹏志就更觉得有些吃不准。对市交通局前局长夏思云，恭鹏志挺熟悉。对他的工作能力、领导水平和为人，也一向有好感。听说他出了事，心中为他还挺惋惜。后来听说主要是女方的责任，他只是职位稍会降了一点，去了也有数千名职工的建新机械厂当党委书记，倒也觉得松了一口气。
读完见证书，听完邱铭的情况介绍，恭鹏志那副由码瑙眼镜框衬托得极有政治涵养的双眼，直视着邱铭，单刀直入地问：“邱书记，你觉得这件事情如何处理更为妥当？”
邱书记说，他跟奚大雄作过交谈，要他主动从凌漪的历史纠葛中跳出来，写个简单的认识书，表示以前没有认识到生活问题后面，还包含着政治问题，退出见证不见证的行列。事情的性质就变得单纯了，是交通事故嘛，就还是按交通事故的规矩办。不要把别人身上的屎，硬涂到自己身上。可是他搞不明白，奚大雄却不领份，说什么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话还要当话，更不要说是白纸黑字，落下名字的事。见证的事是他起得头，现在不明不白地带头退出，他奚大雄今后就会被人笑话。再说要写什么认识书，还不是变着法子要他认错吗？他自认为就是没有错，怎么好随随便便写个东西让人塞到他的档案袋里去呢？
邱铭告诉恭鹏志，他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党员骨干，先进生产工，在职工群众中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为何硬要把自己跟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搅在一起，落一个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恶名，跳进黄河都洗不净？
恭鹏志听了邱铭这席话，沉思着，首先权把隔桌相坐的邱书记当作武遥，估摸他如果听到这番情况汇报，会作什么反应。这样一作模拟实验，心中就有了准星，稳稳地开口说：“咱们不忙作结论，还是先直接找奚大雄谈一谈再说”。邱铭书记觉得有些莫测高深，就起身说：“那好，我马上就派人去叫他来这里。”
“不要了，”恭主任的回答使他惊讶：“我们下去直接找他去。难得来你们公司，交通先行官，地位重要。一路上走马看花，也可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说完，不管对方如何反应，已经站起了身；这就是市级机关领导的作派，以行动代替命令，无声而又无容违拗。
“呵，欢迎，欢迎市领导下基层参观指导。”邱铭对这位外表斯文、却有奇特办事方式和深入基层热心的市领导，不禁有些肃然起敬。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位市领导，其实是凭想像在着意模仿一位更高一级市领导的办事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他俩此刻是共通的：恭鹏志在模仿过程中，自己也觉得他仿照的模式，有悖常规，不宜普及，属于极少数高明棋手偶一用之的奇兵异术。
适应领导的风格，善于向先进看齐和学习，这是恭鹏志成功的要诀。短短几年中，从一个小小机要秘书，迅速进步成长为十多名市委常委之下，谁都不敢小觑的市委办公室第一把手，全仗具备这种素质。他戴着黑色玛瑙框架的眼镜，梳着黑亮流线型的分头，脚穿黑亮小方头皮鞋，黑色的府绸衬衫短袖管下，挟着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欣然与邱铭一起并肩下楼。那种气宇轩昂的风度，必然引起办公大楼里众多目光的注意和猜度。其实，早在走出那辆停在公司办公楼前的黑亮伏尔加轿车，与急着要去火车站接人的许洪元挥手告别之时，他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许洪元告别时的脸神，欢欣而又感激。这正是恭鹏志希望看到的效果，也是他和其他几位市委中层要员的不同之处——他注重群众关系。象今天这趟公差，因为骑自行车上下班时都要经过运输公司的门口，他尽可不必让许洪元用小车顺路送他来此，而可以用上班晚一点去办公室或下班早一点离开办公室的办法解决。但是不，恭鹏志并不是贪图乘小车的享受。说实在话，他乘小车都乘得腻了。他特地安排这次顺路搭乘许洪元小车的机会，是要让许洪元觉得：恭主任对他所呈信件的重视、抓紧，雷厉风行。许洪元知道他是大忙人，他知道许洪元会被感动。这就是感情投资，不仅对上，而且对下，四面八方，面面俱到。许洪元是明白人，市委大院内所有的小车司机，几乎都是明白人。只要他们平时为首长开车时听到一点什么，只要他们觉得对恭主任有用，不属于泄露机密，都会向他及时提供。这也是他比其他秘书同伴升迁得快的另一个诀窍，对此，他从不向人作心得讲用；连妻子面前都不留口风，以免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而把他其它方面的积极努力看得无足轻重。
恭鹏志随邱铭款款而行。体胖腹隆的党委书记一边引路开道，一边指手划脚，作各类说明介绍。在经过人多眼多的地方，例如在修理厂机修车间门前，那些正钻下爬上围着汽车忙碌的人们，瞥见书记大人对身边的人那么笑容可鞠，神态殷勤，知道来历不凡，都投之以好奇的注视。在距离特别近的地方，也难免有人同邱书记搭口寒暄的。这种时刻，恭主任就站在旁边一脸陪笑，笑完了才重新移步。移步前还跟满身油污、双手被机油黑油与泥污沾染得黑不溜秋的工人阶级，频频挥手示意；视线所及，并不仅仅射及寒暄者沾着油渍的脸，而且超越其肩头，顾及他背后的工人弟兄。但是那种招手，并不是居高临下式的，给人以恩赐式的，而是谦谦恭恭的样子，使人觉得虽然来历不凡，举止态度之和蔼可亲，更加显得不同凡响。
随着恭鹏志和邱书记脚步前进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化，近处和远处观望的目光，就越来越变得兴趣盎然。当看到他俩终于拐入那条通向碱水缸的过道时，一阵兴奋的骚动，就象春天麦田上掠过一阵微风似的，使所有临时性业余性观察家们的心尖，就象麦苗的叶尖那样，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一些好奇性特强、脑子特灵而又无法抑制激动兴奋心情的，就会一个转身，不知从哪里找出急需上碱水缸清除油污的物件来，凑成一支既不成形又不壮观的队列，向碱水缸挺进，并很快地使那条狭隘的过道，变得交通拥挤起来。
奚大雄对恭主任来公司查访，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已经从许洪元处得到预报。但是对恭主任和邱书记一起，招摇过市地直接来碱水缸登门拜访，却毫无思想准备。因为这样做，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歪曲，将其说成是有意给基层企业的领导以难堪，而对上诉者，则是公然显示一种安怃与慰问，是一种不表态的表态。在他的印象中，恭主任虽然是市委大院里一个有朝气、多活力的人，但是总的格调还是谨慎，稳健，保守；办事决不孟浪，不追求哗众取宠、出人意表的效果。这也几乎是所有秘书出身的领导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他们伴随君侧，必须收神敛气，象小媳妇伺候难以服侍的公婆一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使得他们长期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一种极其严格的训练，养成自然成习惯的思想和行为定式。他们知道领导干部层中，关系盘根错节，人与人的联系纵横交叉，使人如坠迷宫。一不谨慎，你以为是在梳抚猫身上的皮毛，实际上却是在拨弄老虎胡须。因此他们在跟权力打交道的时候，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平级，都是步步为营，留好余地和退路。而论级别，崔经理少说也可以同他平起平坐，市运输公司是正团级单位，而市委办公室不过也是正团级。要论职位实权，夸张一点说，崔经理几乎是把几千名职工的生杀予夺大权，尽操手中。而市委办公室的地位虽高，他这个主任，却处处得看十几名市委领导的脸色行事，还要照顾好与近百名市委委员和区局级领导的关系，类似一个杂务总管和首长高级随从的脚色。今天恭主任却一反常态，一登场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亮相，奚大雄不敢相信这纯粹是出于他的念旧之情，而宁可揣测：也许是那位新来的市委副书记，已经对他作了明确指示。
奚大雄这段时间里，度日如年，心沉如铅。既无颜回乡去见江东父老和即将临产分娩的老婆，又不能象往日那样，有兴致与开车修车的众兄弟畅言欢笑。保卫科的人，还三天两头来敦促他检查反省。那凌漪更是成天惶惶然然，凄凄怯怯，又是担忧，又是内疚；总以为一切都是她的不好，一切祸事都是因她而起。她特别后悔她的粗心大意，使那份见证书落到了公司领导的手里。觉得奚大雄因此而为她背了洗刷不清的黑锅，她对奚大雄欠下了永世难以偿还的人情债务。除此之外，她还要忍受小人之辈当面或背后无中生有的指指点点，因此每天都郁郁寡欢，心情沉重，使碱水缸工作间内的空气，显得格外沉闷。
奚大雄见到两位领导大驾光临，恭主任竟然还当着邱书记的面，象老熟人一样地向他伸出手，顿时喜形于色，声明自己手上脏，不便接纳那只又热情又白净的手掌；然后不等询问，就主动地向恭主任介绍了如今朝夕相处的女同事。恭主任刚才在读那份见证书的时候，还在寻思这凌漪的名字耳熟得很；此时此刻一见人，立即回想起，这就是十多年前那位极负盛名的“彩虹”独舞者。当年也曾慕名去戏院，一眼不眨地盯着那象一团云彩飞舞旋转的优美身肢和舞姿，印象之良深，竟使一颗稚嫩的年轻之心，为之发生过一种想入非非的情感。此刻久别重遇，时过境迁，一方面惊异对方仍然面目姣好，只是当年苗条的身材，如今已变成少妇圆熟的丰满。另一方面，感慨人生沧桑，命途多变，竟使当初这样一个千万名仰慕者赞羡不已的舞台明星，一朝沦落到成天与油泥污垢打交道的可悲处境！恭主任不由内中心潮翻腾，悲天悯人，外表却纹丝不动，对听了奚大雄介绍后绽开美丽笑容向他颌首致意的凌漪，只是爱理不理地点了点头，即转首对奚大雄说：“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好吗？”
按照邱书记的建议，在那支探消息、看热闹之队伍的前哨抵达之前，三人已一起转身，走上就在数十米之外的职工宿舍楼的楼梯。他们进了奚大雄所住的房间，
与奚大雄同宿舍的那几位室友都不在。李辉康似乎早就预料今天邱书记会登临寒舍，因此没有借上班时间溜进宿舍来躲懒。诸申在科室上班，行踪一向受科长和同事的无形监察，加上自身本有较好的纪律观念，并没有养成好多驾驶员都具有的自由散漫坏习惯，上班时间脚趾是从不踏上宿舍楼梯的。冯有强上班时不得不套上一身脏兮兮的、带有刺鼻汽油味的工作服，不到下班时间在更衣室里改变行装后，一般是不回宿舍的。于是，这个集体场所，此刻就变成了一个私下交谈的好地方。三人因陋就简地在床铺上或椅子上坐定，恭主任开门见山地说：“收到你让许洪元转的信，市里领导很重视，特地让我来了解情况。刚才已经跟你们邱书记深入地交换过意见，对情况也大致清楚了。说一说吧，如果把那份见证书要回去，下一步你们打算再找谁签名？”
无论是奚大雄，还是邱铭，对恭鹏志这样一段开场白，都没有预料到。奚大雄想了想，就搬出了那位前市交通局夏局长的夫人，作为第四个候选签字者。觉察到两位领导脸上露出明显的怀疑神色，奚大雄就摆出凌漪以前解释过的理由，说明当初这位市歌舞团前副团长了解内情，曾经抵制过把凌漪开除出团的上级指令。后来，还是靠她了的帮忙才进了市交通局。恭主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既然凌漪后来跟夏思云发生了关系，那位爱才的局长夫人，不管怎么富有同情心，怎么会帮了一次结局令人失望的忙，再愿意为这个勾引自己丈夫的老部下帮第二次忙呢？但是话得说回来，如果那位前歌舞团领导真愿意为凌漪作证，要对他们夫妻俩的情况重新审理和定性，就不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就决定，让奚大雄下去，把凌漪马上换上来，亲自了解一下情况。
此刻的碱水缸清洗间，当那些抱着刺探军情目的的大班人马开到时，他们已经看不到那位气势不凡来历不明的拜访者和奚大雄，只看到凌漪还留守在岗位上。他们对于形踪飘忽的原追踪对象，显然找不到任何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宿舍楼上继续跟踪追击，更不能破门而入，进行与自己身份不符的现场实况采访。于是就退而求其次，团团围住那个女人，百般盘问打听，当然都是很友好的口气，绝对没有“逼、供、信”的气势汹汹。他们跟这个女人已经熟了，不仅发觉这只“破鞋”并不如他们起初所想像中的那样“破”，沉默平和之中，反倒透出一种使人不敢在其面前放肆戏言狎笑的威慑力量。而且发现连奚大雄，对她都抱有一种尊重友好之心，这是他们从事变以来所得到的总体印象。
而对奚大雄，虽然以前所抱的敬重之心，已经令人遗憾地笼罩上了一阵烟雾灰尘，但是事情尚未定论，他们对崔经理的治政方略，又一向抱着畏惧而并不心悦诚服的态度；所以每上碱水缸的时候，似乎就老忘了那里是一块惩处坏人的地方，也不接受奚大雄是一个坏人的最新概念，而宁可抱着拭目以待的想法。奚大雄既然暂时还没有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坏男人，原先那个坏女人的概念，也相应地被冲淡。这类态度在修理厂，至少占了百分之五十。如果做个民意测验，也许在全公司都是如此。因此至少对这部分人来说，崔经理的战略方针并未起到预期效果。急急赶到碱水缸前的人，大都抱有这类态度。
凌漪今天显得和颜悦色，态度特别良好，特别愿意以谦恭合作的态度，回答询问提供必要信息。她突然觉得：奚大雄当初所以有那份仗义执言的气概要为她昭雪沉冤，不仅凭一颗侠义心肠，而且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背后确有相当的实力靠山。难怪这一段日子里，看着她愁眉苦脸，悲观沮丧，老对她极力宽慰开导，鼓励她要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奚大雄还一个劲儿地动员她再次写信给苏州的那位老同事，把最新事情发展真相告诉对方，请求对方再签一次名。可是，凭记忆重写的见证书虽然已经备妥，凌漪却迟迟不发信。她吃不准，要是老同事知道了新情况，是否会在这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再次愿意落笔签名？说不定，公司保卫科派人去对方单位外调过了，已经把人家吓坏了，她怎么还好意思写信再去开这个口。奚大雄见她老是犹豫不决，心中焦急地对她说：“现在我俚已经骑虎难下，连我自己能不能翻身，都取决于你夫妻俩能不能翻身了。”
奚大雄所说的这个道理，浅显、明白、易懂。如果最终证明组织上对她夫妇俩处理错了，那么奚大雄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小辫子可以被人抓。他就可以重拿方向盘，每月重新多拿几十元钱的公里费；他乡下的妻子就要临产，手边需要钱。而更重要的，他可以完全恢复他在公司职工中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名誉；虽然现在有好多同事仍然对他不见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脸色眼神，使人觉得不好受。但是一想到：就是因为这见证的事情才牵累了他，而且邱书记有一次单独找她谈话时，明确奉劝过她，只要说服奚大雄不要再管她的历史旧帐，奚大雄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这就使她心里更内疚，更不愿意按奚大雄的意思去办理；而是按着邱书记的意思，反过来天天做奚大雄的思想工作。有时做得奚大雄不耐烦起来，就铁青着脸，几天之内就好象把她当作仇敌似的，整天一声不吭地，不跟她搭理一句话。
凌漪那颗软弱的女人之心，觉得好痛苦，好难受。夜里躺在床上时，脑子里极少想到那位远在边陲的丈夫，那张曾经是那么风流倜谠、才华横溢的小白脸，而老是晃动着一张方方宽宽的黑脸膛；那脸膛上的双眼虽然不很大，却常常闪现着那么刺亮的光，那样气虎虎地瞪视着她，好象对她抱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似的。还有那脸膛的底下，那显得特别坚挺突出的喉结，以及喉结下，老是敞开的阔阔胸脯，也会莫名其妙地加入到她的脑海中来。那胸脯，在初夏炎热和碱水缸炉火的炙烘下，总是汗洇洇的，亮晶晶地滋润着一些黑黑的、卷曲的茸毛。那茸毛虽然并不浓密，在汗水的浸润下，却黑亮亮的，显示出自己丈夫所缺乏的一种阳刚之气。这胸膛，有时会比他的眼睛和脸膛，在她难以闭盍的眼睛前，时间停留得更长久，不仅显得更清晰，而且仿佛竟可以感受到它滚烫的热量，嗅到那股微带酸味的、使她身子骨发软的气息。她听着楼下汽车停车场上，晚归的司机“嘀嘀”地鸣着汽车喇叭在泊车，同时听到他们的说笑声。那些说笑声的内容，是听不真切的；但是，凭她对那些外出开车人的了解，知道他们并不能与老婆天天同寝共卧的苦衷，再凭着那说笑的声调，她就能猜想到那种说笑的成分。在这时候，那个粗壮坚梃的喉结，和那长有黑毛的宽厚胸膛，就会越加真切地逼现在她的眼前。于是她就会记起：在白天，由于地方的偏狭而又缺少默契与提防，在工作高峰期两人忙作一团的时候，移动身子或转变动作方向之际，有时两人会不期然地碰撞到一起。那一刻的光景，自己的脸部与这喉结与胸膛，一刹那会靠得那么相近，几乎就紧贴着地挨上了，那些专门散发那种使她眩晕气息的粗黑汗毛孔，似乎粒粒可辨；但是，双方马上就会起条件反射，闪电般地立即分开来，速度比不期然而然地碰在一起还要神速，还使人猝不及防。这时，奚大雄会给她一个憨厚而谦意的笑，似乎要请她原谅，他那尺寸过大的身肢在运动时的鲁莽和笨拙。凌漪内心，其实非常喜欢这种鲁莽和笨拙，它们所带给她内心的感觉和骚动，竟是那样地持久，那样地难以平息，使她自己都惊异。晚上躺在床上时，那感觉，那骚动，就会象在那寂寞空旷的海滩边上，那潮起潮落的海浪，“哗啦啦”地涌上那裸露的褐色礁石，那一波又一波翻卷的浪花，欢快地奔腾着，跳动着，奋然跃上雄浑的礁石顶端，然而恋恋不舍地退下来；一边退，一边用那雪白色的舌尖，柔情万般地舔尝着那坚硬的、带着腥咸气味的石壁；那神态，那情景，似乎恨不得楼抱着那巍然的巨石，一起滚回到深深的海里去，然后可以在泡沫翻腾的浪花里，尽情地缠绕扭打，嬉戏折腾，直到筋疲力尽，终于融化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这种内心的骚动，狂潮般席卷而来，又狂潮般席卷而去，而最终留下的，在这段她对奚大雄苦苦相劝的日子里的，往往会是那一声不吭的铁青的脸，那气虎虎地瞪视着她的刺亮双眼。于是，她就会觉得似在睡梦中蓦然刺醒，好象一下跌落了万丈深崖，跌进了深谷。那幽幽深谷，比海滩还要空旷，还要荒凉，还要孤寂，把她铺天盖地地罩压在一片幽暗阴寒的绝望中。这绝望，就是那孓然一身的孤单，形影相吊的空寂，无边无际，无休无止。她在这幽暗阴寒、几乎要使人窒息的孤独中，已整整生存了八九个年头。仍然充满青春活力和气息的躯体，常常只能和乱成一团的棉被，发狂地紧紧裹卷在一起。她不敢想像，这些年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漫漫长夜，听着出早车的驾驶员在楼下隆隆地发动汽车引擎，她发觉脸腮冰凉，就因为她把脸腮贴着被梦中泪水打湿了的枕巾。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日何时方能休……
凌漪也曾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过离婚，再嫁。她那在法院当职的表姐，也一再劝她这样做。但是她那天仙般美丽的外表，并不能代表她必然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灵。她不是共产党员，连共青团也未曾加入过。她丈夫父母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方代表，拿定息，在靠近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地方，有一幢幽雅的小洋房。她丈夫这种家庭出身，对她夫妻俩的厄运也许亦是一份因素。每次去探望那个心地善良、靠克勤克俭发家的公公，以及那位世俗气很浓的婆婆，婆婆就会或明或暗地向她炫耀今后可能继承到的家产。可怜的老人，把重见自己独生儿子的一丝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位保有家乡城市户口的媳妇身上。如果她离自己儿子而去，儿子今生今世，就几乎不可能再重返这座美丽的江南水城。而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所据有的殷实家产，乃是留住媳妇的有效法宝。凌漪懊悔自己没有在一开始就作出决断。如果她不顾良心的谴责，在离开歌舞团之前就提出离婚的话，她甚至还可能被留在团里。如今，她已经作出了那么多年的牺牲，她觉得那份家产中，已经有了她的一份子。因此一切已为时太迟太晚，她不愿失去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奚大雄的出现，他决计仗义执言的豪侠和勇气，使凌漪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如果丈夫沉冤昭雪，她就可以重新躺在丈夫温暖的怀抱里，一边享受他纤细手指的温存抚摸，一边听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甜言蜜语，而且还有大笔的遗产可以指望享用。她甚至开始回想以前俩人在一起的情景，但是常常惊异：那些曾经使她陶醉的情节，如今却变得那么模糊，如隔重重云雾，无法触摸，无从辨认。而奚大雄的形象，却会生动活泼地闯入记忆回想，顽固不化地占据她的脑海。她好象已经变得不怎么特别关心翻案的结果，而更沉溺于翻案的过程。因为正是这一过程本身，才把她和奚大雄，息息相通地联在了一起。她告诫自己，奚大雄所以在她思绪中鹊巢鸠占，并非是自己对他已经具有比对丈夫更深的感情，而不过一是因为抱有感激之心，二是因为天天相见，大脑半球皮质上的记忆沟痕，日日得到更新和深化，如此而已。不要自作多情，对有妇之夫心存妄念，想入非非。
在出了那次交通事故之后，凌漪见奚大雄久久不愿回家，原因是公司有个同事的家就在邻村，偏巧这位同事素有“长舌妇”之雅号。他就担心村里已经沸沸扬扬，希望拖上一段时间再回家，等明朗化的事实，来代替向老婆作解释。凌漪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拖延态度，只会在玉芬心目中，加强她丈夫作贼心虚的念头。并且一再提醒他那个正当待机而发的小生命，以及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在六月份领工钱的那天，凌漪几乎把拿到的工资，全部用来购买了产妇和婴孩需要的物品和食品，乘奚大雄一个人在宿舍时，大包小包地搬到他的房间里，虽然只是第三者的一种奉劝，却使人闹不准那是一种恳求还是发布命令的口气，对他说道：“你必须回去一趟！”奚大雄不作声，只是猛抽烟。他在苦恼中，为自己抽烟开了禁。“你倒是回去不回去？你们做男人的，就都是这样没有心肝的吗？”凌漪这时恨不得一步冲上前，拔掉他叼在嘴唇上的香烟。但是她忍住了，认识到自己既没有这个资格，更不具备这种个性魄力，可以促成她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讲，她只是一个软弱的女子。奚大雄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反问道：“你那封信写了没有？”
凌漪无话可说，一转身奔回了楼上自己的房间。虽然，奚大雄并没有接受她的劝告催逼，但是留下了那些大包小包之后，那天夜里，她却觉得自己的心情比平时宽慰不少。毕竟，他没有拒绝自己的关心，自己的心意。第二天早晨在碱水缸前碰头时，他仍然一声不吭，也没有对她昨天送去的东西称恩道谢。但是凌漪可以感觉得到：他这天的目光，分外柔和。而且在以为她没有注意他的时候，老是射向她。这种情况是过去所没有的。每当她意识那两道柔和的、好象要把她看穿的目光时，她就觉得自己的心口“咚咚咚”地跳得厉害。到晚上下班前，他在没有旁人时对她说：“你早一天写信，我俚早一天把案子翻过来，我就可以早一天回家去看玉芬。”又过了三四天，他主动告诉她，有位老乡进城来看他，已经把东西都带回家去了。“真谢谢你。”他终于道了谢。凌漪并不期待他的道谢话，因为觉得自己所欠他的，不知要比自己所给予的要高出几百倍！但是那天夜里，只要一闭上眼，耳边就会响起那句话：“真谢谢你。”连同他说话时的眼色，神情，都跑出来，痒痒地撩拨着她的心。凌漪终于发现，她对自己以前所作的解释既不合理，也不真实。
想当初，她跟夏局长在交通局大楼里天天相见的那段时间，尽管因为老夏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且也表示会帮她寻找复查的机会，使她仿佛在漫漫长夜之中，忽然瞥见了一丝希望的光亮；随之而来的，是对那种经常相遇的关切眼神，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感激之心。然而晚上回到机关宿舍后，她却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现在这种心情。即使两人那天晚上在值班室终于发生关系后，夏局长那满头银丝、庄重而又儒雅的形象，也不曾老是占据她的脑海。现在回想起来，她之所以接受了他，不仅是他因为那十个手指的动作，能使她回忆起自己丈夫那双温存的手；也不仅是因为老夏不仅对她关怀备至，而且在整个局机关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更不是因为出于感恩之心。全都不是的。这恐怕一小半是出于使自己发狂般的孤独，出于已有过两性经验的少妇对爱抚的渴望之心，出于一种许多人羞于说明却是每个正常人不可或缺的情欲；而另一大半，是出于对他的同情、敬佩和怜悯。而这种同情和怜悯，是由那位极其贤惠的局长夫人所作的多次暗示和明示所播下的种子。“唉，我家老夏，什么都好。就是被我害苦了！”这位前歌舞团领导每次请凌漪作客时，总要这样深长地叹息。凌漪对这位帮助她转到市交通局工作的老领导，心中一向很尊敬。因为她在团里待人好，遇事关心体贴起别人来，就象个老大姐，大家都很尊重她的话。后来凌漪才明白，白副团长所患的慢性肾炎病，竟使她早在十多年前就失去了性机能。“你看我家老夏身体这么壮，头发却白得这么早，我一想到自己的无能，心里就难过。我早就劝他另外找人，可是他硬不肯。我总觉得……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那天在她家吃过晚饭后，俩人单独在一起聊天时，近五十岁的老大姐，说着，说着，竟然滴粒搭拉地落了泪。凌漪凭直觉，知道她的感情流露是真诚的。而在交通局机关里，夏局长生活作风的严谨，有口皆碑，从来就没有拈花惹草的丑名声。也许这一点更为关键。因为这使凌漪在对他产生同病相怜心情的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钦佩心；因为她自己，就是因为遭受到那类不讲道德操守的领导干部的污辱，才有倒楣的今天。她就在局长室隔壁的秘书科上班，几乎天天都和夏局长碰面。因此除了上他家跟他夫人聊天，在局里上班时，他俩也经常有接触的机会。这就使她对这位局领导的知识渊博和一丝不苟的工作要求，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交谈中，夏局长更时常流露出对一个青年妇女孤单生活的理解和同情。这种猩猩惜猩猩的情绪持续发展了六、七年，终于在那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晚，进入了正人君子和贤妇淑女们极容易失去自控能力的特殊环境。
那一个晚上，与凌漪一起值班的女同事因气候恶劣之故没有到班，而常有挑灯夜战工作习惯的夏局长，受风雨之阻不能回家。除非他让值班干部出面，跟局里的小车驾驶员取得联系，他就必须等雨停，或者在值班室过夜。但是这夜值班的是女同志，这后一种选择也就不存在。但是在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他还是朝值班室走去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晚是凌漪一个人单独在值班。他也不会在这种时刻，找值班干部叫小车司机顶风冒雨骑自行车赶到局里来，开车把他送回家，再顶风冒雨骑自行车回家去。他只是顺便转一转，觉得既然人在局里，夜间巡视一下也是他的份内事。然后，他看到了凌漪。他打量着她，头发是湿的，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分外乌光油亮。那薄薄的白色短袖元领衫也湿了一片，一部分是雨淋的，一部分是被那披散在肩头上的湿发沾湿的，结果就使她上身优美的轮廓线条，极清晰极生动地凸现了起来。
“怎么会把身上淋得这么湿？”夏局长开口问，双眼极想避开那紧贴在湿白衣衫上肤色微显的两个乳峰，可是他做不到。
“哦，我刚才跑去宿舍拿了本书，值班解闷。”凌漪见突然来了人，而且是局长，马上意识到自己上身的透明度，就急促地把手中的书掩到胸口。
“什么书？我翻一翻好吗？”夏局长问。
“是《简爱》。”凌漪有些局促不安地把书递过去，知道这样一来，自己的上身就重新暴露了，但是她对上级领导没有抗拒的习惯。幸好夏局长此刻的眼光，已经转到了书本上。
然后，他俩就开始讨论起《简爱》来。在彼时彼刻讨论那本书，也许对谈话者，无意中起了某种危险的提示和煽动作用。而衣衫上的水分，也散发得太缓慢。夏局长虽然是一位意志坚强的老同志，但是忍耐了近十年半寡生活的血肉之躯，在一位那么美艳绝伦的少妇面前，又是一向熟悉亲近的，又有雨湿使那充满奇妙曲线的侗体，增加了令人心情纷乱的诱惑力，又是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时刻，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即使有最强的自制能力和革命坚定性，也无济于事。他已经自我压抑得太辛苦，也太长久，一旦进入危险的临界线，就再也刹不住车。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与什么情况下，终于十分冲动地伸出火热的双臂，紧紧地箍住了凌漪柳枝一样富有弹性的腰肢。她开始感到，他的双手也终于伸向她的下身，就象当年那位师长一样，开始触碰到她的臀部，可是她并没有抗拒；是因为那温柔搓揉着的十个手指，与那位高级军官粗野的抓摸完全不同的缘故吗？她不清楚。然后她又感觉到，那温文尔雅的手指重新返回到了她的腰部间，并且小心翼翼地、仿佛担忧一不小心会触碰碎一对极其脆薄滑润的精美陶瓷圆球似的，慢慢爬动到她的乳房上。这时候，那些被触摸到的已经好多年没有与男性接触过的微细神经，闪电似地向她的全身，发射出一种兴奋的痉挛和快感。她意识到那双手，又滑落到她的腰际下，她终于惊醒了，开始用力去瓣动探过裙子抓住她白色三角内裤的手指，然而在那坚如钢爪的手指前，她觉得自己的手指是那样地绵软无力；自己的整个身子都是绵软无力的。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在挣扎，在搏斗，但是弱者没有发出叫喊声；因此就不可能出现闻讯而动的援救者，僵持也就不能持久……。这，也许是凌漪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最终就发展成了一条腐蚀革命老干部的罪状。然而，这条罪状也并不是完全由组织上强加于人的。当两个曾经自我闭锁的血肉躯体一经交流，就不可能不产生惯性，直到有一天终于被人双双堵住在机关宿舍的被窝里。
事发后，老是觉得负罪深重的局长夫人，眼泪流得更欢畅了。她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她害了老夏。她不仅找组织谈，说明原委根源，恳求从轻发落，而且在凌漪面前苦苦地恳求，要她看在老大姐的份上，多为老夏挑担子。凌漪见白副团长眼泪流不停，自己也就跟着掉眼泪。两个人的眼泪流到了一起去，两个人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去。这就是凌漪为何坚信，老大姐一定会肯再帮她一次忙。但是，这一切，叫她怎么开口向奚大雄解释清呢？她并不纯净，但是她心地善良；就象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一样，无论是受过正规教育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无论是长得美丽出众还是丑陋不堪，只要她们以为应该，值得，她们就会勇敢无私地挑起甘愿牺牲的重担，默默无闻地，长期忍受着其实完全不应由她们忍受的委屈、难堪、歧视和痛苦。
那些一窝蜂似地赶到碱水缸清洗间的人，大都是对奚大雄抱有同情之心的青年人。听凌漪说，来访者出自市委，是专门来搞走访调查的，个个觉得自己拭目以待的立场是正确的，富有远见，可以引以为自豪。同时，他们更相信，宋代的“包青天”确有其人，其子孙后代虽然姓氏可能不同，却络绎不绝，使人欣慰不已。但是对崔经理是否属于“包青天”查办的贪官污吏，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就是觉得他独裁专制，而且往往是笑里藏刀，使人经常感到一种压抑感，使他们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在企业当家作主的民主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兑现。而另外一部分不赶到碱水缸清洗间凑热闹的人，以老工人童年财为代表人物，对此却诚难接受。一个船上只能有一个老大，老大多了就要翻船。世界上哪里来真正的民主？民国初年中国不是没有试过搞民主，结果一塌糊涂，暗无天日。这部分人，大都属于年长之辈，历史经验丰富，对生活的经验、看法和见解，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定型。他们对奚大雄没有特别的恶感，对崔经理却有相当的好感。但是觉得前一种人多了多麻烦，后一种人却须臾不能缺少。否则，国将不国，公司将不公司。他们回到家里面对老婆孩子，恐怕也会套用崔经理的管理模式，否则家也将不家。他们对刚才走过一名有邱书记陪同的客人，冷漠置之；对于数十分钟以后到处通风报讯的义务通讯员们，嗤之以鼻。
恭鹏志跟凌漪的谈话没有超过五分钟。显然，要使始终持躲闪回避态度的凌漪，说出她能使夏思云老伴不念旧恶、为她作证的理由，不仅不可能，也并不具有必要性。他已经感觉到里面必有缘故，然而搞清这种缘故，并不是他不可逃避的职责和任务。既然她那么斩钉截铁，断然声称只要组织上把见证书还给她，她一两天之内，就一定能把签名拿到手，就没有理由不按这条路子去走一下。就因为跟这个关键性的女人在半个多小时内接触了这两次，恭鹏志的心思好象起了大变化。此时武副书记会怎么想，似乎已不再成为他的考虑重点，希望能把凌漪从不公正的对待中解脱出来，却成了他的着眼点。但是，他仍然谨慎从事，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百分之一百的胜利上。万一历史上的老帐翻不转，按邱书记的主张，把两件事分隔开来处理，也不失为第二套预备方案。可见他对奚大雄，是尽心尽力的。即使对凌漪的帮忙受挫折，也要把当年的老部下救出来，在讲究原则提倡大义灭亲的共产党干部中，对手下人如此重情讲义者，打灯笼也不见得就容易找。也许，持这种看法这不过是旁观者迷。恭鹏志作为一个当局者，并不觉得这跟共产党的大义灭亲原则，有根本性冲突，因为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奚大雄都不属于他大义灭亲的对象。于是在跟凌漪谈完话之后，在党委书记办公室里，凭邱铭的推荐，恭鹏志又找几位职工了解核实了奚大雄在公司里的一贯表现。因为邱铭本身心里就带有倾向性，找来谈话的对象，自然也带有倾向性，众口一辞地为奚大雄评功摆好。问到崔经理是否有挟嫌报复的可能和习惯时，多数谈话者的回应，似乎是与邱书记的回应不约而同，都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让市领导从这种回应方式本身去揣度。只有那位跟奚大雄同住一个宿舍的冯有强，也许是受奚大雄的影响太严重，不计算后果地一口断言：报复心重，是崔经理最大的缺点！而且以个人切身经历作例证：1960年困难时期，崔经理要调度安排他去上海运货时，拐到他乡下表弟家去把自留田里的蔬菜贩运到上海卖高价。有一次因为路上有耽搁，冯有强怕误了运货正事，没有如约去装菜。结果回来时被调度大大抱怨了一通，说是人家农民兄弟把菜都起好了，眼巴巴地一直等到他天黑，结果把几十担青菜都黄掉了。冯有强就跟调度摆理由，调度对他一口撞道：你跟崔经理摆理由去！冯有强当然没有这个胆找经理去作自我辨解。可是有一次在公司食堂餐厅里当面撞上了，冯有强呐呐的，还不待找出解释的词儿来，崔经理就表示出充分的理解和谅解。可是两年后，冯有强几乎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崔经理却用类似对待奚大雄的方法，使他的记忆得到更新和加强：他也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最多停掉几个星期的开车资格，可是他却被终生吊销了汽车驾驶执照，转到了修理场当机修工，从此再也不允许握方向盘。
对这些谈话对象所作的反映，恭鹏志都一一作了笔录，最后还要求邱铭在笔录上签了一个简短的意见。大意是说，除了跟本公司职工凌漪之间有关情况(详情参见奚大雄的陈述笔录)尚待澄清外，奚大雄的政治和生产表现一贯得到公司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希望上级领导机构查实有关凌漪及其丈夫的实际情况，以便基层对奚大雄正确评定，实事求是地做好相关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邱铭不仅签了名，还叫党委文档秘书拿出党委图章来，盖了一个圆圆的鲜红的印。他这么做，回想起崔志中在这件事所作的种种干涉阻难，独断专行地把自己当作傀儡玩耍，心中觉得颇有些扬眉吐气，巴不得市里直接来个指令，明确以前对奚大雄的对待处理有违党的政策，从而使不可一世的崔某人颜面扫地。然后他也可以借这股东风，确立党委对公司行政工作的领导地位，名副其实地发挥自己在党委“一班人”中间的“班长”作用。
恭主任深入运输公司了解实际情况的直接后果，一是改变了奚大雄的一半处境；说是一半，是因为奚大雄重握方向盘的目标，一时之间还达不到，在碱水缸的“劳改”生涯却总算结束了。邱书记拉大旗，作虎皮，以市领导恭主任的建议为依据，指示傅科长把他调入了机修车间发挥技术专长。二是把那份留有奚大雄不可抵赖痕迹的见证书，放虎归山地发还给了凌漪。在傅科长的眼里，这见证书具有向党反攻倒算罪证材料的性质，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文件柜里那架本可用来照相存档的老旧德国照相机，又出了点故障，因此对失落这样的真凭实据很痛惜。凌漪则是欢天喜地，对恭主任感恩戴德，认为这见证书的失而复得，全靠这位市领导的恩赐。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份材料属于她的私人财产，别人是无权随意把持占有的。她把这几张具有救命稻草功用的纸揣在怀里，下班用过餐，就去拜访她的老领导。
如今是建新机械厂党委书记夫人的白慧芬，丈夫正好不在家，对丈夫昔日情人突如其来的造访，显得很意外。夏天季节，公房大楼里的房门大都是打开的。条件好的，只留对付蚊子的绿纱窗门还关着，这绿纱窗门当然是只挡蚊子不挡眼睛的。所有具有这一装置和没有这一装置的人家，可以凭着走廊里响起的脚步声，用好奇的眼光，一览无遗地观察端详到在家门口晃过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到访者。
其实，老大姐有点杞人忧天。大楼里多数人，对她老伴以前的风流韵事并不知情，即使略有所闻者，也并不见得认识凌漪其人。而她表现出来的脸神，却是惊喜的，高兴的。但是看着凌漪额头汗涔涔，却忙不迭手地把在夏天有助于通风透气的房门，令人难以理解地死死关上，然后又是递热水毛巾，又是送凉茶，以弥补关上房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温室效应。接着就是一迭声地询问凌漪的工作处境，声音急切而又关心。听说凌漪眼下是跟充满油污毒气的碱水缸打交道，脸色愀愀的，长叹一声，说道：“老夏把你害苦了。”然而沉思着，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接着重复是她自己把老夏害苦的老调子。凌漪揣摩到她的心思，为了防止她又一次陷入内疚和自责的痛苦中，就急忙打开包，取出纸，一心要用那份见证材料来转移她的注意力，同时还讲解这份材料产生的前因后果。老大姐并不急于看材料，而是先安安静静地听凌漪谈情况，一边听，一边还似乎在竭力回忆那天晚上，呆在舞池一角的那些部队首长的随从人员，以便辨记出凌漪所提到的那两位军方现场目击者来。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无情的岁月，早就把当时并不特别引起她注目的记忆形象，冲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她就站起身，转进卧室去拿她的老花眼镜。磨蹭了好一会，走出房门对凌漪很谦疚地说，不知道老夏整理东西时，把她的眼镜搁到哪里去了，要凌漪把材料先留下，让她找到眼镜后，帮着仔细研究一下，也许可以把字面改得更有说服力，明天或后天再来取。凌漪千恩万谢地退出前夏局长的家。从气闷燥热的大楼里走到空气流通的街道上，额头被夏夜的微风一吹拂，心中突然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回想起跟恭主任谈话的情景，既然恭主任会疑心重重、刨根究底地追问她：为何她断言前交通局长夫人能为她作证？局长夫人怎么会不担忧顾虑：她一旦承应这种有悖常理的作证，会使别人对她的丈夫起疑心？如果她因为这一担心，而找出推托理由不签字，虽然这与她“老大姐”的一贯形象不符合，然而对一个时时处处都想着如何维护丈夫声誉的妻子来说，这样子翻脸无情，也并否就一点都不可理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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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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