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鸿沟
世上大多数女人的情绪感受神经和这种感受的积累库存，也许比男人要发达和丰富得多。然而她们的情绪感受方式和内容，却会因为经历和处境的不同，有天差地别的区分。比如，当凌漪千恩万谢地退出前夏局长寓所的时候，心中是一派忧心忡忡，而作为市委新任副书记夫人的杨玲，近来却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杨玲照理应该感到很满足 。近九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终于宣告结束，无疑应该额手称幸。虽然她和老武之间不是隔着一条浩翰如海的天河，也无须象好多靠探亲假才能相聚的两地分居者那样，等待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时机，但是经常在沪宁线上来来回回地奔波，挤车赶时的感受，并不很美妙。有时遇上丈夫恰好外出开会或下基层检查工作，如果来不及预先通告，妻子还会白跑一趟。使杨玲每次去南京都要带上几盒的锡城土产“三凤桥酱排骨”，因无人及时享用，发生货物积压的烦难，产生可能发出酸臭气味的危机。
老武对“三凤桥酱排骨”的偏爱，据说是从他首次上杨玲家作客起，拉开的序幕。而在此之前，虽然他声明也曾慕名作过多次品尝，却没有哪一次，可以同那次进餐时所领略到的滋味相媲美。面对那酥香、溜滑、甜润的肉质，红里透紫的诱人外表，正当他大夸主妇的烹调手艺时，杨玲却不无遗憾地截断他的话头，告知这惹得他赞不绝口的桌上美肴，乃是从三凤桥“老三珍酱排骨”店买来的现成货，她不过是放在锅里蒸了一下，承蒙大加夸奖，实在当之有愧。“哦，三凤桥，三凤桥，看来这三凤桥的酱排骨，才有这真滋实味！”武遥恍然大悟地表示，他以前所品尝过的，虽然也一概号称锡城酱排骨，今日方知什么叫真宗！
此刻杨玲的父亲，已有几杯热酒入肚，酒精随血液奔涌，谈兴盛起。面对着昔日的学生和视作掌上明珠的爱女，满脸红光地问道：“你们可知道这三凤桥酱排骨的来历吗？”看到两位後辈面面相觑，皆摇首自惭孤陋寡闻，就得意地“呵呵”一笑，娓娓道出一段故事来：
据说是在明清以前，锡城内有座大石桥，桥墩下河滩上，很多年以前就有一只破石臼搁在那里。年长日久，破石臼一边接受风吹雨打，一边纳污藏垢，积满了垃圾，长满了青苔。有一天，有个江西人摇船到江南来寻宝。小船一靠近那放着石臼的桥侧岸边，他就不禁失声惊呼起来：“有缘千里来相会，宝贝滚到眼前来。”说罢连忙靠船上岸。
桥边有个豆腐店，老夫妻两个靠此小生意勉强度日。那个江西老表寻上门来，一脚尚未完全踏进店堂，就开口问男店主：“老伯，桥墩下那只石臼是啥人家的？”店主见问的是那个破烂货，感到奇怪，不以为然地回道：“这还是我老太公那一辈丢在那里的呢。”江西人二话没说，忙拿出两块银子朝桌子上一放，朝老汉连连点头：“好好好，我出五百两纹银买你家那个石臼，今天这十两作定金，十天后我带足银子来取货。”店主吓了一跳，一个没人要的破石臼，竟然值这么多钱，真是天上落下来的财饷！便一口答应。看着江西人也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乐滋滋地走开，心里也不无几分纳闷。
纳闷归纳闷，老夫妻俩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想想人家出这么多的银子，也该把破石臼收拾一番才对得起人家。就下到河滩，把石臼里的垃圾尽数扔进河里，用竹洗帚把那破石臼，里里外外刷了个干干净净，然后请了几个后生家，哼哼哈哈地叫着，七手八脚地把石臼抬回了家。
过了十来天，江西人匆匆来到豆腐店，老夫妻俩笑眯眯地把他迎进店里。江西人着急地问：“石臼呢？”店主说：“客官别急，石臼在房里，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江西人一听，心里暗暗叫苦，进房中一看，连连叹息，说道：“你们……嘿！罢，罢，这破石臼我不买了，那十两定银也还给我吧。”老夫妻俩莫名其妙，忙问其中缘故。
原来这破石臼并不是什么宝，真正的宝贝，却是石臼里的那堆垃圾。俗话说：“千年难逢天开眼”。有一回，老天真的开了眼。那日天光闪闪，彩云飘飘，三只仙凤下到凡世间，飞到江南变成三只小鸟，竟在破石臼里宿过一夜，并在里面掉落下了一些羽毛屑。要知道，这仙凤的羽毛屑是无价之宝，放到水里，水清如碧；放到菜里，鲜美无比。如今，破石臼里的垃圾都被扔掉了，夹杂在里面的宝贝也被扔得一干二净，剩下那只光打光的破烂货，便一文不值。
老夫妻俩听完来龙去脉，后悔莫及，只好把定银奉还。还好老头比较想得开，回头对老太说：“算了吧，悔也无用！你去买两斤肉骨头来烧烧，让我喝两盅酒解烦。”
老太买回肉骨头，见铁锅有些生锈，就拿洗帚刷了一遍，随后就烧火煮起肉骨头来。只一炷香功夫，满屋里便飘起一阵肉香，香得特别，香得出奇！店门口过路人的鼻子被吸引住了，都忍禁不住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隔一会，肉骨头盛进蓝花瓷碗里，老头夹起一块，嘴巴一沾，啧啧，活了大半辈子，从没吃过味道这么鲜美的肉骨头哩！忙问老伴：“老太婆，你用啥佐料烧的呀？”老太也奇怪，尝了一口，果然味道奇美；细细一想，心里恍然大悟：刚才煮肉前，是用那把刷过破石臼的竹洗帚刷过锅子的呀！“
老太和老头一合计，忙把锅里剩下的肉骨头汤汁留着，下次煮肉时添在汤里。以后每回煮，每回留，每回煮出的肉骨头都味香出奇，鲜美无比。后来，夫妻俩干脆关了豆腐店，开起了酱排骨肉店来了。这个店，据说就是在清朝时就以“三凤桥肉骨头”出名的莫家饭店的前身。至于那座大石桥，也从此出名为三凤桥。人们只要一提到三凤桥，就会想起吃肉骨头。而那石臼里的垃圾连同仙凤羽毛屑被扔在河里，流出西水关，流入了太湖；无怪乎太湖水年年月月，总是分外清澈明净。
杨玲听完这段传说故事，在老父亲面前由着性子，立即驳斥古人编故事水平的低劣，思维不合逻辑。江西人真要是识货看中了破石臼里混在垃圾中的仙凤羽屑，当场把垃圾捧走便成了。何必又化定银又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武遥却一言不发，沉吟半晌，不无感慨地叹道：“这听上去荒唐不诞的民间传说中，却很有几份哲理在内。人们可总是容易忽视看轻那些其貌不扬、甚至外表丑陋的东西！”
从那以後，不知是因为那跟垃圾和仙凤羽屑有关的哲理思考在冥冥中起了作用？是三凤桥酱排骨具有类似香烟尼古丁那样的强大诱惑力和征服力？还是因为这酱排骨同他的美好姻缘和记忆紧密相联的缘故？老武的嘴巴，对锡城这一驰名于世的土特产，还真得产生出了特殊的嗜好。不仅凭着妻子每周或数周一次的“特快专递”，他能三天两头地享受到那把“竹洗帚”上残剩的仙凤羽屑的鲜美滋味，还东一盒、西一盒地，分送给身边的小车司机和机关工作人员分享。
杨玲对这种采购和传递差使，却是又乐意又不乐意。乐意之处呢，如上所述，这酱排骨不仅同他俩那段美好的生活记忆，结有不解之缘，而且富有营养；凡是有利于促进丈夫身体健康的举措，她都起劲。不乐意之处呢，也很明显：杨翼已经七岁，虽然跟三凤桥的酱排骨相比，老武对女儿的兴趣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却不能仿照捎带酱排骨的办法，每次赴宁探亲时，一同捎带在身边。而象新栽秧苗般日增月长的杨翼，却显然很需要作父亲的，经常出现在她的身边。否则，她会把爸爸永远当作自己生活中的匆匆过客。如果夫妻能结束这种两地分居的局面，杨玲宁可不再承办这传递运送锡城土特产的差使。
对于女儿的姓名，早在杨翼还埋伏在妈妈肚子里蠢蠢欲动的时期，他夫妻俩就已经订好了协议，名“翼”是雷打不动的，因为这是外公的创作成果，意喻翱翔万里，应该予以尊重；姓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与父亲同性就姓武，如果与母亲同性就姓杨。结果是母亲得胜利，父亲好欢欣。因为按老武的原始动议，无论男女，都跟母姓，以满足外公含而不露要使杨氏家族存亡继绝的心愿。杨玲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一是不公平，二是照顾迁就了封建落后意识。而这种意识，无论从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坚持的革命原则来讲，还是按一个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觉悟境界去要求衡量，都要不得，对它的讨好迎合，是和时代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难获一个现代妻子和母亲的欣赏感激。最后还是上帝作了安排，派定杨玲生女孩；上帝是男性，因此就不无偏袒地站到了两位男子的一边，从而免了好多口舌，使两个大男子欲让武家后代姓杨的意愿得到满足。而眼下使杨玲许多同事朋友羡慕不止的，是她离开了一房一厅的单套，搬进了著名的东巷。
东巷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聚居地，在顶端呈波形起伏、砌有精致镂空的青灰色高墙后，那些掩映在绿树青藤中的花园式乌顶小洋楼，又称“常委楼”，非要达到市委常委一级才有居住资格。因为小洋楼中拥有太多的空房间，连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小杨翼，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当然，待她稍大后，只要有她的心愿和需要，她也可拥有她自己单独的书房，单独的会客厅等。而杨玲的父亲，还是坚持他的清高作派，当年不去石头城，今日当然也不肯屈就“常委楼”，使他在至朋亲友中克勤克俭树立起来的名节气概，须臾毁于一旦。杨玲理解父亲的高风亮节，任劳任怨地接受在东巷和父亲居所之间徒劳往返的不便和麻烦。然而真正使杨玲感到宽慰高兴的，倒并不完全是那现代化的居住条件，那全套的地毯，绿纱窗，喷淋浴池，抽水马桶，钢窗结构的客厅、书房、卧室，等等之类。最最使她感到庆幸的、可以使她仰头朝天长吁一口气的，是她在奔向或离开惠湖中学圆拱形校门的路途中，不必再穿过那条使她感到不胜难堪的“草鞋浜”。
草鞋浜可以算是一个路名，但是这个路名并不代表通常意义上的一条街，一条胡同，一条小巷，而是一大片“滚地龙”。所谓的“滚地龙”，就是成片低矮棚户房屋聚集在一起的居住区，性质上有些类似西方穷人集居的贫民窟。这些棚户的屋顶由茅草组成，墙壁由芦苇席糊上泥浆石灰充任。杨玲骑车经过这一地段时，一探手，似乎就能摸到紧挨两个肩头的茅草屋檐。茅草顶下和芦苇墙里的主人，主要是那些从苏北安徽等地在家乡受灾或不受灾时，慕名来到这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富庶之地寻找生路的逃荒者。他们中，有的在这块污秽肮脏的地盘上已经居住了一二十年的，有的则是新来乍到者。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的统辖下，这块居于城乡交界处的特殊地段，似乎总是被人忽视或遗忘。没有电灯照明，没有下水阴沟，没有自来水设施。人们通常都在离“滚地龙”不远处的一条小河浜里淘米洗菜，取水做饭。如果要刻意讲究卫生，就要走三四百公尺路，穿越那条作为市、郊分界线的野马路，上那自来水集体供水站肩挑手拎，掼出一个分头换一提桶清水，或肩挑或手提，负重而归。附近地段上唯一的一家公共厕所，也在属于市区的马路对面，使得一部分草鞋浜的居民误以为：这一设施似乎是专供分界线之内的市区居民使用的，分界线之外的也去借用，就有沾光揩油的意味在里面，以长江以北人士之性硬志倔，就有刻意发挥自强精神、坚决不占便宜者，不管白天黑夜，人来人往，对着马路这边草鞋浜的墙根，撂起手来就是一泡尿，而且往往裤腰带尚未束好就已转身。其间当然也有并无自强不息动机而纯粹为省时躲懒者。这种场面被市政协委员的后裔所屡遇屡见，就难免觉得分外地尴尬。在夏天时，酷暑炎热使空气变得敏感，草鞋浜的屋前巷尾，总是散发着一阵阵腥臊的尿臭。寒冬季节，这腥臊的尿臭虽然被凝固住了，那脏兮兮的破布烂絮，被西北风卷着，在棚户区的弄堂里滴溜溜地打转，似乎无处可去，就很不知趣地追逐着行人的脚板欢奔。在雨雪天气，草鞋浜更是变得泥泞不堪，使人会联想起昔日红军过雪山草地时的艰难。草鞋浜的居民为应付困境，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许多砖头石块，一块隔一块地，在泥浆中铺设起一条条虚线似的“人行道”，予人方便，予己方便。然而，这一切还不是使杨玲感到最为难堪的尴尬部分。她在这条草鞋浜里，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欲相见的熟人，防不胜防。例如那位山东大汉金阿二，几乎可以算是多年的交往，1957年她在报社群工组谋职之时，就跟他相识相熟。其尊容大照，甚至上过《锡城日报》的版面。这些熟脸熟面孔，一无例外，都是原运输联社的工人，旧社会时在码头货场上“苦力的干活”，现在则是市运输公司所属一、二、三场的职工。这三个场由运输联社转换脱胎而出，仍然保持集体所有制性质，仍然以胶轮大板车和钢丝轮小板车为主，间杂以一部分用二十匹马力柴油机改装的三轮运货车。由于这种柴油机的消声装置在设计上，让位于提高功率的考虑，消音效果几乎是零。因此车轮所至，黑烟突突，“砰砰砰”的轰鸣，声震云天，因此被人誉为“砰砰”车。与这三个运输场的杂牌军特色相对照，公司属于国营企业性质的运输四场、五场和六场，则是完全的机械化部队。其中四场和六场是王牌中的杂牌，侩集从美国道奇、苏联吉尔、罗马尼亚的布雪奇等各类杂牌车型，而五场则是青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车。杨玲的学生中，因路途遥远，极少五场职工的子女；而不乏前三个场职工的子女，兴许是因为草鞋浜与惠湖中学相去不远，就近入学的原则起了作用。而其中有几位学生的家长，就是当初罢工闹事的参与者，金阿二则是带头人。闹事的结果，是交通局的部分机关干部，退出了所占用的运联社职工的新公房。九年以后，见到当年有些闹事者的居住条件依然如故，回想起当初她陪着老武到他们中间去所作的种种劝导许诺，她难免两腮羞赧，愧对熟人。
以上情况，便是使杨玲感到难堪的核心部分。难堪的边缘部分，本来是好事，是草窝里也出金凤凰。但好事有时也会带出使人难堪的结果来。在杨玲亲自督带的班级里，那位成绩最好、腼腆得象女孩子的袁世清，却令人不可思议般地，来自这块使人觉得仿佛专门藏污纳垢、象征愚昧落后与贫穷简陋的地盘。1965年9月，在袁世清从高二升高三的一段开学日子里，杨玲在课堂里，却突然看不到了这位可以称得上品学兼优的学生。她就问他的同学。坐在他隔壁课桌上的黄军，挤眉弄眼地说：“因为我们买不到棒冰吃。”杨玲不解其意，觉得这个答非所问的黄军，应该懂得师道尊严，而不应该对老师的发问故弄玄虚卖关子。而且他那张冬瓜形的脸容，在某些女同学的眼里，本是雄赳赳的；把颇有气概的浓眉大眼那么一挤弄，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几分英雄本色，显出一副粗俗相。幸亏有与袁世清同桌的张本度作解释，杨玲才弄清原委，知道袁世清的父亲卧病在床，家持无以为继，袁世清跟着他的邻居，投笔从“工”，上铁路货场当临时搬运工，卖力气挣钱去了。
在草鞋浜联接野马路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一小块空地，一个腰弯背驼的瘦老头，常把这块空地，作为他的经营据点，夏天放个木箱卖棒冰，冬天竖个铁桶形的炉子卖烘山芋，有时也煎箩卜丝油饼卖；偶尔也能看到他进一步降低级别，拿着钢丝夹钩捡破烂。而这位在她途经草鞋浜时经常碰见的“多面手”，想不到原来竟就是袁世清的父亲。了解到这些底细后，杨玲便借出校回家之机，顺道家访。得知袁世清家父身无大恙，就是一个炎夏酷暑的辛劳熬过来，支撑不住躺倒了。她就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解决落实学杂费豁免；两个基本点，就是一头攻董校长，另一头以学校名义与居委会联系，要求帮助解决生活补助费。其间颇费周折和碍难，终于把袁世清从市货运公司临时搬运工人的阶级队伍中，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候选行列中。然而麻烦开始了，从那时起，那个卖棒冰和烘山芋的老头每次看到她时，都会表示出一种强烈的攀谈欲望和感激心。有时还硬要往她手上塞个烘山芋什么的。这就把杨玲逼入非常困窘的处境中。她不得不找老头的儿子谈话，然而却碰见了意料不到的场面：但见那袁世清，满脸通红飞腾而起的火烧云，在一声不响中，竟然一路往下烧到颈脖子上，由此显示的困窘，分明比她还要超出一百倍。而不要过多久，那老头的自作多情，又会老病复发，不识好歹地乱搞张冠李戴，把共产党所赐给的大恩大德，当作是她杨玲个人的施舍和恩典。杨玲由此觉得很冤枉，虽然每逢这种场合，因为周围并无镜子作端视对照，却总觉得受之有愧，心想自己的脸色，一定也是红彤彤的。于是，使得她又不得不去羞红老头那宝贝儿子的脸孔和脖颈，指责他那糊涂老子举止行为和心理状态的不得体和不正常。
从那次在课堂里询问袁世清缺课原因起，杨玲对那个身高马大的黄军，心中就起了反感。她觉得他那种不三不四的回答方式，反映了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情绪。到了袁世清正式返校上课的那一天，她对这个军队干部子女就不仅是反感，而且有些憎厌了。记得那是早自修的时间，袁世清背着一只打有补钉的大书包走进课堂时，突然教室后排响起了一声喊：“阿要买阴凉棒冰罗！”那假冒模仿的锡城人当地口音，那有意憋紧嗓门而发出的嘶哑声调，显然都是在模仿那个可怜的老头儿，而真正羞辱的对象，则是那可怜老头的可怜儿子。课堂里轰然响起了一片笑。笑声中，那位担当演员角色的黄军，点头摆脑，颇为能够别出心裁地嘲弄别人而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觉得自豪，微鼓的双眼，在一副大脸盘上闪闪发着光采，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袁世清生得很清秀的小脸盘，顿时涨得通红。如果他是一个女孩，也许会扭头转身，发狂地奔出教室，以躲避这种耻笑和羞辱。但是尽管他的长相，他的性格，与通常意义上的女孩，有不少类似之处，他毕竟不是女孩，所以就没有退却。他那弯弯长眉下的秀气双眼，直视着黄军自鸣得意的脸神，带着哀怨，带着迷瞢，似乎在责问他的隔桌同学，为何要这样残酷地嘲弄他？而且使用了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
袁世清的父亲，是他的耻辱，他的伤疤。但是这种耻辱和伤疤，却并不与父亲的叫卖棒冰相联系，草鞋浜有好几个迫于生机而不得不叫卖棒冰的人。甚至在前年暑假期间，他自己也参加过这一行列。当然不是在城的这一头，而是横穿整个城市，远远躲到极难碰见熟人的城南地区。难道卖棒冰，是应该被人鄙视嘲笑的吗？这与他迄今为止所接受的一切教育，格格不入。
最使袁世清心中隐隐不安的是，在落实学杂费豁免和生活补助的过程中，杨老师又严肃又神秘地询问起他父亲的历史情况来。这使袁世清觉得很惊讶，很兀然，因为他以前从不知道父亲有什么令人羞愧的历史污点。而杨老师并非无的放矢地瞎猜问，而是有根有据的。根据从居民委员会那里了解到的内部情况，他父亲临解放前，参加过一个什么“青年服务队”之类的三青团外围组织，还积极发展了十几个人一起加入，并自任小组长。由于这个原因，草鞋浜居委会虽然知道他家道艰难，算得上这一地段的一个特困户，考虑研究经济补助名单时，却不得不把其排斥在外。袁世清蓦然发现自己父亲，原来竟有一段与人民为敌的历史，回家忿忿地向父亲作责问。父亲显出一脸又后悔、又委屈、又歉疚的神情，声音压抑地回答说：“当时发展我的人说，入了它可以避免抓壮丁。有这么现成有用的护身符，凡是怕当兵的男人，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我发展生怕抓壮丁的熟人朋友一起参加这个组织，满心好意做好事，谁想到几年以後就变成害人的事。唉！真想不到……。”父亲叹口气，随后讲出来的情况，更使人觉得曲折离奇，好象是在听《天方夜坛》。
那是在袁世清父亲被戴上管制分子帽子的第二年，他上街时在一幢政府办公楼前，碰上了那个以前竭力怂恿和发展他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的“首恶分子”，而且居然象模象样地穿着一身蓝色列宁装。这个刚刚丧妻又被镇反运动搞得晕头转向的镙寡男人，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捉拿敌特将功赎罪的天赐良机，应该不动声色地暗中跟踪，摸清他的动向后，向人民政府作告发。正相反，他却傻头傻脑地迎上去，自我介绍性地与之讪讪作交谈；竟然不担心他这样做，可以被认作是想跟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接头联系的犯罪行为。可那个姓夏名思云的“拖人下水、陷人不义”者，竟然笑嘻嘻地告诉袁世清的父亲，他是共产党；以前躲在地下搞活动，以发展反动组织作掩护，如今钻出地面正大光明地闹革命了。然后和颜悦色地询问袁世清父亲的近况，然后皱眉头，似乎对完全可以预想得到的结果始所未料似的；然后是鼓励他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的监督改造，争取尽快重新做人。袁世清父亲心中愀愀的，怨艾之心是难免的，但是对面前这位刚刚认清其庐山真面目的共产党干部，又不敢口出抱怨，发泄不满。所幸周末向有关监管人员作行踪和思想汇报时，有了可以使人括目相视的新话题。可是，监管人员对他的汇报并不特别感兴趣，无动于衷地在笔记本上记了几排字；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他也没有权利查阅。直到半年之后，有关方面突然宣布，鉴于他表现优秀，给他提前摘帽时，才知道那次的巧遇，对他并非一点没有帮助。他以为从此可以象个无事人一样了，但是不然，街道干部们虽然不再把他当敌人看，一般群众对他总是另眼相待的。由居委会介绍安排的就业机会，也总是轮不上他。发狠把原先靠城中心的房子连一些家当一起卖了，还了治老婆肺痨欠下的一屁股债，逃难似地带着儿子，搬迁到以前熟人绝少可能涉足的草鞋浜，依样画葫芦地按着苏北安徽新移民的方式，搭了一个茅草屋，以为从此可以忘掉或抹杀以前的那段历史，神不知鬼不觉地生活下来。殊不知，新地方虽然起初没有居委会之类的组织，却很快就在大跃进年代成立健全了起来。而新的居委会，对他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放在心上。然后他就走上了与老婆相似的道路，得了慢性溃疡，虽然没有解放初期得肺痨那样致命，原有的经济困难就更为加剧。富有革命同情心和友爱心的居委会干部，对此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却视而不见，始终不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有了儿子的责问，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共产党的天下，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组织得细致严密，滴水不漏，并不为他提供瞒天过海的现实条件。他那不光彩的历史，就象他身后的影子，犹如跑街狗屁股上的尾巴，随便他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也是甩不掉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学校的联系帮助下，袁世清家总算第一次拿到了地区上发的经济补助。袁世清本能地感觉到，杨老师不仅态度对他仍然很友好，很赏识，而且会对他父亲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亦为他守口如瓶地保守机密。真是又遗憾又可恨，那位地下党人士不发展父亲参加地下党，而是甜言蜜语地把他拉入了大势已去的反动错误阵营。由此造成的历史后遗症，连无辜的后代也跟着受牵累。尽管他因成绩优异，循规蹈矩，经常受课堂表扬和期终奖励，处处能得到老师的青徕偏爱，也受到好多同学的敬佩，每当这位黄军同学恶作剧地把他父子俩不怀好意扯在一起，就使他感到有些心惊肉跳。虽然这种恶意的牵扯，暂时还没有带上政治色彩，但是近两年来，学校中讲出身讲成分的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浓，使他经常产生一种提心吊胆的恐惧感。黄军是那么热衷于拿他父亲卖棒冰、捡垃圾之类的情况，作为取笑打击他的资料，如果有朝一日被他得知父亲的历史问题，袁世清简直不敢想像，会有何种更加使他脸面扫地的场面，会被这位以侮辱作践他人为乐的专家，精心设计创造出来，粉墨登场。面对目前这类形式的恶作剧，他觉得还是小难堪，但愿能够在这类小难堪的伴随下，他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自己的中学生时代，然后可以和他的隔桌邻居挥挥手，友好地道一声“再见”，从此永远不再相见。
袁世清的同桌好友张本度，此刻却并不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思。张本度虽然长得没有黄军那么高大，却矮矮墩墩，结实得象个铁秤铊。他从初中一年级起，就拜师傅，练武术，又是打砂袋，又是练什么形意拳。那双手握拳时，两个拳面一崭平，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长期击打砂袋的痕迹。他有个当“社会青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校毕业后在家待业青年的统称）的姐姐，也卖棒冰，因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讥笑卖棒冰，刺伤的就不仅是袁世清，也刺伤了他，和跟他属于同类阶层的所有人。他脸色一沉，气势汹汹地朝黄军走过去。全班同学早就知道他俩之间缺乏友好感情，都紧张起来。独有杨玲站在讲台角度所看到的，是张本度不可能显示表情的后背脊，因此并没有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之事，将要发生。张本度却不管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怎么想，管自一直走到黄军身跟前，凑近他的上身，猛然扬起右拳，毫不客气地朝前挥击。黄军急忙后仰躲闪，左臂本能地挡到额头前，由于躲闪得太急太猛，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所处的最后一排课椅和墙壁间偏又空了两尺多距离，因此背后没有依靠，急忙靠着左手去撑住地面，方才使失去平衡的身体没有完全翻倒在地上。而那张本度来势汹汹的拳头，却只是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然后返回持拳者自己的头顶上，装模作样地搔了搔痒。旁观者恍然大悟，看到黄军那副惊慌失措的狼狈相，哄堂大笑。那笑声，很扬眉吐气，分明比黄军刚才所制造的那阵哄笑声，更为响亮和畅快。而刚才跟着哄笑的那部分同学，此刻也照笑不误，使黄军心里觉得很恼怒。如果不是因为班主任老师在场，他可能忍不住跟张本度干一架，毕竟，他还从未跟这位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形意拳手正式较量过。他认为，学拳术的人，大都是花拳绣腿那一套。真家实伙干起来，不一定抵得过他跟爸爸警卫员学的那套擒拿手和“搏克兴”(西洋拳击的谐名)。可是张本度的手并没有碰触到他，众目暌暌之下，先动手的总是缺理。因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只好把张本度这一次可恶的挑衅，恨恨地记在心上。
杨玲看到当时那情景，似乎是受了班上学生笑声的感染，嘴角边也浮起了一丝笑意。这丝笑意，分明让黄军瞧见了，由此就对这位班主任老师，产生出一种好长时期都无法消除掉的敌视心理。或许，杨老师是存心这样做的，以借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对黄军做法的反感与批评。恶意嘲弄人，自恃出身高贵，就看不起家境差的同学，这是身为革命军人后代的黄军，应该抱的态度吗？她反感。她知道黄军代表了学校里的一批人，他们均来自驻军某部的家属大院里。但是她想不通，按推测：这类同学的家长在参加革命前，大都家庭处境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何刚刚换了一代人，神气姿态，就跟那些凌辱他们父辈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呢？
以上这些回想，大都跟草鞋浜有联系。杨玲对在历史上、工作上、以及因上下班而避不开的交通问题上，跟草鞋浜发生的种种联系，心情是复杂的。但是，肯定不是一种使人留恋和陶醉的感觉。现在好，下班时推着自行车款款出校门，不再需要朝西行，而是面朝东方径直骑奔；如果天气晴朗，不下雨，也不下雪，她欣欣然地脚踩“凤凰牌”自行车的踏脚，虽然因走向相反而不能面对灿烂东升的旭日，却能背衬一片绚丽的晚霞，而把种种愧疚、尴尬和令人扫兴的场面，远远地抛在自己的身后。
从事业上的成就看，杨玲也没有理由不满足。1958年走进惠湖中学的校门时，她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低年级教师，惠湖中学在全市中学中，原来教育质量名列最末几位。而如今，她是教导处高中教研组的组长，惠湖中学的大学入学率，一跃进入全市前三名，成为新排上号的重点中学。杨玲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并没有专门搞约会，却老是碰上知遇，见到好人，改行前是老武，改行后是董校长。董校长也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一只空空洞洞的袖管老是晃荡着，常使人觉得他的身体重心有些失衡偏移。“没有知识的军队愚蠢啊，”他对新进的教师，经常用仅剩的右手指着那只空袖管，进行语重心长的现身说法。他的左手臂是给炮弹炸掉的。而那炮弹，却并非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轰炸，却来自自己人的炮口。那一天的战况分外激烈，原来高射炮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一死一伤，临时接任的一位连长一看阵地上的炮弹已近打光，就下令把一批原先封存在坑道里的炮弹搬出来派急用，“通通通”地朝天空中猖獗俯冲扫射的敌机轰上去，击中了就是一道火光一团浓烟，击不中的，火光和浓烟却回到了自己部队和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原来，高射炮里轰出去的，竟是一批不碰不炸的穿甲弹。后勤部发错了货，连长牺牲前一刻没有来得及留遗嘱，指导员抬下阵地时，可能知道弹箱上有文字说明，却估计不到后来挺身而出的接替者，恰好会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而在战斗激烈的当口，除了指挥员，装弹的炮手即使认得字，也不会忽发奇想地来检视一下弹箱上的文字说明。有这样一位因为血的教训而对文化知识特别看重的“丘八”当校长，杨玲要想施展一番的抱负，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杨玲先做了两年初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因为表现突出，第三年就开始担任高中班的班主任。她向董校长提要求，希望能把一个班从高一到高三连续带三年，以利于系统性地总结教育经验。董校长对她的建议深为赞赏，不仅答应她的请求，而且同时把她负责的那个班，明确列为教育改革试点班。也许从档案材料中，董校长知道这位报社“转业干部”来历不凡；尽管杨玲每逢填表时，从来就只在“丈夫”一栏中，填写“省委宣传部干部”一行字。或许是她离开报社前不同凡响的表现，已经在那些黑字白纸间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而校领导对这“省委宣传部干部”七个字的含义，恐怕也是心领神会；因此个人档案中的有关印记，即令达不到闪闪发光的程度，也必然是正面的，给人留下可以信托可以重用的印象。
杨玲果然不负重望，她连任三年班主任的教改试点班，在高考中取得70%的录取率，不仅在校园内一鸣惊人，而且由于一下使惠湖中学的高考入学率进入先锋行列，杨玲的名字在市中教系统，也变得小有名气了。她成了市劳动模范，和市“人大”代表，靠得是硬当当的考生分数，而不是那位遥在金陵城内的武部长。她不仅为学校增光，也为部长脸上镀金。要问杨玲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她笑而不语。因为这是不可公开的秘密，公开需要有胆略，实行更加需要非凡的勇气。而这种胆略和勇气，也许并不和她的政治命运有很大干系，而直接与董校长相关，全靠他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为。而杨玲充其量，不过是当了一个军师参谋，或者在某些场合下，竟可以说是担当了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讹诈要挟角色。这在惠湖中学，是个不便公开的秘密。该校著名的“四大才子”，统统是她在担任那个高中试点班班主任时，不知从哪些七弯八绕的社会角落里搜罗出来，向董校长作的推荐保举。其中那位学富五车的数学老师傅青，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本来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在郊区一个民办小学当民办教师。而可以把枯燥单调的化学反应程式变成栩栩如生形象思维的钟博文，是位好高鹜远、屡考屡败的邻市待业青年；他的名落孙山并不是因为其得分不高，他连考两届，总分都在全市前茅，化学更是名列前三名。就因为他一心要进清华、哈军工这类并不向资本家子女开放的名牌重点，欠缺一个好出身，就只好在家望洋兴叹。她所引荐的物理教师苏顿，能把物理原理讲解得使学生如痴如迷，可是却缺乏洁身自好的做人品德，在邻近一所中学和一名高年级女学生搞得沸沸扬扬，触怒了学生家长，几乎到了革职回家的严重地步，杨玲借董校长的独臂之力，授以援救之手。苏顿心中自然感恩戴德，几乎是以校为家，日日夜夜为临考的应届毕业生加班加点，巩固印象，加强记忆，使全市物理高考第一名的状元，石破天惊地诞生在惠湖中学。银发飘逸的陈驰华，属“四大才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执教英语之鞭，早年乃留学美国史丹佛大学，据说抗战后期曾充任过驻华美军的翻译。以上四位老兄高超的才智、扎实的治学功底和忘我的工作干劲，自然是有目共睹。他们为使惠湖中学扬眉吐气而立下的丰功伟绩，亦使同事们心悦诚服。然而他们的来历背景，除了那位仿效牛顿之名的物理教育天才已有风流名声在外，属于仅有杨玲、董校长和个别人事干部之间严守的一级机密。而杨玲所教的语文一课，如果行功论赏，应该是“五分天下而有其一”。可恨有雄厚历史基础的大男子主义，即使在素有开明之称的教育界，也仍然有称王称霸的幽灵在游荡，因此言只提“才子”，而不及“才女”。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忿忿不平的指控，就强烈地带有污陷不实之味道。由于性别上被分水岭所阻隔，如把杨玲归入同一辉煌群体，无论以“五大才子”之名，或是以“五大才女”名号统一以冠之，都有名不副实的难处。如果尊重事实，改称“四大才子一大才女”，或“一才女四俊才”，均显拗口；可见非之不欲，实为不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即使不论举荐之功，杨玲也在“四大才子”之上。因为高中毕业班共有四个班，其余三个班同样有“四大才子“执教，高考录取率虽然明显上升，却远远不及杨玲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可见她是发挥了类似恒星的作用，而”四大才子“则更象围绕其旋转的四大行星。因此就在初战告捷之年，杨玲就被提升为教导处高中教研组组长，并仍然兼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
杨玲对自己所得到的声誉既有得意之处，也有愧疚之意。她觉得自己是享尽了胜利换来的花团锦簇，而董校长却一开始，就为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只要“四大才子”还在惠湖中学存在一天，他就要继续为此承担一天风险。对于这一点，她开始时知之甚少，体会肤浅；尽管老武在和她交换单位里的工作情况时，用隐隐约约的语言提醒过她。但是语言的力量总是苍白的，她更相信事实。事实是令人鼓舞的，与老武的智者之虑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俞市长曾亲自来校参加过高三年级的毕业庆典，为学校作过“百尺竿头、更进一丈”的题词。为了使思想保守、胆小怕事的原校党支部书记心血管负担不要过于沉重，上级领导就把他调离原岗位，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职工疗养院担任院长，以使他早期的心脏病症得到及时休养生息；而董校长则成为全市教育系统唯一存在的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但是如果带着黑暗的有色眼镜看问题，这样的职务安排，却更象是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到时候不要主次不分全报销”的消极防御战略。
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武官拜十三级，杨玲屈居行政二十三级。如果一级算一层楼，不用毛估，而采取先减后乘的精确计算，老武的眼光可以比夫人远出一万里。这一距离，相当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五分之二，地球自转行程的八分之一。它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是直到老武来锡城市市委走马上任之后，武夫人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切烦恼、不满、困惑、忿懑，也都由此而来。
老武向夫人透露过，省委书记找他谈话时曾暗示过：调他去锡城市，省委有让他接班的考虑和意图，要他熟悉情况，搞好团结。先带个市委副书记的帽子头去，具体分工接受市委常委讨论决定，待条件成熟时正式宣布接班。武遥兴冲冲地参加第一个常委会时，因为都是熟人，一点没有拘束的感觉。陆书记在1957年一起处理罢工事件时就是市委书记，俞市长那时是市委常委兼工交办主任。尤其是跟俞市长，当时虽然意见分歧得利害，不打不相识，后来却几乎成了莫逆之交。南京与锡城市之间，你来我往，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俩总是要相聚一下的。当会议转入讨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武遥亮出了那份不伦不类的大字报，其他的市委常委不约而同地起立，围成一圈，或扫视，或诵读，大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阵势。然后是从北戴河疗养院匆匆赶回主持“一班人”会议的陆书记，参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锡城市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和特点，一是建议不失时机地向本市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早派早主动；二是成立一个专门协调指挥各工作组工作的文革领导办公室，就由武遥同志总负责。所有工作组中，去苏南工学院的最关紧要，按各地的情况看，大学的文革是龙头。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龙头，使之走向正确轨道，发挥其对全局示范指导性作用。虽然苏工是国家轻工业部部属单位，和本市是平级，但是中央有指示，各地高等院校的文革归地方领导。所以工作组要有武遥同志亲自带队，把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尽快处理好。然后是作表决。
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毛主席强调书记在党委“一班人”中的“班长”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原则出入与分歧，班内的“战士”是不会和“班长”在会上公然唱反调的。即使有不满，关系融洽的，会后交换意见。不怎么融洽的，也只会在背后嘀咕，或在行动上消极抵抗之。武遥下车伊始，和陆书记的关系融不融洽，还有待时日检验，因此这一条就对不上号。至于原则上有无出入分歧，就更谈不上。陆书记讲的话，头头是道，都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简明扼要地开的金口。武遥至少暂时尚未接班的思想意图，更不愿意让可能会被接替的对象，感到咄咄逼人之意。因此慨然应允，心里明白揽此重任，完全是承担新形势、新情况之下所出现的新工作、新任务，不和在座各位的管辖范围交叉重叠，没有越庖代疽之嫌，对立足未稳的自己，最适合不过。而当时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动议人还是附议人，也都这麽真诚地认为。因此均无异议，但是也没有采取鼓掌通过的形式，因为这是核心会议，光靠心领神会的眼神、微笑，或颌首点头，便可以相互沟通确认；而不是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呼隆会议，必须依靠响亮的掌声，和明显的手掌挥动幅度加以认可。
老武走马上任，市委派惠湖中学的工作组也接锺而至。杨玲似乎有了第二次在武首长手下“混饭吃”的感觉。工作组进校第一天，就毫不含糊地显露出替代董校长领导职权的架势，明确宣布：从此校内各项重要决定，均要通过工作组讨论研究。然后就四下寻找学生和教职员工谈话，谈话内容不仅对教导处封锁，也对董校长董支书封锁。于是杨玲在夜晚上床睡觉前，就当真用“在他手下混饭吃”之类的话跟老武开玩笑。但这种玩笑如果被明眼的旁观者得知，一轧苗头，就知道有笑里藏刀的味道。当然这“刀”不是对着她丈夫，而显然是对着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的。对孩子她爹，充其量只是表现一点牢骚，一点不满，一点抱怨，一点缺乏深邃理解力所产生的困惑。当时她尚未意识到，十三级干部和廿三级干部在形势判断上，存在着一万里的差距。对学校里新来的工作组，也就是自己丈夫的部属，她却是近乎本能地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武遥以牙还牙，也只是淡淡地回之一笑。然而，这后一种笑和前一种笑比，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后者的笑，不过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应付，是在对工学院错综复杂情况苦思冥想之际，碰到外界干扰时所作出的一种懈怠性的反应。武遥开始重蹈许多丈夫的覆辙——一经和自己妻子的距离拉近，朝夕相处，他们就以爱理不理的懈怠之心，折磨妻子敏感脆弱的感受神经。幸好杨玲不是女流中的脆弱之辈，自从老武那次请王小燕上门闲谈，自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进驻苏南工学院，她已看出丈夫心中似乎有着更深的困惑和烦恼，她不应该再用自己无关宏旨的感受，去搔扰他的思路。她给他沏了一杯茶，退出书房时脚步轻蹑，显示出大家闺秀的气象风范，折射出从小受母亲对父亲做法的耳濡目渲。父亲中年丧妻，终生不再重娶，而只是在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对着母亲的遗像喃喃有词。杨玲从母亲的如水温柔中，感受到了比钢还要坚韧的力量，即使母亲的灵魂和肉体都已经烟消云散，这股力量还是牢牢地捆缚着曾经被她征服过的男人。对照母亲，杨玲开始对自己的某些言行感到后悔和羞惭，奇怪自己何以缺乏自制，竟然象女儿在父母面前一样，对丈夫表现出一种与自己身分和年龄所不相称的任性和撒娇？她努力寻找理由，对自己所作的这种自我谴责进行反驳。但是又觉得这种反驳，强词夺理的成分居多；硬要说服自己接受，几乎是硬按牛头吃草。
从那一个夜晚起始，杨玲就尽量克制自己，不用一个小小教导处高中组组长的小不满，去冲击干扰一个市委付书记、锡城市文化大革命总指挥的大烦恼。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在武遥这个总指挥所属部下的学校工作组领导下，杨玲觉得她的神经和心态，已经逐渐濒临自我爆炸的边缘。她倒真希望自己是颗穿甲弹，只有在遭受猛烈撞击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可是每天走进那个校门，见到那些曾经使人那么心旷神怡的花花草草，都被散发着变质墨汁恶臭的大字报，重重叠叠地象围栅，掩盖得严严实实，心里就气闷发堵。那些军队干部的子女，除少数人之外，学习方面不怎麽样，干起革命来，却好象具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学校的教室走廊之间，分布最广的是玻璃窗，使贴大字报的可用面积相当有限。这些革命小将却发挥出无限的革命想像力和创造力，沿着冬青树丛在花圃上空，拉起了好多绳索，然而就象晾晒衣服一样，把大字报上端糊贴(也许应该说是挂贴)在绳索上。那些平素在夏日阳光下显得生气勃勃的绿叶红花，如今被这些围廊式的大字报遮盖得密不透风。而多数大字报的内容，紧扣一个主题：谁专了惠湖中学这块教育阵地的政？校党支部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开始时还是指指戳戳，躲躲闪闪。然后就是矛头一挥，直指杨玲早已惴惴不安、呼吸日益紧迫窒闷的心口。
“分数挂帅的要害是打击红五类子女！”这分明是罗织罪名，向杨玲近十年来呕心沥血的努力进行公开的讨伐。
“揭露‘四大才子‘丑恶真相！砸烂惠湖中学的‘四家店’！”所谓“四大才子”的档案，只有工作组才能调阅。与前面的讨伐遥相呼应，后面开始对具体的对象大打出手。杨玲终于清楚意识到，一个多月来气势汹汹、尘嚣声上的攻势，原来有工作组躲在幕后发动，杨玲的心口不由自主地紧缩。
“揪出‘四家店’的黑后台！”学生们借用了北京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帽子，毫不犹豫地套在“四大才子”头上。而锋芒所向，已经凶险地直逼大包大揽的董校长。此时此刻，杨玲才总算领悟和信服丈夫的先见之明。然而，她同时也更加信服起自己来。她一下回想起工作组刚来时，她在家里跟老武所开的那句话中有刺的玩笑，突然发现它并不是撒娇，并不是任性，而是一种第六感官的直觉和悟性。她是在下意识中感觉到：威胁和危险正在向惠湖中学迫近，而她，她那些与之同甘共苦齐心协力的同事，她所尊敬和深深感激的董校长，即将被一股什么力量，打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她惶恐，困惑，同时也感到震怒，感到激忿。那一天当她走进教导处高中教研组办公室时，她在门口停止了脚步。她看到了新贴在门框上的一幅对联：
“庙小阴风盛，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个黑窝”。
面对这种公然的人身污辱，杨玲脸色气得煞白。教导处高中组的办公室特大，是有原来一个会议室改用的。这也是杨玲的发明创造，她让以“四大才子”为首的骨干教师，加上四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全部集中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有情况就随时能沟通，大家之间的合作、配合和工作感情，也愈加融洽。现在这副对联，分明已经把手指点着了她的鼻子尖。她看到办公桌位于靠门口的傅青和苏顿两位，双双正襟危坐，一听到她的脚步声，脸孔都已经扭向她，认真地注意观察她的神态反应。室内另外几位老师，或站或坐，本来似乎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这时候也都收住了口，一齐屏息敛气地，加入了观察者的行列。
杨玲仿佛早就预期到，终有一天会有这样一种场合和局面；她头颈高仰，停住的脚步朝後退回几寸，略一思索，毅然决然地伸出手，竟然“哗啦哗啦”地几下，就把那对联撕个粉碎。
目睹杨玲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她的同事显得很吃惊，但是又觉得这种冲动性的行为，也符合她的个性，符合她的地位，也符合在场各位逐步变得忍无可忍的心情。但是他们仍然难免感到震惊和惶恐！就差上下巴的牙齿没有发出颤抖嗑打的声音来。从共产党建国，迄今为止一切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无法帮助他们把握局势，明辨方向，预测未来，减轻惶惑。他们大脑半球皮质上刻下的深深沟痕，毫不含糊地提示警告他们：单位一级的领导是代表共产党的，进驻单位的工作组，也是代表共产党的，两者从来就穿联挡裤。事实上，从其它学校传来的消息表明，这些记忆沟痕中的储存，仍然基本适用于对当今形势的观察分析——许多中学的工作组，是和校党支部协同作战的。
但是在惠湖中学，情况却显然有些例外，董校长明显已经被架空，这麽多“资产阶级专了惠湖中学政”的指控，分明是把矛头对准了他。而“四大才子”的丑恶背景终于昭示天下，也必定是工作组向学生提供的炮弹。学生们已经很明显地把董校长放在“四家店”黑老板的交椅上。然而，光有“黑老板”而没有总管家，这个店铺的门面是撑不起来的。可爱的、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觉悟的革命小将，是不可能会不考虑到、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极浅显的道理。那么，谁是这个总管家呢？答案就更为浅显明直，这就是新任市委副书记、工作组总指挥武遥的夫人杨玲！
在大学和小学教师之间，中学教师的智商、识见，对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虽然不居顶峰，但是也不在山脚根底下。与一般的工农老粗相比，他们的敏锐和才识，更是显得洋洋可观。因此，在这个社会上，允许有大部分公民暂时地感到迷乱或不知所以，他们却理应和大学教师们，组成一个令人骄傲的少数派，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头脑。可是不，惠湖中学的这一群人之师表，此时此刻，却显得比任何人都迷乱、惊恐和无所适从。无论从政治原则还是从社会常识出发，接受上级领导的校党支书和工作组既然可以代表党，代表上级实施这一领导的武副书记当然更可以代表党。而他的爱人，除非与他在思想和感情上势不两立、婚姻关系处于土崩瓦解之势，按推理，当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党的领导。
可是，尽管杨玲与她丈夫亲密无间之程度，常使许多对夫妻羡慕不已、黯自神伤；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切，却并不能防止她堂而皇之地成了一个“王八窝”的黑头头。是谁，在背后使用一只强有力的无形之手，将她一把推上这一很难使人羡慕的宝座？
是她自己丈夫吗？这样揣测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迹近荒谬。面对杨玲这一瞬间似乎失去理智控制的冲动之举，黑窝的成员们，茫然无措地注视着他们的“黑头”；但见她举着一只手，徒劳无益地朝上方空抓两下，却是功亏一篑，够不上那条“一个黑窝”的横批，就气急败坏地叫喊：“拿张椅子来，给我拿张椅子来！”而她的同事们闻声拿出的，却是一副装聋作哑的木然神气，好象是在迷迷茫茫地袖手旁观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而眼神，却又个个显得凝重而严峻，绝对没有看人好看的意思。从他们又迷茫又严肃的表情来分析，他们也许是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沉思估摸中：杨玲在这一瞬间采取的行动，不仅对杨玲，而且对自己，对这一整个“黑窝”乃至整个惠湖中学，是祸是福？是吉是凶？
杨玲的呼喊未能引起同事们的响应，却招惹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学生。他们嘁嘁喳喳，表情各异，莫衷一是。然而在他们的脸上，显然看不到惊恐或麻木的神色，而是有同情，有激忿。同情者中，有人积极响应杨老师的号召，挤开挡在门口的其他老师，从办公室里面拖出一张靠背椅，以弥补杨玲身不够高、手不够长的缺陷。于是围观的学生中，就有恶狠狠的眼睛，钉着这位助人为乐的同学。这位助人为乐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一向畏缩腼腆的袁世清。他此刻挺身而出，可能是记起了杨老师对他所施舍过的恩惠和其它种种使他敬佩感激之处，因此就不管一部分同学的竖眉瞪眼，大无畏地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此刻的杨玲，并不注意是谁终于响应了她的呼吁，接过椅子就站上去，干脆利索地完成了她的未竟事业。她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在瞬间中所作出的这一举动，纯属感情冲动。这一个多月来，她对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工作组架空校方领导，并且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黑帮之名，在背后煽动学生把火烧向她的同事和董校长，早就强烈不满。但是，尽管她是一个极具个人主见的女人，在身为共产党大官的丈夫面前，她恪守传统意义上的妇道，遵守她父亲所灌输的、为世上当政者的贤妻们所确立的那套规范，绝不想以个人好恶，影响左右丈夫的主观判断和决断。她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但是在丈夫面前，无论是在背后为他的部属褒扬邀功，还是加以贬谪指责，都是令人厌恶的为妇之道。如果她跟老武在性别和夫妻名分上的关系能够颠倒一下，但是职位仍然保持原状，也许她就不必如此压抑自己。直言直语，本来就是男人家应有的特征。如果一个党委书记正好是女性，这位女性的丈夫经常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所有中国史书如果起死回魂，恐怕决不会有哪一位会对此评头论足，对好管闲事的丈夫横加指谪责备。然而这种人为的颠倒是不可能的，杨玲必须尊重现实。虽然老武百忙之中多次询问过她学校里的运动情况，她在简短扼要的回答中，总是只摆事实，避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好恶和是否判断。而老武总是“唔唔”地点着头，嘴上虽然不置可否，脸上却显示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把有那么多污点的人集中在一起加以重用，还冠之以‘四大才子’的帽子，看来是有一点问题。提高大学升学率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为此不择手段，不讲政治。”这其实是老武的一贯立场，前两天夫妻在枕头边举办谈心活动，再次谈到惠湖中学的文革情况时，他终于作了这样一个表态。老武的这种见解和态度，不仅隐隐显露了他们夫妻之间在政治问题上所出现的第一个重大裂痕，而且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不该有的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至少，杨玲是这样认为的。
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是正常的，她并不因此而对老武无可置疑的思想领导地位，产生怀疑动摇。使她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恰恰是后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学校工作组的人为什么要拿“四大才子”开刀呢？学生们异乎寻常地把矛头指向校领导，而工作组既然不闻不问，这无论与“反右”时的情况对照，还是与其它学校的情形相比，都是耐人寻味的。学生们下面抓“黑干将”，上面要揪“黑后台”，就差没有明确点名要整她这个承上启下的“黑管家”了。而今天，公然把这样一副对联贴到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框上，没有学校工作组的纵容支持，谁敢想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如果上头没有人支持工作组，工作组又怎么敢把由她这位市文革办主任夫人一手创建的、曾经受到过俞市长亲自嘉许表扬的先进教育集体，打成“一个黑窝”呢？杨玲觉得，太多迷蒙不清的烟雾，不仅笼罩在她的四周，而且连老武，似乎也被罩在这种迷雾的阴影中了。她意欲通过这一果敢之举，逼迫学校工作组作出回应，以便迅速找到一种确定性，一种明确性。她不想重复九年前的途径——那次是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向老武告状；也不想用在枕头旁边的叽叽咕咕的舌头，动员老武对惠湖中学的运动作出干预。那样做既不明智，也不见得会有效。作为一个处在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妻子，要提醒象武遥这样的丈夫，对发生在这一圈子之内的可能情况提高警戒，作出估量和预防，不仅绝对地不适宜，而且很危险。这种危险的程度，甚至可以危及他俩的婚姻关系。不管怎么说，她知道自己是和一个原则性极强、把党和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职业革命家生活在一起。这个革命家不会容忍夫妻间的温情，来干扰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损害他所信奉的革命原则。而猜疑党委一班人中有人想从自己妻子的身上打破缺口，达到最终陷害他的目的，无疑是对这种神圣的革命事业和革命原则的讽刺嘲弄；如果做人妻的要作这样的挑唆者，她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杨玲心明如镜，不愧为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就如战国时代那位身带浩然之气的石击秦王的壮士，突然跃身而起，把巨石砰然掷向对方。对方不可能不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负面的，那时，最终她的丈夫也就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正面的，那就证实自己不过是捕风捉影，经历一场虚惊。这样她就可以象在1957年一样有惊无险，完壁无损。而只要能够保全自己的完壁无损，杨玲觉得她竖起的教育红旗就不会倒落，她就仍然有机会可以帮助拯救保护她的同伴，以及她所尊敬的那位“独臂英雄”。高中教研组在这段日子里，就象被一阵飓风卷入波峰浪谷中里嘀嘀打转的一叶孤舟，掀天的暴风巨浪，可以使小舟随时倾覆，舟上人的生死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机。而此时作为掌舵者的杨玲，却毅然决然地扯起了满蓬风帆，或者借着一阵狂飙猛然冲出漩涡，或者被飓风一举掀入海底！这，就是她在撕对联前一刹那所抱定的念头。这时候，当她撕完那副可恶的对联，她突然间注意到了那几双恶狠狠瞪视着袁世清的眼睛；于是，她也把自己咄咄逼人的眼光，挑战性地射向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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