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和事佬
武遥知道，杨玲在学校里也许会面临一些小麻烦，他对妻子没有用这些事情来促使他那烦扰的大脑进一步肿胀，心中由衷地感激。自从一脚踏入苏南工学院的大门，他就好像陷入了一团乱麻堆里。武遥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能征善战，一向以具有快刀斩乱麻的本事著称于世，这次却觉得有些头大头胀。那些乱麻好像不再采取被动的态度，消极地等候他的斩割，而是先发制人，采取一种主动进攻的战略，一窝蜂地挤进他的脑袋中，使他颇感吃紧。作为分管运动的市文革办公室主任，他根本就抽不出那份时间和精力，来亲自关心各个中学文革工作组的情况。他不得不把这方面的事情，交给兼任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恭鹏志代劳。对妻子学校里的情况，他也询问杨玲过几次。但那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做法，是对妻子表示关怀的一种必要形式；明白人稍一嗅鼻子，就能闻到“走过场”的气味。当然，他自己必定不会认可这种曲解性的嗅觉。因为从这些谈话中，他毕竟能顺手牵羊地了解到中学里的不少运动情况，使自己在听取恭鹏志工作汇报时，不会显得一无所知。如果要发号施令，也不至于如瞎子聋子一般，闭目塞听。
在崭新的革命形势下，如果以为武遥同志一下失去了快刀斩乱麻的能耐，就未免太简单化了。他所遇上的复杂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工学院一开初就出现的两派观点尖锐对立的文革形势，其间再掺杂上一个王小燕，使他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而矛盾的焦点，根据王小燕到他家作客时所反映的情形，集中在对待工学院两年前举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上。
1960年，武汉大学创办起了“半工半读”试验班。这一尝试，起源于毛主席1958年9月12日去武大视察时，对学生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提议的支持和鼓励。在一次全国性的高校教改经验交流会议上，武汉大学对外介绍了举办这一试验班的六大优点。[1]
苏南工学院的前任党委领导见贤思齐，积极果敢地引进了这一新生事物，在机械系也创办了一个类似性质的试验班。但是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并不按天下母亲对待亲生婴儿那样，一概抱有伟大的母爱精神。1965年新调来的校党委书记华得钧，按照王小燕的说法，或许是带着一种最要不得的“后妈情结”，一开始就对试验班抱敌视态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华得钧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借“试验班学生能不能学到东西，学校不放心”为名，要试验班学生和在校同年级学生会考“复变函数论”。试验班师生一是反对，因为试验班不主张、不继承那套资产阶级的考试方法。二是不怕，自认为学用结合，学得深，学得活，能够在考试中取胜。校方装出“公正”的样子，事先“约法三章”：一，请第三者(既不是试验班教师又不是非试验班教师)出考题和监考。二，密封考卷。三，考题内容照顾到双方。但是在校方审题时，却偷偷去掉了三题应用性强的考题，换上了理论性强、认为对普通班学生有利的考题。考试结果，试验班的成绩大大优于普通班。
第二次又会考“数学物理方程”，校方背信弃义地完全按照同年级普通班的讲课内容出题，结果试验班又优胜于普通班。院领导慌了手脚，欲以偷改考生试卷分数的卑鄙手段，来达到扼杀试验班的目的，但是被试验班教师所发现而未能得逞。
第三次进行理论物理考试，试验班大多数学生成绩优良，无一不及格。
这三次考试，考出了试验班的影响，考出了试验班的威风，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主考老师的评价是：
①学生虽然以自学为主，但是概念清楚，思路明晰；
②一般的基本内容都掌握了；
③学生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把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表述。学得不错，学懂学通了。
许多过去不明真相的师生，发现试验班办得比某些人的评价好得多，一些原来在普通班只搞单纯课堂学习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验班。在一封封申请书被扣压的情况下，有人就管自直接去试验班报名。把持学院教学大权的某些所谓“学术权威”们，对此十分害怕。他们采取封锁、阻挠、颠倒黑白、篡改事实等卑劣手法，极力诋毁、抹杀和消除试验班的影响。当同校学生们纷纷要求介绍试验班的情况时，以华得钧为首的院当局却横加阻挠，蛮横宣布：“不准谈试验班，否则就是违背组织原则。”外校的人员前来取经时，他们回说：“试验班就是‘四不’，即不讲课，不答疑，不改练习，不考试。”大肆歪曲试验班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对坚持试验班教学的教师和系干部，扣上不听党委的话、试图摆脱学校党领导和鼓励学生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道路的大帽子。十分支持试验班创举的马列教研室讲师马进，借去南京出席一次哲学理论讨论会之机，向到会的省委领导告了状，才使院党委被迫取消批判斗争试验班发起组织者的安排打算。
1966年春节后，院领导一反过去老指责试验班学生“不务正业”的常态，把这个班的师生，统统赶到乡下搞社教运动，迫使试验班的教学活动中途停顿了下来。而深入工厂农村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试验班一贯主张的口号，对于院党委所作的这种安排，自然没有理由加以抗拒。
五月初，试验班师生接到上级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根据对全国文革形势和走向的判断，就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把院党委敌视反对试验班的所言所行，搬上了大字报。这种公然“在泰山头上动土”的出格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院党委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性压制和反击。而武遥在六月初所看到的那份危言耸听的“辟谣”，就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所出现的产物。武遥本来还以为，这一“辟谣”纯粹出于年轻人的想像和捕风捉影。但是进了工学院校园，他才知道：王小燕在他家里所作的上述反映，并非全是无根无据的一面之辞；在校党委保卫处的保险柜里，确确实实地躺着一份绝密文件，文件的名称叫：“苏南工学院反党小集团情况分析”。
按这个文件的说法，从五月初以来，校园内如火如荼的大字报批判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一些应该使一切具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们应该加以注意的杂音。有那么一些大字报，每在大批了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后，总要居心叵测提出诸如此类的疑问：“为何半工半读试验班受压制，而封、资、修的东西却能在苏南工学院大行其道？”“是谁在纵容、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在工学院为所欲为？”“为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在工学院受到抵制？为何工农子弟在学院中不成比例并受到歧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苏南工学院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据统计，这类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为数极少，却具有很大影响力。每当这类大字报一出现在学院大礼堂的墙壁上，立刻能够喧宾夺主，把许多大字报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的跟前。文件断言：这个小集团的核心分子，就是那几个热衷于搞所谓“试验班”的骨干人员和幕后支持者。因此，文件中又把它称之为“试验班反党小集团”。
一段时期来，只要在学院内大字报区看到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堆人，无需挤入人群查证，必定是这类极具蛊惑力和能煽动起人们强烈好奇性的大字报，在兴妖作怪。高等学府里年轻的或年老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超凡脱尘，摆脱陈旧的思想窠臼。他们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代表了党的领导。建国以来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形色色，使人目不暇接，可曾见过有哪一个人，在哪一场运动中，公然和党委领导作对之后，能够安然无恙逍遥法外地逃脱党的严厉惩罚？而这些大字报的却如此胆大妄为，几乎把向院党委挑战，作为其洋洋大作一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这种向社会公义和民族常识公然挑战所包含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好像使人读了惊险侦探小说的起头之后，众读者们难免心痒难熬，急于了解情节的发展，急想知道下回分解。而好多党性和革命性不是十分坚强的读者，在这种阅读过程中，其思想与情绪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竟然忘乎所以地希翼：小说中弱小而又狂妄地向党挑战的主人公，可以侥幸取胜。人们往往无视公理和自身利益所在，盲目愚蠢地倾向偏袒弱小者，这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这种使人扼腕叹息的人类通病，不仅很容易使读者们在耳渲目染中，陷入偏激思想情绪，而且身受毒害而浑然不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把怀疑的、挑剔的、心存敌意和不知好歹的眼光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正在稳步增长，声势日见其浩大。
而按照文件的观察分析，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大那篇“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个反党俱乐部所吹奏的调子，已经丧心病狂地把工学院党委书记华得钧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或明或暗地相提并论。而工学院的部份师生，既然对此将信将疑，姑息纵容，认识不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遭受到1957年的沉重打击之后，向党发动的猖狂反扑。在九年之前，阶级敌人是以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而这一次，则是以响应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召为名，再次向党发动进攻。然而这类进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缺点和毛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兴风作浪，无限夸大。苏南工学院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性，面临严峻考验。苏南工学院党委的英明正确领导，正遭受史无前例的挑战！
而根据保卫处同志的严密观察和周详调查，那些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大部份均出于这一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之手。这个反党小集团或暗中呼风唤雨、串联策划于密室，或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于基层。他们行踪诡秘，经常不在学校却在马进家中进行秘密聚会，背着学院领导四下出动，大搞“非组织性”的活动。这些人数量虽少，能量极大。而作为试验班发起者之一的王小燕，是这一集团核心中的头面人物。王小燕依仗其优越的出身条件和喜欢出头露面的虚荣心，处处冲在头里，公开站在大字报前从事鼓动宣传，与明辨是非的大字报读者辨论争吵，强词夺理。另一位试验班成员、机械系的调干生曲湘川，和作为试验班热心鼓吹支持者之一的马列教研组讲师马进，则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不仅泡制混淆视听的反动文章，而且窥测方向形势，制定跟院党委领导作对的策略和拉拢师生的手段。他们无视组织领导的耐性劝导和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地在学院党团组织系统之外，从事“非组织活动”，并且欲盖弥彰地在市区贴出好多作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辟谣”通告；甚至不惜采用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地方党委施加压力影响。充任这个反党小集团军师的马进，其反党行为一直可以追朔到在六十年代早期。他经常以教育讲台为阵地，超越教育大纲范围，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社会上的某些现象妄加评论，肆意歪曲攻击。而抱有政治野心的曲湘川，入学以来对现机械系领导一直心存不满，并利用其中共党员和团支部书记的身分，拉帮结派，与组织分庭抗礼。王小燕则一贯“唯我独革”，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却好出风头，经常借班级民主讨论会、团生活和学生会活动等场合，对老师、同学甚至学院领导的政治和生活表现，评头论足，以“左”的姿态和过激言论哗众取宠。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于1966年初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时期。对这伙人在社教运动中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伉靡一气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以及马进195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期的表现，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读了上述机密材料，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武遥颇为吃惊，两条浓黑的卧蚕眉头，紧紧地拧成了一个结。他没有想到：连他亲自经历的情况，竟然也成了档案材料之一部份。他把那份“辟谣”带进市委大院，本意是为消弭化解矛盾，七传八转，却好像事与愿违，反而起了加剧矛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先入为主从王小燕那里建立起来的初步印象，同站在王小燕对立面的领导者的看法，差距是如此之大，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他应该立足于弥合这一虚假的敌我差距呢，还是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反映，从而在两种对立观点中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立场？这是他首先需要确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懂得这一选择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有关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有关自己能否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作出建树，从而最终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省委领导所期待的顺利交接班。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最初选择，后来会导致他走向一条始所未料的道路。在一场他自以为理解而其实并不确切理解的政治大风暴中，这条道路后来竟然使他在锡城市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使数十万人十分崇敬而另外数十万人极其憎恨的人物。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武遥从来就不相信命运。于是命运就决计给他上课，手段之惨烈残忍，超出他所能作出的最坏打算。当然这些都是后事，武遥并不能作未卜先知的神机妙算。他所能做的，首先是在校园里四出溜鞑，视察那些反对院党委和支持院党委的各种大字报；同时还采取“温故知新”的方法，阅读了院党委办公室在前一时期秘密摘录的大字报抄件。得到的感觉，好像是双方的观点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一部份师生把院党委教育路线上的一些偏向，说成是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显然是夸大其词。而反对这类偏激观点的大字报，却又采取了另一种夸大其词的偏激立场──把前一类偏激观点持有者，乾脆断定是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小爬虫”，资产阶级新右派。武遥对于这类占多数的过激反应，并不感到陌生；然而以文革开展以来的党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精神来衡量，这类反应似乎并不受到鼓励和支持。最高层试图输送的信息，与大多数人所作的接收与反应，两者间明显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作为体现代表党中央领导的大多数基层党委，毫不令人惊奇地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或者勿宁说，他们带领广大基层骨干群众和依靠对象，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如既往的传统立场，从而使党的最高层与基层之间，出现了并非人人都意识到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跟这些领导者与部份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况，相互纠结在一起，形成一堆乱麻。而这堆乱麻所涉及的范围，就不仅是苏工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到更为深广的社会政治背景。这对一个局部乃至整个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意味着什么？武遥仅仅隐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他所具备的思想水平和客观认识条件，却不可能对此作出深思熟虑的回答。甚至，他都没有能够对它加以足够的重视，把找出正确解答，作为指导他下一步自觉行动的基本前提。
武遥对马进，毫无直感印象，与那位头扁耳方的曲湘川，却是有过一面之交。那天他走下车，看到由“辟谣”通告所组成的那个人群聚集圈之外，停着一辆载有浆糊桶、纸张等的三轮脚踏板车。车子旁，另外聚集着一个规模较小的人圈。圈子的中心，便是这位貌不起人、后脑勺特扁平、眼珠却十分黑亮的曲湘川。只见他在人群中侃侃而谈，所谈问题的范围，却并不完全围绕那份“辟谣”内容的本身，却更注重于解释“辟谣”文章所揭示的社会含义。他显然不仅是个能干的讲演者，而且是个耐性的倾听者。武遥在他所熟悉的宣传行业中，上下周围，各色各样的天才演说家碰得很多，却很少看到有哪位演说家，为了倾听对方的意见，那么愿意随时准备打断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话头。武遥不能记忆曲湘川那天讲述的所有话题，然而有一段话却至今还留在他的脑子里，他甚至还能记得曲湘川讲那段话时一本正经的表情。那段话的大意是说：在我们好多单位里，单位领导总希望把他们看作党的化身。只要哪个群众或下级不合他们的意见想法，就“啪嗒”给你一顶反党帽子；这是不对头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都可能发生偏差，都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如站在这里看那张“辟谣”，因为远了一点，加上太阳反光，我们看到的象是一张白纸；此时此刻，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看过去的人，得到的一定都会是白纸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但如果走到近处或不反光的角度去看，大家才会发觉：自己原先亲眼看到的，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张黄纸。他还举了不少类似的例子，言简意骇，紧扣一个主题：就是不要把各个单位的领导，看做党的化身。而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
武遥记得，当时那群听众听了曲湘川这番话，眼睛里都流出钦佩之意。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并懂得讲究策略的人。他并不加入同伴跟交通警察的争论，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战场，在外围做群众工作，争取舆论同情。而且他不就事论事，而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高谈阔论，运用常识加上可以使老百姓觉得言谈不凡的哲学理论，争取听众的同情支持。如果那边与警察闹僵了，他就可能把身边听众对他的钦佩转化成一种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实际上，武遥已经听到群众中有支持学生贴大字报的喊叫，这喊叫者也许就是前一刻刚刚从这个小圈子转入那个大圈子的听众。另一个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在武遥加入交谈并自我介绍了身分之后，他马上就开列出了交换条件：可以揭下墙上的那张大字报，但必须劳驾武遥带一份进入市委大院。非常地精明！竟好像是在同他讨价还价地做交易。这，就是这位“反党集团”头目在武遥记忆中留下的基本印象。坦率地说，武遥对他甚至比对王小燕还要好感，觉得他政治上更成熟，更有哲学分析头脑，更会做群众工作，也更善于妥协。从跟小燕子交谈的情况看，她对这位比她年长四五岁的“调干生”，显然也很钦佩。武遥知道，要能够赢得王小燕的钦佩，并不是容易之事。回想自己当年在江南大学从事学运的时候，论年龄相仿，论水平还达不到曲湘川这种程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第一印象是真实的、可靠的，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本质，而不是象材料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印象是虚假的，欺骗性的，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武遥的第二步，是遵循共产党的老传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根据“兼听则明”的原则，他以所谓“反党集团”的几名骨干分子，作为了解重点，对有关成员进行大量访谈。
武遥先找了机械系具有很高学术名望的老教授孙趋，被视为“又红又专”业务尖子的中青年讲师刘海南，以及院学生会主席邵敏。这三个人不仅在年龄上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个不同层次，在政治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孙趋是解放初期受共产党感召从海外欣然归国服务的专家学者，按党的内部方针，属于利用改造对象，然而历任院领导对他却十分器重，委以种种名誉性的头衔和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大权。刘海南代表了党在建国以后所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自己的知识分子，一身兼有业务皎皎者和时代幸运儿的双重特徵。邵敏则代表了党按照长远的设想，正在精心加以培养的第二代红专结合的革命接班人。这三个人又同时代表了那个“反党小集团”的对立面。孙趋是这伙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攻对象，刘海南是他们的“副攻对象”，邵敏则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强烈批评者。
孙趋满头银丝，虽然眉目被皱纹所包围，那细密而白皙的纹路，却明显是一派智慧的象征，与衰老无关。孙教授对曲湘川的评价，是既有赞扬又有惋惜，总的感觉是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如果把他送进以应用、维修和保养技术为主的什么专科学校深造几年，以他的基础水平和实践经验，很可能成为一个技术革新能手之类的有用之才。可是来这所注重基础研究和技术设备开发的部属重点大学，他虽然在应用科目方面成绩不错，人也既聪明又肯刻苦用功，基础知识和理论方面的薄弱，却拖了他的后腿。借用一句英文中的俚语作形容，叫作“圆身子的鸭子被塞进了正方形的孔洞里”。对环境无法适应，就导致了对环境的抵触情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白硬衬领下套着银灰色西装背心的老教授，在悲天悯人的摇头叹息中，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把这位工人大学生，当作“反党分子”来看待。但是他认为，高等学府就是培养国家高等工程科技人材的摇篮，而不是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地方。培养一百个“半吊子”，顶不上一个完整的“满吊子”。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光凭大批输送技术员和“半吊子”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主要靠科学技术上的根本性突破，靠国家全力以赴地培养出大批具有这种突破能力的专家学者。现在虽然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读书第一”，但是他还要讲：为了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就要强调发奋读书；是学生，一万年也要发奋读书！
对马进，孙趋表示自己教材料力学，对方却教哲学，隔行如隔山，业务上没有关系，个人之间缺少交往，因此就无可置评。提到王小燕，他说他所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从校园里的高音广播喇叭里来的。从那总是气势澎湃、充满激情的播音声调中，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存有过多的旺盛精力，需要寻求出口发泄。“……青春反叛期，青春反叛期嘛！”孙趋最后用复述性的排比句式，结束了他对自己“浅识陋见”的表达。
刘海南兼任机械系党总支委员之职。一头浓密油亮的乌发，波浪形地起伏着，优美地覆盖在白皙的额头上。那种白皙，与他昔日精心培养过他的导师孙教授相比，因为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光泽，就俨然显现出一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概。当然这绝不是他的主观愿望；肤色使然，如果因此而带给别人一种错觉，他也无可奈何。其实他对自己的学术引路人，一向十分谦卑恭敬。师道尊严，乃是他灵魂核心中的核心。他对曲湘川的看法，可没有他所敬重的师长那么宽容：“纯粹就是变态心理！”刘讲师以后起俊彦所特有的锐气和直率，一开口就先定性质，然后阐发：“你想吧，他在工厂时，又是党员，又是工段长，又是先进生产者，又是一群文盲半文盲中的最高知识分子。到了工学院，除了党员，以及领导考虑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团支书之外，他什么都轮不上！在这里要看成绩，看分数，这是硬标准。其它都是次要的，只能象征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他感到心理失衡，使他背上包袱，使他觉得老受歧视和亏待。总之，使他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出现巨大的落差。于是，他就需要寻找机会加以弥补，弥补方式就是对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方针，横加挑剔评论；利用前院党委领导赶时髦的心理，头脑发热地加入什么‘试验班’的闹剧。人家武汉大学带头创办的‘试验班’，就因为出现了不少问题而不得不加以重新审视评价，他却利用他的党员身分，不断向组织施加压力，硬要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弯路。试验班几次考试成绩还过得去，不是得益于那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办学形式，而是当初开班时，除了少量装点门面的调干生，就精选了一批学习底子很扎硬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按照正规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接受严格训练，能够掌握到的知识水平，不知要比成年累月泡在厂里高出多少倍。而为了照顾工农调干生所搞的这种试验班，客观上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实际上对国家是一大损失。”
对于院马列教研室的马进，因为不在同一个系工作，刘海南表示对其人其事不是很了解。只是耳闻他讲课能力很强，能够谈笑风生地把马列主义理论，阐发得声东击西，津津有味，使本院最容易使学生打盹和逃课的课堂里，坐无虚席，个个精神抖擞；不能不使人佩服。但是为了充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赶超国际科技先进水平，学院领导和师生必然更重视专业学科。哲学虽然也是一门专业，却是“软专业”，万金油，不管哪个专业的新生，第一学年都要学上几十个课时，当然就不可能象理工科专业那么吃香。但是他不甘心，借口要突出政治，让学生多接触实际，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马列哲学理论等等之类，老是去院党委提要求，出建议，成为试验班的主要鼓吹支持者之一。你只要想一想，一名马列教研室的哲学讲师，却热心万分地卷入与其本行完全无关的机械系专业试验班中去，未免太离谱了吧！然而，刘海南对跟自己属于同一代人的马进所抱的心态和动机，表示理解：“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这样做。这不是要反党，而是要向党显示他的存在价值！”对马进的评论，刘海南采取了这种阐述在前、结论在后的表达方法。
“至于王小燕嘛，烈士子女，根正苗红。特别优越的政治条件，变成了拖累她的包袱，导致了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致命弱点！希望工作组能够尽力加以帮助挽救，不要使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刘海南当然不知道武遥和王小燕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因此就带有信口开河的成份；而信口开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最恰到好处的表达程式。
学生会主席邵敏也是一个女孩，但是与王小燕相对照，就好比一个是文静温柔的月亮，一个是火辣辣的太阳。她长得细眉玉眼，稳重端庄，只有那两瓣薄薄的嘴唇，才会在经验丰富的观相者眼里，暴露出她文静仪表遮掩之下的能说会道。“我对马老师的认识有待深化，反正一年级上他所教的哲学课时，我是很受他的吸引迷惑的。从现象到本质，总存在着一定距离。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一开始就抱有疑惑态度。一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再高，首先必须向党靠拢。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坚强的、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形式，才能成功。这条基本道理，我在上中学时就懂得，因此从那时起就积极向党靠拢。”
说到这里，邵敏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向武组长汇报，她曾经是一名当时极为罕见的中学生党员。然后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就跳跃过已经涌上舌尖的话语，急速地转向下一句疑问：“但是为何马老师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党员呢？如果他真正地信奉马列主义，难道会允许自己象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分子那样，一面游离于共产党的大门之外，一面夸夸其谈地大谈马列主义吗？……”
当话题转向曲湘川的时候，邵敏对这位曾经当过她学生会竞选对手的大年岁同学，抱有更为严重的关注和忧虑：“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变态心理。他考虑问题的层次范围，他的目光视野，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都好像同他的身分不相称。我一直就奇怪，无论他过去作为一个工厂里的工段长，还是现在作为一个班级的团支书，怎么会对那些有关全局性的大事、那些应该由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并决策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比如他对院党委重视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平的做法，以及对试验班所引起的批评意见，动不动就提高到整个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高度来上纲。他还认为，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对全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些重大问题，是对全局情况缺乏确切了解的一个基层党员所应考虑的吗？如果每个中共党员都像他那样，都自搞发明创造，都自以为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我们还要不要党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我们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还是人人都来争当发动机？我觉得：他的关键问题，是有个人野心。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见、设想、考虑、建议方案，我总觉得不属于我们这些学生干部的职责范围，不是党所安排他要发挥的作用。除非他是专作空想，否则他就必须掌握相应的权力，比如说，至少是我们院党委的权力，他才有可能在我们学院范围推行他那套东西。”
对身为学生会宣传委员的王小燕，因为是她的直属部下，邵敏充份显露出了与她外表相一致的温情：“她是受了蒙蔽，被人当枪使而已。”
武遥觉得他跟上述三位人士的谈话，大有收获。从谈话中，他不仅对“反党小集团”的“三驾马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谈话对象，也取得了第一手的印象和感觉。而这是他请手下人代劳、然后听汇报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随后武遥又访谈了其他一些调查研究对象，发觉与上述三位人士的观点相左，在苏南工学院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人，同情和支持内定的“反党集团”，而对孙趋、刘海南和邵敏等抱有很深的成见。
一位出身农村、穿一件蓝格子土布衬衣、性于名根宝的学生认为，孙趋对穿着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工农子弟的学生，心底里是蔑视的。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提问，总是抱着爱理不理的态度。在课余时间，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不搭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考虑到喝过洋墨水的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及其回国服务的爱国心，如果对孙趋的趾高气扬尚能谅解的话，可气的是，刘海南作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业务尖子，对待劳动人民子女的恶劣态度，比起他的前辈来，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吧，当工农子弟学生在课堂上向孙趋提问时，孙趋习惯的应对方法，就是优雅地竖起食指说：“等一等，我讲完这个问题再回答你”。而结果呢，也许他的记性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把你的提问放在心上，等他把问题讲完，你从来就别指望他会记起你所提过的问题，和他不久前所作的承诺。而对那些衣着入时、善于社交的上流家庭出身学生的提问，他经常会赞许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或“问得有意思”。然而毫不耽搁地立即给予循循善诱的解释和讲解。
如果工农子女提问的对象是刘海南呢，他会老实不客气地对你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工农速成补习班！”或者反问说：“你提得问题，跟我此刻所讲的课题有关吗？”于是课堂里就会响起一阵哄堂大笑，可是他却独自板着脸，似乎对讲课被这种不应该有的哄笑所打断，非常地不满意。
而作为学生会主席的邵敏，照理应该不论出身高低贫富，代表所有学生的声音和兴趣爱好，为所有同学的利益讲话和提供服务。可是不，学生会对组织工农子弟参加不起的旅游、交谊会之类，特别起劲，而对穷学生对食堂伙食价高物次的抱怨，从来就置之不理。如果召开座谈会，选派同学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等，工农子女也绝少轮得上份。在苏南工学院，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虽然只占较小的比例，约30%不到，武遥从这些少数派学生交谈中所得到的意见反映，却基本一致。而个别政治上特别激进、理想主义色彩特重的革命后代，以王小燕为特出代表，加上部份出身城市中下层、家境与工农子女所去不远的的学生，以及少数受到孙趋、刘海南等压制排斥的青年教师，对上述意见反映，也抱有程度不等的同感和支持；对上述三位处于优势地位的典型人物，存在着普遍的反感或不满。
有位名叫刑冠智的青年教师忿忿地说，别看孙趋外表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骨子里却不啻是一名蛮横的学阀。在他手里安排的教学科研题目和经费，一概被他的得意门生(例如刘海南就是其中一位)所霸占。只要是他手下亲信申请的项目，哪怕毫无实际价值，总是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和扶助；如果出了成果，他就能以祖师爷的身分，自然而然地分享一份荣誉。甚至在双方达成默契性的幕后交易条件下，堂而皇之地在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上，附签他的名字。而对那些不属于自己“近亲繁殖”系统出身的学院同仁，在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上，则加以百般刁难阻挠，甚至依仗系领导院领导的支持，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压制排斥。刑冠智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牺牲品。他和刘海南同是搞材料力学的。但是因为他是从外校调入工学院的，而刘海南是孙趋一手培带出来的留校生，就因为两人学术观点不合，并且在业务上形成互相竞争的势态，结果他就被迫改行转教理论力学，系党总支书记为此还搬用了一大套“革命螺丝钉”的理论。而孙趋既然还到他的面前，对他的被迫改行表示假惺惺的同情和惋惜。他惯会杀人不见血，而不像他的弟子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尽管，刑冠智不否认孙趋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报效祖国的爱国热忱，他对曲湘川王小燕等对孙趋所作的批判，却拍手叫好，因为“孙趋是按照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来实行他的‘爱国’理念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大学听任他那一套泛滥成灾，就跟解放前的大学，不会有什么大区别。而这些年来，孙趋成了院党委眼里的大红人，看不惯他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工学院被资产阶级专了政的观点”。
听了刑冠智对孙趋的这些评论，特别是“杀人不见血”的说法，武遥不由回想起孙趋对曲湘川所作的评价。初听上去，他既不象刘海南那样毫不客气地把曲湘川斥之为“心理变态”，也不同意邵敏那样把曲湘川说成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危险分子，而是为他惋惜，慷慨地给予某些赞扬甚至辨护。然而就那么轻轻的一句话：“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就对曲湘川的大学生资格，从根本上判处了难以驳回的死刑。而正因为这种判处，间杂有种种称赞和同情惋惜，就比那种难免给人以夸张色彩和情绪倾向的“心理变态”、“有野心”之类，显得客观、中肯和公允，因而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是否就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爱国，却不爱那些在他们眼里低贱一等的人？如果确实如此，对于由此所引起的仇视心理和报复行动，他们是否应该表现得毫无思想准备和满腹委屈呢？从另一方面看，在批判“读书第一”已成当前主调的情况下，孙趋那种仍然坚持和表达自己观点的直率大胆，却又使武遥看到了旧知识分子圆滑一面之外，所具有的耿直和固执。武遥同时也清楚，孙趋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中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那些具有较为广阔视野的知识型中高层领导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从中央，到省委，到院党委主要领导华得钧，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除了说法和用词不同外，主旨几乎一模一样。也许，孙趋看到他武遥也具有学者型的外表，就把他也归入了同一类干部的阵营，因此在一对一的交谈时，仍然大放厥词，似乎是要借机发泄他近来所受批判指责的牢骚怨气。武遥不难理解这类立场想法的合理内核，觉得孙趋所作的主观归类，并不错到哪里去。但是，武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含意。
武遥与党内另一类主抓基层实际工作、知识层次不怎么高、思想视野不怎么宽、更关注短期实效的中低层干部，同样颇多接触和了解。对如今分配到基层工矿企业去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类干部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实用，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而且还常常自以为书读得多而瞧不起基层的群众和领导。“你书读得再多，在实际生产中派不上用场，又有什么用？”这是武遥在一家大厂作蹲点调查时，厂长对面对老出故障的东欧进口机床一筹莫展的大学毕业生，所作的典型抱怨。他知道，这种抱怨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在大学里所学习的东西，是按培养具有尖端科技突破能力人才的要求所设置的，怎么可以期待他能手到病除地解决那类在大部份情况下，主要靠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实际技术难题呢？也许正因为这类抱怨多了，并且层层上达，必然会影响到党内另一部份高层领导的思路看法，例如那位支持试验班的原院党委书记等……；最终归结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他就有了一系列批评现存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老人家所支持的武汉大学的那个“半工半读试验班”，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这种班里出来的学生，在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和动手能力方面，以及在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方面，对解除上述那类基层企业领导的不满，无疑会极具功效。如果我国的整个高教系统都以此为指针，全面转向，基层的生产效率肯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问题是，谁来搞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突破？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为了照顾基层的普遍需要而放弃提高方面的全力投入，后者所造成的损失，与弥补前者所得到的收益相比，不知要大过多少倍！而培养科技尖子，是必需通过一定量的教育培养面来加以保证的，没有大批的“矮子”作选择面，上哪里百里挑一地“拔长子”呢？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能够从全面扎实基础理论训练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进不了科学院设计院而必须进基层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当初培养重点和指导思想上与基层生产需要相脱节，就往往会受到学难致用的责难和抱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的局面，这样一种由于党内工作分工和知识涵养差别所造成的不同侧重点，竟然会变成文革中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判标准，并且在苏工文革运动中，成为一个使人倍感困扰的矛盾焦点，却大大出乎武遥意料之外。搬用革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分歧和矛盾，是否就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呢？这是武遥内心向谁也不敢透露的疑问。他想：如果能以某种形式，使那些有可能成为尖子的佼佼者，在不影响其专业深造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接触了解社会基层生活和实际需要，避免走与苏联完全类同的成名成家路线；如果那些主张“专家治厂”、“专家治国”路线的领导同志，对担心可能产生新精神贵族的另一部份党内意见比较重视；而这一部份党内意见的持有者，也能够明了培养科技尖子的紧迫意义和必须要付的代价，是否可以在两条教育路线的尖锐分歧方面，取得某种兼顾双方观点的中间立场呢？
从武遥这种深藏在心头的想法里，人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党内两派意见分歧中，并不简单地归属于哪一派。也许，骑墙派、折衷派这类的帽子，或者用锡城市老百姓的习惯说法，将其称作“和事佬”，会更适合于他。当然，他是断然不会同意接受这类帽子和称呼的。作为主抓一个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的市委付书记，他会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从来就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他也许可以当之无愧地这样说。仅仅在教育路线这一问题上，似乎是一个小小的例外。谁叫他既是一个知识型的干部，又是一个与非知识型干部有着广泛接触联系的领导呢？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苦恼，又是一种骄傲。就类似一只蝙蝠，有时为自己既不属于老鼠又不属于麻雀所懊丧；有时，也许为自己能得天独厚地同时体验到老鼠和麻雀的感受，而沾沾自喜。除了在教育路线问题之外，他是否从来就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实也大可存疑。对于这一点，人们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发展，才能给他下定论。
从总体上说，一段时间来在苏南工学院所作的调查研究，使武遥不仅感受到了教育路线方面的争论，而且清晰地感受到比表面教育路线之争更隐蔽、比预想更深刻的社会鸿沟。这使他胸口有些沉重。好像把脑袋里的乱麻一梳理，尚未完全理出头绪来，倒反而增添了份量，一个劲儿地往下坠，起到了压迫心脏部位末梢神经和微细血管的坏作用。但是，也不要把形势和他的心境，完全看得一团漆黑；武遥也发现了令人宽慰的地方。因为这一切，都并没有能够改变他先前从听王小燕情况反映中和从读大字报所得来的基本印象。那个“反党集团”的确凿性和客观可靠性，显然难以成立，更经不起推敲。做科技研究的人没有找到新发现，会感到扫兴。可是对此时此刻的武遥来讲，没有新发现，却使他松了一口气。在这一点上，这位年龄不大的老布尔什维克，显然也受了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看到自己已故老战友的后代只是陷入一个虚有其名的“反党小集团”，心里就感到宽舒，而没有想到这等于是损失了一大战果，丧失了教育人民活生生阶级斗争的最佳事例，浪费了动员革命群众布下天罗地网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破坏了“引蛇出洞”的精巧构思。更重要的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说这是竹牛木马，是一个早就使人听得耳朵生茧长膜的“狼来了”的故事，从而导致磨掌擦拳的革命斗士们颓然丧志，懊恼之间产生一种被愚弄和嬉玩的情绪；如此以往，兵无斗志，日后真有豺狼成群，攻城略池，就会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后果不堪设想！而最关键之处，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径，那些把矛头直指院党委的声声叫嚣，与豺狼虎豹之声，在本质上分明没有区别。如果肯定这是“虚有其名”的反党活动，那就等于是鼓励大家都来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苏南工学院委员会在锡城市文革办公室武主任所率工作组的英明领导下，就只能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绅士态度。照此办理，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历史使命，尚未全面展开，就已匆匆结束；革命半途而废，同志们无须努力。所有这一切含义和后果，姓武名遥的新任市委副书记，竟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异想天开地要在势不两立的东风西风中间，搞修正主义嫌疑很重的折衷调和。他似乎对发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大学里存在一条社会鸿沟，比发现苏南工学院存在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可能，更为惊恐。毛主席讲“愚公移山”，他却好像要搞“武遥填沟”，同曲湘川相似，也热衷于搞个人的发明创造。
武遥首先把调和点，放在向党猖狂进攻的王小燕一方，三番五次找王小燕，要他们把大字报中充份暴露其与党为敌的火药味去掉，把“嚯嚯”磨刀的声音放低一点，然后倒过来动员说服革命的同志：这些年轻的反党分子，不过是在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时候，对党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热诚可嘉，其革命积极性应该充份加以保护。对于他们的政治幼稚和错误，人们应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云云。你说，那些同样具有长期革命经历、并具备同等革命资格和级别的革命领导，会按着他所拨动的如意算盘转吗？
这，就是对武遥目前处境的确切描绘和真实写照。桀傲不驯的王小燕固然使他头痛，来自强大革命阵营一方的抵制反对，更使武遥感到束手无策。他手下工作组的副组长任旭东，是解放军某部的一名师政委。论级别与他同级，论关系，任旭东跟市委书记陆波更相熟，同他以前却素无交往。因此武遥发觉在好多问题上，任旭东并不听从他的意见和领导，相反却跟院党委书记华得钧站在一起，对他形成夹攻之势。对华得钧，他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对方跟他也是平级，组织人事上又隶属于轻工业部管。况且，华得钧和任旭东毕竟都是正职，而他在市委却暂时还屈居为一名副书记。所有这些，都使他觉得工作开展得十分吃力。任旭东和华得钧不止一次在内部交换意见时，婉转地向他暗示，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同时，他发觉在这段时期中，院党委和任旭东等跟邵敏刘海南为首的一批师生，接触十分频繁。苏南工学院的上空，雾积云堆，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
这几天，武遥回市委开常委会。会议上，陆书记在谈到对文革的领导问题时，也不指名地提到了领导思想“右倾”的危险。散会后，脸盘精瘦身子也同样精瘦的俞市长，与他留给人们干练敏捷的一贯形像相违背，磨磨蹭蹭的，仿佛有意在迟延他的动作。虽然已近盛夏季节，他却仍套着一身细蓝布的工作服；是防晒防寒，还是为体现劳动本色，使人莫测高深。老俞一向珍贵时间，这一刻却令人费解地刻意加以浪费。原来，他是为与最后离开市委小会议厅的武遥，求得一个搭口同行的机会。“老武，来锡城后还没有机会相聚过。怎么样？一起上我家干上两杯，饭后咱俩可以好好聊一聊。”
武遥略一犹豫，觉得应允又不好，不应允也不好。革命同志之间，串串门，聚聚会，本来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是市常委“一个班”里同班战友呢？可是，他顾忌到俞市长与陆波之间的矛盾。而这两位第一第二把手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又正好门对门地相邻独占隔壁的那个院子，而他则和三个常委同住另一个院子，其余那些常委则合住另外两个院子。武遥搬进东巷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串门。既然听说市常委里有矛盾，最明智的态度，是不要搅和进去。而与其他常委一串门，就说不清，不沾边也会被看成是沾边的。即使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去每个常委家都串一下门，精确计算和控制好在每家停留的时间和对每一位同班战友的拜访频率，一碗水端平，也仍然惹嫌疑：这么热衷于串门访友，联络感情，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接班上马？因此，不要说去隔壁那家双人院，就是在自己所住的四人院里，他也是绝对地做到足不涉他人户，相互碰见了，宁可学那些在出门时不期相遇的市井百姓一样，彼此面对面地站定，各自背靠自己家的门板，然后就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上几句，以示相互认识并遵守待人的规范礼貌，如此而已。更不要说红杏出墙，跨越院门的限制，蹿到俞市长府上作国事访问。由于俞市长和陆书记是一衣带“树”、唇齿相依的紧密邻邦，这种访问被陆书记或陆书记家属察觉的机率，可以用天文数字作估算。由此所造成的动机和效果，不用别人来怀疑，武遥自己都会首先产生疑问。据武遥自己近期的革命知识和经历，这种现象也并非是锡城市东巷所独有。在别地方好多类似性质和级别的院子里，也都呈现出这样一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光。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在十七年以前还是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同志关系，为何一下子会变成目前这样的格局呢？武遥有时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有时又会觉得很反常，于是就在脑子里，向自己提出这种带有神经质味道的疑问来。而今天，俞市长似乎也突然觉得这种风气不对头，勇敢无畏地向他发邀请，很有一点要与这种不正之风斗一斗的架势。武遥思想开始动摇了：是有点不正常。本来不在一起工作时，还经常聚会交谈，如今做了同事，反而避之尤恐不及，把同志与病毒和瘟神之类相等同，今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下，再彼此相称同志，不感到脸红心跳，心理怎么能够平衡？
俞市长虽然不是政工干部，是抓经济建设的，其政治敏感程度，却一点不比在政工系统工作多年的武遥同志差。对于武遥同志在一瞬间犹豫中所经历的长距离思想搏斗，洞若观火。于是就用暗示来表白，他并不想当反潮流的英雄：“陆书记今天一家都走亲访友去了。早晨出门前，我还听到他老伴在门口喊，下班后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生日宴席。客人都要等齐了才开宴。”
武遥被俞市长不露声色地点破心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惭愧。但是为这类惭愧，是不需要把脸红起来的，脸红也没有用，愉快地接受风险率一下从天文数字几乎降低到零的邀请，是战胜惭愧的最佳武器。
进了那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双人院，果然发现对门的一幢别墅楼里，黑洞洞的，显出一副杳无人迹的空旷和寂静。进了俞市长那个灯火通明的家，才发觉这幢外表和其它两个院的小楼相似的居所，原来存在着内在质量上的差别。首先，底层地面不再是光滑的磨矾石上加地毯，而是很精致的柚木拼缝地板。然后是皮肤感觉上的差异，空调装置所放出的丝丝清凉气，使武遥从湿热的夏天，一下重新回到了舒适的春天。由于这人工制造的春天，这客厅柚木地板上覆盖的厚重地毯，就不需要象自己家上上下下居所的地毯，按喜欢有凉快感觉的杨玲的动议，在一个星期天，用汗流浃背的代价把它们卷起来，统统塞入地下室。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装饰、摆设、格调，都和其它常委楼的规格模式大同小异。可见与“一班人”成员的居住条件相比较，班长副班长所搞得特殊化，不，应该说，有关部门强加给他们的特殊化，极其有限。尤其是考虑到年龄和体质上的因素，谁叫他俩是“一班人”中年龄最大的长辈呢？特别是老陆，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症，一身豪气，持续不断地被疾病所磨损消耗。他抱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带病坚持工作。在上级领导关心他身体情况而派出武遥作为革命后来人之后，他与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干劲冲天上云宵。
人人都说江南好春光，可惜江南的春光好而不长，一年四季中，盛夏寒冬几乎要占据了360多天中的大一半，年老体弱的人，就常常经受严寒酷暑的折磨和严峻考验。当然也有陆波这样的人，可以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机动灵活战术，来对付大自然的作难挑衅。按这两年形成的习惯，也就是自1964年初始，省委在他与俞市长的意见分歧方面，老对他老陆波作更多批评，使他心情受挫，对恶劣气候条件的抗衡能力，也相形见绌。因此每当梅雨季节降临时，心脏部位对阴雨连绵造成的低气压特别不适应的陆书记，就不得不逃往不受梅雨天气影响的地方去躲避。紧接着追踪而来的是盛夏，老陆更不能用已经老弱病残的革命本钱，跟酷暑炎热硬打硬拼，秦皇岛、大连港等处，就成为他与天奋斗的临时革命根据地。从十二月份到春节前，陆波同志就呆在温暖如春的昆明或广州，一边遥控指挥锡城市的革命生产，一边轻蔑地嘲笑老天用阴冷湿冬对付锡城市父老乡亲的手段，对他却不管用。然而，遥控指挥总是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双人院别墅楼中装置空调的起因，可能就是想改变老陆在同老天打仗中，老是东躲西藏的被动局面。可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轻快地随身携带随时调节周边气温的空调设备，还没有问世，陆波同志作为市委书记的活动半径，又是如此之大，一年中躲躲藏藏的局面，就未能根本改观。
这一年夏天，也许被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所鼓动和感染，也许要为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树立光辉榜样，陆书记决心与老天爷真刀实枪地打一场阵地战。他不再去秦皇岛，也不再去大连港，总之，不再打着“敌进我退”的旗号，实行流寇主义路线。他从省委书记派遣武遥同志来锡城市协助他工作的谈话中，明确了自己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他一方面对新来的武遥同志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担心他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不了解情况，所以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应该从事的头等大事文化大革命，一边为武遥选派最强最可信赖的恭鹏志作其助手，一边不断地在幕后听取汇报和进行指点。下次再见吧，秦皇岛。下次一定来看你，大连港。锡城市的工作脱不开身，锡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离不开老陆波。他留得及时，留得正确，因为他已经发现：武遥同志在指挥锡城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偏差和问题。在这一天的常委会上，他用很有分寸的语言，向武遥同志提出了警告。然后他信守向自己老婆子作出的承诺，去妻舅家参加生日晚宴。
俞市长虽然跟陆书记在工作配合上有矛盾，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还是愿意尽其所能，作好这种配合工作。今晚就是一个明证。他担心武遥对陆书记的警告没有领会，或者掉以轻心，就既不等待第一把手的明确吩咐，更不作宣扬声张，就趁陆书记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当口，主动积极地把武遥同志请到家里，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
作为开场白，老俞先谈一些又算是题内、又算是题外的话。因为这跟当前文革有关，但是又跟陆书记在常委会的发言无关。他劝武遥作为市文革办公室的正主任，要关注全市的运动情况，特别是对惠湖中学的情况，更应该多加关心。把事情都交给文革办副主任恭鹏志办，是没有尽到领导责任的表现。因为其儿子俞彦也在那所中学读书，俞市长对该校情况，就相当了解，也比较关注。听说有人把学校的教育成果都否定了，还要揪“四家店”的黑后台，俞市长对此感到由衷不安，不得不向武遥请教，问他知道不知道这“四家店”的含义和来历。武遥疑疑惑惑地回答说，好像听杨玲讲起过。俞市长闻言点点头，不提“坚决揪出‘四家店’的黑后台”的大幅标语，正好盖在刻有他亲笔题词“百尺竿头、更上一丈”石碑上的细节，却发人深省地提问道：“这把火到底要烧到什么地方去？”
老俞还提醒武遥，据他所知，他夫人眼下在学校里的处境有些不妙，劝武遥既要管大学里的和远处的事情，也要管中学里的和身边的事情。对惠湖中学的董校长，他是了解的。这么富有革命责任性的同志也要作文革对象，恐怕今后就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校长了！见武遥虽然不吭声，但是皱着眉头显然在认真思索他的忠告，他就并不打破砂锅，而是点到为止，话题一转，回到今天常委会所涉及的正题上。他提醒武遥在苏南工学院，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复杂形势和环境，审时度势，稳扎稳打。还告诉他，幸好有陆书记在背后把关掌舵，工学院党委和工作组也经常有人主动向老陆作汇报反映，相信出不了大的岔子；但是要注意协调，防止牙齿和舌头打架。然后，他询问武遥目前对那所大学里的运动情况是怎么估价的。作为市委主抓工业生产的领导，他特别不希望看到，因为稳不住全市这所唯一高等学府的几千名大学生，而连锁性地冲击工厂企业。因为他听说，在外地，已经有大学生去工厂煽风点火“搞串联”。
武遥对工学院的情况，心里正憋着一大堆话。但是要不是俞市长此刻的提醒，他压根就不知道陆书记也在插手那里的事务。早知如此，他就应该跟陆书记好好通一下气，以免真的使牙齿同舌头打起架来。这段时间来，他看到校园里两股对立的力量，都一个劲儿地朝着激烈对抗的方向运动，双方都以为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都采用同样单一武断的肯定否定态度，对待自身和对方。眼看着那条被文革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所遮掩的社会鸿沟，在人为因素下进一步加深扩大，武遥深以为忧。
如果上升到理论来认识，这种鸿沟也许是集中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消除这些矛盾，无疑必须假以时日。但是，以什么方式加以消除？是以暂时扩大矛盾的做法来最终消除这一矛盾，还是从现在就做起，想方设法缩小有关差别、尽力缓解这些矛盾？武遥知道对这两种立场，党内是有明显不同观点的。面对世界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形势，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显然对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和执著。武遥过去总以为，这不过是中央高层领导在看法和做法上的一般性分歧，因此并不认为这种分歧有什么重大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含义。但是自从毛主席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然后是搞城乡“四清”社教运动，紧接着是当前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越多，观察思考问题越深入，就越是觉得事情并不像他以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这段时期中通过，和工学院师生的广泛接触交谈，他忽然发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即使排除掉那些惊心动魄的政治概念的掺杂，去掉由这种分歧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力，社会不同阶层中的不满、抱怨、紧张、相互反感和对立敌视程度，似乎比他所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从文革以来的报刊文章看，强调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主张，显然成了宣传的主题，武遥记得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专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就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的最顽强的反抗。”显然，目前的党中央领导，已经把是否积极缩小和限制“三大差别”，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来对待，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
除了对中央精神方向性的总体把握，武遥心里当然还有自己的看法：曲湘川和刘海南虽然都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讲，难道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种社会紧张的状况吗？正是基于这种不甚清晰的朦胧把握，武遥觉得对工学院两派对立师生采取调和立场是正确的。他不认为他们之间任何一方，代表了一股与革命相对抗的反动势力，而不过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一种内部磨擦和冲突，就像他在1957年处理那个罢工事件一样，应该十分谨慎、冷静，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方针，加以处理。当然在眼下斗争气氛越煽越热、革命高调越唱越高的情况下，他不能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原封不动地吐露出来。即使对俞市长，他也只能按照流行的大道理，原则性地把工学院的情况和他的看法摆了一下。
武遥对文革局势虽然并没有说深说透，也不可能说深说透，俞市长却好像对他的想法心领神会，摆出一副很了解很赞同的样子，连连点头：“对，稳住大局，稳住大局就是一切。”然而，提要求总是容易的，越是简单明了就越不会有争议。要实现要求，却是困难重重；尤其在方法和途径上，更有说不尽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就拿“稳住大局”这四个字来说吧，说来容易做时难。折衷调和固然是武遥和俞市长一致倾向的对策，用院党委和任旭东所偏好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方法，未偿就不能起到稳定大局的效果。而且如果在他们的背后还站着陆书记的话，武遥面临的形势和处境，就确实会象俞市长暗示的那样，将变得十分地复杂和困难。武遥和俞市长告别时，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觉得这个聚谈有启发，有成果，心里颇感谢，嘴上却不多说，只是双方情思交融地握紧双手，用力摇了两下，刚说完“晚安”两字，院门口的胡同，就突然变得一片雪亮。院门开启处，是满载陆书记全家人的小车，带着耀眼的光柱，缓缓趟入。开车的司机是许洪元，他听见陆书记的老伴疑惑地问陆书记：“跟俞老头握手的是什么人？”
“新来的接班人。”陆书记淡淡地回答说。
[1] 这六大优点是：
①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培养了学生的哲学头脑。
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下厂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热爱工人热爱劳动；达到了一级到二级技工操作水平。
③理论联系实际，增学理论物理，电工学，无线电学等。
④活学活用，反对死读书，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
⑤教师与学生搞“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建立了新型革命师生关系。
⑥政治方向明确，组织形式短小精悍，教学方法机动灵活，有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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