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海
简介：华东师大中文系04级硕士。
1942年5月，为配合正在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纠正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凯丰一起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话》成为此后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成为了整风运动前后期的界碑，也成为整个解放区文学前后期的标志。"1
我们今天评价《讲话》，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因而要特别考虑到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文艺座谈会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2任何对《讲话》的绝对肯定或过分贬抑都不是科学态度。
（1）文艺服从于政治
《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应当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对《讲话》质疑和诟病最多的也集中在这里。如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就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是根本不通的话"。3胡乔木认为，"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4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延安正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为了调动文艺界内一切可以团结和调动的力量为抗战服务，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坚持党对包括文学的领导权，要求将文艺纳入到现实政治的轨道内，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政治家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决定了毛泽东不可能撇开战争和现实政治去专门研究，甚至去虑及纯粹意义上的文艺特征和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阐明党如何领导文艺这个根本的政策问题上。
《讲话》中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也就是说，强调政治并非就是忽视和取消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要将现实革命要求巧妙地融入到文艺作品中去，"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6至于在以后贯彻《讲话》中片面强调政治性，是不合《讲话》原义的。《讲话》说得很明白"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7
延安文艺界内部思想的混乱是促成"文艺服从于政治"观点出台的主要原因。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说"延安是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如果让这'必然性'（注：黑暗存在的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地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部分过于强调暴露的作品，刻意地揭示革命队伍内的"丑恶"与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思想的混乱。整风运动就是要统一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革命作为最大的行动，前提就是要解决思想上的诸种问题，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思想上的任何反复、犹豫都是不允许的。
或许有人会说，统一思想是必须的，但不应当压制言论自由。这种认识是糊涂的。开明如西方自由主义者也断不会同意让错误的思想和观点自由传播，去影响、支配人们的行动。进而言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群众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他们需要正确理论来支持，引导他们前进。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就更是如此。那种无法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只会在群众当中引起混乱的文艺作品，试问它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它只是自娱自乐倒还罢了，可它要传播、要影响到大批人，这是让人无法接受和容忍的。
简言之，文艺是脆弱的，它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王国，必然要附丽于政治。胡乔木以为"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8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多？上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学经常要干政，现在提出"文学服从于政治"，这是否就是降低了文学的地位，缩小了文学的范围？再说，脱离了当时具体情况，对之进行求全责备，作些故作深刻的"拷问"之论，这究竟有何意义呢？
也有人认为，《讲话》中谈到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到现今已经明显过时了，不应再提政治标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很值得考虑的。过犹不及。过去强调"政治挂帅"，过于强调作品中的政治性，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干脆不提政治标准，这是否是种矫枉过正？现在文学艺术界相当的混乱无序，充斥着太多的"脏"、"恶"、"性"，若有正面宣扬崇高、道义、审美的作品，则一律斥之为假道学、虚伪，这是否正常？难道这就是被当今文学界奉为圭臬的艺术标准至上？那么，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诸多的社会问题，是三农问题，是如何在乱中求治，努力保持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的问题。文艺作品能对这些问题保持完全的沉默吗？文学的确应当对人类有所担当，可我们能期望现今的文艺作品担当些什么呢？
（2）文艺服务于群众
《讲话》的核心命题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与民众的关系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倍受关注，但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五四"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文学应关注并表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30年代初期，"左联"积极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但其结果只是自上而下式的化大众而已。这中间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学家缺乏同普通劳动者的沟通和交流，用《讲话》中的原话就是"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这种情况自然是以团结和解放劳苦大众为目标的革命文艺所要反对的。有鉴于此，《讲话》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0这样，《讲话》事实上确立了文艺创作应当遵循的"工农兵"方向，这个论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就其实际后果而言，它在新文学的通俗化指明方向和途径的同时，解决了部分作家创作中的内容脱离群众问题，但客观上也限制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这也是勿庸讳言的。
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大众。文艺大众化主要牵涉到作家们的世界观问题，立场和态度问题，也就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如何为群众服务的方式或方法。如果像某些人只是在口头上大谈特谈其"人学"、关怀和爱，但实际上只是把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抽象化成了一个个没有血肉、仅供其玩赏的符号而已，因此如果没有真正贴近、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愿望，这怎么能够创作出成功的革命文艺作品？怎么能够为群众所欢迎？又怎能达到团结教育群众，戮力御敌的目的呢？这样看来，强调文艺家立场、态度向大众彻底转变是极其重要的。
多数农村群众是不识字的，他们应当如何去欣赏看上去高不可攀、在以前从来都只是专属特殊阶层的人才能欣赏的"阳春白雪"--文艺作品呢？换句话说，文艺家们应当怎样才能创造出贴近群众的作品，以便群众更好地接受呢？《讲话》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很巧妙地把之归纳为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如果文艺家们以为文艺应当"屈尊纡贵"，在不熟悉群众生活的情况下，不顾文艺创作的规律，去"迎合"群众，这样就会把文学变成为一种"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工具。其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1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要先着眼于普及，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爱好，熟悉他们，这样才能创作出大量通俗易懂，又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来满足广大群众，以便"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12普及的过程同时又是提高的过程。普及并不妨碍提高，并且为将来更大范围内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讲话》之后，文学上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内容上新一代欢天喜地的农民群像的产生，以及形式上民间通俗形式的大量运用和发挥，这两个特征促进了文学与工农生活的贴近。13这与众多文艺家们认真贯彻《讲话》的精神进行创作是分不开的。就文学深入底层（工农兵）这点而言，《讲话》的功绩是卓著的，它使得狭隘意义上的文学进入了一个辽阔的创作领域，得到了更多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青睐。
某种意义上讲，《讲话》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论述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故事会》，一份被主流文学界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刊物，但就是这么一份不起眼的刊物，每次印刷量高达几百万册，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文艺大众化的任务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中国的文艺作家们向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人张载语）的优良传统，应当把目光多投向农村和农民，在创作中多些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多些反映农村改革进程的作品。当然，借鉴以往文艺大众化的得失，作品从语言风格到内容形式上都应当充分考虑到农村和农民的特点，那些热衷于进行"后现代"及"后后现代"等等实验的作品是不可能得到众多农村读者的。
（3）"经"与"权"
据胡乔木的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即针对《讲话》说"凡事有经有权"，表示对《讲话》精神的赞同。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知音。胡乔木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14胡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这种说法大致是可信的。
1、"经者，经也，言常道也。"（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一）平心而论，撇开《讲话》特殊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和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谈，《讲话》自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贡献。
其一，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阐述。《讲话》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泉源。"与生活相比，书本上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15这是颇具理论启发性的，对时下理论和创作也很有警醒作用。当代一些作家只懂得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只懂得天马行空地思考和创作，生产出来的作品或鲜有人问津，或很快地就成了明日黄花，最终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殊为可惜。只有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中去，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多样和丰富，也才能创作出真正为读者喜欢的作品。那种惧怕深入生活，只会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地说些痴人式地梦话，是不可能赢得多数读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旧俄时代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如《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深刻而又感人至深，与他坎坷的生活经历是有绝大关系的。他自觉地投身到俄罗斯人民反对沙皇的激烈的斗争中去，与普通民众同命运、共沉浮，对普通民众的遭际和思想了然于心，因此他才能写出不但感动了本国读者，也感动了世界的伟大作品来。试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拒斥生活，不肯深入到群众中去，而是像我们某些作家一样，仅仅热衷于体验新鲜刺激，可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国的鲁迅先生也是位思想锐利深刻的大师级人物，但由于其"圆"而"通"，也使他保持了与底层生活的相当距离，如在《一件小事》中的我之于车夫，正是"五四"新文学中众多以启蒙为己任的作家的真实写照。再如《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更是表达出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疑惧（不要叫醒做梦的人云云）。从要砸破黑暗中的铁屋到最终不得已放弃启蒙的无奈，这中间固有客观的外界因素，但与作家长期脱离普通民众生活，以至于看不到前途与希望有着很大关系。16
其二，对文艺特性的精辟概括。既然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泉源，较之与文艺作品，生活有着前者无可比拟的丰富内容，可人们为什么不满足于日常生活而对文艺作品情有独钟呢？《讲话》认为，这是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当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7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文艺对于人们是必需的，还在于文艺可以把诸如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8这段话对文艺的特性和作用分析得相当到位。
2、"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礼是常道，那么权就是临时的变通了。《讲话》有几处论点，就应当只是权宜的说法：
其一，"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9超阶级的人性到底有无姑且勿论，但人是社会性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简单归结为阶级性，这其中固有其时代因素，但究竟是不完全准确的。
其二，"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20这种说法强调文艺要做到大众化，就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意思大致是不错的。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后来越走越偏，最终到文革中发展成"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绝对之论。
其三，"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呢？......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21我们办事当然要讲求实效，我们也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疏阔和无当，我们希望并切实要求文艺作品注重发挥其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作用，但这究竟和医生开药方治病是有很大区别的。从作品产生的效果去推断一个作家的动机，这是不大准确的。效果难以精确测算，何况就作品的实际效果而言，也是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验的，未可遽将一篇引起较大争议的文艺作品指作"毒草"。
其四，"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2"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不对，同样，如果忘记了森林是由一株株树木组成的，离开了一株株的树，谈论森林可还有何意义？我们不当动辄以"牺牲局部（少数人）"去"保全大局（多数人）"，这种说法本来就成问题。事实上，过多过分地强调多数人而有意无意漠视少数人的利益，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严重点说，是一种亵渎和践踏。
其五，关于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完全局限在工农兵范围之内，这实质上是取消了生活的多样性。文艺应当反映不同的对象和主体，三教九流都应当进入文艺表现的视野。人类社会有三六九等之别，这固然不是追求民主解放、向往平等自由的志士仁人乐意看到和接受的，然而在人类社会实现彻底的经济平等之前，单凭人良好的主观愿望是决难改变这种差别的。把文艺一律化，加以整齐划一，反映的是种全民大同式的建设乌托邦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只是种民粹主义而非科学共产主义，结果只能是取消文艺。
总之，"毛泽东《讲话》是我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文学转向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学理论纲领与实践宣言。"23它不仅在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后相当长时期文学创作发展，而且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还在现实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对于《讲话》，无论我们是毁是誉，是美是恶，它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重视和研究《讲话》的原因。
2007年1月12日
注释：
1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3页。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二版，第61页。
3 同2，第38页。
4 同2，第671页。
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0页。
6 同上，第870页。
7 同上，第870页。
8 同2，第59页。
9 同5，第857页。
10 同5，第861页。
11 同5，第862页。
12 同5，第862页。
13 同1，第56页。
14 同2，第60页。
15 同5，第860页。
16 记得鲁迅之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提到过一件逸事，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有人问鲁迅先生如果活到建国以后会怎样，毛回答说鲁迅要么识大体不做声，要么蹲在牢里继续写。我想：如果鲁迅先生有幸活到了建国以后，他对《讲话》的态度将会如何呢？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再也不会像在二三十年代一样，享有那么高的声望和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17 同5，第861页。
18 同5，第861页。
19 同5，第870页。
20 同5，第864页。
21 同5，第874页。
22 同5，第864页。
23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黄曼君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64页。
我们今天评价《讲话》，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因而要特别考虑到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文艺座谈会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2任何对《讲话》的绝对肯定或过分贬抑都不是科学态度。
（1）文艺服从于政治
《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毛泽东认为，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应当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对《讲话》质疑和诟病最多的也集中在这里。如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就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是根本不通的话"。3胡乔木认为，"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4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延安正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为了调动文艺界内一切可以团结和调动的力量为抗战服务，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坚持党对包括文学的领导权，要求将文艺纳入到现实政治的轨道内，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政治家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决定了毛泽东不可能撇开战争和现实政治去专门研究，甚至去虑及纯粹意义上的文艺特征和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阐明党如何领导文艺这个根本的政策问题上。
《讲话》中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也就是说，强调政治并非就是忽视和取消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要将现实革命要求巧妙地融入到文艺作品中去，"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6至于在以后贯彻《讲话》中片面强调政治性，是不合《讲话》原义的。《讲话》说得很明白"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7
延安文艺界内部思想的混乱是促成"文艺服从于政治"观点出台的主要原因。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说"延安是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如果让这'必然性'（注：黑暗存在的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地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部分过于强调暴露的作品，刻意地揭示革命队伍内的"丑恶"与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思想的混乱。整风运动就是要统一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革命作为最大的行动，前提就是要解决思想上的诸种问题，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思想上的任何反复、犹豫都是不允许的。
或许有人会说，统一思想是必须的，但不应当压制言论自由。这种认识是糊涂的。开明如西方自由主义者也断不会同意让错误的思想和观点自由传播，去影响、支配人们的行动。进而言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群众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他们需要正确理论来支持，引导他们前进。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就更是如此。那种无法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只会在群众当中引起混乱的文艺作品，试问它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它只是自娱自乐倒还罢了，可它要传播、要影响到大批人，这是让人无法接受和容忍的。
简言之，文艺是脆弱的，它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王国，必然要附丽于政治。胡乔木以为"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8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多？上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学经常要干政，现在提出"文学服从于政治"，这是否就是降低了文学的地位，缩小了文学的范围？再说，脱离了当时具体情况，对之进行求全责备，作些故作深刻的"拷问"之论，这究竟有何意义呢？
也有人认为，《讲话》中谈到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到现今已经明显过时了，不应再提政治标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很值得考虑的。过犹不及。过去强调"政治挂帅"，过于强调作品中的政治性，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干脆不提政治标准，这是否是种矫枉过正？现在文学艺术界相当的混乱无序，充斥着太多的"脏"、"恶"、"性"，若有正面宣扬崇高、道义、审美的作品，则一律斥之为假道学、虚伪，这是否正常？难道这就是被当今文学界奉为圭臬的艺术标准至上？那么，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诸多的社会问题，是三农问题，是如何在乱中求治，努力保持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的问题。文艺作品能对这些问题保持完全的沉默吗？文学的确应当对人类有所担当，可我们能期望现今的文艺作品担当些什么呢？
（2）文艺服务于群众
《讲话》的核心命题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与民众的关系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倍受关注，但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五四"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文学应关注并表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30年代初期，"左联"积极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但其结果只是自上而下式的化大众而已。这中间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学家缺乏同普通劳动者的沟通和交流，用《讲话》中的原话就是"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这种情况自然是以团结和解放劳苦大众为目标的革命文艺所要反对的。有鉴于此，《讲话》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0这样，《讲话》事实上确立了文艺创作应当遵循的"工农兵"方向，这个论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就其实际后果而言，它在新文学的通俗化指明方向和途径的同时，解决了部分作家创作中的内容脱离群众问题，但客观上也限制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这也是勿庸讳言的。
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大众。文艺大众化主要牵涉到作家们的世界观问题，立场和态度问题，也就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如何为群众服务的方式或方法。如果像某些人只是在口头上大谈特谈其"人学"、关怀和爱，但实际上只是把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抽象化成了一个个没有血肉、仅供其玩赏的符号而已，因此如果没有真正贴近、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愿望，这怎么能够创作出成功的革命文艺作品？怎么能够为群众所欢迎？又怎能达到团结教育群众，戮力御敌的目的呢？这样看来，强调文艺家立场、态度向大众彻底转变是极其重要的。
多数农村群众是不识字的，他们应当如何去欣赏看上去高不可攀、在以前从来都只是专属特殊阶层的人才能欣赏的"阳春白雪"--文艺作品呢？换句话说，文艺家们应当怎样才能创造出贴近群众的作品，以便群众更好地接受呢？《讲话》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很巧妙地把之归纳为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如果文艺家们以为文艺应当"屈尊纡贵"，在不熟悉群众生活的情况下，不顾文艺创作的规律，去"迎合"群众，这样就会把文学变成为一种"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工具。其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1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要先着眼于普及，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爱好，熟悉他们，这样才能创作出大量通俗易懂，又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来满足广大群众，以便"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12普及的过程同时又是提高的过程。普及并不妨碍提高，并且为将来更大范围内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讲话》之后，文学上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内容上新一代欢天喜地的农民群像的产生，以及形式上民间通俗形式的大量运用和发挥，这两个特征促进了文学与工农生活的贴近。13这与众多文艺家们认真贯彻《讲话》的精神进行创作是分不开的。就文学深入底层（工农兵）这点而言，《讲话》的功绩是卓著的，它使得狭隘意义上的文学进入了一个辽阔的创作领域，得到了更多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青睐。
某种意义上讲，《讲话》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论述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故事会》，一份被主流文学界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刊物，但就是这么一份不起眼的刊物，每次印刷量高达几百万册，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文艺大众化的任务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中国的文艺作家们向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人张载语）的优良传统，应当把目光多投向农村和农民，在创作中多些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多些反映农村改革进程的作品。当然，借鉴以往文艺大众化的得失，作品从语言风格到内容形式上都应当充分考虑到农村和农民的特点，那些热衷于进行"后现代"及"后后现代"等等实验的作品是不可能得到众多农村读者的。
（3）"经"与"权"
据胡乔木的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即针对《讲话》说"凡事有经有权"，表示对《讲话》精神的赞同。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知音。胡乔木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14胡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这种说法大致是可信的。
1、"经者，经也，言常道也。"（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一）平心而论，撇开《讲话》特殊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和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谈，《讲话》自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贡献。
其一，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阐述。《讲话》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泉源。"与生活相比，书本上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15这是颇具理论启发性的，对时下理论和创作也很有警醒作用。当代一些作家只懂得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只懂得天马行空地思考和创作，生产出来的作品或鲜有人问津，或很快地就成了明日黄花，最终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殊为可惜。只有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中去，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多样和丰富，也才能创作出真正为读者喜欢的作品。那种惧怕深入生活，只会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地说些痴人式地梦话，是不可能赢得多数读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旧俄时代的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如《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深刻而又感人至深，与他坎坷的生活经历是有绝大关系的。他自觉地投身到俄罗斯人民反对沙皇的激烈的斗争中去，与普通民众同命运、共沉浮，对普通民众的遭际和思想了然于心，因此他才能写出不但感动了本国读者，也感动了世界的伟大作品来。试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拒斥生活，不肯深入到群众中去，而是像我们某些作家一样，仅仅热衷于体验新鲜刺激，可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国的鲁迅先生也是位思想锐利深刻的大师级人物，但由于其"圆"而"通"，也使他保持了与底层生活的相当距离，如在《一件小事》中的我之于车夫，正是"五四"新文学中众多以启蒙为己任的作家的真实写照。再如《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更是表达出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疑惧（不要叫醒做梦的人云云）。从要砸破黑暗中的铁屋到最终不得已放弃启蒙的无奈，这中间固有客观的外界因素，但与作家长期脱离普通民众生活，以至于看不到前途与希望有着很大关系。16
其二，对文艺特性的精辟概括。既然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泉源，较之与文艺作品，生活有着前者无可比拟的丰富内容，可人们为什么不满足于日常生活而对文艺作品情有独钟呢？《讲话》认为，这是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当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7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文艺对于人们是必需的，还在于文艺可以把诸如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8这段话对文艺的特性和作用分析得相当到位。
2、"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礼是常道，那么权就是临时的变通了。《讲话》有几处论点，就应当只是权宜的说法：
其一，"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9超阶级的人性到底有无姑且勿论，但人是社会性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简单归结为阶级性，这其中固有其时代因素，但究竟是不完全准确的。
其二，"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20这种说法强调文艺要做到大众化，就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意思大致是不错的。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后来越走越偏，最终到文革中发展成"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绝对之论。
其三，"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呢？......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21我们办事当然要讲求实效，我们也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疏阔和无当，我们希望并切实要求文艺作品注重发挥其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作用，但这究竟和医生开药方治病是有很大区别的。从作品产生的效果去推断一个作家的动机，这是不大准确的。效果难以精确测算，何况就作品的实际效果而言，也是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验的，未可遽将一篇引起较大争议的文艺作品指作"毒草"。
其四，"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2"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不对，同样，如果忘记了森林是由一株株树木组成的，离开了一株株的树，谈论森林可还有何意义？我们不当动辄以"牺牲局部（少数人）"去"保全大局（多数人）"，这种说法本来就成问题。事实上，过多过分地强调多数人而有意无意漠视少数人的利益，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严重点说，是一种亵渎和践踏。
其五，关于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完全局限在工农兵范围之内，这实质上是取消了生活的多样性。文艺应当反映不同的对象和主体，三教九流都应当进入文艺表现的视野。人类社会有三六九等之别，这固然不是追求民主解放、向往平等自由的志士仁人乐意看到和接受的，然而在人类社会实现彻底的经济平等之前，单凭人良好的主观愿望是决难改变这种差别的。把文艺一律化，加以整齐划一，反映的是种全民大同式的建设乌托邦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只是种民粹主义而非科学共产主义，结果只能是取消文艺。
总之，"毛泽东《讲话》是我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文学转向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学理论纲领与实践宣言。"23它不仅在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后相当长时期文学创作发展，而且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还在现实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对于《讲话》，无论我们是毁是誉，是美是恶，它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重视和研究《讲话》的原因。
2007年1月12日
注释：
1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3页。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二版，第61页。
3 同2，第38页。
4 同2，第671页。
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0页。
6 同上，第870页。
7 同上，第870页。
8 同2，第59页。
9 同5，第857页。
10 同5，第861页。
11 同5，第862页。
12 同5，第862页。
13 同1，第56页。
14 同2，第60页。
15 同5，第860页。
16 记得鲁迅之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提到过一件逸事，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有人问鲁迅先生如果活到建国以后会怎样，毛回答说鲁迅要么识大体不做声，要么蹲在牢里继续写。我想：如果鲁迅先生有幸活到了建国以后，他对《讲话》的态度将会如何呢？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再也不会像在二三十年代一样，享有那么高的声望和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17 同5，第861页。
18 同5，第861页。
19 同5，第870页。
20 同5，第864页。
21 同5，第874页。
22 同5，第864页。
23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黄曼君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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