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觉醒和发现
——评《白鹿原》
2007-6-22 2:27:03 【左岸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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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问世15年来,新闻不断,争议不断。秦腔版、话剧版的热演和电影版的搁浅，带来了许多话题。这一切皆源自人们对民族宏大叙事文本的殷切期望。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虽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但观者看法却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华阴老腔的使用,陕西腔的对白,都不免外在生硬,而戏剧结构未能传达出白鹿原的"真精神"。近日，又有舞剧《白鹿原》即将上演的消息传来，或许又会是别一个《白鹿原》？
一
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我仿佛一个游子在夕阳下来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烟袅袅，犬吠几声，周遭一片安详。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吱呀呀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长。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就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锅。在从清末民元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飓风掠过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变动，都震荡着它的内在结构：打乱了再恢复，恢复了再打乱。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精神主体，大厦将倾，于是，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我们眼前便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
我也很少看到当代作品中像《白鹿原》这样，把人在历史生活中的偶然与必然的复杂微妙关系，揭示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那种常见的，受某种观念驱使，又让人物去体现这种观念的“手”放松了，一任隐蔽的规律性在作品中自由前行。近五十年岁月，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盛衰兴替，人事沧桑，变动不可谓不剧烈，但是，你将奇妙地感到，一旦舍弃了表层变动，后面是一个深邃的海；几乎每个人的生死祸福，升降沉浮，都是难以预料的，出人意表的，却又是不可逆转的，合情合理的。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没有人能像读有些作品那样，预知主要人物的命运归宿。好像有种不可见的“道”主宰着一切，又好像高踞云端的上苍默默注视着人群，每个人都恪守着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每个人都被自身的利欲情欲驱遣，他们争夺着，抵消着，交错着，平衡着不断地走错房间，最终谁也难以完全达到预想的目标，谁也跳不出辩证法的掌心，大家访佛都成了命运的玩物、天道的工具，共同服从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必然。这可真是令人惊讶的真实，它既不同于非理性的、不可知的历史神秘主义，也不同于把人当作“历史本质”的理念显现符号的先验决定论。
在阅读《白鹿原》的整个过程中我强烈感到，原先的陈忠实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他在什么时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参透了物换星移、鱼龙变化的奥秘？在陕西灞桥镇闭门谢客，著书五载的陈忠实只是朴素地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想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个人的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以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同样的话，别人也说得出，但理性的感知与饱和着生活血肉的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对于创作出《白鹿原》整体意象的陈忠实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觉醒和发现。陈忠实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揭去覆盖在历史生活上的层层观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揭示存在于本体中的那个隐蔽的“必然”。
由于廓清了某些观念的迷雾，浮现出生活的本相，尽管《白鹿原》的取材、年代、事件已被许多人写过，《白鹿原》依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给人以刮垢磨光后的惊喜；惊喜于那么多本在的人物、心理、文化形态何以到了今天才被发掘出来。
《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说它是民族灵魂的一面镜子，并不过分。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它是否具有全景性、史诗性，并不在于它展现的外在场景有多大，时间跨度有多长，牵涉的头绪有多广，主要还在于它本身是否一个浓缩了的庞大生命，是否隐括了生活的内在节奏，它的血脉，筋络，骨路以至整个肌体，是否具有一种强力和辐射力。《白鹿原》正是以这种凝重、浑厚的风范跻身于我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行列。
二
若仅就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它不可能逃出许多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已经提供的范式。白鹿原是一片地域，黄土高原上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塬，散落着几个村庄。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两姓组成，形成一个大宗族，一个典型的基层文化单元，一个血缘共同体组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它具有初级性和稳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广大社会，内涵可以是广大社会的缩影”。于是，《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事实上，《红楼梦》、《静静的顿河》、《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从大的结构框架来说，莫不如此。我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芙蓉镇》、《古船》等，也概莫能外。
然而，方式终究只是方式，问题在于你究竟翻新了什么，注入了什么，有多少独特的、重要的发现，概括了多少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我们不妨拿《白鹿原》与《艳阳天》略作比较——两作的时代背景和主旨不同，但也不是绝对不可比。两作相比，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按说，白鹿村与《艳阳天》里的东山坞，同是北方农村，同属一个文化源流，不是没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可是，东山坞的一切生活形态，一切人物及其心理，都用阶级斗争的漏斗分解过了，尽管浩然在当时允许的范畴内还是表现了难得的才情，全书也不乏细节的生动与丰富和某些人物的活脱的生命，但观念化毕竟排挤和钳制着生活化，肖长春们，焦淑红们，马之悦们，马老四们的一言一动，一怒一笑，无不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只有在“斗争”的间隙，才流露出少许自然的世俗感情和人间气，与《白鹿原》的写法相比，它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啊。对于中国农民性格和灵魂的探索，以及养育他们的文化土壤和精神血缘的挖掘，它都淡化掉了，因而它只能是一部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作品。《白鹿原》写了“最后一个地主”白嘉轩，这个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甚至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艳阳天》倒也写了个地主马小辫，这个人除了念念不忘破坏和变天，他那“心不死”的“心”里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言了。诚然，地主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他属观念的工具还是鲜活的生命，有无丰厚的文化内涵，还是不难判别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艳阳天》对于它的时代而言不失为比较优秀的长篇，但它的构筑太多“左”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廊柱，它在无情的时间的冲刷下东倒西歪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白鹿原》与《关蓉镇》也不是不可以略加比较。这两部作品的时代和主题不同，但概括方式近似，都是透过“小社会”旋转变化来隐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芙蓉镇》也在对历史进行深切反思，那反思集中在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此系当时的提法）所布下的迷阵，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和人物以本来面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恢复和坚持了“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要义，因而它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现实的揭示是深刻的，它对“二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的拥护也是由衷而热烈的、加以奇妙地把湖南山镇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飙巨澜揉合起来，使作品焕发出久违了的艺术魅力。可是，冷静—想，的眼光终究局限在一个短时期内，他虽然扬弃了“左”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狭义的政治本位视角。这当然是当时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和风气所局限，但它不可能不影响作品去发掘更深邃更广大的真实，尤其是影响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的深度。
那么《白鹿原》呢？如果说，《芙蓉镇》的写法是对《艳阳天》的写法的一次否定（哲学意义上的）和反拨，表现了现实主义发展的某些征兆的话，那么《白鹿原》又是对《芙蓉镇》的写法的一种提升和深化，同样传递着现实主义在当今中国文学中推进的最新信息。就在《芙蓉镇》发表后不久，我国思想界兴起了研究文化的热潮，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寻根热”，无论其创作实绩如何，这一思潮乃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把“文化”这一尘封多年的、更为广大的视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扩充了人们审度生活的眼光和认识世界的图式，打破了固守着单一的政治视角的狭局。人们意识到，看取生活的眼光，总会受到媒介和角度的制约，认识活动终究还是主观世界的活动，怎样使这个主观世界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就需要多种视角的互补和矫正，这才有可能趋向本体的最大真实。这并没有取消政治视角、经济视角的意思，而是还须动用文化参照的眼光，学会把事物放到长时期中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本领。《白鹿原》并没有回避本世纪上半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当然它的焦点始终聚结在白鹿原上的宗法制和礼俗化的农村，但是，在这里，无论是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这也许就是《白鹿原》与《芙蓉镇》在把握生活、反思历史上的最明显的不同。《白鹿原》无疑具有更大的文化性、超越性、史诗性。虽然都在观照一个村庄，从《艳阳天》到《芙蓉镇》再到《白鹿原》，作家们的眼光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呵。
为了使《白鹿原》达到足够的心理深度和文化深度，切入历史生活的角度和倚重点也很值得注意。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管巴尔扎克说这话的本意是什么，也不管它有无奥义，由这句话再证之以作品，可看出陈忠实独特的追求。秘史之“秘”，当指无形而隐藏很深的东西，那当然莫过于内心，因而秘史首先含有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的意思。《白鹿原》的叙述风格确乎具有很强的心理动作性；它的笔墨也确乎不在外部情节的紧张而在内在精神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民族秘史”的理解。那自然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民族历史通常是指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一般意义的文化史，那么陈忠实所理解的“民族秘史”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家族秘史。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探蒂固，有如国家的基础，故有“家国一体”之说。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但又不是一般地写家族秘史，他的写法，带有浓重的“家谱性质”，也就是说，他要力求揭示宗法农民文化最原始、最逼真的形态。在看来，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潜的文化土层，而生成于这个土层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我们不会忘记，《白鹿原》以怎样精细曲折的笔墨描写了“天然尊长”借乡约、族规、续家谱来施展文化威力，甚至不吝篇幅把族规的原文都存留下来。《白鹿原》固然是个宏大的建筑，但究其根本，它的础石乃是对中国农村家族史的研究；它是枝叶繁盛的大树，那根系扎在宗法文化的深土层中。所以，与其说它是“通过一个初级杜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不如进一步说，它是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灵魂史。
写宗族制度、宗法文化自然并非《白鹿原》的新发现，鲁迅先生开创的新文学运动早就省察及此，洞若观火；冥顽不灵的赵太爷、鲁四老爷之流也早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里露面，这些代表人物的可憎面目我们决不陌生。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矛头直指宗族罪恶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我们细细检点一番后发现，正面剖视农村家族内部结构的作品并不多，家族尊长曲面目也多少有点凝固化、模式化了，更多的作品把重点放到冲出家族牢狱的新生代身上，家族本身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反倒被遗落了。《白鹿原》恰恰是把白、鹿两族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置放在风雨纵横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正面的、系统的、深刻的综合审视。的视线有时也随白、鹿两家的子孙活动，转向城市、根据地或抗日前线，但那视点始终又回落到家族的历史文化变迁上。而且，最重要的是，的审视是站在今天思想文化高度的重新审视，那诸多的新发现，那宗法文化的余晖和临近终结，就不是过去的文学可以包括。
三
《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倘与另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浓厚的长篇《古船》相比，可以说：《古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
《白鹿原》的，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入腠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来，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犹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库藏。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尤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突现于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面对白嘉轩，我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
白嘉轩是的一个重大发现。现当代文学史上，虽不能说没有原型，但的确没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态，如此细密的笔触，如此的评价眼光描写过他。在经济上，他当过地主，尽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长工，恰好“漏了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具备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写他，不是纠缠在常见的阶级斗争眼光下的善善恶恶，也不是按着常见的反向形象的模式来处理，而是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从文化的根因上来写。对于他的狡黠，迷信风水，视土地如命，倒也没有放过。小说开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买地戏，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运绵长。这不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思维吗？但这些不是白嘉轩的重心所在，由于他终生不脱离劳动，生活方式与自耕农并无不同，他表达的实际是农民的思想情绪，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其实，在静默的、较为封闭的农村，至今我们仍能嗅到白嘉轩的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
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有人发现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与后面的情节关系不大，就认为不过是有趣的楔子或哗众的手段罢了，或认为无非是写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标而已。其实不然。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写这位白鹿原的族长，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内省、自励、慎独、仁爱上去，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麦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那评价是这样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这个评价也是他自己的心迹表露。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他淡泊自守，“愿自耕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一生从不放弃劳动。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他有如一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按说，白嘉轩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压抑人性的，他却表现出非常独立的人格，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大约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吧。如果权且抛开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仅仅作为一个人来欣赏，白嘉轩沉着，内敛，坚强，不失为大丈夫，男子汉，具有强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点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打断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偻着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这个人，真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贯彻始终。当然，这里的独立人格与近代民主思潮所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和他所忠诚的纲常名教，白嘉轩遭受的精神打击异常残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惟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贪色”倾向，被他警觉，及时遏制；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对于白孝文的堕落，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维，毁了的不止是一个孝文，白家要毁了。”孝文倒向荡妇田小娥的怀抱一节，是深刻揭示白嘉轩的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起初这只是“杀人的闲话”，等到眼看就要证实的瞬间，作品写来真有惊天动地，万箭钻心之力：
“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这真是灵魂的电闪雷鸣!能够承受一切的白嘉轩，在这个静静的雪夜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死亡和彻底绝望，他被真正击中了要害。我们不能不赞赏的诛心之笔。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摧毁性的打击，白嘉轩也还没有倒下，可见他的精神之可惧，生命力之泼旺。他说：“要想在咱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这也可说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软。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田小娥死后，尸体腐烂发臭，后来蔓延的一场大瘟疫据说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们无不栗栗自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灭。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确，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是否无条件地肯定传统文化的疑问。只有把与白嘉轩对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来一起考察，才能看出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轩是真仁真义，鹿子霖就是假仁假义。白、鹿两家的矛盾贯串始终，这两家也确乎为争地争权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鹿子霖的巧设风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伤害过白嘉轩。但我以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争，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乡约”，是反动政权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他贪婪，阴险，自私，淫荡，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点寂寞，“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被欲望和野心燃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成材，兆鹏是中共高层领导，兆海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军官，他除了在不同时期从儿子们身上分些余炎，夸耀乡里，井无多少真挚的骨肉之亲。真是尊长不像尊长，父亲不像父亲。白嘉轩对官职坚辞不受，他却为谋官极尽钻营；白嘉轩不靠官职声威自重，他却必须惜一个官名撑持门面。冷先生一语：“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有时又怯懦得可鄙，受儿子牵连入狱后逢人表白，以泪洗面。当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绝到了万劫不复，“麦草事件”中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一报一还，耳热心跳，潜台词丰富，但终究还是在乱伦的边缘收住了脚。再说，他的贪婪燥热，急功近利对白鹿原的沉滞生活也许还有点推动作用呢。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像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是，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噬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他怎不倍感身心交瘁呢？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就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这个悲剧也没有绝迹，现代国人不也为找不到精神家园和文化立足点而浮躁、焦灼吗?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昔日滋水县令授予“仁义白鹿村”的荣耀已成旧梦，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却接踵而来，他无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为“烙烧饼的鏊子”了。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巨痛深。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文化信仰。他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凭依，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务，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续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不是一个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吗?
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我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白嘉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于，缺乏更清醒的悲剧意识，小说临近尾声如强弩之末，白嘉轩的悲剧性本应愈演愈烈，却放弃了最后“冲刺”，逆使“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力量的挽歌情调大为减弱，实为全书最大之遗憾。
四
《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白鹿原》一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抛开一个阶级—个典型的成见．我们将发现，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们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异常复杂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__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暗环境中绽开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渴，但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颤栗，新奇的感觉，写来可以当作抒情诗读。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的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的社会承认。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无依无靠，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错了对象。她诱骗狗蛋，已有为虎作伥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裤子码下来”，则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白嘉轩用“刺刷”让人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这固属封建礼教对她的摧残；她以牙还牙，诱白孝文成奸，给“清白”泼污水，也不失为于与汝偕亡的决绝；可是，受鹿子霖操纵，却等于助纣为虐，又使仅有的一点正义性打了折扣。这是多么复杂的纠葛啊！善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实难简单判断。
这个“龙物”、“淫妇”以仅剩的性为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亵渎着，肆虐着，她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反过来又给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设陷阱败坏孝文的名声，本出于报复的恶念，目的达到后她却没有欢悦，只有沉重；她对孝文原本满怀敌意，待孝文倒入她的怀抱后，她又顿生爱怜之情；她教孝文抽大烟本是出于爱惜，结果使孝文加倍地沉沦。这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她是连自己也以为下贱的，但在构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欢”之夜里，性事完了后她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怪的举动，可说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最奇特、最恶谑、最蔑视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来。这一笔堪称绝唱。鲁迅先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的写田小娥，真也近乎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恶的方式生，又以恶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杀害，但鹿三并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笃信礼教的劳动者，"义仆",连鹿三都不能见容，可见宗法文化对她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她当然斗不过白嘉轩，白嘉轩有巨大的靠山，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的道统，她没有靠头，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只有还算年轻的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她死后尸体腐烂了，居然引发了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这个恨世者用她年轻的生命表达了对旧文化的抗议，尽管是病态的、有毒的抗议。
同样怵目惊心的，是白孝文的命运突变，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传统文化从外面压碎的话，那么白孝文就是从旧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险些自我毁灭的浪子，他的文化拷问意义比田小娥更深刻。为了培养这个族长的接班人，白嘉轩耗费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厉厉，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负厚望，一副非礼勿亲、端肃恭谨的神态，他从精神到行动都俨然新任的族长了。可是，这个孝子贤孙却像沉默的活火山潜藏着危险。这一点连白嘉轩都没有觉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诱惑等于打开牢门放出了他躯体中的野兽，尽管他起初怒斥着这下贱的女人，但恶兽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锢解除后便欲海难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觉中无力自拔，成为人人不齿的败家子。这个从德高望重的白家门楼逃逸出来的不肖子孙，经过了从灵的压抑到肉的放纵的迷狂；他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因而只能受躯壳支配，“世界也就简单到只剩下一个蒸馍和一个烟泡儿”了。小说写他与田小娥最初的性活动，“那个东西”戏剧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实是在写灵与肉的分离、礼教的压抑对人的残酷的戏弄，颇为深刻。
诚然，揭露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并不是个新话题，但是，站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发现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灵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怜、扭曲、变恋的惨象，就具有了现代意义。的笔伸向人的潜意识深层。比如，鹿子霖的儿媳妇，新婚一夜后，就不能再过正常生活，丈夫兆鹏十分厌弃她且渺无踪迹，她渐渐产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性挑逗加剧了她的谵妄，肉体成为罪恶的牢狱，这个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最终陷入不能自拔的绝路，患上淫疯病，终于死去。礼教杀人，杀得惨酷，她的牺牲几乎找不到凶手。
也许我们会感到困惑：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吗?其实，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怎样使人从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行的被动的活动史，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试想，如果不是把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与许多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作品又有多少区别呢？它还能拒绝平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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