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金光大道”
文 / 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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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再思考
李云雷
1、 未完成的“金光大道”及其论争
《金光大道》是浩然从1970年12月动笔,历经七年陆续写完的,小说共分四部,二百余万字。第一、二部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那之前,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未完成”的。
与小说同样命运的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分上、中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5、1976年推出,上集改编自小说的前两部,导演是林农、孙羽,中集改编自当时没有公开出版的小说的第三部,由孙羽导演,而与上、中集合乎逻辑地相连的“下集”再也没有拍出。
小说与电影之所以“未完成”,与“文革”结束后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有关,这主要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农村中人民公社制度的废止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换句话说,在“十七年”与“文革”时期被认为是“金光大道”的路线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因而被中止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政策与路线的“金光大道”也是未完成的,这主要是指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农村发展道路,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这些正是《金光大道》所描绘的主要内容,因而对小说与电影的批评与论争,也总是与对那一段历史、政策的评价纠缠在一起。
《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是：土改后,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领导下,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发家致富”路线和漏划富农冯少怀的斗争中,成立了天门区第一个互助组与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电影),并在最后组成了“大联社”(小说)。电影与小说集中表现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做了否定的回答。其基本结构是:作品中的人物,经过阶级斗争的教训与痛苦的实81践,最后选择了“金光大道”———也就是合作化的道路。
1994年《金光大道》重新出版后,围绕着浩然的创作与《金光大道》,在1994年与1998年曾经有过两次争论,蔡诗华在《历史是一面镜子———浩然及其作品评价》①一文中对这两次争论做了概述,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相关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主要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浩然在“文革”中的表现的看法,另一是对他的作品的评价,而这两方面又都与对合作化道路的评价相关。比如袁良骏就说,“如果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真是什么‘历史的壮举’,浩然的这两部小说自然会‘垂芳千古’。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公社化,对五、六十年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中国农村来说,都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左倾幼稚病’。正因为它幼稚可笑而又强制执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个农村、整个农民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②
而面对这样的指责,当时北京市的文联主席管桦指出,“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是对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否定,他们把反映互助合作的作品与后来我们党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混为一谈。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共产风、一平二调等一些脱离了生产力实际水平,是我们党探索的路上出现的问题,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组合作化。正是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脱离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调整为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形式。这个正是在当年互助合作化基础上的调整。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家庭联产承包,绝不等同于互助合作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互助合作化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它是我们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一种探索,它是带领农民都富裕起来,绝不是要把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③
仅仅基于政治正确与否的讨论,无法对作品做出适当的评价,本文的用意也并非要对这部作品做文学价值上的评判,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做出了恰切的分析。④本文试图要做的是:在对新时期以来农村道路反思的基础上,探讨在今天互助合作与强调阶级意识的方式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是否可以被用来解决一些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在此基础上,笔者也将关注浩然的写作方式及其作品关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能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发。
2、“发家致富”与政治成熟
在《金光大道》中,村长张金发贯彻上级“发家致富”的政策,提出了“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的口号,在芳草地开展了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发家竞赛”,而高大泉、朱铁汉等人则坚决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影片的上集中,最令人吃惊的镜头是,朱铁汉用铁锨狠狠地铲去了“发家致富”的口号,这口号是张金发刷在高阶地两侧墙上的,高阶地在旧社会是地主歪嘴子的住宅,土改后成了村里办公的场所,这里的斗争隐喻着芳草地高层的斗争。这一段镜头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来说,“发家致富”已经成为了如此天经地义的事情,它不仅有着传统社会的基础,而且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倡导和实行的政策,很难想像在此之外有另外一条路,而在这里它却遭到了如此激烈的反对,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现在看来,《金光大道》对“发家致富”道路的批判不无过火之处,土改结束之后,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鼓足干劲去增收粮食,即使仅仅是为个人与家庭,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过于匆忙地搞“集体化”,难免受到一些人的抵制,此后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过渡,也全然没有顾及到农村的现实情况与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难免归于失败。这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政策所纠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活力正在于对农民“发家致富”愿望的尊重与理解,“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简洁明了的政策明确地规定了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给农民个人与家庭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因而使我国农村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不过自90年代以来,我国“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专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性的建议,比如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费改税”方案,就提出了“缴够国家与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
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对“发家致富”的反思人手,探讨有关得失,以冀能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所裨益。改革开放后对“发家致富”的重新肯定,既与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有关,也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的兴起有关,并越来越受到后者的支配。这一政策的优势如上所述,在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对“发家致富”的过分肯定,也逐渐显示出了其弊端,那就是过于重视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以市场中的价值来衡量一切,这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说基于自由竞争的“发家致富”尚有一定的活力,那么建立于不平等市场关系之上的盲目的“发家致富”的追求,则必然会滑向权力或其他社会资源的大规模寻租,而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市场”与“经济自由”在此也发生了质变。韩毓海指出,“作为一项政策和宣传的‘自由放任主义’表达的意思并不是‘经济自由’的要求,雨是要求整个社会按照工具理性的行为来行事,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突破了哈耶克式的‘游戏规则’,因为哈耶克坚持必须把市场的原则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之内,而绝对不能让这个原则渗入社会,特别是瓦解包括家庭在内的传统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⑤
这种将经济关系置于整体社会关系之上,由利益来设定人们的行为、诱发人们动机的做法,不仅抹杀每个人的个性,使得整个社会在“无人统治的科层制”(汉娜·阿伦特)之下日益趋同,而且在社会层面上也造成了诸多弊端,比如只重视个人的或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比如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下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这里我们将仅就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经济发展与民族整体利益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这一点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德国有不少相似之处。
甘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 ｍａｔｕａｒｉｔｙ),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⑥韦伯这里的“政治成熟”,是指“这些阶级(领导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利’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⑦
在韦伯的分析中,当时德国的所有阶级———容克阶层、市民阶级、无产阶级,都还没有达到或已在走向政治成熟(这已为德国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因而迫切需要“政治教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我们政治经济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学科的终极目的。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经济科学也同样走向以腐蚀政治本能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察,把这种景观当做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乃是十足的错觉,那么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已多么不幸地误人歧途。”⑧
在上引甘阳的文章中,则将“政治成熟”的道路进一步归结为“大众民主”。他指出中国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大众民主”才能凝聚起广泛的民族国家认同,而这则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来源,只有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在各个阶层、地区的谈判中才能充分把握住民族的长远利益。⑨
无论是“政治教育”,还是“大众民主”,都需要各个阶级或阶层有充分的阶级意识,只有各个阶级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斗争,才能使政治生活与“政治成熟”成为可能,这一点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比如农民尤为必要。就此而言,《金光大道》中流露出的阶级意识,是值得我们深人思考的。
3、 被遮蔽的阶级意识
贯穿《金光大道》的线索,是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领导下在两方面展开的斗争:其一是与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推行的“发家致富”路线的斗争,另一条是与漏划富农冯少怀、地主歪嘴子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的斗争。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不仅“社会主义新人”高大泉、朱铁汉具有,而且老一代农民如铁汉妈、周忠老汉也具有,这虽然不无夸张,却也充分显示了那一时期“政治教育”的成效,值得批评的倒是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了。
事实上不仅《金光大道》和浩然此前的《艳阳天》是这样,“十七年”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也是以这样的线索结构全篇,这一方面造成了这些作品结构上的彼此雷同,“公式化概念化”,另一方面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也使作品烙上了那一时期极左政治的印迹。这些大大削弱了这几部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上的价值,尤其写作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更是如此,但这并不表明这些作品就一无可取,作为一个时期的经典之作,它们在文学与历史两方面都能给我们以启发,本文中将主要探讨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阶级意识及其现实意义。
在一篇比较《金光大道》和浩然80年代作品《苍生》的文章中,叶君认为,“随着政治理念的不断强力灌注,到写作《金光大道》时,这一标榜(指浩然所说的‘写农民,为农民写’)已被置换成‘写政策路线,给党写’。今天看来,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强大的遮蔽。”“如果说,阅读《金光大道》让人产生真实被遮蔽的窒息感和企图窥探真实的焦虑感的话;那么阅读完成于80年代末期的《苍生》,则使人体味到一种敞开之后感受真实图景与活的人物的舒畅与快意。”“笔者所谓《苍生》的敞开云云,归根结底是作家审视的目光对于‘人’的敞开;而《金光大道》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艳阳天》的所谓遮蔽,也是对于‘人’的遮蔽。在二者的对比阅读中,我们触摸到的是浩然呈现于文字里的心路历程。”⑩
在这里的分析不无一定的道理,但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却使文章也“遮蔽”了一些东西,比如《金光大道》在“政治理念的不断强力灌注”下遮蔽了一些东西,却也同时敞开了“阶级意识”,而《苍生》在对“人”敞开的同时却也遮蔽了“阶级意识”。在分析中对“人”的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以来“文学是人学”观念的影响。指出,“打破单一政治视角的遮蔽,在浩然视阈里首先敞开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农民们所面对的性和婚姻伦理问题,小说里把它地道农民式地表达为‘熬光棍’和‘打光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阶级性或阶级意识被“人性”取代后,对“人性”的关注也很快集中于对“性”的敞开,而这也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的一个线索: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精神的爱的探讨,经由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等对“禁区”的不断突破,到90年代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是顺理成章的,现在文坛上欲望写作已呈泛滥之势,并逐渐商业化与市场化,成了为娱乐与消遣而生产的一种文化工业,这一现象及其历史发展脉络是我们必须反思的。自然我们不能抹杀《爱,是不能忘记的》与《苍生》等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说《金光大道》体现了“文革”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苍生》等作品也体现了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们在敞开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都遮蔽了一些东西,而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警惕与反省,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则因反思不够,所以更具有潜在的遮蔽性。对人性的关注无疑是应该的,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导致“性”文学的泛滥,并不比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或阶级意识的文学更高明,而在今天,我们更缺乏的是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浩然下面这段不无愤激的话:“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糟蹋我。当前中国文坛野草杂生,妓女、土匪充斥书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写旧中国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脚缠足等等破烂货的展览,而对我写的反映建国后农民运动、群众斗争的作品则恨之入骨,不仅大动肝火,还‘以势压人’地对我大加讨伐。对于这号所谓作家、实际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
不仅在文学界,思想界也经历了一个“阶级话语”与阶级意识逐渐消泯的过程。根据韩毓海的研究,最早是从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引入了人类的“类本质”概念,以青年马克思来反对后来马克思对阶级性的强调,随后在“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中逐渐展开,形成了一套新启蒙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话语。进入90年代后,学术界虽然出现所谓“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但以所谓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启蒙观念仍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主导价值观念。这套观念以抽象的“人性”来观察世界,而并未将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结构中来思考,从而逐渐抛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话语。在当今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不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值得深入思考,马克思的阶级话语也必须重新纳人我们的思想视野。卢卡契认为,阶级意识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把握的东西。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⑿
同时他认为阶级意识不是超验的,而是“被赋予”的,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中的产物。那么,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阶级意识”又是被谁赋予的呢?卢卡契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共产党赋予的,在这里他所说的是列宁意义上的政党,这样的共产党在他看来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这是卢卡契在专门谈“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时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就可以发现一些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化,在阶级意识的生成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金光大道》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它不但产生于农民的阶级意识,而且在赋予农民阶级意识上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今天,农民在文化上很少受到关注,他们在文化上所处的地位与他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相似的,而农民要在现实社会中提高自己的位置,首先需要在文化上有所反映,尤其需要具有阶级意识的作品以代表自身的利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4、 农民文化和“文化霸权”
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浩然说自己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作家是个“奇迹”,这引来了不少非议与攻讦。浩然为何这么说,批评者从哪种角度进行批评,这一争论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浩然说,“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艺界刮起一股风,对我这个人,对我的创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时,我意识到,有必要站出来,自己把自己说清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而且要当作家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萌生了搞文学的理想,而且越往文学这一行靠拢,干起来的决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我闯进文学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时,我由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加入协会组织,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我想这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胜利的法宝之一农村包围城市乙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经济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⒀
焦国标在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中说,“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Ｏ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⒁
章明在《浩然的确是个“奇迹”》一文中指出:“……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内心中把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是‘奇迹’,也就只好承认他是‘奇迹’了。……提起《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作品,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行推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广大农村变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场……”⒂
以上这两篇慷慨激昂的批评,一篇充满道德的义愤,一篇在政治上进行了谴责,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浩然“文革”时期历史的关注。就此管桦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以及他自己的认识是做了结论的。”
在道德问题上,作为历史中的后来者我们并不天然就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而对1960年那场灾难,责任也不应该由浩然一个人担负,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一个作家,浩然的失足既是铁的事实;也是半自觉半被迫的,这一点老作家马烽已为他提供了公开的旁证。而另一位老作家玛拉沁夫甚至说:“假如是我,如果有那样的机遇的话,会比他走得更远。”这两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历史的与辩证的态度,同时也只将目光投向了过去,而忽略了浩然所说的在当下的意义,其根本之处在于对浩然所说的“奇迹”与“代表”的误解,这在当代中国,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文革”时期浩然被利用固然是不容否定的,但他之所以能被利用,一方面在于他突出的文学才能,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脉络中,或许也只有在这一脉络中,我们才能理解浩然所说的“奇迹”的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列宁还在一九Ｏ五年就已着重指出,我们的问题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我们的文艺工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人工农兵群众、深人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⒄
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在延安才涌现出了赵树理这样的“文摊作家”和《白毛女》这样的戏剧,才形成了后来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从40年代到60年代,农民价值理想与文学观念对历史发生了巨大作用,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主人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工农兵’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工人与士兵大多是刚刚换上工作服或军装的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赵树理、马烽、康濯、周—立波、柳青、李准、梁斌等等作家对农民的描写,可以说再现了农民的斗争史与创业史,再现了农民身上那种人格精神与道德理想,《红旗谱》与《创业史》最具代表性。浩然不过是一个后来者,是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却也是把这一文学传统推到了最后‘高度’的后来者。”⒅
对于浩然这样只上过三年学的穷苦人家的孩子,能成长为一个作家,的确是一个“奇迹”,浩然说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同时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也属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解放前延安之外的地方固然不可能出现“农民作家”,而在“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又有哪些作家是由农民成长而来的呢?或许在今天我们更能理解浩然的意义,“文革”结束后,“多年来他(指浩然)一直坚持50年代作协系统的‘老作家带徒弟’的工作方式,辛勤培养业余农民作家,并于1991年创办迄今为止惟一的农民文学杂志《苍生文学》,专门发表农民作家生产劳动之余的创作,还帮助他们出版作品,……尽管十余年来,在《苍生文学》上发表过作品的农民作家数以千计(仅浩然亲自指导过的就有600多人次),但至今没有成名的,按浩然的话说是‘都没有成长起来’”。浩然在1990年就任《北京文学》主编后曾表示,《北京文学》的办刊方向除“从内容到风格上努力突出北京的特色”外,还应“下大力气在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年中发现和培养那些生活在工农中间和‘四化’岗位上的”。《北京文学》1990年第10期以头条发表京郊青年陈绍谦的《陈绍谦小小说25篇》,还专门为其组织作品研讨会,“以如此规格推出一位业余的作品,不但在《北京文学》是首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刊物中也是相当罕见的。”⒆
之所以“相当罕见”,之所以“都没有成长起来”,应该说不仅仅与农民作家的写作能力有关,也与其他阶层和知识精英的文化霸权有关,这里的“文化霸权”是葛兰西意义上的。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再是依赖暴力,而是依赖舆论,依赖于它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控制。而霸权的形成并不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愿,而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谈判后产生的,是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也就是说,文化霸权并不是通过打压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首先颠覆它的文化霸权。这里所说的虽然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策略,但对于同样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来说,也可以给我们以相当的启发。毛泽东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文学实践,正是为农民在文化上争夺“霸权”的一种努力,虽然具体历史中的实践不无种种遗憾和曲折,但这样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对于我们今天反思文坛与农村的现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也让我们知道,一个愿意为改善农村现状做些事的作家或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去做。
5、“金光大道”的启示
以上我们分析了《金光大道》在“发家致富”、阶级意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等对于我们的启示,这不仅仅与这部作品相关,也与我们当下的农村处境和文化处境有关,正是从我们的处境去看,这部作品才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和启发意义。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曾困扰过我们的前人,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从其得失中引出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能更好地前进的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未完成的“金光大道”也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在农村实践的一次挫折,这包括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合作化道路、阶级斗争的方式、文艺上的“工农兵”方向等等,如何从这些历史中汲取合理性的因素,以新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现状和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历史任务,本文只不过是力图去面对历史的一次尝试。
苏联解体后,福山曾发表文章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并未能掩饰其内在矛盾,并且随着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弊端:不仅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全球不平等的交换和分工的基础上,而且随着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这个世界体系也在瓦解过程中,他们是一个到处套利,四处流窜的“国际资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不得不把实现平等和公正,把增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尊重和控制当作人类生存和历史体系能够存在的最低的、最起码的条件,这不是理想,也不是高度发展之后的‘第二步’,而是为了防止人类堕入野蛮的最起码的第一步。因而这也不是希望,而是事实,残酷的事实。”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又要避免走极左政治的老路,这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信心坚持走下去,就让我们以《金光大道》结尾处高大泉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他说:“同志们哪,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闯下去。”（21）
①《历史是一面镜子———浩然及其作品评价》,载《文艺理52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第128—135页。
②《“奇迹”浩然面面观》,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25日。
③ 《管桦对“争议浩然”现象的一点看法》,载《名家》1999年第6期。
④比如洪子诚《浩然和浩然的作品》,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ｗ.ｃｏｍ/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ｂｏａｒｄＩＤ=15＆ＩＤ=7743＆ｐａｇｅ=1
⑤⒇韩毓海《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批判》,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2期。
⑥⑨甘阳《走向“政治民族”》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ｗ.ｃｏｍ/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ＢｏａｒｄＩＤ=15＆ＩＤ=3466
⑦⑧《民族同家与经济政策》,见《韦伯文集(下)》,第397、403—4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⑩ 以上参见叶君《遮蔽与敞开———关于〈金光大道〉和〈苍生〉的对比阅读》,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ｗｗ.ｃｏｍ/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ｂｏａｒｄＩＤ=25＆ＩＤ=8244＆ｐａｇｅ=1
⑿《阶级意识》,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3、135、10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⒀李世琦《浩然答本刊记者问》,载《名家》1999年第6期。
⒁《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
⒂天津《今晚报》副刊1999年4月3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8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⒅张德祥《我所理解的浩然》,载《名家》1999年第6期。
⒆以上引文参考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第69—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1）《金光大道》第4部第702页,京华出版社1994年版。
2004-11-19 22:28:52 发表 | 责任编辑：刘丽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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