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那儿》（以下简称《那儿》）是曹征路先生的一部小说，载于《当代》2004年第5期。小说的线索单纯，情节不复杂，人物亦有限。中心人物是小舅，作为象征参照的还有他家的义犬罗蒂。这是一个“企业改制”过程中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工人谋求生存和抗争的故事，是表现和追求尊严的故事。
作品中两次死亡都写得惊心动魄。
先是小舅家的狗罗蒂的死。罗蒂因为一生仅有的一次欢愉——离开它的主人月月（小舅的女儿）一会儿与花皮狗幽会而无意惊吓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下岗女工杜月梅，偏偏这杜月梅原是小舅的徒弟二人又有着一份特殊情意，杜作“哨兵”也是生存所迫因而得到所有工人新村人们的同情。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和责任、内疚的共同作用下，小舅被迫做出了把罗蒂送到二百公里以外抛弃的选择。可这狗太通人性、太聪明了，一个多月历尽艰辛身负重伤地找了回来，偏偏又赶上小舅为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外出上访失败而归，却得不到同是工人阶级的“老少爷们兄弟姐妹”的支持和理解，“感受到人世间冰寒彻骨的悲哀”的那个晚上。小舅把悲愤暴怒发泄到罗蒂身上，是小舅逼死了罗蒂，是工人新的人们逼死了这有情有义有尊严的狗。而它的死也预示着不肯放弃尊严的人之死。“罗蒂是自杀身亡的，这点确凿无疑。……任何一条有志气有感情有尊严的狗都受不了，何况是罗蒂？它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与其再度被冷酷的人类抛弃，它还不如自寻了断，在这个世界里寻求彻底解脱。……它闭着眼，只有额头的两撮白毛还支楞着，像鲜亮的眼睛，像黑夜里的星星，冷竣，高傲，威风不减。……有人轻轻叹息，说人不如狗啊，人真的不如狗啊。后来又有人抬杠，说人怎么能跟狗比呢？人活得本来就不如狗嘛。”
小舅的死更是撼天动地。在他全力抗争却屡遭背叛、欺骗、利用之后，在他被资本、权力剥夺一空后，特别是他再也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时，他选择了死。他死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用曾经的生产工具——空气锤砸死了自己。“那一刻他没有犹豫。另外，此前他也过了一把瘾：那台空气锤周围，扔了一地的酒瓶子，还有一堆新打的镰刀和斧头。镰刀有长的短的，带齿的带钩的。斧头有宽的窄的，带改锥带撬爪的。我猜他站在火光里，抿上一口酒，然后叮叮铛铛敲打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快乐的。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热爱的一种生活，那才是他身心舒畅灵魂飞升的舞台。”他和罗蒂一样，都是为尊严而死，“他的方式正是罗蒂的方式，他的绝望正是罗蒂的绝望，他的命运罗蒂早就暗示给他了。”
蝇营狗苟是汉语用来形容不顾廉耻、投机钻营、苟且偷生行为的词，这样的行为是不齿于人类的，而作为畜生的狗尚可。《那儿》却写了一条“义狗”，偏偏是比人还要有尊严。这分明是告诉人们，没有了尊严，狗尚且不能苟活，何况人乎？罗蒂之死与小舅之死都是惊天地泣鬼神：没有了尊严，罗蒂活不下去，小舅也活不下去。而现实中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没有尊严地活着、活下去，真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在这不需感叹“人不如狗”，而是要问究竟是什么让人放弃比生命还贵重的尊严？究竟是什么让人活得不如一条狗？！
小舅的人生际遇展示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评价体系的变化，也展示了尊严的失落过程。
“小舅是个天才的技工，车钳锻铆焊没一样不精通，年年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维修外轮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威镇老外，为祖国争过光。而时过境迁，本领再高强、技艺再精湛都过时了，传统工业中的技术工人面对当今社会的高科技产业、虚拟经济时变得一钱不值，反而成了企业改革的负担，成了失业下岗的“4050人员”。
小舅正直、磊落，他评上过省劳模，只要“稍微会来事一点就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但是他不会讨好领导，也没有官瘾，只当了个破工会主席。而他却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看着厂子垮了，工人们生活困难，就不能无所作为。“我们厂落到这个地步是有原因的。别的厂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可我们厂我是一本清账，我是眼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把厂子整垮的。他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他目光如炬气势如虹，很正义”。可这正义在现实中屡遭挫败，同伴们甚至至爱亲朋也都认为是以卵击石，只当是陪他“玩上一把”。“小舅就是这样的人，他认准的道理是不可拐弯的。可是他在那儿一惊一乍地喊，十分痛苦十分正义，在我看来就二十分可笑。就算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把工厂当成自己家的人，又有谁信？就算你把这个事搞成了，又有谁来感谢你？这话我没有讲，我要讲出来他能把我拍死”。
小舅厚道，对同事、对朋友、对家人，当然还有对女人。原本是工人们枯燥生活中找乐的一次恶作剧，却成就了小舅的婚姻。因为他认为做出了承诺就得负责任。“小舅说，我都那样了，还怎么改？我妈说，哪样了？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可小舅坚持说：我都那样了，我都那样了！在小舅看来，他都那样了就等于作出了承诺，他就不能不负责任，否则他就真是流氓了”。包括对他曾经喜欢过的杜月梅，这种责任感也放不下，“这个女人从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单纯，跟在他后面师傅师傅地叫着，咯咯咯咯地笑着，如今为了三十块五十块就能随便跟人睡一下！她没有法子，因为她还是个母亲，她还有一个住在医院里的孩子。可她心里还有尊严还有向往，她不能让小舅看不起她。这些都让小舅很受伤害，他不能不对这个女人，还有跟这个女人一样的工人负起责任”。如今这种情感生活方式只能让现代年轻人感觉“奇特”。
小舅是美的，“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打铁时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呱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美来自心灵的快乐！），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老师带学生到江南来写生，小舅光膀子打铁给他们看，看过了个个都叫美。真美，美极了。有个女学生摸着小舅的后背激动得浑身发抖。然后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幅油画，名字就叫《脊梁》，这幅画今天还在省博物馆收藏着”。而按照当今的审美趣味，“市百货大楼门口天天表演内衣秀都没人看，那种画搁今天白送人还嫌占地方”。而现在的小舅也变成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
……
时代不同了，精湛技术带来的职业尊严不值钱了，正直诚实代表的人格尊严不值钱了，善良被看作愚蠢，无私被认为有病，高尚变成了可笑，连美和丑的评判标准都改变了。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还给人剩下了什么尊严？！还有什么能让人保持尊严？！
所以，“小舅的错误在于，他根本就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的悲剧不是当不当干部，也不是有没有手艺，而是他心中有个疙瘩始终解不开。他太认死理了，只有一根筋”——有尊严地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这是《那儿》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示。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罗蒂是悲剧，小舅是悲剧。文学作品以高度凝练的方式诠释现实生活悲剧让人痛彻心扉，而摧毁尊严的悲剧决不仅仅发生在企业转制当中，这悲剧是整个社会的。
作品的篇名来自于文中患老年痴呆症的外婆（小舅的母亲），她执拗地把“英特纳雄耐尔”唱成“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别人纠正说“不是那儿”。她说“就是那儿，那儿好！”“那儿”是相对于“这儿”的，“这儿”不仅剥夺人的物质生活，而且把人的尊严剥光了，而“那儿”是她（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她坚持认为“那儿好”。
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使命
《那儿》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蕴含着经济学、社会学的诸多问题。国企改革、社会转型过程，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转制带来的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及其家庭生活的困境，社会保障与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重新建构，新失业群体的产生，社会变迁与人们的心态史，价值体系与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等等。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洞悉人与社会、传记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并不断地穿梭于其中；揭示个人生活模式和宏观历史进程之间的微妙接合关系，用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去洞察和破解社会生活的隐秘；承担起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这些正是社会科学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使命，也构成从事学术事业的内在冲动。在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下，小舅和杜月梅们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和他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无疑是历史巨轮下的铺路沙石，是被剥夺、被损害和被侮辱者，然而被碾压的沙石难道不应该被关注、被记录、被表述吗？毕竟那是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那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
《那儿》的是令人钦佩的，他力图用小说去做社会历史和精神道德的承担，他同时肩负了社会研究者的责任，他也着实令各路“精英”羞愧汗颜。
“我们主编操心的都是后现代问题，比如我市有多少人买了第二套房第二辆车，为什么野菜比蔬菜贵，吃骨头比吃肉还养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更符合人道精神，看谁能勇敢地面对乞丐”，等等。还有西门庆对苦难的后现代诠释：“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小舅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还有性能力吗？没有精彩的性狂欢，苦难怎么能被超越呢？不能超越的苦难还能叫苦难吗？”
再看看经济学家、处长、博士的嘴脸：
小舅到省城上访，“来一个处长找他谈话，自称是美国回来的博士。博士开口就叫他先回去，然后又说一通工人阶级最拥护改革最通情达理最有组织纪律性之类的话”。在小舅不依不饶地为工人兄弟说话时，他的嘴脸又完全不同了：“不要动不动拿三千人说话，你能代表三千人吗？组织上怕你吓唬吗？小舅说，我没有个人要求，我不想吓唬谁，我就是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博士说：很好，既然你提到国有资产，你知道国有资产谁有处置权？是你吗？你连企业法人都不是，你来谈什么国有资产？你不是瞎掰吗？”
其实在有着生存智慧的普通百姓心目中，瞎掰的正是这些××专家、××长、××分子。他们不时通过媒体告诉老百姓：改革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应该咬紧牙关度过“阵痛”期；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乡下人比城里人幸福感更强；中国社会应该保护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富人；社会保障不能养懒汉；更有媒体每天向工人们唱着“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工人阶级已经被代表了，他们只能被告诫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们自己还能说什么？做什么？
“我小舅那一代人从前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一个月只有几十元。他们在那个时代被告知这叫低工资高福利，是由国家负责他的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我想这是为了平等，因为集中起来的财富办起了食堂、幼儿园、公费医疗、免费住房。这是低工资换来的，虽然不是很灵活的选择，但毕竟是不花钱的。据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资源。但接下来的事就很难解释，有人来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出现，我们必须改革，房子要卖给个人，医疗要自己交保险，幼儿园和食堂要交给专门的公司管理。一个工人，忍受了几十年的低收入，他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已经变成了他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幼儿园，这些东西本来就属于他的。凭什么要他们用嘴巴里一点点扣出来的钱去买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又有人来说，已经考虑到你们的贡献，所以一间住房只要一两万块就可以买下来，你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可是按照当年的承诺，他们本该一分钱不花的啊。但他们还是把钱掏出来了，他们相信这叫阵痛，是必须为将来的好日子付出的代价。而现在，他们期盼的好日子并没有出现，甚至连住房也要舍去了，他们要付出双倍的价钱，买回更加属于自己的工厂，买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权力”。
这样一段对经济关系的解释来自于切身体验和常识，比起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专业术语解释力一点不弱，可谓一针见血，清楚地昭示了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也足以让那些狗屁官员、经济学家、博士都去见他娘的鬼！
小舅死了，小舅的故事讲完了。国有资产暂时保住了，“市头头被抓进去好几个”，人们放起了鞭炮，调查组进了矿机厂，杜月梅也不再做“霓虹灯下的哨兵”而靠正经营生有尊严地过活而且信上了基督教。“小舅有这么光明的一个结局，我想，小舅也该瞑目了吧”。这的确是个有亮色的结局，它让人们悲愤的心得到些许安慰，然而人们还是不能不思索，文学作品的光明结局在现实中能够出现吗？失去的尊严还能寻找得回来吗？
向《那儿》的致敬。
2005/1/18 于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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