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风范”与“小家子气”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
两种不同的主妇群的形象之比较
在《红楼梦》的艺术欣赏过程中，出现了一句成语，叫做“刘姥姥进大观园”，它说的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穷苦人乍进贵族沙龙时所产生的心态。是艳羡和膜拜？是好奇和茫然？是自馁和自卑？——大概都有。当刘姥姥成了生活的主人——不再靠老爷太太们的周济施舍过活之后，“老太太”和“凤姑娘”们在穷苦人眼里开始恢复了本来面目，于是对她们的感怀也变成了清算和批判。这种认识和情感的变化，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艺术欣赏中都标志着一种天翻地覆的划时代的变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是第一次发现或者说找回了“自我”，这个意义不容抹煞——与让喜儿“傍黄世仁大款”以脱贫致富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生活和历史都是复杂的，艺术欣赏尤其如此，仅看到“穷奢极欲”和“斑斑血泪”还是不够的，当代红学的研究正在从多角度的观照 中进行着自己的开拓。这里，让我们从文化和教养的角度对《红楼梦》与《金瓶梅》中以贾母和吴月娘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主妇群的形象试进行一下比较。
魏晋间尚品藻人物，蔚为风气，什么“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啦，嵇叔夜“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啦，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啦、等等，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想望其风采。对于人物风度的审美自觉，是贵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标志，这是他们的骄傲。林黛玉出身“钟鼎之家，书香之族”“言谈举止，另是一样”，贾雨村认为“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如此”，而黛玉“抛父进京都”之后，进入气象比自己家大得多的外祖家的时候，就产生“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压抑心理了。至于她那高贵的外祖母的出场，一点未用“金玉”等字样铺陈渲染，直接的描绘不过是“鬓发如银”四个字，可不写其高贵，其高贵雍容自现，那“吃穿用度、已是不凡”的三等仆妇，那几经曲折一再换轿才得进入内室的排场，那千呼万唤才在珠围翠绕中出现的氛围，无不显示这位老封君的气度不凡。是的，贾府的主妇们，以贾母为代表包括王夫人、凤姐、李纨以及后来成了“宝二奶奶”的宝钗，他们的容止风貌，都体现了一种雍容高贵的大家风范。如果把她们与《金瓶梅》中的那位穷千户出身后来做了新兴暴发户西门大官人之嫡妻的吴月娘作一比较，后者马上露出了“小家子相”，显示出了俗陋和寒酸了。
仿“世说”之模式，让我们从“容止”、“言语”、“识鉴”、“文学”等几个方面，对二者试加比较。
“容止”，是一个人的地位、气质、性格、教养等方面的总体的直观的表现。“大家风范”或“小家子气”云云，首先就是指容止风貌而言。贾母出身于“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家，嫁至“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从重孙媳妇作起，如今也有了重孙媳妇”，这位太夫人在家族中至高无上，持家数十年，“进退可度，周旋可则，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她有足够的资格称得上大家主妇的风范了。
作为侯门主妇，贾母必须和上起皇妃、王妃下至贫苦村妇各色人等打交道，先贤云“待贵富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以此标准观之，贾母可谓难能可贵，庶几乎得之矣。贾元春是贵妃又是孙女，归省之际君臣祖孙之间，国礼家礼，君情亲情，较难处理把握，可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体，恰到好处。八十大寿，王妃诰命齐集，是应酬的大场面，她都从容应之，尊重又亲切，有礼而不拘板。刘姥姥是贾府一门不着边际的贫而且贱的穷亲戚，贾母曾为之“两宴大观园”，“三宣牙牌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容止气度的另一面。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簇拥中，“一张榻上卧着一位老婆婆”，以“欠身问好”回答她的请安，称她为“老亲家”，自称“老废物”，在整个接待过程中，既不失雍容高贵，又显得热情亲切；既高兴地让穷亲戚“见识见识”，又不浅薄地炫耀富贵；既活泼热烈，又不赞成凤姐鸳鸯们的恶作剧；既实惠地周济了穷亲戚，又不惠人以嗟来之食……应该说对这样穷亲戚的接待，贾母是做到了既“有恩”而又“有礼”的。这一切都生动地显示这一贵族老妇待人接物的“大家风范”。
相形之下那位清河首富、五品提刑的诰命吴月娘，就处处显露出“小家子气”了。竹坡之论月娘，特多恶语，往往失之偏颇；然他说：“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大礼，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称她“为一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也”。这还是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花子虚死后的第一个元宵，月娘带着西门四妾到李瓶儿所在的狮子街看灯，妆花锦绣，珠翠堆盈，临窗看灯，潘金莲“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袄袖儿，露出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蹬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以致楼下观众，分不清她们是“贵戚王孙家艳妾”还是“院中小娘儿”。──这种风范，在贾府是不可想象的。再看一次社交场合的活动。次年正月十二日，乔大户请西门庆妻妾，奉陪的是一些地方豪绅的宝眷，中间休息时，月娘看官哥与乔家新生长姐儿躺在炕上玩耍，看两个孩儿“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倒好像两口儿”，于是经双方攀比一下富贵，在众人撮合下，即时，“两个就割了襟衫”，做了亲家。事后她给丈夫回报时，西门庆以为“乔家虽有这个家事，他只是县中白衣人”，后日相处时“不雅相”。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雅相”，整个联姻过程中，那样势利浮浅粗俗，显出了十足的暴发户的“小家子气”。
再看“言语”。言为心声，是表情达意，是联系他人和社会的工具。通过一个人的语言，能看出其人的地位、气质和教养。也真是，“从喷泉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贾母的语言，无论语言的对象、场合、内容及对话的情感如何，总表现出大家的气度。42回请太医看病，贾珍陪同，婆子前导，宝玉出迎，贾母在小丫鬟及老嬷嬷的簇拥下端坐榻上，含笑问“供奉好”，一面慢慢伸出手来，一面以赞扬的方式叙谈世交，诊后笑说：“劳动了，珍哥让出去好生看茶！”那语言和风度，雍容高贵又不傲慢，热情可亲又不失身份，简直出神入化了。相形之下，吴月娘对春梅的前倨后恭，作奴才时罄身儿打发出卖，作守备夫人的小娘子时又自贬三分，言谈间时露乞怜之相，就显得小家子气十足了。比如在家庭生活中，王夫人与贾政在一起总是相敬如宾，尽管她十分疼爱儿子，但还是全力支持丈夫对儿子的管教，即使“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宝玉几乎被丈夫打死，王夫人也未怎么失态。她的劝说和数落也是承认宝玉“虽该管教”的前提，然后再以“老爷也要自重”“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相规劝，最后才提出“也要看夫妻分上”，年将五十，只此一子，动之以情。绝不像西门府上，“夫为盗贼之行，妇依违其间”，平日视而不见，而偶一劝谏，如西门庆说要管教王三官时，月娘的语言则是：“你乳老鸹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什么了？还要禁人！”刻薄轻浮，全无事夫之礼。凤姐虽然妇道有亏，表面上还要做出个温柔让夫的姿态，对贾琏也不能如此不尊重。至于和丈夫闹意见，犯了生涩，那语言更其“小家子气”了：“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儿……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顿饭，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里。”在妻妾之间，贾环故意推倒蜡烛烫伤了宝玉，王夫人痛极恨极，她叱骂赵姨娘也不过是“养出这种不知道礼的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次三番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绝不像月娘和潘金莲斗法，一个打滚撒泼，一个气急败坏，双方满口秽语，争论“你浪”我“养汉”，谁是“真实材料”云云。至于西门庆死，贲四嫂备礼上祭，月娘有意拒绝，并破口大骂：“贼狗攮的养汉淫妇。”满嘴脏话，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市井粗俗语言了。
当然，贾府也不一定都是“大家风范”，比如嘁嘁嚓嚓的赵姨娘，“着三不着两”的邢夫人，都是“小家子气”。“看三不着两”云云，说的是行事，也说的是识鉴。魏晋间品藻人物很讲究“识鉴”，它也是人物教养的组成部分。曹雪芹开卷第一回郑重其事地宣称“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这是在历史人生的很高的层次上提到这个问题。“识鉴”也即“见识”，只是更强调对人的认识品评。贾府中妇女的识鉴水平是令人钦佩的。谈到“识鉴”，论者或以为贾母糊涂，其实贾母是小事偶有糊涂，大事并不糊涂。她对赦、政、邢、王优劣的识鉴，对宝玉和贾环的品评，在孙女之中独垂青眼于探春——她的生母还是不讨人喜欢的赵姨娘呢——都很有眼力。钗黛之中，以亲情而论钗自然不能跟黛相比，而她能毅然割爱，为宝玉选择宝钗，这绝不是宝钗母女做小动作，邀买人心的结果，从封建正统观念及家族的根本利益着眼，这一重大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她欣赏和信任凤姐虽有片面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她让凤姐主持家政是个“英明决策”。荣府的女主子中，在宝钗成为“宝二奶奶”之前，管理家政这一人选 ，实在是非凤莫属。凤丫头虽然有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问题，但那毕竟是“小节无害论”，以识鉴和才干论，以其任职期间的工作效益而论，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家务总理。协理宁国府是凤姐也是的得意之笔，她对宁府弊端的分析及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的出色实践，是她的治才的初露锋芒。在荣府，她对上下各色人等的鉴赏，不愧为目光敏锐，不同凡响。探春在大观园搞改革，一心要拿她当伐子，她取欣赏和支持的态度，很有政治风度。她对平儿的信任、倚重和优容，也表现出了很不平常的识人与驭下之才。当然无论是凤姐、探春还是宝钗，都未能改变贾家衰落的命运，但她们本来就“有命无运”，那责任不能由她们本人负责。邢岫烟是邢夫人的侄女儿，生活已捉襟见肘犹受克扣，反倒凤姐能不计与邢夫人之嫌，赞赏岫烟恬静温厚，怜她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更疼她些。即使薛姨妈也欣赏岫烟的“端雅稳重”，不计她的家道贫寒，荆钗布裙，主动为薛蝌求亲，还舍不得给薛蟠呢。相形之下吴月娘的识鉴水平就显得十分逊色了。金莲与瓶儿之轩轾，明眼人一目了然，即使是亲戚如吴大妗子也洞若观火，而月娘竟然长期良莠不分，善恶颠倒，信任、亲近金莲，疏远、排斥瓶儿。孟玉楼是个难得的人才，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长于驭下，心地也较平和，识见能力比月娘高得多，可月娘始终未能引为臂膀，让其在持家中协助自己发挥作用。前来投靠的女婿陈敬济，是亲戚中唯一的男性，西门庆在世之日虽然照顾不够，但尚能充分利用，使之发挥作用，西门死后他成了家中唯一可以对外应酬及经营买卖的人物，实乃家世利害之所系，而月娘既不能作着阃内之防，又不能倚重羁縻，遂使彼逐渐离心离德，变成一种破坏性力量。玉楼生日，月娘不许款待敬济，且扬言“如臭屎一般去看他”，可见敬济之离心及日后之恶行，除其本人不成材之外，月娘亦不能辞其咎焉。月娘对奴婢亦贤愚不分，她对身边的丫头似乎只懂得信任和优容，玉萧暗受潘金莲“三章之约”成了“吃里扒外”的“家生哨儿”，她竟始终未能觉察；而秋菊之几次三番告发金莲奸情她反而不信，至使举报者受到残酷的打击报复。诸如此类都见出其识见之短浅。在文化素养、在闻见方面，“大家风范”有着“小家”妇女所不能比拟的天然优势，何况除了自觉的教养之外，还有着生活中不自觉的口传身教与熏陶濡染，相形之下吴月娘虽善而愚，因欲而昧，包括识见方面表现出来的小家器识，跟贾母、凤姐、宝钗她们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凤姐和李纨算收入帐，李氏半真半假地笑骂她：“这东西亏生在世宦大家，若生在贫寒小户人家还不知道怎样下作呢？”古代社会标榜清雅，以礼乐风化为文明，以言及钱字为耻，即使“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也必须拿学问提着，否则便认为“流入世俗”中去，小家子气了，这也是一种“大家风范”。贾府的女主人，除邢夫人、赵姨娘等个别人，多属于重礼轻财型。这种“风范”，要求消费气派要大，经济意识要淡薄，在处理物质关系上要合乎礼，要讲求体面和大方。“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贾府不是以堆金砌银而是以“座上珠玑昭日月，庭前黼黻焕烟霞”来显示自己的富贵，连三等仆妇，也气象不凡，袭人探家都摆出少奶奶的气派，李纨听说还有借车、雇车坐的，感到稀奇好笑，贾母悬赏寻玉，开口就是一万两，元春省亲，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虽然捉襟见肘“内囊尽也上来了”，然“外面架子”仍要支撑着，而且不能斤斤计较，一算计就显得“俗”，失之小气。晴雯看病给医生“马钱”，麝月不认银戥子，问宝玉，宝玉说：“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拣了一块，笑着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多些好，别少了，让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婆子提醒说，那一块至少有二两，麝月早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吧。”——这正是贾府的经济气度和经济作风。贾母、王夫人接待亲戚，无论富者如薛家，贫者如邢家、李家，都彬彬有礼，女孩子则住进大观园，待遇分例准自家女儿，并不因其贫富或送礼多寡而厚彼薄此，特别喜欢的人如宝琴也因其自身讨人喜欢，贫寒如邢岫烟又受到包括凤姐在内的特别照顾与尊重，对于打秋风的刘姥姥，贾母、凤姐也算得上“惜老怜贫”了。
至于西门府上则恰恰与此相反，在彼处少见多怪的东西在这里则习以为常。侯门世家讲究的是礼和体面，暴发户的家庭生活中则到处可以听到“分斤掰两”的斤斤计较。潘姥姥来了，金莲竟拒绝开销二分银子轿钱，惹得轿夫乱嚷。日常开销，由几位有关的如夫人轮流管理，除孟玉楼较为大度之外，李娇儿、潘金莲等都是“只许他家拿黄杆等子称人的，人问他要，只相打骨朵出来一般，随问怎么绑着鬼，也不与人家足数，好歹短几分。”这则是西门家的经济作风。“粉脂香娃割腥啖膻”，平儿洗手时丢了虾须镯，凤姐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只不过内紧外松地查访；而西门家失金，则扬铃打鼓，大动干戈，声言要买狼筋抽丫鬟。贾母倡导学小家子“凑分子”给凤姐做生日，大家以能多出为体面；玉楼和金莲倡导为月娘“老公俩”说合，每人五钱银子，因为事因瓶儿起叫瓶儿出一两，孙雪娥则勉强拿出一根三钱七分的簪子，李娇儿勉强出了一份，金莲拿回去较称，只四钱八分。月娘虽未至如此小器，然而她作为家庭银库总管，不过以敛财为乐事。她眼巴巴地盯着李瓶儿的财产，金莲通过西门庆要了一件皮袄她则耿耿于怀；亲朋来往，她也是见钱眼开，初见瓶儿，即张口要金寿字簪子。西门死后，她主持家政，更以撙节克扣为主要财政方针。明知大姐与丈夫关系紧张，把大姐送回却不给陈家寄存的箱笼，至使大姐两次被陈敬济强行撵回，以至不得不把人同箱笼一起送回才被接纳。这一过程中重物不重人，要财不要体面，正是典型的小家作风。贾家和薛家，如宝钗所说，只有买人，从来未听说卖人的，凤姐虽然常把“或打或杀或卖或配人”挂在嘴上威吓奴仆，可“打”“杀”（致死）则有，“卖”则从未见之，卖了死契的花家，也都等待着贾府开恩无偿放人呢。而月娘之待下人，如春梅和秋菊，甚至金莲这样的宠妾，都一样通过媒婆发卖，而且还讨价还价，连蔡老娘给其接墓生独子讨喜钱她都要讲个价儿。西门虽死，十万家资，虽今非昔比，诚不至困窘至此也。比起贾母之受得富贵，耐得贫贱，分明显得小家子气来。春梅游旧家池馆，月娘说：“姐姐，你几时好日子，我只到那日买礼看姐姐去。”拟贺人家生日，询之可也，何须把“买礼”挂在嘴上？足见其不脱穷千户出身的暴发富商荆妻之本色也。
在文化修养方面，月娘与贾母比起来更是一野一文，雅俗判然。贾府的妇女，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贾母、凤姐虽未大读过书，但由于生活中文化氛围的浸染，她们都有着颇足称道的文化教养。在欣赏音乐戏剧、批驳才子佳人小说、玩赏苏绣、居室布置艺术、色织工艺、服装美学、烹饪及品茗等等方面，贾母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化素养，比如布置居室，她嫌宝钗的屋子太“素静”，吩咐鸳鸯把“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那个墨烟冻石鼎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就够了”。她自诩为“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凤姐起诗能吟出为钗黛称道的好句，诗礼传家，文采风流，诚不虚也。西门庆妻妾的文化生活，似乎限于听听小曲这种单一的形式，吴月娘则连其中滋味都听不出，潘金莲虽能于此道，然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市井化了的通俗文艺，亦犹今日风靡一时的港台流行歌曲，金庸、琼瑶小说之类也。除此而外，她的审美追求，无非是讲求衣饰的华丽，以珠光宝气为美。西门家虽有楼台亭榭，但对于他们只是与“私语翡翠轩”、“大闹葡萄架”、“山洞藏春娇”等相联系，不见文采风流，唯有秽声盈耳，丑态触目耳。
“大家”“小家”云云，乃旧时之传统观念，在这里唠叨不休地比较什么吴月娘与贾母们的“大家风范”与“小家子气”，有何现实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呢？
“风范”者，乃属于人文教养方面的概念，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又具有一般的普遍性品格。侯门公府的一品太夫人，作为诗礼世族主妇，她在正统的典范意义上体现了封建文化为大家妇女制定的教养规范。这规范，产生于贵族阶级的生活实践，更来自封建文化的长期积淀。吴月娘是穷千户家庭出身的暴发户商人的妻子，她的教养是市井生活及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封建伦理观念自发影响的产物。二者所代表的教养，不能简单地加以臧否，从不同角度去进行比较，可具不同的意义。
首先必须看到，贾母的“大家风范”，既然在典范的意义上体现了封建教养的规范，因而这种伦理教养自身的落后性与虚伪性在贾母等身上必然比吴月娘等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主要表现：一、森严的等级制度，等级压迫性；二、强烈的男尊女卑观念，女性地位低下；三、对人性自然追求的压抑。比如妻妾关系和嫡庶关系，虽然贾家和西门家都实行一夫多妻制，更确切地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阃内之治，妻为主，妾处于从属地位。但西门家的妾的地位比贾府的姨娘或屋里人要高得多。她们可以与月娘同席而坐，可以姊妹相称，可以受委托管理家中的生活开支，金莲和月娘斗法，也基本上打个平手。然而赵姨娘和平儿们，从来无权和王夫人和凤姐平起平坐，有气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明争，只能暗斗，连在自己子女跟前，都未能摆脱奴才地位。探春叫生母曰“姨娘”，可李瓶儿从来没有人怀疑为官哥儿之母；赵国基则是贾环上学的跟班，无资格作舅舅。可在西门家，不光孟玉楼的兄弟，连李瓶儿前夫花子虚的兄弟都可以作为“孟二舅”、“花大舅”成为座上客。在这方面，西门家比贾府要进步、合理得多。其它方面的等级规范，也不像贾家那样森严。如春梅当着吴大妗子的面大骂申二姐，是严重失礼行为，贾母生日两个婆子不听派遣，凤姐马上派人将其捆起来交尤氏发落，以春梅之张狂，若在贾府完全可以“或打或杀或卖或配人”的，但西门庆却免于追究，月娘也可以容忍。又如玉萧当众奚落李瓶儿，和玳安乱搞被月娘撞见不仅未予惩罚反而得到成全，等等，这在大家都是不允许的。可见，在“小家”之中，封建伦理的统治要比“大家”宽松得多。
比起大家世族来，西门家的妇女往往表现得举止轻浮，但这“轻浮”正意味着对女性束缚的减少，意味着她们有比大家女性更多的自由。不光金莲可以临街观灯，口嗑瓜子，将皮吐在行人身上，玉楼也可以到门前亲自找人磨镜，而月娘可时而到大门口张望丈夫是否回来，可以元宵抛头露面地“走百病儿”，可以带着姬妾丫鬟们春日荡秋千，让女婿推送；而陈敬济可以出入府内，与众小丈母娘同席宴乐，这一切在贾府都是严格不允许的。贵族家中的女性，一颦一笑都有严格的限制。宝钗婚后，要回避贾琏——凤姐不回避贾珍，那是因为他们一块长大，算是从权；贾政、贾珍们说话，王夫人和尤氏无权驳回，即使贾母给宝玉说亲，也要正式争取贾政的同意。特别是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在贾府几乎等于零，她们不仅要绝对听从父母之命，而且还要“从一而终”，湘云和迎春是其直接牺牲品。可在西门家则相对自由得多。西门一死，他的如夫人队伍马上如鸟兽散，像孟玉楼都是自己找对象，自己相亲，带着自家的财产两次改嫁。在贾府不唯赵姨娘无此可能，连身份不明的袭人嫁人还受讥议呢。“存天理，灭人欲”，礼教规范以束缚和扼杀人的自然需要为基本特征，红楼女儿“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正是由此酿成的。《金瓶梅》写的是人欲无节制地发泄所制造的丑剧。在这里人对于“财”与“色”的欲望，撕去了斯文面具以露骨的形式得到张扬和膨胀。这里虽然仍以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为主，西门庆凭借着金钱和权力可以恣意玩弄女性，对他的妻妾甚至奸占的女性有很强的占有欲。不过与世家不同的是，他对自己如夫人的贞操方面的要求也较为宽松，不仅“既往不咎”，即对于新发生的“失误”也能够原谅。与贵族男女的“偷鸡摸狗”不同，这里的“男盗女娼”，也有着较高的透明度，少一些虚伪性。
这一些比较容易理解，它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可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也不可忽视：自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视之，以贾母为代表的“大家风范”比吴月娘的“小家子气”有着更高的伦理价值和审美意义。这倒是本文比较与探讨的主要着眼点。
人的伦理或审美的教养都是具体的，不仅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有着不同的追求，我们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给予评价。虽然在历史前进的序列中一般说来是后来居上，后来者所代表的伦理规范和审美追求也更为先进，更为合理，但社会历史现象绝不能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因为在对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教养规范，除了有互相排斥的一面，还有其相互渗透的一面。历史在不断扬弃自身的前进中，不光要否定，而且还要吸取和继承。故一种新的伦理或审美形态出现之后，在其取代旧的伦理形态或审美形态的过程中，除了其根本质优于旧形态之外，还必须吸取和借鉴旧形态的合理因素，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因而二者之间的比较显得十分复杂，用简单的是非判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应该承认这一文明是由那一历史时期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垄断的。而人际交往的伦理规范及人的文化的审美的教养正是这古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贵族阶级作为地主阶级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阶层，是地主阶级在文化方面的代表，尤其是文明教养的代表。“王谢风流远”，红楼时代，它的犹以“魏武之子孙”和“文采风流今尚存”为荣。直到近代民主革命之际，它的先驱们仍然理想“光复旧物”，期望着“复见汉官威仪”。只要你沿着历史前进的脚踪排比一下，这些“威仪”、“文采风流”、“雍容揖让”等等，每一时代都是与那些“衣冠世族”、与“诗礼世家”联系着的。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之后曾发过深深的感慨──“怪不得说礼出大家”，如果我们仅仅从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性来看那就未免显得片面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句话就有了全新的意义。是的，“礼出大家”，在探讨古代的文明教养时，我们的眼光就不能离开那“王谢风流”，不能离开“崔卢李郑”，就不能不对“贾史王薛”刮目相看了。
比起贾府的“爷们”来，暴发户西门庆颇有带着新的气息的有异与彼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审美追求，并且有着与之相称的自信与自我感觉。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面。《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西门庆十分得意地欣赏自己的儿子官哥儿时，就表现出那心境的另一面：“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门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个山东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尽管凭着实力，已经可以大摇大摆地亵渎招宣世家的阃帷，可以傲慢地成为老皇亲的典主，然而在官僚及贵族世家的威仪和风范面前，他仍感到自馁和空虚。今日腰缠万贯的新大亨们，尽管有私人轿车，有小蜜二奶，可以灯红酒绿，出入豪华酒家，但面对“七品芝麻官”的威仪，仍感若有所失，恐怕也是这种心态。
西门庆大是可儿，大家风范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是“大家”最讲究风范教养。大观园发现绣春囊引起一片惊慌，面对着凤姐的委屈和哭声，王夫人哀叹：“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小家重实惠，大家重体面。把体面看得比性命还要紧！西门家的教养是在生活实践与社会习惯的浸染下自发形成，贾府的教养则重视人为的塑造：一、浓氛围的环境薰染；二、通过读书继承传统教养；三、家长和专职教养人员的培训。贾府的哥儿和小姐都配备有“教引嬷嬷”，其任务就是负责对年幼主子进行言谈举止等礼仪方面的教育。怡红院内为宝玉祝寿，都要等查夜的管家娘子走后才能开始。一次宝玉对袭人等直呼其名，被林之孝家的“排喧”了一大气，讲大家公子的调教，委婉地劝导宝玉：“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便惹人笑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长辈。”经过袭人们的解释，说这是偶一叫之，林家的才说：“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的行事。”贾府的妇女，大都从小读过书，巧姐很小就读“列女传”和“孝经”，李纨和探春姐妹都上过学。她们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治国平天下”，而在“修身齐家”、“德容言工”，提高教养水平。与小家碧玉不同，文化生活在她们心底有着很深的积淀。宝钗见元春赐她的东西独与宝玉一样，便心里觉得“没意思起来”；黛玉听见宝玉向她倾吐心曲，会变脸生气，都是埋在意识深处的文化积淀在起作用。只要你把西门庆的独生女西门大姐儿与大观园的女儿们稍稍加以比较，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教养”了。
“大家风范”的本身也有着具有普遍品格的合理内核。
诗礼世家的一颦一笑都很讲究严格的规范，林黛玉初入贾府“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怕被人耻笑了去”的心态，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种规范除了等级观念之外，也有其合理性的内核。如贾府的行为规范中，对亲戚的尊重，对长辈的爱敬，对晚辈的慈爱，姊妹间的友爱，对娇客的优容，教育子女的从大处着眼，反对做人歪调，言谈举止尚文雅轻粗陋，庄重但不拘泥，有礼而又有权，恤老怜贫，惠人不德等等，对人类教养文明的发展，都有其可供继承和借鉴的普遍性的意义。
古代文明向来重“义”“利”之辨，“大家风范”重“礼”而轻物，新兴的暴发户取代了高门世家首先在价值观念上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以“小家子气”的斤斤计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把历史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但从社会伦理的一般进步来看，人类总不会始终以“羊狠狼贪”来表示自己的进步，它定会以更高形态的“雍容揖让”来显示自己的文明。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对它们所呼唤出来的人际关系的愤怒批判，本世纪“现代派”对物质文明“过度”的迷惘和惶惑，以及近年兴起的“新儒学”的思潮，都曲折地表现出人类对人际关系中新的文明的呼唤和向往。“大家风范”和“小家子气”，早已经被颠倒过来了，在历史的行程中，他们难道不会在更高阶段上被再次颠倒过来吗？
在审美教养方面，诗礼大家因为他们向来垄断着文化，无疑具有着更大的优势。贾宝玉所说的“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的有名话语中，在其理想的意义上也包含着他对于以宝钗、黛玉、湘云为代表的女儿的文化教养的赞美和肯定。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及审美等方面的修养，无疑包容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之中，在这些方面，吴月娘们比起贾府的女性，则只好望洋兴叹了。
一提起封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压抑人性，人没有自由和尊严的时代。这种心理定势的产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如果把它绝对化那就错了。比如说人的尊严吧，每一时代都有其一般性，也有其具体性，有它自己的内容、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尺度。以等级特权为尺度的尊严和以金钱为尺度的尊严就是这样。虽然，封建时代的礼以等级制为其特色，“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尊重和尊严的。然而“礼”讲究严格的分寸界限，而在这界限之内也严格讲究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否则就是“失礼”。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在内。其实人的地位什么时候都有着差别，风范如何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于自己能从在一定社会结构的位置出发，合乎规范和礼仪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也算是对“人”的“尊重”了。比如贾母见元春要行“国礼”，入内室元春又要向贾母行“家礼”；过年请族人，老妯娌虽穷，但要与贾母平起平坐；家庭吃饭，王夫人献茶，大家都要站起来，贾母总让孙媳妇们布让；王夫人可以骂赵姨娘，但总不为已甚，既不动手动脚，也不失言；平儿无端挨打受委屈，弄清楚后贾母和凤姐都要给她面子；虽然平时礼数不错，但无人时凤姐也拉平儿一道坐着吃饭，如此等等，这都体现出封建世家的礼数讲究在一定界限内的自我尊重和互相尊重，反对无限度的“失礼”行为。其实今日为人们所无限憧憬的如“丰田模式”等人际关系，无论其如何讲究“行为科学”和给“红包”，但老板和蓝领之间的“尊重”和“信任”，也不过如此。比起来在小家子暴发户中，西门庆“热结”时以年长的应伯爵为弟；月娘对春梅的前倨后恭；月娘当面揭金莲出身之短；以及她们动辄出脏话骂人等等，都表现“小家子”中对别人的不尊重和人格自轻。
王昆仑先生在《薛宝钗论》中曾写过下面一段话：
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还有“娶妻当如薛宝钗”之想。诚然的，宝钗是美貌，是端庄，是和平，是多才，是一般男子最感到受用的贤妻。如果你是一个富贵大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的享受；她能把这一家长幼尊卑的各色人等都处得和睦得体，不苛不纵，……如果你是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她会维持你合理的生活……她使你爱，使你敬，永远有距离地和平相处度过这一生，不合礼法的行动，不近人情的说话，或者随便和人吵嘴呕气的事，在她是绝对不会有的。寻找人间幸福的男子们大概没有不想望着薛宝钗这样一个妻子的理由。
从反封建的角度着眼，王昆老对宝钗之为人主要持批判态度的，当然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我们从伦理和教养的角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的话，上面的一段话不是有着它值得肯定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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