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亮的第一篇译作----------纪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威廉。韩丁逝世一周年
[东方明亮] 于 2005-05-13 21:53:48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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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威廉。韩丁逝世一周年，特翻译了韩丁同志1999年在纽约的一篇演讲。韩丁同志生平见附录。
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文章，原文见《On the Role of Mao Zedong》
（http://www.monthlyreview.org/0904hinton.htm）
限于水平，更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篇译文，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写，敬请大家谅解。
省略处用省略号标出，改动较大处括号内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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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和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30年代以后主要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下发生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在我的书《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1978-1989,Monthly Review Press，1990。每月评论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此有说明，可总结如下：
在上世纪30年代，毛主席就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不能是旧式的民主革命---象英国或法国式的革命---打开通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而只能是一种新型的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将通向社会主义。为什么？
（以下三段未直译，而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原文）
首先，“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对此，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先生总是不让学生学？”孙中山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美国人向中国人兜售资本主义的美妙，告诉他们：“你们中国人应该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每次中国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美国都来干涉破坏。------当然，在中国主张搞资本主义的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所以美国总是用一切财政和军事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保存封建残余和他们的买办后代。
其次，毛主席指出，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毛接着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最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是软弱的，摇摆的。 “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对财产与土地的没收威胁到所有私有财产的基础，这足以使资产阶级者动摇------尽管他们也希望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当反对国内外民族敌人的领导任务。因此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早诞生，工人阶级数量远大于资产阶级，经验也更丰富，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也代表所有被压迫者。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广泛发动千万工人农民，他们不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更要没收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和官僚盟友的全部财产，这种革命的首要目标显然不能是资本主义的。毛设想的国家形式，是一种主要立足于公共和集体所有制而以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次要补充的混合经济。这就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和由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转变，即土地改革和把四大家族资产收归国有，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1949年的伟大胜利使这种设想成为现实。这个胜利解决了中国人民与三座大山的矛盾，而使得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就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还有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比如新解放区的土改）尚待完成。因此，政治斗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下面一段措辞改动较大）
毛主席也无法取消这种政治斗争。这是由阶级以及现存经济及其发展阶段的存在决定的，尤其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斗争根植于中国社会，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面对这些冲突，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两个流派，一边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边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同在共产党的旗号下，确实同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倒并不是说每一边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存在着大量不同程度的混合与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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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统一了，但在思想上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补课派）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走资派力量得到了持续的经常的加强，这种加强主要来源于曾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干部的腐化堕落，他们被资产阶级的银弹所击中------当他们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时候，资产阶阶级的银弹成为他们的额外补贴和特权，资产阶级或单个资本家向当权者提供种种个人好处。接连不断的整风运动虽然限制了银弹攻势的效果，但是并不能根除之，整风运动同样不能阻挡新加入的党员接触银弹的机会，新成员所加入的这个党，突然获得了执政地位，并且这个党所支配的财富如此之巨大，远为最广大劳动群众平生所未见过。
毛主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为了工人和农民的长远利益，不得不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和逐步消灭剥削而斗争。只有毛主席真正关心着普通人民并且为此而奋斗的事实，通过当前煎熬着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三农问题而得到了证明。。。。。。。
作为鲜明的对比，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他们自己未来的位置，为了把中国置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范围，也必须努力至少要延长混合经济的阶段，而该阶段私有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将导致资本主义。。。。。。。
难道毛主席应该为这种斗争的发生负责么？对这种政策的分歧负责么？显然不能！这种斗争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走社派和走资派任何一方的主动权都会被对方挑战或击败或至少形成僵局。斗争是大范围的，长期的和激烈的。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双方最大的摩擦则导致某种政策的破产。任何一方的任何一种政策，都不会没有竞争。
从资产阶级方面，斗争的残酷性在于以下无情的事实：从长远看，正如在旧中国，农民立开地主照样活，而地主却不能离开劳动的农民；在革命中国，工人农民离开资产阶级照样活，而资产阶级却不能离开工人的劳动和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我说的不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能够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培养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同样，资产阶级也可以收买知识分子为资本主义卖命。
因此，把发生这种斗争归咎于毛主席，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不现实的、脱离历史的。毛所做的是他代表的社会基础要求他做的，而另一派做的同样是它所代表的社会基础所要求的。十多年的冲突在文化大革命到了尽头，毛开始赢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很不幸，毛无法巩固这种胜利，对手的反击十分强大，因为这种反击得到了一切旧风俗、旧习惯、旧信念的巨大势力、巨大惯性和韧性的支持，得到了阻挠任何变化的迷信的支持，更不用说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去取代资本主义的如此巨大的变化了。在政治层面毛主席占优势 ，他可以面向并直接发动千万工人农民。但是在组织层面，毛的对手占上风，因为他们利用在1949年就开始拥有的网络，控制了全国的党的组织，并且有权任命、调动、提升和教育全国的中层干部。（下面一段文字有修改）他们的教育工作的中心倡导所谓个人修养，鼓吹做什么“驯服工具”，如果沿着他们的导向，就鼓励一个党员与其去为人民服务，不如去做上级的驯服工具，而更能够在党内取得高一级的职位。这种庸俗的溜须拍马的宠臣一类的人物，他们的职务升迁取决于毛的对立面，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突击力量，而他们的行为模式有着固定的式样。每一次，当毛主席提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的第一种策略总是拖后腿或捣乱。。。。。。。。他们的第二种策略则是，每当一个运动达到了高潮，拖后腿的办法已经无效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尽可能积极地走极端 ----- 这种走极端的破坏性，决不比拖后腿更差。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他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这个模式。这在土改中就有表现（参见拙作《翻身》）。这种模式在1958年的反右中以复仇的形式发作。在50年代末期令人震惊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提出全中国知识界的右派大概有4000人左右，而具体负责处理右派分子的他们则把目标扩大到500000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同样的左右摇摆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再次发作。。。。。。。在资产阶级进攻失败后的大跃进时期，同样的摇摆也发生过。他们的反应是，极端鼓吹“共产风”，这是一股巨人症似的偏颇作风。如果一个乡镇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是好的，那么把全县作为一个单位就更好。这包括瞎指挥的作风，如果翻地一尺是好的，那么挖地三尺就更好。还包括浮夸风，如果你达到亩产千斤，他们就要达到亩产万斤。
1958年浮夸风带来的幻觉达到高峰，伴随着5风齐刮，加上随后的天灾，在1959，1960，1961年出现了粮食短缺，导致饥饿甚至饥荒。。。。。。。。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的想法，来源于极其成功的战时工业合作运动。经过适当的简化和再组织，中国成功地复苏了这种运动的原貌，对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的背景，jack gray的书《造反与革命：中国1800-198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有很好的介绍。在文化革命中间，摇摆症再次发作。在毛主席号召自下而上夺权之后，每个人，尤其是资本主义追随者，形成了争夺权利的派系。无原则的经常是暴力的混战发生了，无论是毛还是对手都无法控制。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掀起巨大风暴之后，未能达到它的目标而衰落。------尽管如此，文化革命整体上仍然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文化革命既非密谋，更非清洗，而是广泛发动群众，使得群众能够了解、选拔、监督他们的干部，并能够组成新型的委员会行使对基层和更高层的管理职能。
毛的观点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党内表现出来，除非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失败。他认为必须自下而上发动普通群众夺权，这样才能建立新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体，民主选举出来的权利机关是历史性突破，这在《炮打司令部》中提出了。我认为，这些构成了毛泽东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贡献，指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进道路。假如毛取得了成功，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将拥有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在人民中享有盛誉。经济增长可能赶不上现在的速度，但这种进步将坚实得多，也有用得多，并且这将给目前处于贫困与被剥削的深渊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一个发展的典范。毛最令人钦佩的预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洞察和引导文化大革命把火力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今天，在 “改革”进行了20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以及这种道路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显然，毛主席的判断仍然成立。毛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判断是，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在世界已经被强大的具有全球扩张能力的帝国主义强权和跨国公司所统治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采取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将被重新殖民化。今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将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只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补充，将受大跨国公司的支配，只能廉价出卖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因为规则是跨国公司制定的。
（下面部分有删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买办，已经准备随时拍卖中国最宝贵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了。为了眼前利益，某些当权者愿意尽一切力量，牺牲一切原则，吸引一切投资者，出让巨大的国内市场，出卖所有资源，包括最宝贵的土地长期使用权。。。。。。最近（1999年）在北京附近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房地产热，北方最肥沃的耕地被用来给富人修建豪宅。这些在建的房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别墅，价值45万至150万美圆。就我所知，买主中没有人（或极少人）打算自己去住。而来自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投机商则趁机囤积购入，指望着在总崩溃来到之前再捞一票。，
未来，中国经济能够从目前的转型期，发展成为独立自主和对中国人民负责的经济，还是屈服于国际市场的压力，丧失一个又一个的主动权，最终重新处于新殖民地地位，在中国所不能控制的金融风暴中动荡不已？我认为后一种可能对中国是严重的危险，对中国未来负有责任的领导者理应直面这种危险。很不幸，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当政者对此危险严肃对待。腐败直达政府高层，每个人都忙于迅速致富（暴富），而无暇考虑长远后果。因此，我认为，毛泽东的断言，即“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强权所统治的世界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绝对走不通”，在今天，如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毛主席首次提出这个断言的时候一样仍然是真理。毛泽东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毕生奋斗，这种奋斗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所理解和赞同。我的主要观点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贯穿于解放后的现代中国历史，因此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派别都不可能不受约束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所有悲剧与伤害都来源于国内新兴阶级之间的摩擦，他们必然争夺对社会的发言权，而首先是在党内的发言权。这一看法，也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附录：
中国人民长期的老朋友韩丁(Willianm H. Hinton)于2004年5月15日在美国麻省去世， 终年85岁。韩丁的一生与中国人民， 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也是著名的中国的国际友人。在他去世后， 他的家人决定捐款给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设立韩丁中国农村教育基金，用来资助农村的贫困学童上学以及中国农村教育的其它项目， 完成韩定先生的遗愿。
威廉·韩丁（1919-2004）
《韩丁生平记要》：约翰·梅志（《每月评论社》）
中文翻译：旧文1
威廉·H·韩丁于2004年05月15日星期六清晨逝世。他于1919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17岁时（1936年）他以自食其力的方式得以完成远东之行。因为缺钱，他便以洗盘子为生，后来在日本一家英文报纸担任了六个月的记者工作。他的行程继续推进到在日本人占领下的朝鲜和华北，经过苏联到达波兰和德国，最后当了一名美国货船的普通船员，终于得以自费返回美国。
比尔·韩丁（比尔是威廉的昵称）曾于1942年读过埃得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中国》），并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据比尔自己说，这本书把转变了他的世界观—从一个和平论者改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45年他作为美国战事新闻局的职员又重新回到中国。他躬逢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和平谈判，曾和周恩来很熟悉，也与毛泽东见过三次面。从会见中，他可以看到并且感觉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
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要赠送中国拖拉机，在多位随行机务教员里面，比尔·韩丁是其中之一。在国民党控制下，韩丁被指派到某一个地区，他因当地盛行贪污而感到愤慨不已，于是就志愿转进到河北省南部的一个解放区去。解放区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可那里的诚实和热情正是比尔梦寐以求的。他为解放区引进机械化农业方面做出了贡献。
到了救济总署结束，美籍技师被遣返回美的时候，比尔·韩丁要求留在中国。他在一个离长治市不远、地处山西省东南的解放区北方大学，担任一名英语教师。1948年他要求参加设在长治市郊、由大学提供职员的张庄（直译：长弓村）土地改革工作组。韩丁化了六个月时间，白天在田里干活，并日夜参加土改会议。他很仔细地做过笔记，记述土改过程，并与张庄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朝鲜战争于1953年结束之后，韩丁回到美国。他的笔记被美国海关扣押了不说，竟然移交给那个臭名昭著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即“伊斯特兰委员会”）。美国联邦调查局置韩丁于不断骚扰之中。他的护照被没收，而且被禁止担任任何教职。刚开始还允许他做货车维护员，到后来干脆上了黑名单，被拒绝了所有就业要求。后来他在他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土地上从事农业，并以农业为生长达15年之久。在整个期间中间，韩丁连续不断地大胆陈述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而且进行了长时间的（终于成功的）法庭战斗，重新取回被伊斯特兰委员会拿走的笔记和文件。
等到取回笔记和文件，既是张庄的观察员又是参与者的韩丁就着手写张庄土改实况的报告。这本名叫《翻身》的书于1966年出版。就在许多美国的大出版商拒绝出版之后，它由每月评论社出版了。《翻身》出版，一鸣惊人。几十万本行销一空，并且翻译成十种语言面世。话剧作家大卫·海尔改编为剧本，首先在伦敦演出，然后遍及全世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翻身》被翻成中文，他于1971年邀请韩丁再一次访问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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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以及寒春的哥哥韩丁，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精神的具体实践者。
寒春早年在美国是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学工，曾参与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是，她不走白专道路，在哥哥韩丁和男朋友阳早影响下，毅然投奔中国解放区，参加了中国革命。1950年代初，她和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寒春做了发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残害日本老百姓的罪行。
寒春的丈夫阳早在1949年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人员来到上海，负责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由于思想进步，他通过关系去了延安。原想在延安考察一个阶段，后来思想发生进一步飞跃，干脆留在延安参加中国革命。
解放以后，阳早和寒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阳早同志因肺部感染，多脏器功能衰竭医治无效，于2003年12月25日16时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5岁。胡锦涛同志在外专局报告上批示，对阳早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寒春同志及其子女表示慰问。致电对阳早逝世表示哀悼和对寒春表示慰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朱镕基、钱其琛、曾庆红、薄一波、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按照阳早同志生前遗嘱，丧事从简，不搞任何纪念仪式，遗体脏器捐献给协和医院供医学研究。阳早同志的遗体已于2004年元月5日在八宝山火化，骨灰将在今春择日埋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地里，上面植一棵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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